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国外体育与社会流动研究述评
陈洛嵩
摘????? 要：“体育与社会流动”是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运用文献资料研究对国外近50年来研究“体育与社会流动”内容的权威代表作进行综述分析，总结国外学者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主要议题和研究动向。研究发现，国外“体育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对象极为广泛，几乎涵盖所有具有运动经历的人群，包括运动精英、运动员学生、教练员和体育管理人员、弱势群体（包括黑人、少数民族、社会弱势青年和妇女）等;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探讨“体育能否有效促进参与者向上社会流动”“社会出身和教育水平对体育参与者社会流动的影响比较”“各种人群在体育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平等问题争议”“体育干预项目对社会弱势青年的作用”等方面，研究因为对象和关注点不同而产生结论上的差异，形成争论局面;其中，对社会弱势青年的体育干预是近年来外国学者的研究热点，具有普遍性价值。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体育与社会流动;社会阶层;种族;群体;述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9）01-0059-09
A review in sports and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abroad in recent 50 years
CHEN Luo-so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 521041，China）
Abstract： “Sports and social mobility” is a research hot topic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By applying literature data approach and induc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author reviewed and analyzed authoritative representative works on “sports and social mobility” abroad in recent 50 years，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objects， main tops and research trends which foreign scholars focused on，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sports and social mobility” abroad were extremely extensive， almost covering all the groups of people having sports experience， including elites， student athletes， coaches and sports management personnel， disadvantaged groups of people （including black people， minorities， social disadvantaged youth and women） etc.; the research topics focused mainly on exploring issues such as “whether sport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articipants upward social mobility”，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social origins and education levels on sports participants social mobility”， “debates about the issue of equality of various groups of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obility”， “functions of sports intervention projects on social disadvantaged youth” etc， the research produced conclusion differences due to object and focus differences， forming a debating situation; in which， sports intervention on social disadvantaged youth is a research hot topic of foreign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having a universal value.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sports and social mobility;social stratum;race;group;review
