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扶贫研究热点评析与趋势展望
彭少峰 陈成文
摘 要：消除贫困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农村扶贫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讨论主题和学术范式。农村扶贫研究的主要论域集中在扶贫模式、扶贫行为和扶贫结果三个方面，并一直存在着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未来农村扶贫研究将在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入。具体而言，研究范式将从个体主义转向结构主义，研究内容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研究方法将从规范分析转向实证分析。
关键词：农村扶贫研究；主要论域；研究范式；学术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069-06
贫困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个严重的“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可以说，消除贫困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农村扶贫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讨论主题和学术范式。客观分析农村扶贫研究已有的主要论域和学术范式，是正确把握未来农村扶贫研究发展趋势的前提和基础。
一、农村扶贫研究的主要论域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贫困状况相对并不突出，因此，绝大多数扶贫研究是以农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扶贫模式、扶贫行为和扶贫结果三个主题。
1.扶贫模式
由于扶贫实践涉及的对象、领域和手段极为广泛，学界对扶贫模式的研究趋于多元化和分散化，重点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特色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是一种内生发展机制，旨在促进贫困个体与地区的协同发展。农业作为扶贫重点产业，可以在收入贫困、脆弱性、能力贫困等多个维度缓解农民贫困。①由于贫困地区内外部条件缺乏，农业产业化扶贫要发挥政府带动作用，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户进入市场。②同时，要强化城乡统筹发展，形成城乡农业产业化发展诸要素资源的优化整合，实现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机结合。③除农业外，畜牧业、林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特色产业也被证明具有良好的扶贫效应。
第二，生态保护与迁移扶贫。面对我国频繁而广泛的自然灾害产生的气候贫困，有两种扶贫模式：一是就地生态扶贫。如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设置生态管护岗位，促进贫困人口就业。④二是异地迁
收稿日期：2017-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研究”（16ZDA022）；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西省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内卷化困境、矫正机制设计及政策调整研究”（20171BAA208024）。
作者简介：彭少峰，男，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长沙 410081）。
陈成文，男，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南昌 330013）。
移扶贫。外来移民是否适应当地原有居民异质文化是影响迁移效果的关键。⑤而一些潜在的社会排斥因素，也可能导致移民迁移偏离扶贫目标。⑥
第三，教育与就业扶贫。贫困儿童教育机会不公平是贫困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因此，推進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农村教育资源，是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关键。⑦此外，还应开展面向贫困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动力转移项目，促进农民增收和稳定非农就业。⑧建立面向西部地区的就业援助，突破地缘贫困和生态贫困约束。⑨
第四，医疗与健康扶贫。遏制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须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重要作用，促进新农合和医保制度无缝衔接⑩；建立农村医疗救助筹资机制以及贫困人口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同时，增强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立基于科学分析的医疗卫生精准脱贫模式；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改善，如实施食品援助计划、妇女健康促进项目等。
第五，社会救助扶贫。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不统筹、不协调问题突出，制约着其发挥反贫困的兜底作用。对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构想，如建立选择性救助制度，根据家庭致贫原因和自救能力实施个性化救助；建立发展型救助制度，提升受助者自我发展和风险抵御能力；强化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化解福利依赖。
第六，金融与资产收益扶贫。金融制度创新是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的可行路径，如小额信贷扶贫是成本低、覆盖广、对象精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显著提升财政扶贫资金对贫困户的瞄准度和资金使用效率。与此同时，金融排斥问题同样存在，这使得最低收入水平的贫困农户难以有效利用资金。还有针对自主创收能力受限制的农村贫困人口所建立的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可使贫困人口获得财政扶贫资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部分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折股，从而稳定增收脱贫。
