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价值表征与受众共识达成
李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主流价值形态观念，具有引领社会道德思潮、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是主流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当前网络信息社会中利用新媒介传播途径落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艺术形式。“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本文以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向社会公开推荐展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作品集为分析样本，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和个体三重意义层面，对这一新型主流影像艺术形式叙事策略的主题表征、内在逻辑以及话语结构等问题进行考察，以期讨论主流电影在新媒介传播技术语境下反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诉求、宣传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规范、凝聚社会共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道德感染力与价值感召力的内在机制。“一个国家的电影总比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更直接地反映那个国家的精神风貌。”[2]
一、意识形态指向：凸显国家利益的叙事主题表征
国家利益是主流电影艺术形式的基本表达主题之一，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传统国家利益的电影叙事手法往往采用宏大视野范式，以讴歌和赞美国家利益所蕴含的崇高性为目的，通过“高、大、全”的艺术表征形式实现叙事结构的布局谋篇，并进行叙事伦理的内容编码。与传统主流电影侧重于宏大视野的叙事框架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不再追求对“价值母题”的完整呈现与还原，而是探寻国家利益实现与个体利益满足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局部性、细节化和小角度的叙事方式从微观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識形态内涵进行解读和演绎。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利益层面的诉求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所呈现的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因此，影片在叙事主题阐释中多采取“小、巧、精”的表征形式，注重故事情节呈现的秩序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内涵解读置于特定时空场域和主体意识之中，通过个体价值实践在国家利益语境中的现实境遇来反衬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引领地位和作用，从而实现对于受众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可见，这种叙事主题表征理念暗自契合了黑格尔关于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观点，即需要将意识形态的宏大主题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化行动，方能获得主体有效的理解和接纳。“英雄的思想只是一个思想，英雄的行为才是真实的普遍的东西;同样情形，效果和方法才是伟大的普遍的东西。”[3]
影片《王鹏脱贫记》聚焦于浙江省丽水市精准扶贫的工作成效，展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富强、民主”作为国家利益的根本诉求，从个体脱贫致富与国家富强民主的辩证关系层面阐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影片聚焦于中国重要的基本国策问题，从浙江省丽水市扶贫工作对象王鹏的脱贫致富典型案例入手，集中展示了党和政府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主，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最终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国民幸福生活而做出的“脱真贫、真脱贫”的显著工作成效。影片叙事以王鹏接受再就业培训的心态和情绪变化为主线，深刻揭示出中国精准扶贫工作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成效性，表现出精准扶贫政策的价值本质在于促进国民富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民主。影片充分展示了党和政府对于贫困人口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系统体现了在精准扶贫政策帮扶下个体通过自主奋斗而实现富裕生活的过程，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将国家利益实现转化为具体个体利益满足的微观叙事策略表明，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价值意义的丰富内涵，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富强、民主的观念内化为主体行动指南，从而暗示出对于“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精神的推崇与肯定。同时也证明，只有真正实现人民生活富裕，才能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从根本上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性认同。
