媒介融合背景下电影学术期刊的发展转型
刘平
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每天都在充分享受着新媒体带来的快捷与便利。从微信联络到手机淘宝购物，从智能导航到智慧物流，数字智能科技正渗透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电影学术领域而言，如果仍然因循传统的出版和传播方式，显然其创新与发展的步伐要严重滞后，但对速度的推崇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需一味求新，忘记信息传输技术的艰难复杂的变革之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丢弃看似应当被时代淘汰的传统媒介。與之相反，新媒介对旧媒介的功能属性的过度超越，使我们不得不放慢脚步，理性思考：在新旧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如何使电影学术更具传播力和影响力，如何实现电影学术期刊的新发展与新开拓。
一、建立专属的微信公众平号
谈及新旧媒体的融合，首先要明晰“新媒介”的所指，但作为一个相对特别的术语，目前业界和学界关于“新媒介”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将新媒体定义为网络媒体。美国的新媒介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认为，新媒介将不再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的媒体，而不过是一种与传统媒体形式相关的一组数字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应的媒体形式展现出来[1]。百度百科则解释为：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媒体的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数字电视等。客观考究的学术语言远没有日常体验令人印象深刻，正如微信APP的广告语：“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所言，人们对新媒介的最佳体验势必首推微信的社交功能与其传播资讯的功能。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也曾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成为人的一个电子器官的延伸，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不仅是人和人之间连接，我们也看到未来人和设备、设备和设备之间，甚至人和服务之间都有可能产生连接，微信公众号就是人和服务的一个尝试”[2]。微信公众号对大众而言并不陌生。如今，每个微信用户都会关注几个甚至几十个微信公众号，它早已成为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进行发布信息、输出观点和在线互动的重要平台。充分认识到微信公众号的显著优势，并且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成为电影学术期刊拓宽发展空间的必经之路。微信公众号的优势是在同纸质媒介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的。纸质媒介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互联网盛行之前，它是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通过纸张作为传播载体，文字、图画等文本形式的内容被储存、被传播，使接受者通过阅读获取有效的信息。但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往标注给纸质媒介的特点，如传播面广、保存时间长、新闻性突出等，逐渐成为新媒介的基本特点。除这些基本特点外，微信公众号广受青睐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具有强大的功能整合性。相比以往的报纸仅供阅读，广播仅供收听，微信公众号中发布的信息则通常是对文字、声音、影像和数据等进行数字化处理后的结果，其显现了对新旧媒介功能的整合。麦克卢汉为此更是提出了“混合能量”的概念，即“媒介的交叉或混合，如同分裂或熔合一样，能释放出新的巨大能量”[3]。微信公众号的管理员将具有创新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文章通过电影期刊的公众号推送出来，一方面避免了纸质版期刊的版面限制等缺点，管理员可以添加更多的备注性文字，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章内容;另一方面，依托于微信公众平台日益成熟的编辑模式，编者可以在文章中插入图片、音乐及视频。形象可感的动态图片、优美动听的乐曲以及精彩的影片片段的插入，有效避免了读者在阅读推送文章时的枯燥与乏味，加速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同时，对一些受众有限的影片，更是成为一种可行性较高的宣传方式。此外，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优势，使得众多电影学术期刊的读者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以《电影艺术》的公众号“电影艺术杂志”为例，在2019年的前两个月，该公众号共推送消息17条，其中，7条是关于2019年第一期《电影艺术》重点栏目内容的推介，如2019年1月24日推送的《2019年第一期访谈录推介》，2019年1月31日推送的《2019年第一期“电影批评”栏目推介》，以及2019年2月26日推送的《2019年第一期“理论研究”栏目推介》等等，在推介内容中，不仅有同期期刊的封面图像，还会附上与推介文章主题相关的图像资料;不仅有推介文章的摘要与关键词内容，还附上对应的纸质期刊的页码，方便读者进行查找与阅读。“电影艺术杂志”公众号在第一时间将当月期刊的目录、重点推介内容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出来，一方面使得具有创新性的文章能够较早地被大众学习与解读，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期刊的读者群，使较为偏远、难以提供订阅纸质期刊服务的地区的读者也能够有机会获取更多国内外电影的最新资讯与相关理论观点，实现了更广泛程度的宣传。又如《电影评介》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及时更新每期目录、优秀文章和相关学术论坛，在2019年3月1-3日，由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承办、电影评介杂志社与国际比较文明学会中国分会等多家单位共同主办的“文明互鉴别与文化自信”跨文化传播研讨会这一资讯，《电影评介》在微信公众号及时报道，对电影界学术资讯的传播起到了引导作用。
