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森林》与《堕落天使》:王家卫视听镜像中的“双面”香港

    赵亮

    王家卫作为当代香港最有世界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所创作的电影作品,大多都与香港这座城市有关,他利用独特的摄影风格和叙事风格建立了电影世界里超脱于故事层面的情感表达。《重庆森林》与《堕落天使》是他起步做导演时期的两部重要作品,前者在世界电影范围受到了诸多关注,后者的影响力无法企及,但两部作品却有着微妙的关系。王家卫在相同的拍摄地,相同的时代背景,创作了两部不同“温度”城市电影。本文将通过分析影片中的电影语言,来探讨在保持艺术风格相似的情况下,王家卫是如何巧妙使用导演手法以及意象来展现香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

    一、色彩风格

    至今,当“California Dreaming”(加州之梦)的旋律回荡耳边,很多资深影迷们的脑中都会不约而同的浮现《重庆森林》的画面。这部王家卫的经典之作拍摄于1994年的香港,制作完成后,便在世界电影圈里引起非同一般的轰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让王家卫一夜成名,香港电影圈称其为“酷小伙”[1]。人们开始争相模仿王家卫的拍摄风格,色彩画面,镜头运动以及音乐的使用。当时,《重庆森林》是发行和拷贝数量最多的香港影片,不只限于香港,甚至在世界许多地方也能看到这部影片的身影。在这之后,王家卫制作了《堕落天使》,这部影片的影响和声誉,却至今未能企及《重庆森林》。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部值得探究的影片,而且我认为,把两部影片並置分析,将会是一个有趣的探索。

    在剧本创作初期,《堕落天使》的故事原本是《重庆森林》的一部分,但王家卫决定把它修改、延伸成为一部独立的长篇电影。和《重庆森林》一样,这也是一部取景于香港的都市电影,甚至有很多拍摄场地都如出一辙,重庆大厦和九龙区等地点都在两部影片里出现;故事和风格的相似度也很高,《堕落天使》时常被定义为《重庆森林》的再版。然而,当我们通过不同视角对两部影片进行剖析,很多内核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有人说过,“《重庆森林》让香港看起来可爱可亲,让人想要置身其中;而《堕落天使》讓这座城市看起来陌生冷淡,让人产生距离”[2]。王家卫说,两部影片在拍摄初期就已经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重庆森林》在海外市场的火爆,海外发行商很快就向我们提出了拍摄另一部影片的要求。在写《重庆森林》的时候,我写了许多小故事,我从中挑选了一个,写了故事大纲,大家都很喜欢。由于《重庆森林》的成功,我们其实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制所有的东西,拍一部再版。但是,这种游击战式的拍摄方式,第一次是有意思的,如果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就会变得像每天都去抢银行一样,没了刺激感。我们想要不一样的东西。”[3]

    正如王家卫在采访中提到的,两部影片的创作思路完全不同。《堕落天使》或多或少有些实验性与尝试。两部影片在探讨香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的距离以及现代都市生活的苦闷,却用了不同的电影语言来呈现这些主题。在这篇论文中,我将着重分析电影语言,比如摄影、人物设计、画外音以及片中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折射——交通设施、现代科技,从而展现王家卫是如何运用独特的叙事与摄影技巧来展现双面香港。

    在分析两部影片之前,有必要来回顾王家卫刚起步做导演的经历与时代背景。他在香港独立电影的黄金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当时的香港,大电影工厂制度已经瓦解,这意味着他可以不受制片厂与大制片人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电影风格。不过,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懂得如何在低成本的状态下工作。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王家卫是个很纯粹的电影工作者,他所写的故事全部基于他的个人兴趣与直觉。在他的作品中,他用一种极其私人化的方式讲述着人类关系,现代都市的社会问题与改变更像是这些故事的背景,退居配角。“王家卫的作品虽然不含有任何政治内容,却是很有政治性的,因为他的作品都从城市空间与人类情感来展现了社会突变。”[4]这些问题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以极其微妙的形式来得以揭示,所以我们在分析影片细节的时候,务必避免过度解读,而是需要追根溯源,求解他艺术创作决定背后的真正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王家卫已经通过光线与色彩建立了自己独特鲜明的影像风格,这种风格也延续到了《堕落天使》,如果略过故事内容,只是纯粹地观察两部影片的色彩风格,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两部影片的大相径庭。(见图1,图2)

