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足球中的种族困境与自愈

    潘芳

    摘? ? ? 要:分析巴西足球业余时期、职业化初期以及职业化时代3个发展阶段的种族困境与自愈,解读足球在巴西社会已不单单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巴西社会的一个缩影和巴西文化的一种代表。研究认为:在业余足球时期,巴西社会原有的种族困境在足球世界中获得一次自愈的机会,巴西足球也因此进入发展期,足球更加大众化并开始国际化。然而种族困境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再次出现在足球世界中,但在客观上推动了巴西足球的职业化。在职业化初期,具有巴西特色的桑巴足球与足球文化日渐成熟,足球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更加交融,足球文化成为巴西社会文化的一种代表。在职业化时代,巴西足球的种族困境再次显露,而种族困境如何在职业化时代获得自愈甚至实现跨越,将是巴西足球发展的关键。只有突破这一瓶颈,巴西才能真正成为足球王国。

    关? 键? 词:足球文化;种族困境;巴西

    中图分类号:G80-05;K777?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2-0035-06

    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race predicament and self healing in Brazilian football at such 3 development stages as amateur period, professionalization initial period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age, and interpreted that football in Brazilian society is no longer just a sport, but a miniature of Brazilian society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Brazilian culture.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in the amateur football period, the original race predicament in Brazilian society got a chance for self heal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football world, Brazilian football entered into the development period hence, Brazilian football was more popular and star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ever, race predicament did not disappear hence, but reappeared in the football world, yet boosted Brazilian football professionalization objectively;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initial period, Samba football and football culture with Brazilian features matured gradually, football development fused more with social changes, football culture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of Brazilian culture;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ge, the race predicament of Brazilian football appeared again; and that how race predicament gets self healing or even realizes a crossing leap, will be a key point of Brazilian football development; only by breaking through such a bottleneck can Brazil truly become the kingdom of football.

    Key words: football culture;race predicament;Brazil

    19世紀90年代,随着留英青年的回国,足球运动被带到巴西。足球作为一种乡土气息淡漠、怀旧色彩不足的运动最初流转于上流社会中。然而足球并没有仅仅在上流社会中滚动,而是向社会中下层转动。足球滚压着每一个巴西人的内心,巴西社会不仅踢球、看球,而且思索足球问题、撰写有关足球的作品,希望借此代表巴西这个新兴国度的一些重要甚至是意义深远的东西[1]。然而也有人表达着对足球的排斥,1928年德·安德拉德写出了对足球的厌恶:“第一只虫子落在好几英里外的坎皮纳斯市,化作一只毛毛虫;第二只虫子也落在附近,化作一只灯蛾毛虫;而皮球落在了地里。就这样,马纳佩带来了咖啡虫,吉克带来了棉花象鼻虫,而马库纳伊玛带来了足球——这就是当今巴西国内的三害”[2]19。争议并没有阻止巴西足球的发展,相反在经历业余时期、职业化初期和职业化时代3个发展期后,足球不仅成为巴西最为大众化的体育运动,而且成为巴西社会文化的代表。足球记录了真实的巴西社会,其中包括种族问题。在足球世界中种族困境始终存在,而如何化解、治愈甚至跨越种族困境也始终是巴西足球不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足球要面对什么样的种族困境?又是如何去化解这种困境,打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在种族困境与自愈中,足球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出球场,成为巴西社会文化的代表,成为巴西社会的一个缩影?本研究通过分析巴西足球在每个阶段所面临的种族困境,以及如何去化解困境、获得自愈来深入解析巴西的足球文化。