影片《朝阳门，我的家》讲述了北京普通民众生活环境的变化，通过微型社会生活空间中呈现出的价值观念形态的变迁、调整与传承，集中体现出中国社会对于“文明、和谐”价值理念的追求。影片将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作为主流价值观念的重要现实表征，通过对北京“朝阳门胡同”这一特定空间场域历史变迁的描绘，将体现“和谐友爱”的邻里关系置放于主体日常生活情境的时空之中。作为传统历史街区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所，胡同饱含着群体记忆、社会缩影及情感归属。影片叙事从特定的现实生活角度切入，发掘特定物理空间所记忆的价值内涵意义，在实际情境表现中运用了大量实景镜头，通过表达传统群体聚集空间来显露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文明、和谐”在影片中被内化为充满生活气息空间内的群体记忆，是普通人对关爱、平等与信任等多维情感的强烈认同。影片通过将传统胡同生活情景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贯通性呈现，充分利用短小而有说服力的日常生活场景和个体记忆展示，构建出普通民众内心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传统和谐人际关系的眷恋。
二、主体认同构建：确立社会价值道德规范合理性的叙事内在逻辑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所确立的价值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从认知逻辑层面论证上述道德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从而影响主体对于社会价值规范的理解和判断，以构建对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道德价值观念的主体认同。从叙事表达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对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的合理性论证具有典型的实践取向，即通过展示“典型人物”面对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矛盾冲突时的行动选择来表明主流价值观念所定义的是非标准，进而影响主体道德价值判断，促使其产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理认同，最终达到调整其社会道德价值实践行动的目的。这种叙事表达的内在逻辑在于，认为主体道德价值体验能够对个体道德价值经验认知产生影响。因此，通过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可以重塑个体对于主流价值观念的内在认知经验结构，从而构建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心理认同。
影片《跟我一起rock》展现了一位摇滚少女为了追求音乐理想和平等话语权而离家出走，在途中遇到善良理性的快递小哥，并在其帮助下重返家庭的故事，表现出当代青少年群体对于“自由、平等”这一重要社会价值观念的思考与理解。影片叙事内在逻辑依托于俄国政治学家穆尔扎的社会价值传播理念—— “人们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复杂问题的简单解释所吸引。”[4]采取了简洁质朴的“二元对话结构”叙事模式，绝大多数镜头空间都给予了两位主角对于“自由、平等”价值主题的讨论谈话过程。影片中，快递小哥依据自身经历对少女追求摇滚音乐而放弃学业的“自由”行为进行了逻辑剖析，说明对“自由”价值观念的坚守是主体基本权益，但必须以主体综合利益的平衡实现为前提。另外，通过两人对于家庭成员地位关系的讨论，呈现出不同时代社会主体对于“平等”价值观念理解的共通性与差异性。快递小哥为少女细致分析了其与父亲在对待音乐态度上的冲突因由，并利用父亲为其购买吉他等细节表达出“平等”的建立并非是忽视亲情感受，纯粹以自我中心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建立在以“关爱和理解”为内核的人际情感基础之上。影片充分说明，“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实现必须以“人”为前提，个人主义保证了“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客观性和普适性，而人际情感则为“自由、平等”的实现提供了伦理意义和行动规范。“所有价值观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也就是由个人来体验的;个人是目的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只是个人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5]
影片《一代廉吏·曹端》则通过再现明朝山西霍州学正曹端为官恪守价值准则、公正廉明、不惧私情的人格魅力，展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守护社会公平、追求社会法治的内在诉求，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法治”价值规范确立了历史佐证。影片总体叙事使用了清晰的分段式结构，在开篇阶段将“公正、法治”作为统领性叙事主题进行清晰呈现，随后在“教诲门生为官职业准则、拒绝高官徇私求情以及身故后拒收捐赠”三个分支段落进行独立叙事，使得故事总体结构内部形成不同叙事单元，充分展示了曹端对于“公生明、廉生威”价值准则的言行合一，并通过其下属、学生和亲人等对其一生矢志不渝价值坚守行为的客观评价，彰显出“公正”价值观念具有的高度社会认同感。另外，影片通过表现曹端不惧权威，义正辞嚴拒绝上司推荐的“人情考生”，恪守科举考试人才选拔制度的行为，表达出中国主流价值观念所秉承的“社会法治”精神理念。影片通过历史人物的道德价值选择和行动，对“公正、法治”价值诉求的社会意义进行了充分探讨，反对将“私利”置于“大义”之前，表达出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公平和法治始终都是主流价值观念所倡导的核心指向，从未被公众所遗忘，进而隐喻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公正、法治”是社会公众对于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进行审慎选择的结果。