    从视觉上来看,这两幅关于香港的色彩版图传达出不同的心理感受与距离。前者建立了一个富有情感的电影世界,日戏与夜戏给我们机会观察到香港的全貌,影片的整体颜色偏向于明亮与梦幻,其中不乏混乱之感,但也让影片氛围富有生机。而在《堕落天使》里,整部影片全是夜戏,唯一的日戏出现在结尾,何志武骑着车带着李嘉欣饰演的杀手助理,两人穿梭于黑暗的隧道,镜头慢慢摇向破晓的天空,几座高楼之中夹着一小片灰白的天空,终于,我们在这座美丽动人却冷漠孤寂的城市里,瞥见了一眼黎明时分。

    二、电影的中心

    王家卫作品的独特摄影风格总是颇受关注,让人过目难忘,但在我们聊到摄影之前,我想先来讨论故事线索与内核,因为这是撑起一部影片的主要骨架。

    在两部电影里,金城武扮演了“何志武”的年轻男子,然而他们可能并不是同一个角色,王家卫钟爱于把角色的暧昧性置于不同的影片中。当这两个何志武首次出现在故事中,伴随相同的画外音:“每天,你都会跟很多人擦肩而过,有些人你一无所知,但有一些人很有可能会变成你的知己。”然而,接下来发生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故事。

    在《重庆森林》里,金发女人,编号223,阿菲以及编号663,他们都是这个纷繁城市中的陌生人,各自的生活中并没有特别亲密的人可以沟通,这些角色总是通过画外音(自述)来述说他们的情感与心情。他们的相识充满了偶然性,而恰巧他们都渴望着一份慰藉。金发女人与编号223,两个失落迷茫的人,在酒吧相遇,共同度过了一个夜晚。阿菲对于编号663的追求,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两个故事都有着开放式的结局,但是这个过程中,观众们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巧合总是伴随着不确定性而出现,幸而后续的故事总是令人欣喜且愉悦。

    《堕落天使》则是另一番景象。影片里的人物均为旧相识,有的人早已断了联系,有的人则无法保持关系,继而各自疏远。杀手与他的助手共事多时,他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前往相同的地点。当他们尝试与对方约见,计划却总是无法实现。杀手的前女友,想方设法与他复合,而他却冷漠地丢下一句话:“我不过是想找一个人相伴一夜罢了。”影片中失败的关系,起因都是单相思与交流障碍。似乎唯一能够懂得人类情感的人物便是何志武,一个失语的人。就算是这样一个敏感细腻的人,他尝试与他人建立亲密联系,也不及而终。由真情实感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只存在于他与父亲以及Sato先生之间,而这两人先后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当我仔细分析两部影片的故事建构的细节,发现“打扫卫生”在其中,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性的人类接触方式。王家卫的电影里展现了几组“没有互相作用而产生的邻近性(Proximity without reciprocity)”[5],打扫卫生就是其中一个。客观上来说,为别人清理个人空间本应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行为,但是当这一行为是不为房间主人所知的情况下发生,这种亲密不再是双向互知的,而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私人化情绪。

    《重慶森林》里的阿菲拿着备用钥匙打开了编号663的公寓,她为他整理房间,并悄悄留下有关自己的细小痕迹,她的内心有着微小的期待,期待着他能够注意到这些痕迹,但更重要的是,她享受着这段美好的时光,独自一人,渐渐熟悉他的公寓的每一个角落,这样一来,她觉得自己似乎也离编号663更近了一些。两把钥匙给了她足够的主动权,她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公寓里。在编号663不知情的情况下,阿菲能够完全掌控他的个人空间。而正是因为此,观众总是会猜想或者期待编号663会不会突然回到家,这种不确定性让观众更加好奇这段关系的发展走向,自然而然更加融入到影片之中。当两个人终于意外地相遇在公寓中,不出所料,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加温,两个寂寞的灵魂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热带雨林里寻觅到了一丝慰藉。