現代西方体育自发轫以来，逐渐成为欧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众多下层人改变社会地位的阶梯，诞生许多脍炙人口的励志故事，以致于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那些有着高超技艺、赚取巨额收入的欧美运动明星（特别是黑人运动员），大部分来自“贫民窟”：他们利用原始而无法歧视的身体力量和穷人坚强的意志，在体育行业出人头地，实现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改变。这是欧美社会的普遍现象，还是凤毛麟角的案例？体育运动对参与者社会流动的影响多大，如何起作用？这些问题不仅激起普通民众的好奇心，也引起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学者们运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对象进行探究，试图给以客观的回答。
本研究利用“CALIS外文期刊网”“百链云图书馆”“剑桥大学期刊回溯数据库”等外文数据库，搜索到1963—2016年近100篇有关“体育与社会流动”内容的英文文献，这些文献主要发表在《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体育社会学杂志》《欧洲体育社会学杂志》等国际著名刊物，代表着国际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动向，从中优选出50多篇最具代表性的进行分析，概括出国外在“体育与社会流动”领域的研究结构、热点话题与未来走向。
1? 研究内容与范围限定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是指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从一个社会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1]。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体育与社会流动”（sport and social mobility）并不是固定的词组，不存在为其下定义的做法，只是宽泛地指体育经历对参与者社会流动过程与结果的影响。涉及的“参与者”包括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管理人员、业余体育爱好者等，统称为“体育参与者”或“体育相关人员”。从研究内容上看，学者们往往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获得”“职业地位”等几个变量的代际或代内流动，衡量这些“体育参与者”的社会流动情况，从而得出体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结论。据此，并结合逻辑学“种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的定义原则，研究认为，“体育与社会流動”可理解为：体育经历对参与者社会位置改变的影响。“社会位置改变”包括“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等变量的代际或代内的任何一种变动。需要指明的是，虽然人员的地区流动特别是国际体育人才流动也常常伴随着地位的改变，如王宁教授[2]指出：“人才的地理流动属于社会流动应有之义。”但是，国外学者一般把体育人员地区流动放在“sport migration”（体育移民）研究领域中，涉及国家或地区间的体育劳动政策[3]、国际体育市场[4]、运动员身份归属与认同[5]等研究内容，而没有把之归入“social mobility”研究范畴。因此，本文中的研究并不包括“sport migration”有关内容。
2? 研究内容分类与述评
国内学者[6-7]对体育社会流动研究成果的综述多按照体育领域进行归类，但国外体育与社会流动的专题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更多从研究对象实际情况和社会背景出发，进行纵向的跟踪调查或横向对比，最后得出具体研究结论。所以，本研究根据体育相关人群进行分类综述。
2.1? 运动精英的社会流动研究
运动员是体育的主体人群，对运动员特别是运动精英的研究，是国外体育社会流动研究领域最早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早在1963年，德国学者Luschen[8]就对多种项目运动员的家庭出身和流动方向做了初步调查，发现不同阶层运动员从事的运动项目也不同，但是，大部分运动员均来自中产阶层。德国曾是世界学术中心，科隆体育学院也是世界体育学术研究的重镇，Luschen的这篇文章开启运动员社会流动研究，在随后的20多年里，各国学者对运动员群体的研究形成一股热潮。
1）关于“体育是运动精英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的争论。
Nabil[9]对美国棒球联盟中非裔美国球员的调查结果，有力地支持“体育是促进向上社会经济流动的积极机制”的假设。然而，Oliver[10]对此保持谨慎态度，他对美国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体育定位作调查，指出黑人家庭比白人家庭更加赞同“体育能促进社会流动”的说法，但在黑人群体内部，上层白领黑人父母比下层白领和蓝领黑人父母更少赞同“职业体育能促进社会流动”观点。可见，在美国社会中，只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会把体育作为促进自身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地位较高的阶层则不以为然。
Eisen等[11]对参加过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进行调查，希望从中看出奥运经历对运动员社会地位、声望与社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奥运经历让参与者从身体、心理和精神上受益，极大地改变了参与者的社会声望和职业流动、社会流动模式;其次，在接受更高教育之后，奥运经历能增加运动员声望并促进其向上职业-社会流动。