2.扶贫行为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下，扶贫治理过程诱发的一系列政府行为、社会行为以及双方的互动策略与逻辑都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已有研究发现，基层政府行为是影响扶贫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如唐睿、肖唐镖指出，政府在资源分配、使用和监管等行为方面缺乏制度约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扶贫的效果。李路路和宋臻指出，扶贫组织决策及实施行为并不完全遵循理性原则，而是充满了利益冲突和妥协的政治过程，进而逐渐偏离组织扶贫的目标。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基层政府为了应对行政体系科层化和地方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发展出了多元化治理策略。如吕方关于“整村推进”贫困治理过程的研究发现，在行政风险约束环境下，地方政府为应付上级的目标考核，往往采取“申诉”策略来寻求风险约束的软化。谢小芹的研究指出，作为国家策略的“第一书记扶贫”旨在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接点再造”、促进村庄组织建设来融合基层社会从而实现治贫。王雨磊发现，农村扶贫中的“数字下乡”现象是国家向农村进行信息渗透、试图精准干预治理过程的策略结果。总之，基层政府扶贫行为及过程背后，清晰地呈现出技术治理的实践逻辑。
项目制作为财政扶贫资源的核心分配机制以及扶贫工作部署、任务实施的重要动员形式，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发现，项目制有时会导致偏离扶贫目标甚至与扶贫目标相悖的意外后果。如马良灿指出，各类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根源在于地方权力与利益关系绑架和“压力型体制”。李博指出，扶贫项目分配的非均衡性、地方对项目进行“反控制”谋利以及“短、平、快”的运作模式，致使扶贫效果和持续性大大弱化。许汉泽和李小云发现，扶贫资源项目化运作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反而带来瞄准偏离、目标置换、盲目扩张以及精准管理失效等问题。
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实践的经验以及引致的政社关系变化，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焦点。许源源和邹丽指出，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扶贫中遵循“国家相对主导，社会主动参与、分开行动为先，尝试合作为后”的互动逻辑。韩俊魁基于云南的案例研究，指出了合作扶贫有助于解决传统扶贫方式存在的问题，倡导在国家、省、贫困县三级成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覃志敏基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四川仪陇项目的研究，探讨了社会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多重角色以及汲取、传递扶贫资源的多元策略。
还有研究关注了社会工作力量介入扶贫的意义与路径。如钱宁指出，农村新型贫困的症结是内源发展能力缺失，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能力建设是一条可行的脱贫路径。向德平、姚霞强调，社会工作是修正与弥合扶贫政策不足、提升扶贫对象能力的重要举措。王思斌强调了社会工作可在精准扶贫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参与扶贫计划制定和实施，帮助扶贫对象更好接受和参与项目，激发贫困群体积极性和发展、扩大脱贫效果。
3.扶贫结果
对扶贫结果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采取定量研究方法，对扶贫绩效进行测量和评价；二是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对扶贫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解释和反思。
研究者认为，绩效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化的评价模型。如陈传波等人将扶贫开发纲要目标分项指标化，对陆地边境地区进行了综合评估。刘萍、李红星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黑龙江省各地市农村扶贫资金进行了效果分析。李佳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某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扶贫项目的减贫效果进行了评估。胡鞍钢、童旭光构建了一个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生态贫困的多维框架来对青海省减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庄天慧等人从生活水平、生活认可、生活参与三个方面构建扶贫指标体系，运用层析分析法对小凉山彝區的扶贫绩效进行了研究。李文静等构建了基于农户资产福利状态的资产指数体系，采用双差分法对7省扶贫项目的脱贫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价。
研究者总结了扶贫过程中的诸多困境与问题。如贫困人口越来越分散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产业扶贫开发局限日益突出。粗放型扶贫开发浪费大量资源、污染生态环境，导致贫困地区经济难以持续发展。扶贫政策灵活性不足，不能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组织管理体制上条块分割、责权分离，扶贫步调难以协调一致。资金分配和管理机制过多强调供给方权力，模糊甚至忽视穷人的权利和需求，导致“公地悲剧”。
尤为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是在扶贫过程中由政府、乡村精英、农民利益博弈引发的瞄准偏差现象。有研究发现，2001年扶贫瞄准单元从县变为村后，并没有显著改善瞄准到贫困户的准确性问题，贫困村内主要受益的还是富裕农户。还有调查显示，贫困户受益比仅为16%，中等户和富裕户受益比重分别为51%和33%。对于瞄准偏差何以形成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解释视角。
第一，技术—制度视角。这类研究将扶贫瞄准偏差归因为资源投入、管理、分配和拨付等环节的制度缺陷。李小云等人指出，这是由于项目类型限制不能适应贫困农户需求的多样性，资金配套和技术要求也排斥了穷人受益。汪三贵等人强调，国家统计局估计的贫困人口和民政部门确定的低保人口不完全重叠，导致了贫困人口识别和瞄准偏差。许汉泽发现，贫困人口不是通过普查确定，而是通过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推算出来的。由此可见，需要在瞄准技术和制度方面进行改进。如采用代理家计调查和社区瞄准混合的瞄准机制。构建多指标贫困识别和瞄准体系。建立全国层面的贫困人口数据库并进行动态调整。