    在《堕落天使》里,“打扫卫生”则是杀手与助理之间最重要的关联,这是助理每天的例行公事。规则简单明了,只有一副钥匙,这个狭窄的屋子里只能容的下他休息的时间,或是她打扫整理的时间,两者不可兼容,见面就更不可能了。钥匙藏在一个房间窗户内的黑暗角落,这是两个人物之间不成文的规定。这完全不会给观众留下太多期待的余地,虽然相遇的机会时常有,但是这份工作要求两人不得有任何瓜葛。杀手的一段内心独白道出了两个人的关系模式:“我知道人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是拍档之间是不可以有任何情感纠葛的。”打扫卫生这件事如同任务一样存在着,两个人都心知肚明,故事中的悬念也不复存在。助手每天按时抵达房间,如酒店工作人员一般,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影片用跳接来展现这一幕,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她对于这个空间了如指掌,十分熟悉,但是快速利落地剪切画面,给观众带来一种机械化的情绪,没有丝毫温暖可言。从杀手的角度来说,他知道他的助手每天都来打扫自己的房间,却从不留心房间里有何不同,对他来说,这个房间只不过是个暂时歇息之地,不是真正的家。这种关系的特性早已把“打扫卫生”的亲密性消耗殆尽。

    虽然《堕落天使》里展现了种种失败的关系,但影片中包含的肢体亲密关系却远远多于《重庆森林》。这些亲密的场景并没有拉近人物的距离,而是一种即时激情,总是伴随着其中一方的失望。杀手决定与神秘金发女郎共度此夜,原来这位女郎是他的旧情人,她带上金发是为了不再让他忘掉自己,他却直言:“我只是在寻找一夜的伴侣。”太过渴望得到他的爱,即使会伤痕累累,她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他的怀抱。另一段失败的关系存在于何志武和年轻女孩之间,她迷恋着自己的前男友,与何志武相识后,他们成为朋友,共度了许多好时光,当我们看到两个人骑着摩托在城市中穿梭,她的双手紧紧环绕着他的身体,我们会猜想这或许是一段全新关系的起点,就在我们以为关系渐渐走向明朗之际,女孩告诉他,自己仍然惦念着前男友,不过是找何志武来暂时填补一下心里的空缺。

    肢体接触给人物关系带来积极的作用,只有在《重庆森林》里可以看到。编号223与金发女人在酒店共度了一个夜晚,两人没有发生身体的性接触,但是却建立了一种温柔且微妙的关系。223离开房间之前,默默地将女人的高跟鞋擦拭干净。不久之后,他仍然沉浸在失恋中痛苦不堪,正准备丢掉传呼机的时候,收到了女人的留言,祝他生日快乐。虽然他们已经分隔两地,但是温暖仍然存在。前文中提到的影片中另一个故事线,阿菲与编号663在公寓偶遇之后,关系也渐渐明朗起来。

    王家卫热衷于展现这些小人物的很私人化的生活与情感。《重庆森林》里,除了林青霞扮演的从事着危险工作的金发女人,其他角色均为普通小人物,你可以在香港的街头遇到很多这样的人,观众们很容易就能够与这些人物拉近距离,产生共鸣,把自己生活里的喜怒哀乐投射到人物的经历中。《堕落天使》中的角色均为社会边缘人物,平时在生活里我们很难遇到杀手或者疯癫的年轻男子。“他们就好像堕落天使一样,在这座城里如鬼魂一般飘荡。”[6]正因如此,这些角色与观众从一开始就已经拉开了距离,王家卫找来两位面容姣好的演员来扮演杀手和杀手助理,他们面如冰霜,绮丽的服装更是让他们看起来像极了橱窗里的人形模特,观众能与他们建立情感呼应的可能性少之又少。剪辑师张叔平对王家卫说,影片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因为整个故事的呈现实在太过冰冷,完全没有人性的温度。于是,他们重新拍摄了何志武与父亲的戏份,让他们之间的亲情联结稍稍为故事带来一丝温柔的气息。

    这两部影片都含有王氏喜剧元素,王家卫非常讨巧地利用不同的幽默方式来传达不同的情感表达。

    《重庆森林》是一部“细节式喜剧”[7],同时也通过制造滞后的剧情点来营造幽默的效果。王家卫没有运用传统喜剧抖落笑点包袱的技巧,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影片里散落着各种物件与细节,这些都与角色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观众也很容易将自己私人化情绪的经历带入与影片中相似的情节中。他的幽默具有流动性与灵活性,观众可以在任何时间找到幽默的笑点,因为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物件和细节会有不同的情感反应。虽然影片设定在一个充满寂寞感的现代都市,由于这些具有人情味的细节,观众总是收获意外的微笑,也给这部影片穿上一件温暖的外套。阿菲在编号663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我们作为观众也被邀请与她经历这一切,当她悄悄把自己儿时的照片贴在他的镜子上,当她因为找到他的一丝头发而陷入狂喜,都将成为观众的欢笑时刻,而这些时刻的后续结果并没有立刻被揭示,王家卫让我们在这些时刻里驻足停留,观众已然忘记了去期待接下来的结果,沉浸于其中,正如人物阿菲一样,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影片中,阿菲与编号663在公寓偶遇,直到多个场景之后,观众才得以了解编号663对于房间里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情感反应。仍然想念着旧情人的编号663把自己主观的情绪投射到这些客观变化里,却没有对这些客观变化的原因产生怀疑。这些滞后的结果带来微妙的喜剧效果,相较于传统戏剧中的因果关系,这部影片更着重展现的是人物角色对于故事世界里的独特的私人化反应。