Pauli[12]对1956—1972年间参加奥运会的芬兰顶级男性运动员的教育和职业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这些顶级运动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明显高于普通男性，反映出运动精英们获得良好的社会流动。随后，Lauri Laakso[13]对芬兰籍运动员进行详细比较，具体呈现运动精英群体差异化的社会流动情况：与国际化运动员相比，国内运动员技术水平低，但社会出身高，并获得更多向上流动机会;教育因素在两者间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内运动员接受更多独立性教育，有助于向上流动，而国际运动员的家庭出身和教育水平较低，迫使他们更努力地提高技术水平，以成为最高水平运动员（体育定位），这反而制约他们的社会交往和教育获得，最终妨碍他们退役后的社会流动。由此可见体育作为向上社会流动途径的局限性，只有体育与教育相结合，才是运动员向上流动的有力保障。
Sohi[14]对印度国内运动精英的社会阶层和流动情况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运动员来自传统的高种姓阶级，即现代阶层系统的中间阶层，宗教因素对运动员社会流动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运动员从事的体育项目与社会阶层相联系，体育社会分层跟随着社会地位分层。阶层封闭的印度社会限制不同阶层人员的体育选择，也禁锢着运动员的社会流动。为了更好地比较，Sohi[15]对尼日利亚国内运动精英及其父母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尼日利亚运动员家庭出身较低，但都经历了向上社会流动。
Semyonov[16]对以色列退役足球运动员的调查，挑战“体育是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观点。他发现，体育职业生涯并不受家庭背景干涉，也不影响后来的职业成就;阶层地位和教育水平才是决定运动员退役后职业成就的最重要因素，高教育水平和高阶层地位会增加职业成功的机会，而下层民族群体在教育获得和劳动市场中常处于不利位置。在后续的研究中，Semyonov进一步指出，影响以色列退役足球运动员职业流动的因素中，阶层地位因素的影响力增大，教育因素的影响力减小，进一步批驳“体育作为一种公开的社会流动途径”观点[17]。可见，发达国家普遍出现阶层固化现象，体育的阶梯作用有限。
Fldesi[18]对20世纪末匈牙利社会转型期间运动精英的社会地位和流动的主要特征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政府角色的改变和体育方针政策的调整，新老两代运动精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发展态势无法预期，反映出运动员社会地位的流动特征与社会大背景紧密相连。
体育作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建制，是促进运动员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在发达国家中，社会出身、教育水平都能影响运动员的社会流动结果，其力度甚至超过体育，社会开始出现阶层固化现象，不利于下层阶级通过体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2）美國学者对运动员社会流动过程中平等问题的重视。
Wilbert等[19-20]致力于计算美国各类人群获得职业运动员地位的几率，指出由于职业体育机会结构被严格控制，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几率很小，而且，国际球员的加入挤占了美国球员的名额、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在职业体育中数量不足、妇女被排除在多种职业体育之外（除网球和高尔夫球项目）等美国职业体育中的问题，客观展示了美国体育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问题。
Dubrow等[21]对155名NBA球员的种族、社会阶层和家庭背景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NBA球员社会出身较好，社会出身不好的非裔美国人进入NBA的几率较低，从而更新了美国大众对NBA中非裔球员社会出身的看法，也揭示出美国职业体育运动员来源上仍然存在种族和阶级不平等问题。
3）英国学者对运动精英向下社会流动的担忧。
英国职业体育历史悠久，针对职业运动员社会流动的研究也有不同方向。Houlston[22]对英国已退役的足球运动员从流动机制、职业培训、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背景等做了深入研究，发现大部分英国足球运动员在足球职业生涯中经历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的下降流动现象。究其原因，俱乐部不支持甚至阻止球员在职业生涯中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主要因素，这导致球员退役后难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随后，该学者又以足球生涯后的职业和收入水平作为变量，继续追踪英国足球运动员的社会流动趋势，再次证明自己之前的研究结论——超过75%的职业运动员退役后经历向下社会流动[23]。
2.2? 运动员学生的社会流动研究
1）学生体育参与和学业成就、社会流动的关系争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已就学生体育参与和学业成就、社会流动的关系展开热烈争论，形成“体育是学生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途径”命题的支持派和反驳派。
