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学》中儒家思想的内涵

    张美宏

    【摘 要】《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南宋被列入四书以后,影响更为巨大。本文从《大学》的思想结构出发,比较分析了各家之說,发现《大学》的基本思想“三纲领”与“八条目”并不是分开来谈的,二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八条目”是对“三纲领”的补充和发挥,并不是高于“三纲领”而独立存在的,“三纲领”也并不是脱离“八条目”而存在的,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归宿。《大学》所体现的积极入世、注重个人修养、家庭道德与社会政治理想统一的儒家思想,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联系在一起,两种价值取向相互磨合、调整,构成了儒家精神内核,对中国教育、社会发展等发挥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4-0220-02

    《大学》一文仅有两千多字,相传为曾子所著,其思想之高深,生命力之长久,充分展示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大学》首章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一直是俗称的“孔孟之道”,孔子和孟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其理论出发点及最终目标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大学》出自《礼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北宋以前并没有单行本。直到北宋理学家程颢《大学定本》一书的出现,《大学》才逐渐被人们发现,地位也不断上升。之后,南宋朱熹继承与综合了二程对《大学》的阐释撰写了《大学章句》,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并把其推到四书之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宋明以来,学者们热衷于对《大学》思想地位的研究,阐释“成圣之道”的见解、注释蔚为大观,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学》为学者们提供了自我阐释、正名的纲领性义理和依据。

    首先来看《大学》之“三纲领”。《大学》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个主要思想在学术上通常被称作“三纲领”。“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即相对应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领”与“八条目”密切联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从《大学》全文来看,其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明德有“明智行为”的意思,但是光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宋明理学家朱熹、王阳明则理解为“性”、“心”。可见,“明明德”就是修身的意思。修身是内在的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业。儒家思想讲究内圣外王,通过道德修养而去建功立业,即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了修身的重要性。荀子虽然也讲修身,但他所谓的修身主要是通过实践外在的礼仪来完成,是“立外王而成就内圣”。《大学》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的自觉活动。《大学》的“心”似乎具有道德心与认知心的双重内涵,后世只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传承《大学》思想的核心,其实是对《大学》的一种“取舍”。但《大学》确实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也进行了阐述,这已经是对儒学的一种发展。在内在的修身基础之上,外在建功立业、经世治国的经验和方法便顺理成章了。其他部分的主张都是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阐释,或者是为其提供理论支持。儒家思想认为,人高尚的品格,在于赋予人新的生命,在于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就是《大学》的开篇鸿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与“止于至善”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在“明明德”时便应以“止于至善”为最高境界,而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努力方向,也才能真正的“明明德”,显然这是修身的最终结果。个人与群体便在“明明德”上真正得到统一。

    其次,“三纲领”之后,便是与其对应的“八条目”,即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主体部分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则是对修身的补充、说明。格物致知,关于“格”字,解释甚多,不胜枚举。郑玄在《礼记正义》中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格物”就是追根溯源穷尽根本,探究事物发展的方法论。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王阳明通过“苦思冥想”来思考世界万物,从心体悟世界的真相。虽然《大学》一文对“格物”一词缺乏明确交代,但从其在文中结构可以看出其真正含义。刘宗周极力赞成朱熹关于“格物”的理解,他认为将“格物”解释为“至”比较符合《大学》的本意,也就是要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层层递进的方法论来发掘事物本质,探究本源,从而达到融会贯通。从《大学》的整体行文结构来看,“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对“止于至善”“明明德”的实践。显然,“明明德”到“止于至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止于至善”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格物”之后就是“致知”。《大学》的“致知”与“正名”统一起来理解更符合《大学》的真正含义。孔子的道德观念与人格理想是通过“正名”来实现的,而“正名”的目的是将人改造成为知礼仪,辨别善恶,治理纲常纪律,使天下能够有序化的人,能够纠正等级混乱、伦理失常,整合社会,沟通上下。对君主来说,就要做到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对百姓来说,就要做到安分守己、敬畏上级;对士大夫来说,就要对上匡正君主、对下教化百姓。比如《八佾》第三云:“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家之堂?”《雍》是《诗经·周颂》中的一篇,是周天子完成祭祀宗庙仪式之后撤去祭品时演唱的诗篇。三家就是指鲁国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他们三家身为大夫,竟然用天子之礼祭祖,名不正,言不顺,违背周礼,不分尊卑。于是孔子便质问:《雍》怎么能用在三家之堂上歌之唱之呢?不如安分守己,本本分分,克己复礼。可见,孔子之“正名”在于力图纠正等级观念混乱的现象。从《大学》来看,“正名”对应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主要是从孔子之礼出发的,礼则是《大学》“致知”的目标和对象,“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把“正名”看作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措手足的条件和基础,与《大学》由格物而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孔子所说的“正名”主要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等级名分,主要是从宗法、人伦角度而言的,而《大学》所讲的“正名”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角度而言,也就是从实践的现实角度来讲的,和孔子所说的“正名”有所区别,但是二者关于“正名”“格物”的说法在精神层面上又是一致的。

    朱熹认为“极吾之知识”,王阳明认为“致吾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處于明末清初学风大变革特殊时期的刘宗周提倡实学,既有王阳明心学影响,又有朱子理学成分。他认为,读书之法并不是一味的空想,而是要下苦功读书的,这样才能学得圣人之道。而且他极力反对功利性的读书,认为通过读书取得功名利禄是不利于学习的,是违背读书真谛的。刘宗周不赞成王阳明关于“良知”的阐释,他认为,“良知”并不是王阳明所说的天天静坐思考就能得到“良知”,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勤奋去获取知识、掌握知识,这一点强调了从外界获取知识的重要性。《大学》之治国齐家平天下,则是从家庭道德上升到社会理想以及政治治理中,也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学观念。家庭仁义道德的培养与治理国家的人才培养联系在一起,“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这就与“三纲领”紧密联系起来了,可见儒家思想以道德观念的建构为主要内涵,其次才是对政治理想的构建。“三纲领”是伦理标准的前提条件,“格物”“致知”则是方法手段,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终极归宿。

    综上所述,《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儒学史上的地位是突出的。《大学》的核心部分着重阐述了培养良好道德素质和提高个人修养,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具体的手段方法,最终达到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目的。《大学》的基本思想“三纲领”与“八条目”并不是分开来谈的,二者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八条目”是对“三纲领”的补充进而发挥,并不是高于“三纲领”而独立存在的,“三纲领”也并不是脱离“八条目”而存在的,二者有着密切联系,最终以儒家思想为归宿。《礼记》中《大学》的思想内涵对后代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汉代儒家思想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对朱熹理学、王阳明心学、刘宗周实学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宋代以后几乎很多学者和读书人皆直接或间接受到《大学》思想的影响。从《大学》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来看,《大学》集中了儒家思想的精髓,继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以自己的人格修养作为最高准则,要以“仁义”来约束个人行为,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但是,孔子用“礼”之共性来严格规范个人的言行举止,对人的创造力发挥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孔子政治思想有着明显的保守成分。但是他又以“人”作为核心重新建构“礼”,他提出“为政在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思想,在孟子时期逐步发展为“民本”观念,可以说为中国古代民主进步思想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4.

    [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