第二，政治—结构视角。这类研究从本土政治过程与治理结构中来寻找导致瞄准偏差的原因。李小云等人指出，上级部门确定规模并逐级分配指标，势必引发下级部门竞相活动、以各种方式争取指标，致使贫困识别不能按需进行、贫困人口被漏出。由于贫困识别高度依赖于乡村精英，这给其获得扶贫资源创造了空间。如张倩发现富裕户凭借经济和政治权利能够获得更多贫困户难以企及的扶贫项目资源。邢成举、李小云认为这是由于弱势群体表达项目需求和期望的机会更少，受到“门槛效应”排斥。刘升指出了精英俘获的三种方式：一是直接俘获国家资源并从中获利；二是通过俘获集体资源来套取国家扶贫资源；三是通过俘获国家非货币型资源使用权并将其以资本化的方式获利。由此可见，扶贫资源分配结果受到政府意志和阶层分化的影响，应在本土政治—结构中认识瞄准偏差的实质。
二、农村扶贫研究的学术范式
近十年来的农村扶贫研究一直存在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主要学术范式，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产生了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两者的价值之争，根源在于对贫困成因和责任归属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又源于研究者对贫困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不同预设及解答。
1.个体主义范式
个体主义范式预设了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是贫困者缺乏能力、道德或资产的缘故，因此扶贫的主要手段是为贫困者提供生活上的救济、保障以及进行能力与资产建设。采用此范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
第一，物质扶贫。这类研究主要基于世界银行2000年对贫困的定义，即收入或消费的福利被剥夺的状态。如王生云基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分析指出，消费贫困是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一些研究者强调物质贫困的多维性。如李佳路从住房、耐用品、生产性固定资产和耕地等维度分析了农户的资产贫困状况。孙咏梅和傅成昱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个人生活条件和家庭生活条件来测量多维物质贫困。
第二，能力扶贫。这类研究延承了阿玛蒂亚·森和舒尔茨的理论路径，认为贫困不仅指收入匮乏，还包括人力资本缺乏，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不足导致的。方黎明和张秀兰认为，扶贫开发政策失效的原因是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扶贫策略难以有效提升贫困人口应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的能力。方劲的研究指出，贫困人口的健康生存、教育与知识获得、信息获取、自主发展等能力普遍不足，他倡导构建以可行能力为导向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杨帆和章晓懿指出，可行能力与贫困识别、长效脱贫和脱贫成效评估具有耦合性，应成为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理论视角。
2.结构主义范式
结构主义范式预设了贫困是由社会环境中的不平等以及制度性排斥造成的，倡导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权利的建设以及国家经济和福利制度的完善。采用此范式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权利扶贫。这类研究延续了汤森德、威尔逊和博恩等人的理论传统，强调贫困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或社会权利丧失的根源不在于个体，而来自制度性的剥夺或排斥。如胡大伟发现水库移民贫困的症结是权利贫困，而制度缺陷导致了移民权利保护不足。张等文和陈佳指出，造成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有别的歧视或忽视农民权利和利益的二元社会结构。银平均也强调，社会排斥是农村贫困久治不愈的深层原因，这使得农村贫困处于恶性代际传递与循环之中。
第二，文化扶贫。这类研究秉持刘易斯和班菲尔德等人的文化论，即将贫困视为社会弱势个体选择的一种被动、消极的亚文化，对贫困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者主要是以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如万国威和高丽茹对甘肃特困农牧民的研究发现，文化因素是贫困的主要诱因，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及闭塞的文化交流是反贫困政策的最大挑战。王建民强调，少数民族扶贫不能盲目抛弃传统生计方式和民族文化，而要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来摆脱贫困局面。
第三，空间扶贫。这类研究采纳了贾兰和拉瓦雷的“地理资本”概念及空间贫困观，将空间地理禀赋差异视为贫困的根源。如曲玮等人基于甘肃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数据分析指出，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陈全功和程蹊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居住区地理资本缺乏，是典型的空间贫困类型。张丽君等人的案例研究指出，西部民族地区受自然禀赋抑制、生态循环约束以及地域空间开发限度的影响，容易陷入“空間贫困陷阱”。
第四，关系扶贫。这类研究以布迪厄、科尔曼、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尤为关注贫困者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如郑志龙强调，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平衡性致使一些贫困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陷入“关系贫困”。黄瑞芹的研究指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是较封闭的传统型网络，不利于获得异质性资源。叶初升和罗连发的研究发现，在物质和人力资本贫瘠的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减轻贫困、改善家庭福利的作用十分显著。
三、未来农村扶贫研究的趋势展望
虽然目前学术界在农村扶贫研究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滞后于农村扶贫实践的需要，留下了一些未尽议题和有待深入拓展的空间。未来农村扶贫研究将在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入。
1.研究范式将从个体主义转向结构主义