    相较而言,《堕落天使》的幽默来自于一种断层的情绪,一种与人物内心真实情感的反差,观众之所以捧腹大笑是因为人物展现出具有喜剧效果的性格特征以及令人费解的特殊行为。而这些行为都不过是这些角色的保护色,来掩饰他们内心的伤感与不安。影片中许多荒诞的喜剧时刻总是与悲伤相伴。影片中失语的何志武从不和任何人说话,他总是在夜晚出没,无论那晚他做的“生意”是哪一出,他都会强迫偶遇的路人成为他的顾客,不出所料,很多次与陌生人的相遇都不免变成奇异的冲突。除了一次美好的意外,何志武的“顾客”带上一家人上了他偷来的冰激凌车,一群人吃着雪糕,开着车,在香港的夜色中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何志武以异常热情的方式与人交往,但最后仍然是孤身一人。杀手的旧情人带着一顶金色假发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她外表看起来疯狂、无畏、充满激情,对比之下,杀手的冷静显得极其冷酷。看到她在杀手面前那种近乎疯癫的状态,观众对着这个外表疯癫的女人,都忍俊不禁,直到我们看到她为了挽回爱情而不得的那种失落与苦楚,这种疯狂的氛围骤然消失。直到观众看到女人为了挽回爱情而不得,情感被杀手玩弄于手掌之间,她痛苦悲伤,却又无法自救,深陷其中,这种前后状态的巨大反差,让观众几乎会后悔在第一看到这个角色时,自己露出了忍俊不禁的表情。《重庆森林》中的幽默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的情绪,而《堕落天使》中的幽默带着一丝癫狂,最后留给观众的是灰白的孤寂之感。

    两部影片都由多个故事线组成,故事线之间也都有着微妙的关联。《重庆森林》里的每一个故事线在各自的时间线上都有开头与结尾,虽然有时候在编号223与金发女人的故事里瞥到一眼阿菲和编号663,但这两个故事仍然是独立存在的。编号223与金发女人的故事结束后,编号223到小食店买晚餐,当他与阿菲不经意的撞到对方,画面定格,伴随着编号223的画外音,我们跳转到了阿菲与编号663的故事线。观众们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跟随一个故事连贯的发展,情绪也没有被打断。而《堕落天使》中的故事线总是在不停地交叉、跳转,这种错位的情绪,让观众很难与这些人物角色以及这座城市建立情感联结。

    《重庆森林》结束于一个开放式的、积极的结局。多年后,阿菲重新回到“midnight express”,却发现编号663接手了这个商铺,她给编号663重新写了一张登机牌,他默默注目着,画面切到录音机的空镜,正在播放着那首耳熟能详的California Dreaming。虽然王家卫没有告诉观众结局的细节,但是在这样温暖的氛围中,一切都不必多言。《堕落天使》的结尾更像是对于几个故事线的总结。何志武和杀手助理在一家破旧的餐厅偶遇,他骑着摩托车送她回家,当他们在破晓时分穿过一条隧道,响起的是女人的画外音:“我快离开的的时候请他送我回去。我已经很久没有骑过机车,也没有和一个人这么近过。这段路不远,我很快也就要下车,但是这一刻,我感到很暖。”话音一落,一首ONLY YOU轻柔地飘荡在渐亮的天空中,这个场景或许是影片中所有心碎爱情故事的一个完结,可惜,这样的温暖并不会维持太久。

    三、摄影机的个性

    唯有摄影机能够赋予文字生命力。电影作为第七艺术,是通过视听语言来讲述故事与表达情绪,使用不同的镜头与构图将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同时,它又与美术画作相异,电影是流动的艺术,每一帧画面都有着微妙的区别,运镜也是重要的视听语言手法。《重庆森林》与《堕落天使》都完美展現了王家卫独特的导演视角,以及摄影师杜可风的摄影才华。为了不再复制《重庆森林》的视听语言,在拍摄《堕落天使》期间,两人在摄影方面做了许多不同的尝试。