作为支持的一方，Loy[24]研究指出，大多数大学生运动员来自中产阶层，都拿到专业和毕业证书，在职业上占据高位，实现向上代际流动;家庭背景并不影响大学生运动员获得职业地位和成功模式。Sack等[25]对美国圣母大学足球运动员的研究也指出：与非运动员学生相比，运动员学生来自更低阶层，但都经历了向上代际流动;其中，一线队员比二线队员和替补队员经历更大的收入变动，而且，一线队员退役后作为公司的高层人员，表现往往超出预期;美中不足的是，低目标的学业追求和时间精力的过度支出，阻碍了运动员学生在学业上取得更高成就。Clark等[26]近年来对南非高校女子足球运动员的深度研究也证明，通过体育参与，学生能建立牢固的同伴关系、学到积极的社会和情感技巧、获得更好教育的机会，从而积累多种社会资本，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作为反对的一方，Bend等[27]对社会流动机制进行探究，指出体育参与跟运动员学生的学业、职业流动的关系并不直接：运动员学生的学业表现和社会流动与家庭出身有关，中产家庭重视教育，其子女在不能获得体育成功后，会及时转向其他职业目标，并容易取得成功，而来自低层家庭的运动员，往往把体育成功作为唯一的目标，不能及时转变目标，学业表现差，选择机会少，可见体育参与并没有明显改变各社会阶层的教育和经济地位。Dubois[28]以参加大学运动队与否作为区分比较了两类男性的职业成就，结果显示学生时期的体育地位对未来的职业成功并无显著影响，调查数据并不支持“体育是职业成功的一种垫脚石”观点。Semyonov等[29]对以色列少年足球运动员的调查发现，选择体育与家庭背景无关，而与低水平的学业成绩和中等目标有关。由于以色列社会的文化倾向和下层家庭在教育系统中的劣势，迫使下层家庭的年轻人把体育作为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替代性途径。然而，Semyonov[16-17]此后对以色列退役足球运动员职业流动的研究结果打击了下层人对体育的美好愿望。
有些学者站在中间立场，谨慎下结论。如Howell等[30]调查美国中学体育参与对学生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预测学生因为体育参与经历而获得的经济回报可能不会立刻实现，但可能会在毕业10年或更久的时间后显示出来。
2）不同民族、种族学生体育参与对学业、职业流动的影响比较。
Melnick等[31]以多个变量来衡量高中体育参与对拉丁裔美国高中生的学业成就和职业流动的影响，从结果来看，只有农村高中的拉丁裔女生，体育参与者比非参与者在各个指标呈现较好并具有统计意义，其他地区（包括市区、郊区、农村）的拉丁裔美国高中生，体育参与者与非参与者的学业、职业流动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从文化因素和具体的社会背景角度分析，体育使保守、家庭观念重的拉丁裔传统女性充满竞争意识，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教育观和职业观;而身处市区高中的拉丁裔女生，却疲于应对暴力、滥用药物、种族偏见、教师懈怠等社会问题，没能从体育参与中获得提升。隔年，这几位学者对美国几个主要族群学生的高中体育参与和高等教育、职业流动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高中体育参与最可能影响白人男生获得高等教育地位，但对郊区白人女生和农村拉丁裔女生影响较小;高中体育参与对黑人男女生的大学行为或教育预期几乎没有影响，由此可见，学校体育参与跟高等教育、职业地位和愿望无关[32]。Mackin等[33]对美国社会不同种族体育参与和教育年限、学业成就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结果：体育参与对各种族的教育年限、学业成就的影响总体是积极的，其中，白人男性和非裔男性受益较大，而拉丁裔男性则受益较小。这也说明参与体育对运动员学生的学业表现和职业流动影响会因人群而异，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现象。
3）学生运动员选拔和流动中的種族不平等问题。
在美国社会中，高校体育和职业体育被认为是低收入家庭和黑人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但是，黑人在体育社会流动过程中仍要面对不平等和歧视问题。根据Evans[34]1979年对堪萨斯州立大学招募运动员过程的研究发现其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在当时的白人主流社会中，无论黑人多么胜任工作要求，他们总是会被不平等地对待。时至今日，黑人仍然无法摆脱劣势地位。Singer等[35]认为：非裔高中篮球运动员渴望成为职业球员的追梦之路，反映了美国社会中黑人群体向上社会流动的劣势——缺乏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反映出体育作为社会流动手段的局限性。
2.3? 体育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社会流动研究
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体育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选拔、晋升等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族不平等和性别歧视问题上。
1）教练员和管理人员选拔和晋升过程中的种族偏见。
美国学者对体育教练员社会流动中种族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81年，已有学者关注篮球教练员选拔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Chu等[36]从NCAA篮球联盟和NBA联盟中得到数据，证明“后卫比前锋和中锋成为教练员的可能性更高，但是，白人球员在后卫位置所占比例不大，却比黑人球员更可能被选为教练员。”Fabianic[37]随后对美国职业棒球领域中少数族群管理者的研究也发现，高关联度位置（high interactor positions）的球员退役后最可能被聘用为管理者，黑人和拉丁裔球员虽然在高关联度位置占有一定比例，但在管理职位的招聘中却常常被忽视。对体育教练员或其他管理职位上的种族偏见的关注，业已成为美国体育学术界的一种传统，相关研究延续至今，且不断有新的发现。Smith[38]专门对美国国家足球联盟（NFL）的教练员和管理职位招聘中存在的“习惯性歧视”和反歧视政策进行研究，发现自从“鲁尼规则”（the Rooney Rule）实施之后，非裔美国人担任主教练的数量不断上升，但是，种族因素仍然是影响教练员和管理人员面试机会、聘用、晋升的关键——非裔美国人得到面试或聘用的机会仍然很少，而且，非裔教练员往往被置于权力较小的训练职位，不被授予高权力位置。