在早期研究中，个体主义范式占据了支配地位。随着个体主义范式在解释区域性、群体性和爆发性贫困现象上的日益无力，一部分研究者转而从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理等结构性视角来理解贫困。展望下一阶段的扶贫研究，面对扶贫攻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应当超越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分歧，各采其长、为我所用，构建更加系统、有效和具有整合性的扶贫行动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
2.研究内容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
在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实现后，相对贫困将成为贫困人口的构成主体，致贫原因更加多元化。长期以来针对贫困标准线以下绝对贫困人口、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救助式扶贫将难以为继。面对新的贫困类型及发生机制，未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探索：一是如何精准、多维地识别相对贫困，这应作为制定综合扶贫政策的标准和依据。二是如何将救助式扶贫和服务性扶贫结合起来，减轻部分贫困群体对现金和实物的依赖。三是如何提升农村组织化水平，将生产规模狭小、经营分散的传统农民转变为有组织的进入市场和社会的现代农民，提高贫困群体自我造血、自力更生的能力。四是如何统筹城乡一体化扶贫战略，促进城乡扶贫资源协调、力量融合与制度体系的有机衔接。
3.研究方法将从规范分析转向实证分析
最初的扶贫研究大多是从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着手，对扶贫的目标、意义和路径进行规范分析和理论推演。后来，更多研究者转向了实证分析，注重深入田野、展开调查，积累“第一手材料”，以解释扶贫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和问题。这显示了研究者们秉持更为务实的精神，突出“问题导向”，以回应新时期扶贫实践的需求。显然，这更有助于把握扶贫实践的实质。
注释
①黄承伟、覃志敏：《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与产业化扶贫机制创新——基于重庆市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5期。
②郭建宇：《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分析——以山西省为对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③黄承伟、覃志敏：《统筹城乡发展：农业产业扶贫机制创新的契机——基于重庆市涪陵区产业扶贫实践分析》，《农村经济》2013年第2期。
④刘慧、叶尔肯·吾扎提：《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策略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
⑤杨甫旺：《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⑥何得桂、党国英：《陕南避灾移民搬迁中的社会排斥机制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⑦王嘉毅、封清云、张金：《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
⑧陆汉文、杨永伟：《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贫困影响评估：一个初步框架——以沙县小吃就业创业培训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⑨王丽华：《就业援助：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抉择——基于减缓地缘性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视角》，《理论探讨》2012年第2期。
⑩仇雨临、张忠朝：《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保障反贫困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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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海 玉
Comment on Hotspots and Prospect the Trend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Peng Shaofeng Chen Chengwen
Abstract：Poverty eradication is to achieving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past decade，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academia， and formed some more focused discussion themes and academic paradigms. Main domains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were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s，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on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results， and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paradigms struggle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structuralism. Future researches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further deepen research paradigms， 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methods.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 paradigm will shift from individualism to structuralism， the research content will shift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relative poverty，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will shift from normative analysis to empirical analysis.