三、受众共识达成：构建个体价值道德准则的叙事话语结构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诉求，是从个体层面确立的公民道德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在传递上述价值规范时，主要运用了“复线结构叙事”的表达策略，即在作品中大量引入多线程、非单向性的叙事技巧，利用多重话语线索呈现同一主题内涵，形成整体影像话语的综合表现优势，不同话语线索之间主次分明、交叉表述，合理表征出主体对于主流价值观念的体验、感受和理解，形成受众在个体道德价值行为规范上的普遍性共识。因此，此类作品在叙事格局与叙事风格方面遵循“化整为零”的呈现模式，将同一主题的意义表达分解为不同话语表现途径，将传统以主要角色进行自我叙事的价值表达转化为利用“关系人物”进行的价值意义阐释，大量使用了采访、解说词和旁白等独立叙事技巧，利用客观、独立的镜头语言呈现出主流价值观念的意义描摹与内涵解释，这种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有助于引发受众对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的深刻思考，从而促使其在心理层面实现价值共识达成。
影片《至诚报国》讲述了从英国剑桥大学放弃优厚生活工作条件，毅然回到母校吉林大学推动国家地球深探研究事业发展的著名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划”黄大年教授真挚的家国情怀。影片通过对黄大年教授自身成长的历史回顾，对其一生秉承的高度爱国主义和敬业情怀进行真实描述，清晰而有力地刻画了新时期科研工作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达到民族振兴而不惜以身许国的先进楷模形象。影片大量运用了纪录性镜头资料，在内容表达上注重历史真实性呈现，对于主人公在面临国家需求和民族大义时的价值选择、行为细节进行了深入挖掘，通过真实呈现黄大年教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表现出的心系家国、鞠躬尽瘁的赤子情怀，将爱国主义崇高理念通过优秀科技工作者的赤诚情怀和忘我奋斗行动呈现出来。影片利用第三方叙述的表现形式，通过对其家人、同事、朋友以及学生等关系人的真实采访，深刻展示了黄大年教授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高尚情操。影片浓缩了黄大年教授一生坚定恪守的新时代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着重展示了个人奋斗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辩证关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的道德价值内涵充分融入新时期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之中。影片所确立的叙事基点在于，通过多重话语将价值观念的“普适性”聚焦于典型人物的生命历程之中，在简洁清晰的叙事中凸显道德价值规范的人文精神与美学特质，以期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实现价值共识达成。这种多重话语的叙事策略重心在于，突显“爱国之情”和“敬业之志”与中国改革发展伟大事业的融合性，即将两者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驱动力，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烈现实意义。
影片《榜样》以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为道德价值承载对象，通过大量运用“旁白”结合画面解说词的叙事形式，对既有同类影视作品实施回顾与评判，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内涵进行了现实意义层面的再度诠释，充分阐明了焦裕禄同志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践守承诺、无私奉献，对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含深情、亲和友善的可贵品质，将“诚信、友善”的价值践行融合于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之中，使用细致平实的镜头语言刻画了真实而深刻的无私精神，暗含了对“诚信、友善”价值品质的深层观照，充分体现出主流价值观念对于社会价值道德标准的有效界定与合理引导。影片讨论了“诚信、友善”作为社会职业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主体道德价值认知层面完成了对主流价值观念精神诉求的内涵解读。影片采取第一人称视角与常规叙事视角相结合的叙述策略，前者的作用，在于使受众沉浸于主角对待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故事情境之中，而后者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受众对于焦裕禄同志恪守的“诚信、友善”精神品质产生重构式理解，以赋予历史人物价值品质的现实意义指向。从叙事组织结构看，这种多重视角的故事表达使得人物形象刻画具有了交叉性和复合性，冲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时间束缚，而为了避免微电影镜头内容体量较少的局限性，影片并未对涉及人物价值观念的话语和行为状态进行全面系统的画面描述，而是启用了大量旁白叙述话语以提升主题意义的综合表达力。影片同时也大量使用了字幕解说词，以一种平实、客观的叙事手法合理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主体对于焦裕禄同志精神解读，这种理性主义叙事策略取向隐喻着“诚信、友善”价值品质所具有的代际传递效应，以对镜头叙事表达信息的有限性进行合理补充与说明，从而构建故事情节叙事的整体性。影片采取的这种叙事话语结构具有典型的直线化节奏，而非突出波状起伏、悬念高潮以及矛盾交织的冲突性叙事。然而，在貌似平和的故事讲述中，多重视角的话语表达拉近了叙述者和观看者之间的距离，为实现主体对于影片呈现的价值观念认同提供了共通的情感渠道。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2016-12-09.
[2]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8.
[3][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 M ].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00.
[4][ 俄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 M ].徐昌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47.
[5]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