2）影响教练员晋升的要素分析。
早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教练员以往的运动经历要素和种族要素比较，并认为高关联度位置的运动员退役后最可能被聘用为教练员或球队管理人员，但在同样的球员位置上，黑人或其他少数族群被聘用为教练员的比例远远低于白人[36-37]。
近期的研究则关注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对不同种族教练员晋升的影响。Day等[39]通过分析美国大学足球教练晋升过程中社会资本和种族的关系，重点比较“同类接触”“强关系”和“弱关系”“高地位关系”等不同社会网络对黑人和白人教练的影响，认为相同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对不同种族教练员的晋升作用是不同的，如同类接触和强关系对白人教练的晋升有帮助，却对黑人教练无影响;异类接触、弱关系和高地位关系对黑人教练的晋升有帮助，却对白人教练无益，这说明种族和社会资本对教练员职业流动的作用是重要和复杂的。Savage等[40]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从职业道路、工作表现、关系网和种族4个因素联合分析NCAA篮球名校中篮球教练的成功原因，验证3个假设，即职业道路上的名声和过往的工作表现是成为顶级教练的重要条件，与著名机构或著名人物的密切关系使顶级教练职位更加安全，与白人同行相比，少数族群获得顶级教练职位常常需要额外的声誉。
3）体育教练员和管理人员流动中的性别歧视。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组织和女权主义理论有突破性发展，并广泛介入体育界[41]，但在体育教练员和管理领域，性别歧视依然严重。
Theberge[42]对加拿大体育组织管理人员流动情况的研究表明，虽然基层体育组织管理职位流动的性别平等程度较高，但在高级别体育组织中女性代表不足、女性管理人员比例较低的事实，反映了高级别体育组织管理职位流动中存在女性歧视现象。Knoppers等[43]则从机会和工作态度的各种数据比较，来呈现美国大学体育教练员和管理人员流动的性别差异，指出在大学体育管理职位仍然处于男权统治的情况下，女性的工作机会受到限制，工作态度自然比男性消极。Acosta等[44]比较1972—1996年美国大学体育中教练员和管理职位上男女比例的变动，结果：女性教练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不升反降，特别是新增加的女性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和管理职位，男性占据其中绝大多数的位置。
2.4? 弱势群体的体育社会流动研究
1）黑人群体在体育社会流动中的不平等问题。
早期的研究中，McPherson[45]对非裔美国运动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指出黑人群体广泛参与到体育中来，但体育参与并不能保证进入上流阶层或长期保留上流阶层地位，因为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机制也存在偏见、歧视和种族问题。尽管如此，小部分黑人高水平運动员还是能够利用体育，获取社会、经济、教育高位，这在其他领域是很难实现的。可见，体育能为平权运动打开一扇窗口。种族不平等现象也表现在职业球员的位置分配和退役安排上。Maguire[46]关注英美职业足球，看到黑人足球运动员总是遭受白人管理者和观众或明或暗地歧视，白人管理者按照固有的种族能力偏见而非客观的实力特点来安排黑人运动员在足球场上的位置;而且，黑人运动员退役后就业普遍不佳，因为体育行业管理职位、雇主和俱乐部拥有者都是白人。
Carrington[47]对英国体育中加勒比黑人男性的参与程度和文化意义进行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体育价值，并把体育职业看作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潜在途径;加勒比黑人的体育定位是以阶层和种族特性因素为条件，体育被认为是能够改善他们边缘地位的公开力量。但是，作者残酷地指出，这更多是一种幻想，很难成为现实，因为黑人群体在教育上处于劣势和劳动市场中受到歧视，体育作为一种止痛药，加固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黑人群体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在体育领域中受到的歧视逐渐减少，逐渐融入到体育俱乐部和主流文化中，成为英美社会的重要成员[48]。
2）体育参与干预项目对社会弱势青年的改变与促进作用。
基于体育参与的社会干预项目对弱势青年的改变及促进作用，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体育社会流动问题关注的新动向。Spaaij[49]基于社会平等的理念，通过对荷兰鹿特丹市的社会干预项目“the Sport Steward Program”的追踪调查和分析，认为该项目使部分参与者适度地增加自身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从而在主观和客观上促进参与者的社会流动;而且，基于体育的社会干预项目还是一种社会控制和管理手段，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一种社会秩序。随后，Spaaij[50]又对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社会干预项目“the Vencer Program”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认为项目参与者获得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受结构因素影响较大，此结构因素由劳动市场和教育系统所构成;而且，该项目参与者的社会流动是个人、相对的，而非集体、绝对的。社会弱势青年为何需要体育干预项目？Vandermeerschen等[51]对比利时青少年参与俱乐部式体育的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参与体育是每个家庭孩子一致愿望，单亲家庭不会影响孩子参与的可能性，所以，体育经常被作为社会融入的重要手段，但在现实中，社会弱势群体的青少年被排除在俱乐部式体育之外的可能性更高。这是社会对弱势青年的歧视，也正是体育干预项目需要弥补的。