Key words：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main domains； research paradigms； academic trend
摘 要：消除贫困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农村扶贫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讨论主题和学术范式。农村扶贫研究的主要论域集中在扶贫模式、扶贫行为和扶贫结果三个方面，并一直存在着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未来农村扶贫研究将在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入。具体而言，研究范式将从个体主义转向结构主义，研究内容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研究方法将从规范分析转向实证分析。
关键词：农村扶贫研究；主要论域；研究范式；学术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069-06
贫困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个严重的“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可以说，消除贫困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农村扶贫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讨论主题和学术范式。客观分析农村扶贫研究已有的主要论域和学术范式，是正确把握未来农村扶贫研究发展趋势的前提和基础。
一、农村扶贫研究的主要论域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贫困状况相对并不突出，因此，绝大多数扶贫研究是以农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扶贫模式、扶贫行为和扶贫结果三个主题。
1.扶贫模式
由于扶贫实践涉及的对象、领域和手段极为广泛，学界对扶贫模式的研究趋于多元化和分散化，重点聚焦于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特色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是一种内生发展机制，旨在促进贫困个体与地区的协同发展。农业作为扶贫重点产业，可以在收入贫困、脆弱性、能力贫困等多个维度缓解农民贫困。①由于贫困地区内外部条件缺乏，农业产业化扶贫要发挥政府带动作用，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户进入市场。②同时，要强化城乡统筹发展，形成城乡农业产业化发展诸要素资源的优化整合，实现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机结合。③除农业外，畜牧业、林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特色产业也被证明具有良好的扶贫效应。
第二，生态保护与迁移扶贫。面对我国频繁而广泛的自然灾害产生的气候贫困，有两种扶贫模式：一是就地生态扶贫。如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设置生态管护岗位，促进贫困人口就业。④二是异地迁
收稿日期：2017-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研究”（16ZDA022）；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西省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内卷化困境、矫正机制设计及政策调整研究”（20171BAA208024）。
作者简介：彭少峰，男，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湖南师范大学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长沙 410081）。
陈成文，男，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南昌 330013）。
移扶贫。外来移民是否适应当地原有居民异质文化是影响迁移效果的关键。⑤而一些潜在的社会排斥因素，也可能导致移民迁移偏离扶贫目标。⑥
第三，教育与就业扶贫。贫困儿童教育机会不公平是贫困代际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因此，推進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农村教育资源，是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关键。⑦此外，还应开展面向贫困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动力转移项目，促进农民增收和稳定非农就业。⑧建立面向西部地区的就业援助，突破地缘贫困和生态贫困约束。⑨
第四，医疗与健康扶贫。遏制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须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重要作用，促进新农合和医保制度无缝衔接⑩；建立农村医疗救助筹资机制以及贫困人口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同时，增强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立基于科学分析的医疗卫生精准脱贫模式；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改善，如实施食品援助计划、妇女健康促进项目等。
第五，社会救助扶贫。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不统筹、不协调问题突出，制约着其发挥反贫困的兜底作用。对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构想，如建立选择性救助制度，根据家庭致贫原因和自救能力实施个性化救助；建立发展型救助制度，提升受助者自我发展和风险抵御能力；强化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化解福利依赖。
第六，金融与资产收益扶贫。金融制度创新是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的可行路径，如小额信贷扶贫是成本低、覆盖广、对象精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显著提升财政扶贫资金对贫困户的瞄准度和资金使用效率。与此同时，金融排斥问题同样存在，这使得最低收入水平的贫困农户难以有效利用资金。还有针对自主创收能力受限制的农村贫困人口所建立的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可使贫困人口获得财政扶贫资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部分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折股，从而稳定增收脱贫。