    1? 业余足球时期的巴西足球种族困境与自愈

    1.1? 业余足球时期的种族困境

    20 世纪20 年代的巴西社会看似是理想的种族熔炉,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种族差异似乎在逐渐消失。然而事实上,在这样多种族社会中种族困境并未消除。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巴西城市化的发展,种族困境主要集中于城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中。这两个阶层基本都是混血种人,有的处于社会的中等阶层,有着较高识字率和较体面的工作;有的則处于社会的底层,离上学和稳定的工作相去甚远。这些人看似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地位,然而最为重要的标签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即不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处于被边缘化的社会处境。在传统社会中,这部分人与上流社会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是处于两个世界的群体。巴西的社会资源对这两个群体也是极其不公平的,主要资源和机会基本都集中于上流社会中。对于占巴西人口大多数的混血种人来说,分享最基本的社会权利,接受教育、选择工作、向上流动等都是无法实现的。上流社会与中下层之间存在的这层种族壁垒带给巴西社会挥之不去的种族困境。在巴西,几代人都经历了这种困境,然而却一直无法找到有效途径冲开这道种族壁垒。种族困境类似于囚笼一样禁锢着广大混血种人,被困于此的混血种人渴望获得自愈,获得更多的社会机会。幸运地是,20世纪足球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和途径。

    1.2? 业余足球时期的种族自愈

    足球是圆的,滚动是本性。足球在上流社会流转时,无人可以阻止平民去模仿、去踢球,而滚动的足球恰巧成为打开这道壁垒的有效手段。足球为巴西有色人种打开一道大门,一道走近上流社会的大门。与传统的赛马和划艇不同,足球更为简朴,不需要过多训练、装备和场地。在任何地方,只要喜欢就可以踢球。因此,对于这些经济条件不足、接受教育不够的中下层人来说,参与足球运动是可行的。1912年埃克塞特城队的主席M·J·麦克盖伊离开里约时在码头看到一场足球比赛,“很吃惊地发现踢球的人……他们都是黑鬼,黑得像我们戴的帽子,而且大部分都赤脚”,“先设想一个你能想象得到的最糟糕的球场,然后再在上面撒满碎石和砖头,放在猛烈的赤道阳光下暴晒,这样你就能理解这儿球场的条件了”[3]35。足球开始冲出上流社会,急速滚向巴西社会的中下层。20世纪20年代,巴西足球经历了快速的大众化。1922年巴西作家利马·巴雷托写到:“在里约这座美好的城市,倘若人民的脚没被灌铅,或至少他们的脑袋没有被灌铅,人人都会去参与这项所谓的英式运动。无论富豪或穷人、老人或年轻人、白人或黑人,街头穷孩子或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属于一家俱乐部,至少从非正式说来,都属于一家注定要靠双脚创造艺术让人民变得完美的俱乐部。”[4]81“与大部分其他新兴流行文化形式不同,足球为巴西都市和劳动阶层的男性提供了公共空间,让他们成为球员、球迷和赛事组织方,让他们接触曾经只能在工作场合接触到的上流社会。”[2]35