二、保持独立的期刊风格
就通过阅读获取咨询而言，新媒体的便携性的确促进了读者随时随地进行阅读，更新了人们的学习模式。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阅读方式带给人们的信息量又是有限的。手机的可移动性在便捷大众阅读的同时，也加速了“碎片化”阅读时代的到来。人们通过上下班路上、用餐时间甚至睡前的短暂时间进行阅读，实现的多是大量的信息浏览，不仅不能保持阅读的专注力，而且容易形成一种被动接受资讯的思维方式。而纸质媒介的阅读通常有着一定的要求，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完成书籍、报纸或杂志的阅读，不仅能够享受深度阅读带来的内心平静，而且锻炼了理性思维的运转，更利于加强人们对文字内容的记忆。由此，新媒体虽然对传统纸媒构成强烈冲击，但并不意味着纸媒将被时代淘汰。如何在新形势下，更新并保持独具特色的期刊风格，并借此提升期刊的宣传力与影响力，正是电影学术期刊亟需解决的问题。
以2018年6期的《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为例，该刊在栏目设置、评判标准等方面都较为全面、严格，对其他电影学术期刊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的常设栏目包括“热点评论”“创作札记”“学术论坛”“中外影史”“教学研究”以及“中国电影学派”等，诸多栏目将古今中外的电影评论都囊括其中。如第4期的“中国电影学派”栏目，讨论了中国戏曲美学与戏曲角色影像化的问题。第1期的“热点评论”栏目，共推出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分别对热映的影片《芳华》与《至爱梵高·星空之谜》进行了分析。在第6期的“中外影史”栏目中，则有文章涉及新加坡、朝鲜、以色列等国家的电影史料内容。正是依托于这些栏目的全面性，使得《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牢牢将“电影学术”作为首要标签，力求在每一期都使不同的读者群阅读到极具学理性、创新性的文章，而不是以市场导向为标杆，一味地迎合某一类人群。此外，在2018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还特别推出了“改革开放40年”栏目，为读者深入了解相关类型影片的发展历程、转型重构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托于新媒体的兴起与繁荣，文艺评论的形态逐渐表现出全民性、互动性的特征，但对于学术评论来说，全民参与有时并不能与国民专业知识水平的提升划等号。电影学术期刊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面临专业极端化而导致的学术研究与大众视野的分离，另一方面又要深入技术领域，试图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数字电影技术的生成与运作。在2018年出版的6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许多文章从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女性主义等领域展开对影片的解读，成为极具代表性的电影学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但理论的艰涩与文章的冗长并不能被大众所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影片的推介。与此同时，第1期的《银翼杀手2049》幕后制作解析，以及第4期的《电影中的CG毛发技术进步史》《勇士之王电影摄影分析》等文章的刊载，则使得读者在重温经典影片的同时，了解到更多与技术相关的知识，表现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结合评论语境对刊载文章进行的严格筛选工作。
知名媒体人何承伟曾指出：“在信息的及时通达方面，纸媒完败于网络新兴媒体，但在专业的深度剖析、解读方面，纸媒‘完整的逻辑、高质量的专业操作和特制的文本依然是强悍的核心竞争力。”[4]何承伟的判断为电影学术期刊的纸媒发展带来了鼓励，但保持独立的期刊风格，除精选期刊栏目与刊载文章外，需要努力的方面还有很多。综合2018年度《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的出版内容，关于中外同类影片的对比文章较少。众所周知，无论从电影摄制技术，还是电影产业链的发展，好莱坞影片已经趋于成熟，将中国影片与好莱坞影片进行对比分析，无疑给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此外，电影学术期刊还应时刻关注网络电影评论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切忌理论堆砌造成无法引起读者共鸣的僵局，另一方面要自觉肩负起对网络电影评论乱象的监督与遏制，及时更正偏颇、错误观点，提供真实可信的评论信息，注重表达方式多元化的同时，竭力为大众营造良好的电影批评的生态环境。
三、优化团队的职业素养
电影学术期刊是电影制作团队与电影评论者沟通的重要渠道，是读者与专业电影人之间有效互动的重要媒介，也是让非专业人士更好地了解电影、认知电影的重要途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大众的价值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形态，其审美效用与教育功能逐渐被娱乐功能所取代。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追逐，使得票房数字越来越显著地成为衡量一部电影的依据;人们对高效率、快节奏的推崇，使得很少有人选择放慢脚步去欣赏一部文艺片的光影技术，很少有人去探寻一部烧脑影片中所暗含的逻辑关系，而是在影院里伴着搞笑的画面、轻松的乐曲，用开怀大笑消解积累已久的疲惫与焦虑。电影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样，电影评论也要适时做出调整，而不是固守传统评论体系，让电影学术与大众间隙越拉越大。