2.扶贫行为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下，扶贫治理过程诱发的一系列政府行为、社会行为以及双方的互动策略与逻辑都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已有研究发现，基层政府行为是影响扶贫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如唐睿、肖唐镖指出，政府在资源分配、使用和监管等行为方面缺乏制度约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扶贫的效果。李路路和宋臻指出，扶贫组织决策及实施行为并不完全遵循理性原则，而是充满了利益冲突和妥协的政治过程，进而逐渐偏离组织扶贫的目标。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基层政府为了应对行政体系科层化和地方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发展出了多元化治理策略。如吕方关于“整村推进”贫困治理过程的研究发现，在行政风险约束环境下，地方政府为应付上级的目标考核，往往采取“申诉”策略来寻求风险约束的软化。谢小芹的研究指出，作为国家策略的“第一书记扶贫”旨在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接点再造”、促进村庄组织建设来融合基层社会从而实现治贫。王雨磊发现，农村扶贫中的“数字下乡”现象是国家向农村进行信息渗透、试图精准干预治理过程的策略结果。总之，基层政府扶贫行为及过程背后，清晰地呈现出技术治理的实践逻辑。
项目制作为财政扶贫资源的核心分配机制以及扶贫工作部署、任务实施的重要动员形式，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发现，项目制有时会导致偏离扶贫目标甚至与扶贫目标相悖的意外后果。如马良灿指出，各类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根源在于地方权力与利益关系绑架和“压力型体制”。李博指出，扶贫项目分配的非均衡性、地方对项目进行“反控制”谋利以及“短、平、快”的运作模式，致使扶贫效果和持续性大大弱化。许汉泽和李小云发现，扶贫资源项目化运作没有产生预期效果，反而带来瞄准偏离、目标置换、盲目扩张以及精准管理失效等问题。
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实践的经验以及引致的政社关系变化，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焦点。许源源和邹丽指出，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扶贫中遵循“国家相对主导，社会主动参与、分开行动为先，尝试合作为后”的互动逻辑。韩俊魁基于云南的案例研究，指出了合作扶贫有助于解决传统扶贫方式存在的问题，倡导在国家、省、贫困县三级成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覃志敏基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四川仪陇项目的研究，探讨了社会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多重角色以及汲取、传递扶贫资源的多元策略。
还有研究关注了社会工作力量介入扶贫的意义与路径。如钱宁指出，农村新型贫困的症结是内源发展能力缺失，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能力建设是一条可行的脱贫路径。向德平、姚霞强调，社会工作是修正与弥合扶贫政策不足、提升扶贫对象能力的重要举措。王思斌强调了社会工作可在精准扶贫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参与扶贫计划制定和实施，帮助扶贫对象更好接受和参与项目，激发贫困群体积极性和发展、扩大脱贫效果。
3.扶贫结果
对扶贫结果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采取定量研究方法，对扶贫绩效进行测量和评价；二是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对扶贫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解释和反思。
研究者认为，绩效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化的评价模型。如陈传波等人将扶贫开发纲要目标分项指标化，对陆地边境地区进行了综合评估。刘萍、李红星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黑龙江省各地市农村扶贫资金进行了效果分析。李佳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某省3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扶贫项目的减贫效果进行了评估。胡鞍钢、童旭光构建了一个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生态贫困的多维框架来对青海省减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庄天慧等人从生活水平、生活认可、生活参与三个方面构建扶贫指标体系，运用层析分析法对小凉山彝區的扶贫绩效进行了研究。李文静等构建了基于农户资产福利状态的资产指数体系，采用双差分法对7省扶贫项目的脱贫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价。
研究者总结了扶贫过程中的诸多困境与问题。如贫困人口越来越分散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产业扶贫开发局限日益突出。粗放型扶贫开发浪费大量资源、污染生态环境，导致贫困地区经济难以持续发展。扶贫政策灵活性不足，不能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组织管理体制上条块分割、责权分离，扶贫步调难以协调一致。资金分配和管理机制过多强调供给方权力，模糊甚至忽视穷人的权利和需求，导致“公地悲剧”。
尤为受到研究者关注的是在扶贫过程中由政府、乡村精英、农民利益博弈引发的瞄准偏差现象。有研究发现，2001年扶贫瞄准单元从县变为村后，并没有显著改善瞄准到贫困户的准确性问题，贫困村内主要受益的还是富裕农户。还有调查显示，贫困户受益比仅为16%，中等户和富裕户受益比重分别为51%和33%。对于瞄准偏差何以形成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解释视角。
第一，技术—制度视角。这类研究将扶贫瞄准偏差归因为资源投入、管理、分配和拨付等环节的制度缺陷。李小云等人指出，这是由于项目类型限制不能适应贫困农户需求的多样性，资金配套和技术要求也排斥了穷人受益。汪三贵等人强调，国家统计局估计的贫困人口和民政部门确定的低保人口不完全重叠，导致了贫困人口识别和瞄准偏差。许汉泽发现，贫困人口不是通过普查确定，而是通过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推算出来的。由此可见，需要在瞄准技术和制度方面进行改进。如采用代理家计调查和社区瞄准混合的瞄准机制。构建多指标贫困识别和瞄准体系。建立全国层面的贫困人口数据库并进行动态调整。