国外学者对体育干预项目的研究不局限于世界知名国家，还遍及太平洋岛国，使体育干预项目效果得到广泛证明。Kwauk[52]对萨摩亚不适应学校教育、工作表现不佳的青年，参与“体育为发展（sport for development）”项目的效果进行探究，结果发现体育被作为不同于学校教育的另一种教育手段，这些“问题青年”可以从中学到知识、技术、英语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追求更高目标。
3）世界各国中少数族群的体育社会流动研究。
Blades[53]关注昆士兰州殖民社会中原住民参与板球运动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板球运动中的民族优越感意识强化关于原住民的民族隔离、被限制的社会流动、劣等和异常行为的道德基础。这挑战澳大利亚社会普遍认为体育是所有民族、种族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的看法。
Gonzales[54]对拳击运动在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进行研究，发现拳击场上的成功成了墨西哥裔青年人生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是男子气概的最好展示，为此不惜损害教育目标;然而，拳击场上的成功与绝大多数墨西哥裔青年人遥不相及。这给美国墨西哥裔的社区文化建设和青年人的人生转变带来不良影响。
Agergaard等[55]对丹麦足球俱乐部中少数民族球员的社会流动情况进行研究，验证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即“球员不单单需要为占据球队中的位置而竞争，而且需要在分层系统（此处指足球领域分层系统）中为提高自身地位而竞争”，指出少数民族球员“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取决于球员的身体资本是否被认可，并且能否把身体资本转变为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不过，从调查结果来看，转变情况并不理想：由于少数民族球员没能从文化上融入俱乐部以增加文化资本，没能融入其他丹麦球员群体、获得教练和管理者平等对待而缺乏社会资本，并由于年少时缺乏训练经费导致技术缺陷、理解力差，难以获得正式合同而缺乏经济资本，因此很难把足球作为职业，并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3? 总结
3.1? 元问题：对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途径的争论
在追踪“运动精英”和“运动员学生”两类主要体育人群的社会流动经历过程中，各国学者对“体育作为一种向上社会流动途径”问题的争论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但从中发现，此争论更多是由不同研究对象引起，并非势同水火，争论中蕴含着共识，即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体育通常被定位成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则不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可以指发达国家的下层阶级，也可以是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体育参与者。相似经济背景会产生相近体育价值观念，不过，效果却可能截然不同。在发展中国家，体育被当作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并且被证明常常是有效的，而在发达国家中，体育作为社会流动途径的作用具有局限性，只有少部分下层阶级能够达到目的，大部分人则更可能经历失败，发达国家社会流动受社会出身、教育水平影响更大，存在阶级固化现象。
不同社会中体育的作用表现不同。这源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并未形成固定的阶层生产模式，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处于开放状态。而且，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利用体育社会功能，把体育作为与发达国家接轨、交流的手段，提高国家地位，振兴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团结，故而需要抬高运动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发达国家中，体育常常被当作娱乐的手段，是中上阶层提高健康水平、擴大社交网络、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段，体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力远不如家庭出身和教育水平。下层阶级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资本和教育成就上处于劣势，唯有依靠公平的身体条件，加以后天的不懈努力，在体育领域寻求地位的改变;虽成功者寥寥，但少数成功者的榜样作用借助体育的公开性被无限放大，刺激着同样出身的孩子前赴后继地跳进来。这也可能是下层阶级权衡再三之后的“最佳选择”：尽管体育的成功率极低，依靠体育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希望极小，但相比其他行业，体育较为公开、透明，竞争上优胜劣汰，具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公平性。因此，对于缺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下层阶级来说，利用公平的身体资本参与体育竞争，可能是众多可能性中的最好选择。这也正是McPherson[45]对非裔美国运动员、Agergaard[55]对丹麦足球俱乐部中少数民族球员的社会流动情况研究带来的启示。