    随着足球的广泛传播以及参与者的不断增加,巴西陆续出现多支足球俱乐部。除了以弗卢米嫩塞为代表的一些豪门俱乐部之外,更多是一些平民俱乐部。这些平民俱乐部大多是以所在社区或者城市命名,例如以里约港口区域的工薪阶层社区命名的班古俱乐部等。里约之外的各州都纷纷建立更为大众化的俱乐部,足球俱乐部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巴西混血种人的广泛参与。到20世纪20—30年代,足球已经变为各阶层的热议话题。在足球场上,种族的分化看似在淡出,足球似乎在证明才华在某些场合能让人忽略肤色。因为足球,混血儿阿图尔·弗雷登里希成为被媒体追捧的“金靴”,他的成功也为足球消除巴西种族困境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足球俨然成为巴西中下层尤其是混血种人最有希望获得认可的途径,在当时或许这也是唯一途径。这种认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一种能力或者社会地位的认可。在巴西的传统社会中,种族差别是不言而喻的。精英上层基本是身处巴西社会光环之中的白人,他们也是社会公众活动的焦点。对于世代生活在社会阴影中的混血种人来说,被社会所关注、承认和接纳是一种奢望。尽管巴西社会对于种族问题遮遮掩掩,但事实上,在混血种人与上流社会之间始终有一层玻璃天花板,穿透这层玻璃天花板并非易事。足球的到来让有色人种看到接近甚至穿越这层天花板的希望,给予了这些人自愈种族困境的一条途径。各级足球俱乐部不仅为他们提供展现自我能力的舞台,更重要的是让包括精英层在内的巴西社会认识他们、认可他们。此时,因为足球、球技,肤色的差异好像在隐退。也是因为足球,那些有着足球天资的混血球员走入了世界球探的视野,获得国际的认可,得到巴西主流社会的承认。对于巴西混血种人来说,这种对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认可是莫大的成功,是一种几代人所期望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吸引力抑或感召力在巴西中下层中蔓延、生长。正当别无选择时,足球带来了希望和曙光。因此,参与足球运动成为平民最好的选择。另外,巴西式足球是球员情感、动作的自然流露,不需要过多的修饰和模仿,这种身体素质的自然表达成就了巴西的桑巴足球。桑巴足球对中下层人的吸引是一种本能的共鸣和回应,因此,足球成为混血种人的一种标志、一种图腾。纵然能够在足球中成就自己、成为球星的人虽是凤毛麟角,然而这个舞台却充满着难以抵抗的诱惑力。

    另一方面,被认可的感觉还来自于收入和工作上的认可。朝不保夕的工作、入不敷出的收入是底层民众无奈的生活常态。在传统社会中,这部分人找不到有效途径来改变这种窘迫的生活状态。工厂、城市、社区足球俱乐部的成立不仅给这些人提供身份的归宿,而且为他们改善经济状况提供机会。随着足球在巴西的风靡,足球也逐渐成为各种媒体的焦点。报纸、广播等都在加大对足球比赛的报道,球场和比赛成为被追捧的热点。之后在体育彩票的推波助澜之下,足球的经济效益日渐显露,因此开始具有了商业色彩,作为单纯的体育运动或者体育娱乐的足球正在被商业利益所裹挟着向着赛事足球转变。自由足球在后退,赛事足球在挺进。足球的这种转变对球员的投入度和俱乐部的组织力提出新要求,让球员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训练成为足球俱乐部的不二选择。各个平民俱乐部都纷纷开始给予球员更多关注,有些俱乐部开始在保持薪水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球员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训练和比赛。有些俱乐部则开始为球员支付一些薪水或者是为球员安排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而薪水是真实的。当然这种支付薪水的做法在当时的巴西是不合法,也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无论怎么样,对于平民球员来说足球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足球给他们提供逐步摆脱体力劳动的机会,足球也给了他们依靠自己身体技巧去脱离贫困的机会。可见,体力劳动的缓解、收入的增加是足球带给中下层有色人种的另一种认可。

    尽管如此,巴西的种族困境并没有真正消失在足球场中。混血儿球员卡洛斯·阿尔伯托为了掩盖自己的肤色在进场前用面粉涂抹自己,结果被称为“白色粉末”,而阿根廷人将巴西球员称为“猴子”。为准备1921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美洲杯,当时巴西总统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下令国家队不会征召黑人球员参加锦标赛,以免整个国家因黑人和黑白混血人蒙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混血球员的不公是客观存在的。