第二，政治—结构视角。这类研究从本土政治过程与治理结构中来寻找导致瞄准偏差的原因。李小云等人指出，上级部门确定规模并逐级分配指标，势必引发下级部门竞相活动、以各种方式争取指标，致使贫困识别不能按需进行、贫困人口被漏出。由于贫困识别高度依赖于乡村精英，这给其获得扶贫资源创造了空间。如张倩发现富裕户凭借经济和政治权利能够获得更多贫困户难以企及的扶贫项目资源。邢成举、李小云认为这是由于弱势群体表达项目需求和期望的机会更少，受到“门槛效应”排斥。刘升指出了精英俘获的三种方式：一是直接俘获国家资源并从中获利；二是通过俘获集体资源来套取国家扶贫资源；三是通过俘获国家非货币型资源使用权并将其以资本化的方式获利。由此可见，扶贫资源分配结果受到政府意志和阶层分化的影响，应在本土政治—结构中认识瞄准偏差的实质。
二、农村扶贫研究的学术范式
近十年来的农村扶贫研究一直存在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主要学术范式，从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产生了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两者的价值之争，根源在于对贫困成因和责任归属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不同理解又源于研究者对贫困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不同预设及解答。
1.个体主义范式
个体主义范式预设了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是贫困者缺乏能力、道德或资产的缘故，因此扶贫的主要手段是为贫困者提供生活上的救济、保障以及进行能力与资产建设。采用此范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
第一，物质扶贫。这类研究主要基于世界银行2000年对贫困的定义，即收入或消费的福利被剥夺的状态。如王生云基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分析指出，消费贫困是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一些研究者强调物质贫困的多维性。如李佳路从住房、耐用品、生产性固定资产和耕地等维度分析了农户的资产贫困状况。孙咏梅和傅成昱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个人生活条件和家庭生活条件来测量多维物质贫困。
第二，能力扶贫。这类研究延承了阿玛蒂亚·森和舒尔茨的理论路径，认为贫困不仅指收入匮乏，还包括人力资本缺乏，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不足导致的。方黎明和张秀兰认为，扶贫开发政策失效的原因是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扶贫策略难以有效提升贫困人口应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的能力。方劲的研究指出，贫困人口的健康生存、教育与知识获得、信息获取、自主发展等能力普遍不足，他倡导构建以可行能力为导向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杨帆和章晓懿指出，可行能力与贫困识别、长效脱贫和脱贫成效评估具有耦合性，应成为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理论视角。
2.结构主义范式
结构主义范式预设了贫困是由社会环境中的不平等以及制度性排斥造成的，倡导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权利的建设以及国家经济和福利制度的完善。采用此范式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权利扶贫。这类研究延续了汤森德、威尔逊和博恩等人的理论传统，强调贫困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或社会权利丧失的根源不在于个体，而来自制度性的剥夺或排斥。如胡大伟发现水库移民贫困的症结是权利贫困，而制度缺陷导致了移民权利保护不足。张等文和陈佳指出，造成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有别的歧视或忽视农民权利和利益的二元社会结构。银平均也强调，社会排斥是农村贫困久治不愈的深层原因，这使得农村贫困处于恶性代际传递与循环之中。
第二，文化扶贫。这类研究秉持刘易斯和班菲尔德等人的文化论，即将贫困视为社会弱势个体选择的一种被动、消极的亚文化，对贫困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者主要是以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如万国威和高丽茹对甘肃特困农牧民的研究发现，文化因素是贫困的主要诱因，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及闭塞的文化交流是反贫困政策的最大挑战。王建民强调，少数民族扶贫不能盲目抛弃传统生计方式和民族文化，而要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来摆脱贫困局面。
第三，空间扶贫。这类研究采纳了贾兰和拉瓦雷的“地理资本”概念及空间贫困观，将空间地理禀赋差异视为贫困的根源。如曲玮等人基于甘肃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数据分析指出，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陈全功和程蹊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居住区地理资本缺乏，是典型的空间贫困类型。张丽君等人的案例研究指出，西部民族地区受自然禀赋抑制、生态循环约束以及地域空间开发限度的影响，容易陷入“空間贫困陷阱”。
第四，关系扶贫。这类研究以布迪厄、科尔曼、林南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尤为关注贫困者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如郑志龙强调，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平衡性致使一些贫困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陷入“关系贫困”。黄瑞芹的研究指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是较封闭的传统型网络，不利于获得异质性资源。叶初升和罗连发的研究发现，在物质和人力资本贫瘠的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减轻贫困、改善家庭福利的作用十分显著。
三、未来农村扶贫研究的趋势展望
虽然目前学术界在农村扶贫研究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滞后于农村扶贫实践的需要，留下了一些未尽议题和有待深入拓展的空间。未来农村扶贫研究将在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入。
1.研究范式将从个体主义转向结构主义
在早期研究中，个体主义范式占据了支配地位。随着个体主义范式在解释区域性、群体性和爆发性贫困现象上的日益无力，一部分研究者转而从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理等结构性视角来理解贫困。展望下一阶段的扶贫研究，面对扶贫攻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应当超越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分歧，各采其长、为我所用，构建更加系统、有效和具有整合性的扶贫行动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