另外，Loy等[24]在早期研究中指出的运动员出身较好、教育水平较高、社会流动较佳的现象，是特定时代特定规则背景下社会流动的特征。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奉行“业余原则”，能够“玩”体育的人自然是上层阶级的年轻人，由此获得向上社会流动本身就是上流社会地位再生产的机制;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废除“业余原则”，世界职业体育蓬勃发展，给下层阶级带来新的上升机会，才引发“体育作为向上社会流动一种途径”的争论。这也是发达国家学术界在20世纪70-80年代展开“社会流动的体育途径”争论的大背景。热潮过后，归于平静，80年代中期之后，发达国家学者少有提及此问题，学术研究陆续转向“体育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不平等问题”，形成第二股研究热潮。
不过，在发达国家学术界争论“体育途径”问题末段，发展中国家学术界如尼日利亚的Sohi等[14-15]学者才开始关注此问题，显示出各国学术研究的时间差，这当然源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体育发展进程的时间差。不过，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的研究至今仍不充分，在世界主流刊物上发言的机会过少，未能向世界其他国家学者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形成学术上的对话。这将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学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3.2? 永恒话题：体育社会流动中的不平等问题
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对体育社会流动中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几乎与“体育途径问题”争论同步，早在1974年，McPherson在对黑人运动员的研究中就涉及种族不平等问题，但大量文章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而且，从之前的综述看，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几乎涉及所有的体育人群，表现在种族、民族、性别等先天性因素对后天流动经历的影响。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对体育社会流动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具有起步早、历时长、人群种类多、研究领域广的特点，不平等问题研究是国外体育社会流动研究领域的最重要部分，研究热潮经久不衰。
源于美英国家历史长久的奴隶制度，黑人族群争取平等地位贯穿两国整部近代史，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也自然是英美学者研究体育社会流动必不可少的功课;源于近代欧洲国家对外扩张和移民，原住民自然成了现代社会的少数族群，美加澳等国甚至设置原住民保护区，原住民借助体育融入主流社会过程的遭遇也是学者们关注的内容;源于现代各国的移民政策，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了多民族的聚合地，在这样的社会中，各少数族群的地位和在体育社会流动中与主流族群竞争时的公平性问题，就成了发达国家学者不断拓展的新课题;最后，男女不平等问题在体育领域的反映，也是国外学者研究体育社会流动的永恒话题。
纵观近50年国外“体育与社会流动”研究史，黑人、妇女和少数族群等人群在体育社会流动中被不平等对待的现象在欧美社会中具有普遍性，无论是作为运动员、学生，还是教练员、管理人员，也无论在职业体育领域、校际体育领域，还是大众体育领域，身份区别无处不在;不平等方式也花样百出、变化多端，从运动员选拔、赛场上的位置安排、比赛规则、价值观念，到教练员或管理人员的数量比例、考核、权力范围分配等方面，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否会减少，是否存在新的不平等方式，是否能够如某些学者的良好愿望：通过体育，追求完美，提高声望和财富，促进向上流动，使妇女摆脱生理和文化上的阻拦，废除文化、种族、民族上的不平等[56]。这也是国外学者不断考虑的问题。
3.3? 新的研究热点：体育干预对弱势青年的社会融入和流动的促进
近年来，国外体育社会流动研究有新动向，Spaaij、Kwauk等[49-50，52]学者开始关注“基于体育的社会干预项目对弱势青年的社会融入和流动作用”，设计“the Sport Steward Program”“the Vencer Program”“sport for development”等研究项目，分别对荷兰、巴西、萨摩亚等不同国家的弱势青年实施体育干预行动，取得了具有建设性的阶段性成果，《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和《欧洲体育与社会杂志》等著名刊物均给予刊载。研究认为，不能适应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弱势青年”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之中，如何转变此类人群，引导其融入主流社会并得到正常发展，不致于对社会造成危害，将是世界各国共同考虑的问题;体育能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对此课题的研究应成为体育社会流动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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