    2? 足球职业化初期的巴西足球种族困境与自愈

    2.1? 足球职业化初期的种族困境

    足球的发展与巴西上流社会的认知越走越远。随着大众化、平民化的足球俱乐部越来越多,为球员变相支付薪水的做法也越来越广泛。对此,上流社会及其俱乐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甚至为此而深感不安和羞辱。面对足球,种族困境再次显露。当巴西以业余球员出征1923年美洲杯失利后,时任弗拉门戈俱乐部和城市竞技体育协会主席里瓦达维亚· 迈耶说,即使输球也总好过“征召保利斯塔的那些为金钱而踢球的唯利是图者”,他认为“职业球员就是与妓女厮混的小白脸。俱乐部给他们提足球所需的物质条件,让他们享受足球,他们却还想赚钱?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在弗拉门戈发生,足球的职业化有辱球员品格”[2]65-66。为限制更多混血种人成为职业球员,在每场比赛前赛事组织方都会要求每位球员必须当场亲手填写档案卡片,内容包括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以及工作和上学地址。对于大多数未接受正规教育的混血种人来说,准确无误地书写众多个人信息并非易事。这种要求看似是要将文盲驱逐出球场,但其实际目的却是要将穷人和半职业化的黑人球员排斥在外。当足球刚刚为混血种人带来从未有过的曙光时,种族困境重新出现在足球世界中。

    2.2? 足球职业化初期的种族自愈

    豪门俱乐部的这种要求球员亲自填写姓名等的做法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为留住球员,足球俱乐部送他们去上夜课,教会他们写名字。如果名字太复杂,就干脆换成简单的名字。不仅如此,20世纪30年代足球的商业化和职业化有了里程碑式的发展。球员职业化,足球赛事、足球经济等在欧洲足球行业中得到生根发芽。在国际足球领域,对于天才球员的需求和渴望变得更加迫切。与欧洲球员相比,巴西球员有着天然的优势,巴西球员的灵敏是普通欧洲球员所不具备的。“我们踢球的风格似乎与欧洲相反,这是由一系列特质决定的,例如出其不意、技术娴熟、头脑机灵、动作敏捷,另外我们所说的个人才华和临场发挥的能力,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混血儿的特性……我们的传球……我们的技巧……都与舞蹈、卡波卫勒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了巴西特色的足球风格,使英国人发明的这一项运动变得更加完善和悦目。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在踢球時却是横冲直撞、动作僵硬……直到现在,这些特质依然依稀可见。”[2]103这是1934年巴西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对巴西足球的解释。正因为这样有别于欧洲力量、纪律型的足球,巴西桑巴足球的魅力大放异彩。巴西天才球员成为欧洲足球俱乐部的目标,足球将巴西球员带入了世界视野,足球给巴西混血种人带来无限可能和更为宽广的职业前景。1925年都灵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恩里科·马罗诺·扎诺签下前锋胡里奥·利博纳蒂,1930年前锋阿米尔卡和梵尼加盟拉齐奥队。之后在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多次来巴西寻找球员。由于受到来自欧洲足球俱乐部尤其是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威胁,巴西的邻居乌拉圭和阿根廷也加快足球的商业化和职业化,巴西一些有天赋的球员也在向拉美其他国家流动。在球员流失、足球商业化、外部竞争等多重压力下,巴西足球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开始职业化,越来越多的球队加入职业联赛,巴西足球最终结束了业余化发展,迈入职业化的行列。

    足球的职业化对于巴西混血种球员来说,是在种族困境中寻觅到一条自愈的通径。成为职业球员,对巴西球员来说“这也不完全是为了钱,还关乎骄傲与尊严”“难道剧院里的艺术家不该受到尊重,享受掌声吗?嗯,我也会成为一名用双脚来创作的艺术家”[2]72。阿米尔卡曾说:“我将前往意大利。我已经厌倦当一名业余球员,非职业化的情况很早就不复存在了,在虚假体制的遮掩下俱乐部只是支付小费给球员,而他们自己则留下了大部分收益。20年来,我为巴西足球已经倾尽全力。但是发生了什么呢?俱乐部越来越富有,而我则一无所有。我即将去知道如何按球员技术水平来支付薪酬的国家。”[5]62因此,职业化是混血种球员在身份上和经济上获得社会认可的更高体现,也是更为有效的途径。

