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档案那些事（八）：从档案价值谈起
任汉中
对于档案价值问题，无论是档案管理者，还是档案学研究人员都是无法回避的元问题，而恰恰这个问题在档案界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由于价值观的不统一，有关档案文化价值的论述不外乎是从参考资料中推导出来的，或者说是从现实需要中推导出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档案的定义多种多样，也解释了为什么档案管理特别是档案整理像图书馆学一样朝建立国际间公认的原则、技术和分类方法方向发展会经历那么多的磨难。”
档案价值认识难以趋同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档案并非是一种自然生成物，而是一种社会产品，关系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需求。面对档案价值认识的分歧和档案工作在世俗的迷雾中的困局，30年前曾有年轻学者提出：“它的突出表现就是价值观念上的功利主义。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建设档案学科学未来的良好契机。当今的档案工作者，理应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从旧思维的沉重枷锁中走出来，努力创建一种超越政府、社会各阶层的理性精神。这就是‘档案文化意识——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意识。其精神实质就是科学、民主和法律。”试图从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去搭建档案学的学术对话平台，从档案的本质特征去认识档案价值。这种乌托邦式的学术追求精神固然可贵，而一接触现实，结果就不会是那么理想了。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如果要弄清这种关系，就必须突破千百年来对档案价值认识的惯性思维定势，返璞归真，追溯到档案起源的社会动因，从人类为什么要创制档案这一事物的最基本的需求中去认识档案的价值。
其实档案起源的根本原因非常简单，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大脑自然记忆满足不了日益丰富的信息内容。人类的大脑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存储单元，尤其是在人类进化得还不够完全时，大脑记忆容量的局限性就更明显。所以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档案就成为人类记忆延伸的工具，它是人类有意识地记录历史的载体，负责真实地记录他们的活动过程。档案产生之初的核心价值就是记忆。档案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从神本社会到人本社会转化的标志，是人类理性精神的觉醒。档案使人类记忆在广度、深度、长度、容量上无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在希腊神话中，称记忆是人类文化之母。档案的核心价值决定了档案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人类社会建立起完善的历史记忆。
但在私有制和社会等级出现后，档案记忆的功能受到了利益的绑架，如何“记”、怎样“忆”成为利益纷争的焦点，档案价值的认识便无可避免地蒙上功利的色彩。与甲骨等文物不同的是，档案是并非无意的原始记录物的保存，而且必须具有“忆”的功能，虽然“记”是相对客观的，但“忆”却因人而异了，在“合目的控制”的前提之下，人们开始背离了档案最初意义的价值理性的思考，工具理性占了主导地位，两者关系的疏离和扭曲逐渐成为档案价值认识纷纭的根源，档案价值便因此而失去其本真之义。千百年来，档案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工具，而演变成一种政治资源，对档案价值的解读便成为人们利益需求的一种表达和诉求，成为社会强势群体手中的掌控之物，“合目的控制”中的“目的”成为社会少数群体的“目的”，缺失了人文意识和人文关怀，异化成一种政治工具。
由于传统的档案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于从工具层面去探讨档案价值，由于所处的角度不同，难免“横看成岭侧成峰”，虽说也各有各的道理，但却各执一词，就会自说自话，难以形成对话的平台，很多档案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也难以深入下去，在档案管理实际工作中也会跟着感觉走而迷失长远规划和终极目标。在现实生活中，档案工作者往往要在政治、历史、社会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既做着政府的仆人，紧密配合中心工作，又惦记着做学者们的佣人，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资料，也向往着做大众的情人，解决民生问题，其结果往往是陷入顾此失彼的矛盾冲突之中，在追逐社会风向而疲于奔命的过程中既摆脱不了“落伍者”的尷尬，也无法化解被“边缘化”的恐慌，甚至不得不拿着放大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搜寻“档案”两字来获得安慰。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随波逐流，难免困惑，失去自我，难以立身。如果档案工作者缺乏对自身行为的价值理性思考，只求应付现实的功利需求而埋首于日常的事务，也就缺乏了对职业理想的追求，必然在社会中丧失自我，更由于对社会认可的强烈的危机感而追逐社会风向四面出击，陷入非良性循环之中。因此，档案工作应该建立起自身的意义世界，即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它不是在人之外的冰冷的客观实体，而是和人水乳交融的主客体混一的世界。价值世界是以‘合目的性的形式存在的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人的最终归宿和终极关怀成为重心所在。”档案是人类记忆的延伸和强化，由此建立起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档案工作的意义世界应是为社会建立起尽可能完整的记忆体系，它并不忌讳功利，并不回避功利目的，但它并不以功利为最高目的，而是肯定功利又超越功利。它并不反对满足人的当下需要，但它强调当下需要的合宜性，并兼顾人的长远需要。它并不反对个体的需要，但它并不囿于个体需要，而是谋求个体与整体的和谐，最终以提高社会公众的幸福指数为档案行为的“合目的追求”，从而体现档案和档案工作在社会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奠定立身之本。
我们在工具理性的追求中走得太久太远，应该呼唤理性的回归。在价值理性的视野里，我们应以完善记忆为档案工作的核心价值取向，档案工作的重心应在前端，而不在于服务的终端。档案管理者要有“天下遗文古来靡不毕集于太史公”的职业追求，在纷纭复杂的社会变动中以不变应万变，排除世俗的干扰，以求真求实的精神致力于完善的档案资源建设，在丰富而真实的历史记忆基础上才具有应付社会不断变化的档案利用需求的底气与自信，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社会功能，从而掌握立足于社会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