    《重庆森林》的摄影风格强调了距离感,但同时一种莫名的亲密感也存在于其中。在小食店的戏,杜可风很多时候选用了长焦镜头,前景失焦,焦点聚集在后景的人物身上,这种拍摄方式让人物身处远处。然而,长焦镜头也会将画面内的距离压缩,景深变小,同时,这种虚焦与实焦的强烈对比,让观众的视线专注于跟随着人物,这便自然而然地拉近了观众与人物的心理距离。王家卫从不通过镜头来展现单一的、确切的人物情感,在他的影片中,情绪与感情总是复杂、多层次的,这也符合了影片的主题:孤独的灵魂寻找碰撞与交流。提到《重庆森林》,必然要提到另一个众多年轻导演争相模仿的镜头。编号663拒绝收下从阿菲手中递来的前女友的信件,画面剪切到全景,编号663站在商铺前,喝着咖啡,阿菲在商铺里,托腮沉思,两人不言不语,看着来往的行人,两人的行动都以极慢的速度呈现,行人的步伐则以客观的真实速度行进。这个镜头无疑展现了王家卫对于空间与时间的绝妙把控力。观众在同一个画面里看到两个世界:远处的小食店,以及两人所居住的城市:香港;同时,观众在同一画面中体验到了两个不同的时间:在慢速的时间里,只属于他们两个人,而外面的世界仍然在正常的运动着。距离感和亲密感完美地呈现在银幕上。

    本片中的运镜与人物的行动以及情感变化有着紧密的关系。唯有在人物快速奔跑,或人物产生强烈情绪的时刻,镜头才会呈现大幅度的运动。开场的手持镜头跟随着编号223奔跑于重庆大厦内,极低的快门速度,让一切都看起来都有些模糊、滞后,环境总是模糊的,有时候连人物也与环境融为一体。在这样的运镜之中,观众努力地专注于每一个时刻,期待能捕捉到焦点聚在人物身上的那一刻。同时,这种模糊的影像刚好符合编号223焦急的心理状态。运镜与人物行动以及情感的高度融合帮助观众跟随故事的发展走向。当焦点终于落在人物的那个瞬间,人物与观众的距离也自然被拉近。

    《堕落天使》的镜头语言虽然是典型的王氏风格,但加入许多差异性的特点。影片使用了许多超广角镜头,王家卫和杜可风在开拍第一天才决定要使用超广角镜头,由于饰演杀手助理的演员李嘉欣在镜头面前突然紧张起来,王家卫想出这个办法来让她在银幕上看起来有些失真的特点,以此来遮盖她差强人意的演技。许多双人画面也使用了广角镜头,人物实际上相隔不远,但广角镜头却拉开了两人的距离。王家卫对杜可风说:“或许这部片子是关于距离的,他们之间虽然距离很近,但看起来却相隔甚远。”这样的摄影风格让整个片子看起来有些失真的变形,也很有距离感。人物常常出现在画面的边缘,面部被广角镜头拉伸到变形,唯有背景环境看起来还有一丝与现实相似的地方。从视觉上,这些人物已经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分离开来。摄影机甚至会从一些非正常视角进行拍摄,香港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样的摄影风格和视角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难以抹去陌生感与距离感。

    同時,摄影机时常会做一些短促的运镜,剪辑师把一系列这样的镜头组合在一起,呈现出不和谐的跳接,却与画面里的人物情绪没有直接的关联,这种没有动机的运镜,产生一种断层感与即时感,正如片中的交流与正面情绪总是以极快的速度就消失殆尽。

    四、现代城市的具象化

    城市电影的关注点,总是在人物与现代生活的具象化之间的关系。在王家卫的电影世界里,特别是本文中讨论的这两部城市电影,交通方式与科技都对于人物的关系以及生活状态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城市生活中所特有的新物件承载着事物的双面性。比如电话,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的进行远距离的通话交流,但同时也拉开了潜在的距离,因为通过电话的交流存在着盲区,它只能通过声音来进行,人类的其他感官无法参与,有时会因为这些盲区而产生误会。许多新发明都加快了生活的脚步,现代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被高度压缩。从前,信件需要至少几天才能够寄达,现在通过电话,信息瞬间就能接通并传达;巴士、火车甚至飞机,这些交通工具已经完全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人的移动已经拥有了快速性与灵活性。现代生活崇尚效率,人们在短暂的时间内能够完成许多事情,但是却不像从前那样有耐心,在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而改变。王家卫的城市电影里,他通过两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标志—交通与科技—来展现现代生活里的冲突。