    足球职业化原本是上流豪门俱乐部不想看到的现实。不过事实证明,他没能阻止巴西足球的继续发展,弗拉门戈最终也开始职业化和平民化。在职业化浪潮和商业气息日渐浓郁的足球赛事面前,豪门球队和俱乐部只能被裹挟着走进职业化行列。约瑟·巴斯图斯·帕蒂尔哈担任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主席一职时,原本绝对豪门的弗拉门戈开始震惊巴西的变化。为彰显平民主义,他想出堪称绝妙的办法,签下了当时最有名的3个黑人球员,福斯托、多明戈斯·达·古伊亚和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在当时,这一举动“是对弗拉门戈最清晰的诠释”。为此,“弗拉门戈教会你热爱巴西的一切”,“弗拉门戈:巴西的哨兵”等口号在当时广为流传。1932年里约市最大的豪门俱乐部主动承认要为球员支付薪水,宣布加入职业联赛。之后,职业化在巴西势不可挡。尽管有百般的不愿意,更多的豪门俱乐部还是加入了职业联赛。在竞技足球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球队生存面前,上流社会对足球职业化顺势而为也是给自己找到了一条破解种族困境的路径。在技术和能力面前,肤色似乎可以被暂时遗忘,天才球员的加入为豪门俱乐部带来巨大的收益和有力的社会声誉。尾随于这些名利之后的是更加丰厚的利益,俱乐部的成功为俱乐部主席、大股东等打通了通向政治利益的大门。成为俱乐部主席可以说是进入当地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的一把金钥匙,在这个关系网中,俱乐部主席可以和商人、媒体、公务员、政客打交道。在巴西这样一个有着独特侍从体系的国家中,这种关系网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是获得各种现实利益的必要依托。因此,无论是对豪门俱乐部还是寒门俱乐部,无论是对球员还是足球老板,职业化的收益更加明朗,巴西社会欣然接受了足球职业化。从业余化向职业化转变中,巴西的足球世界曾经陷入了种族困境,然而足球职业化的挺进为自愈种族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

    3? 足球职业化时代的巴西足球种族困境与自愈

    3.1? 足球职业化时代的种族困境

    自愈并不意味着消除,也不意味着根除,而巴西足球的种族困境在职业足球发展中又一次显露。足球为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巴西的黑人和混血种人提供了光彩夺目的舞台,也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星光大道。业余化时期,足球比赛更多的是在球员出其不意的艺术创作中感受强烈的仪式感、归属感和满足感。此时,随性是足球的根本,而赏心悦目是球场的追求。但是随着职业足球的发展,对竞技足球和职业球员提出新的挑战与规范。

    足球职业化时代,随着球迷人数的增加和商业化发展,足球比赛更多关注的是得失,赢得比赛成为球赛的最高目标。在足球场上,与比分相比赏心悦目就没有那么重要。随着对足球理解的转变,球赛对球员也提出新的要求。在职业化时代,赢得比赛已经不能仅仅依靠球员的出其不意,而接受职业化的教育和训练成为必然。对于球员来说接受这种训练是终身的,至少可以说是伴随其职业生涯的始末。面对这样的现实需要,巴西各个足球俱乐部都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球员的训练,使其达到职业的顶峰期,最大限度延续其职业巅峰期。当然,这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但是与足球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比,俱乐部愿意为其球员支付这笔费用。然而对于广大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中下层球员而言,这笔前途未卜的巨大投资是无法承担的。以黑人和混血种人为主体的社会下层是巴西足球的群众基础,恰恰这部分人是低收入或者没有稳定收入的群体。对于他们而言,让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男孩子)长期接受竞技足球训练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专业训练成为必需的职业化时代,种族困境再度出现。