现代诗坛名家W.H.奥登对批评家的责任有着深刻的认知，如向读者介绍尚未注意到的作家或作品，向读者指出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阐明艺术的“创造”过程以及阐明艺术与生活、科学、经济、伦理、宗教等的关系。奥登的这种认知对电影评论者、电影期刊的编辑人员同样是一种很好的建议。电影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面对复杂多变的电影现象，应当沉着冷静，不能因市场导向的偏差，而忽略对优秀电影的推介;不能因大众对电影评论的质疑与批判，就茫然失措、避而不谈。当下是新旧媒介融合的时代，同样也是新旧价值观念交替的特殊时期。电影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者一定要拥有对待学术的敬畏心与对工作的责任心。只有时刻心系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时刻心系刊物的品质与读者的期待，才能只看质量不问来源，只讲原则不徇私情，才能甄选出富有学理性与创新性的文章，更好地推动电影学术的发展。新媒介时代对编辑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同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加工能力是编辑工作人员的基本功，从擅长文字加工到精于观点提炼再到善于总结思想，都体现出编辑工作人员扎实的专业技能。但面对新媒介的日渐普及，编辑工作人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培养互联网思维，更好地利用新媒介加强对刊物的宣传。具体来说，首先，编辑工作人员需要充分把握新媒介的互动性，加强与读者的交流。所谓“互动性”，是指运用新媒介，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能够进行及时或实时的交流。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信息的交流具有双向性，且参与的个体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都拥有控制权[5]。作为新媒介的本质特点，这种互动性，一方面便于期刊的工作人员及时解答读者的疑问，为读者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工作人员可以加强对非专业读者的学术指导，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对电影理论、电影发展趋势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以《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三个期刊的微信公众号为例。自2019年2月5日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以来，在举国热议其对于中国科幻电影史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在三个权威电影期刊的公众号中，只有《电影艺术杂志》公众号推送了一篇名为《：蕴含家园和希望的“创世神话”——郭帆访谈》（2019年2月11日）的文章。这种对于热映影片的即时讨论的缺失，未能及时与观众达成良好的互动性，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部分工作人员未能有效地将实际电影信息与期刊发展结合起来，未能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宣传功效：在发布对热映电影的评论观点的同时，未能收获广大观影人的认知与理解，而是单纯注重纸质刊物的选稿与出版，停留在以往的单项信息输入路径模式。此外，三个期刊的公众号均未在首页设立与订阅者的互动菜单栏，有的更是以发布订阅期刊的信息为主，而忽略了对重要资讯、精彩文章的推介。应当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善。其次，编辑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良好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能力。在传统媒介条件下，期刊文章在读者中的反响如何，很大程度上通過推测或读者的有限的反馈来判定。新媒介的出现则使得数据分析成为这种过于主观化判定的替代品。当纸媒中的信息借助网站、微博、微信等在第一时间发布出来，相关管理人员可以通过阅读点击情况以及互动中的留言评论等，有效地观察该信息的受众情况，进而为之后进一步的工作提供方向和参考。编辑工作人员只有熟练掌握广泛获取、分析及整理信息的技术手段，才能迅速、准确地在繁杂的信息传播网中提取信息，并进行整理、鉴别、分析，为电影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更具导向性的信息，更好地考察不同时期内中国电影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编辑工作人员职业素养的优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在新旧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坚守传统的优良职业素养，不断用创新的思维、钻研的精神武装自己，必将促进电影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
结语
罗杰·费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中曾指出：“一切形式的传播都是紧紧交织于人类传播系统的结构之中，而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彼此独立存在。每当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和发展的时候，它就会长年累月地和程度不同地影响一切其他现存形式的发展。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而不是相继进化和取代”[6]。费德勒的精准分析促进了我们对新旧媒介融合时代的认识与接受，也只有充分认识时代特征，认识新旧媒介各自的特征与优势，才能为电影学术期刊的发展转型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才能使其更具发展的生命力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