2.研究内容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
在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实现后，相对贫困将成为贫困人口的构成主体，致贫原因更加多元化。长期以来针对贫困标准线以下绝对贫困人口、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救助式扶贫将难以为继。面对新的贫困类型及发生机制，未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探索：一是如何精准、多维地识别相对贫困，这应作为制定综合扶贫政策的标准和依据。二是如何将救助式扶贫和服务性扶贫结合起来，减轻部分贫困群体对现金和实物的依赖。三是如何提升农村组织化水平，将生产规模狭小、经营分散的传统农民转变为有组织的进入市场和社会的现代农民，提高贫困群体自我造血、自力更生的能力。四是如何统筹城乡一体化扶贫战略，促进城乡扶贫资源协调、力量融合与制度体系的有机衔接。
3.研究方法将从规范分析转向实证分析
最初的扶贫研究大多是从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着手，对扶贫的目标、意义和路径进行规范分析和理论推演。后来，更多研究者转向了实证分析，注重深入田野、展开调查，积累“第一手材料”，以解释扶贫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和问题。这显示了研究者们秉持更为务实的精神，突出“问题导向”，以回应新时期扶贫实践的需求。显然，这更有助于把握扶贫实践的实质。
注释
①黄承伟、覃志敏：《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与产业化扶贫机制创新——基于重庆市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的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5期。
②郭建宇：《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分析——以山西省为对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③黄承伟、覃志敏：《统筹城乡发展：农业产业扶贫机制创新的契机——基于重庆市涪陵区产业扶贫实践分析》，《农村经济》2013年第2期。
④刘慧、叶尔肯·吾扎提：《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策略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
⑤杨甫旺：《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6期。
⑥何得桂、党国英：《陕南避灾移民搬迁中的社会排斥机制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⑦王嘉毅、封清云、张金：《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
⑧陆汉文、杨永伟：《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贫困影响评估：一个初步框架——以沙县小吃就业创业培训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⑨王丽华：《就业援助：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抉择——基于减缓地缘性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视角》，《理论探讨》2012年第2期。
⑩仇雨临、张忠朝：《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保障反贫困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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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承伟：《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海 玉
Comment on Hotspots and Prospect the Trend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Peng Shaofeng Chen Chengwen
Abstract：Poverty eradication is to achieving the grand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n the past decade，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academia， and formed some more focused discussion themes and academic paradigms. Main domains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were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s， poverty alleviation action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results， and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paradigms struggle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structuralism. Future researches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ill further deepen research paradigms， 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methods.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 paradigm will shift from individualism to structuralism， the research content will shift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relative poverty，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will shift from normative analysis to empirical analysis.
Key words：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main domains； research paradigms； academic tr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