    即使有人勉强可以接受基本的专业化教练,走上了职业球员的发展道路,但种族困境依然存在。与上流社会的白人相比,黑人和混血种人的识字率、入学率和接受教育时间明显不足。在球队中,这些人被认为是依靠身体而不是头脑在踢球。依靠身体踢球,在球队中就只能承担那种不关乎全局、不涉及领导的角色。此外,中下层球员大多踢的是随性的桑巴足球。在职业化时代,受到欧洲足球的影响,随性足球更多要服从于组织严密、排兵布阵的足球。如果不能接受正规、专门的训练,“野孩子们”是不会掌握这些技巧的。即使经历初步的教育和训练,想要将这种“兵法”运用娴熟也不切实际。在球场上,这些球员只能扬长避短,承担对个人能力要求高而对协调能力要求低的位置。因此,在职业化时代混血球员大多是以奔跑和个人技术为主导的前锋,很少担任球队核心甚至是大脑的角色。当然,体育运动中的这种种族困境不只是足球或者巴西足球所特有的。在一些技能、训练和比赛是通过普通学校或者大众娱乐项目获得的运动中可以看到黑人,而在那些技能、训练和比赛是通过私人俱乐部或者其他昂贵手段才能获得的运动中黑人是很少的[6]。在比赛中“黑人的位置往往是身体技术要求更多,而白人的位置则是对智慧、领导力要求比较高,并且具有更大的支配权”[6]。这种分工的结果直接造成混血球员的工资远远落后于大多数白人球员。对于他们来说,其成长支出与职业收入是不成比例的。尽管足球对于黑人和混血种人而言是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走向成功的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的顶端,即成为超级球星之前又由于种族而出现阻隔。混血种人和黑人被困于阻隔的一侧,而成功却在另一侧。

    在球队失利时种族困境表现的更为直观。在职业化时代,比赛失利对球队和球迷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1950年世界杯中,巴西的失利被称为巴西人的“广岛之难”。这场失利之后,巴西人纷纷指责黑人守门员巴尔博萨导致巴西输球。以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巴尔博萨还被认为是他给当时的巴西国家队带来了诅咒,可以说巴尔博萨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1954年世界杯中,巴西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负于匈牙利,这场赛事之后种族问题又一次成为焦點。“巴西球员缺少巴西人所特有的那种气质……这种病变已病入膏肓,并且比比赛的战术体系还要深……这最终还是基因的原因。”[2]116每当球队失利后,混血球员就会成为焦点,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迫承担失利的后果。

    对于职业足球而言,足球是一场年轻人的对抗。而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衰老是无法阻止的。“吃青春饭”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困境,但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给每位球员带来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伤病不仅困扰着现役球员,更是退役球员终生的无奈。在职业足球中,因年龄、伤病等原因使得退役成为必然。在退役球员重新面对生活选择时,种族困境也越发明显。来自中下层的球员在职业生涯中就被认为是用身体而不是用头脑踢球,很少可以有机会去参与管理球队、组织比赛等工作。这种职业状况意味着当这部分球员运动能力下降时即将离开自己热衷的足球事业,而职业生涯又没有教会他们更多的生存技能,这就导致他们在退役之后很少可以找到体面、收入较高的工作。因此,退役就意味着收入急剧下降甚至是没有收入。“很多职业球员发现当他们28岁或30岁时就很难再找到工作,而法律也没有保障他们拥有足够的养老金和伤残保障”[7]。在退役之后,很多球员在贫困和病痛的折磨下陨落,其中不乏曾经闪耀的足球明星。作为一名黑人球员让蒂·捷卡奥在其晚年还公开谴责种族偏见阻碍了他的足球生涯,使得他退役之后没有机会成为一名足球教练。