    《重庆森林》里,除了金发女人为了摆脱追逐者而跳上了即将离开的地铁,再没有其他场景展现人物在城市中使用陆路交通,少了现代交通工具的“协助”,王家卫把香港呈现为一个相对小而亲密的城市,影片中的人物每天穿梭于城市里的狭小街道与天桥,增加了偶遇的机会。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飞机以想象力的具象化形式出现,影片从头至尾,我们从未看到过人物搭乘飞机的场景,但总是听到他们说起坐飞机的计划或者以往的乘机经历。阿菲和编号663的故事里,飞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从时间角度看,飞机是现代生活中最快的旅行方式,只需短短几小时,你就可以去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从空间角度看,飞机是存在于另一个空间维度的交通方式。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早已是繁忙的国际都市,对于一部人来说,空运成为生活中必要的出行方式,它的意象已经深深的刻画在当地的文化中。[8]然而,与巴士和火车不一样,飞机仍然没有普及到所有人的生活里,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也作为代表人们想象的、可能性的具象化而存在。编号663的前女友用一张手写的登机牌来宣告他们关系的结束。之后,当阿菲要准备飞去加州,她留下一张手写的登机牌,给663留下一个美好的暗示。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这戏人物出现在飞机上,但是飞机这一形象给人物提供了潜在的移动性与不确定性,这些都有机会转化成生活中的变化。

    而在《堕落天使》,人物总是出现在各种交通工具上,巴士、地铁以及摩托车等都出现过。这些交通工具帮助他们拥有高效的移动性,然而这些人物在飞速移动的同时,却并不具备能动性。他们永远都是前往固定的目的地,无论他们怎么移动,都仍然在这个城市里游荡,他们的身体与灵魂都陷在了这座城市里,他们无欲无求,也不奢求能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在城市里每天穿梭,从一个地点去到另一个地方,生活一成不变,百无聊赖。而且,正因为影片中使用了很多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香港似乎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地盘,人与人之间也渐渐孤立开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与对方相遇。

    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科技也改变了现代生活中的时空。在两部影片中,我们都能看到科技的双面性。

    两部影片中,人物使用电话交流的场景有很多。电话是现代生活中最快捷的交流方式,人类的表情、肢体语言以及嗅觉等其他感官都无法参与到这个交流过程中,这给误解的可能性埋下了种子。影片中出现的电话对话均没能有效的进行。《重庆森林》里,编号223希望能够找一个人来代替他的前女友May,便打给了与他相识的女性朋友,接连遭受了拒绝。《堕落天使》的杀手与杀手助理通过电话约定了时间地点见面,最后,却只有杀手助理出现在了约定的地方。

    虽然现代科技似乎并不能从本质上帮助这些角色建立亲密联系,但却为无法再相见的人提供了相互惦念的途径。《重庆森林》里的编号223收到了一条祝他生日快乐的留言,这条留言来自于那晚与他相遇的金发女人,他们大概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但是这条留言所带来的温暖将存在于他的心里“一万年”。《堕落天使》里,何志武平日时常用手持摄影机录制父亲的日常,父亲去世后,他独自一人观看着这些影像,回忆着与父亲共度的时光。对于现代科技,我们无法简单的把它归结于正面或者反面,因为它的属性是多样的,而它属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是为现代生活带来感伤情怀的原因。

    两部取景于香港的城市电影,有许多相同的拍摄场地,电影里的时间也很相似,王家卫却完美地呈现了香港的两张不同面孔。两部影片中,他对于距离和孤独的观点差异很大,但却不是全然相冲的,就好像一枚硬币总是会两面,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完整的香港,它的每一面都不能被忽视。

    参考文献:

    [1][2][3][6]Wong, Kar wai; Powers, John.“WKW. The Cinema of Wong Kar wai”[M].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2016:29,128,129,140.

    [4][5][7]Abbas, Ackbar.“Hong Kong :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M]. 1997:49,54,57.

    [8]Lai, Linda Chiu‐han and Kimburley Wing‐yee Choi. World Film Locations: Hong Kong, Bristol: Intellect,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