    足球职业化时代,种族困境的另一个体现就是球员社会形象与个人形象之间的跨越。在巴西,足球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体育,而是巴西大众文化的核心,更是巴西社会文化的浓缩。球员也不单单是一名场上的运动员,而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是效仿的偶像,而球星更是如此。在巴西这个特殊的国家,足球和球员被赋予众多的社会含义和社会责任。足球俱乐部、球赛和球员代表一个社区、一个阶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足球职业化为有天赋的混血球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展现舞台。然而,职业化也向他们提出守纪的要求。在足球场上,守纪就是守规与合作。在球场之外,健康积极的生活、乐观向上的形象都成为社会大众对球员的期待。或许这些期待与球员本身的球技和足球天赋没有太大关联,但这是职业化时代球员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种社会形象要求对于巴西球员来说是新的挑战。他们不仅要在职业化时代将曲线优美的巴西足球与棱角分明的欧洲足球很好地结合以适应职业竞技足球的需要,同时还要逐步适应走入主流社会,接受主流社会的要求。在这些新挑战面前,原有的洒脱、任性“野孩子”的生活陷入种族困境。有些球员走出了这种困境,获得自愈,例如贝利。尽管出生于有色人种家庭,但是凭借自身出色的天赋、刻苦的训练、严格的自律成就了巴西足球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有些明星却则因此而陨落,巴西足坛上“人民的欢乐”加林查就“演绎着这个世界里的不完美和残缺”。1980年在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的游行中,加林查被邀请登上花车,但全国的电视观众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巴西球衣、喝得烂醉而几乎人事不省的加林查。他瘫靠在花车上,对人群的表情漠然,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此,其好友评论道:“论足球上的天赋,人们总是谈论球王贝利,不,加林查才是球王。”但是“巴西人热爱贝利,加林查却不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8]。

    3.2? 足球职业化时代的种族自愈

    面对这样的困境,球员该如何去自愈?随着职业化发展,球员的法律保障、生活保障以及精神关怀等都在发展。在足球职业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 巴西相关体育法律中对球员权利的保障也在逐步完善。在巴西,最为重要的体育法就是《贝利法》。《贝利法》第28条规定俱乐部与球员签订的合同中应该明确报酬的支付,如果不履行相关规定,违反合同或单方废除合同应付给对方赔偿。《贝利法》第30 条还规定职业球员劳动合同最短期限是3个月,最长期限是5年。然而,如果某运动员因为在俱乐部内或参加比赛时的职业事故或职业伤病不能再参加运动时,该职业运动员的劳动合同效力可以暂时中止。《贝利法》第45条规定俱乐部有义务给所有运动员买保险,相关保险必须包括人身和职业事故险,规定保险赔偿金必须与运动员的年收入相称[9]。除此之外,在巴西还有一些相关法规在为职业足球的有序发展提供保障。尽管这些法规受到很多人的诟病,而且在实施中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法律的存在是对职业球员的一种制度保障。相关法规的实施为种族困境的自愈提供保障,为跨越种族困境提供可能。除硬性的法律之外,宗教在为球员提供精神关怀上做出了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福音派开始发展,福音派教义对生活作风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也为球员提供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他们能够克服职业生涯中的苛刻条件和各种诱惑,鼓励球员与上帝建立关系,控制自己的生活,监督自己的行为,这种教义与职業球员的情感需求尤为契合”[2]35。宗教的关怀不仅给球员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发展彼岸,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宗教规范在引导球员从精神上成为职业球员上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尽管在足球世界中,巴西的种族困境一次次被化解,又一次次被自愈。然而,无论是法律的强制规定还是宗教的潜移默化都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消除种族问题对巴西足球的困扰。

    伴随着足球在巴西的发展,种族困境一次次被掀开,又一次次获得自愈。然而自愈并不代表消除,因此如何跨越这种困境、如何彻底摆脱这种困境是巴西真正成为“足球王国”的必需条件。或许,种族困境在足球脚下的根除也是巴西社会真正成为一个跨越种族差别的缩影。

    参考文献:

    [1] M·德·安德拉德. 马库纳伊玛[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2] 大卫·戈德布拉特. 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M]. 贺巍,李世琦,译.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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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JAMES H F,EITZEN D S. Sport and societ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1(17):153.

    [7] ROBERT M L. Sport and society:The case of Brazilian futebol[J]. Luso-Brazilian Review,1980,17(2):241.

    [8] 史上第一盘带之魔一生唯一一败:“小鸟”加林查[EB/OL]. [2018-06-16]. http://2006.sina.com.cn/ h/legends/373.shtml.

    [9] 尚成,孙喜峰. 当代巴西足球法律规制介评[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5):60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