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历史影响
邬烜彤
内容摘要：“走西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长时期、大规模的移民现象。根据“推拉理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地矛盾的加剧，而清朝的移民政策则对“走西口”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大量来自山西、陕西与河北的人口涌入内蒙古地区，而包头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则十分具有代表性。这次移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促进了当地商业的繁荣，蒙汉文化进一步交融，加深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与内陆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走西口 包头地区 移民 历史影响
“走西口”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人民由长城内的中原地区（如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迁移至内蒙古地区的移民活动。现对于“西口”的定义仍有分歧，刘忠和教授在《西口辨》中提出了他的意见：“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科学地、历史地认识“西口”这个产生于清代中后期的俗称名词。“西口”只有一个历史地理对应地，既不是指长城上的哪个口子，也不存在变迁，“西口”只是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旧城）的俗称。”而从事内蒙古民族与地方文献忒莫勒先生提出了与刘忠和教授不同的观点，在《归化城非“西口”考》中，他提到：（清光绪二十五年）萨拉齐地方刊刻的《破迷醒世》一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西口萨拉齐忠信堂存板”，说明西口应该是一个泛称，不能证明西口就是专指某地。虽然学界对其具体所指有所争议，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居民就是通过“西口”进入内蒙古地区的。他们因种种缘由，选择背井离乡、异地谋生，这一中国历史上重大的移民事件对山西、陕西等移民流出地区和对内蒙古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走西口”的产生原因
根据“推拉理论”，人口流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谋求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改善。流出地具有的诸多不便因素形成了推力，同时流入地具有的优势条件则形成了拉力，在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人口完成了的方向性的迁移。但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都同时具有拉力和推力，除了这两种力量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其他影响移民的因素，如两地距离的远近、交通能否达到、文化习俗的差异等等。迁移的结果并不单纯取决于推拉二力，而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才形成的。其具体原因及背景简述如下。
（1）推力因素
人口流出地的不利条件会产生推力，其根本推力是人地矛盾而其直接推力是政府的移民政策。康熙六十年（1712年），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口数作为征税的固定人数，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政府又推行了新的税收政策即“摊丁入亩”，以每家每户的土地而非“人头”作为征税标准。这些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之社会较为安定以及美洲高产作物，如玉米、土豆、番薯的传入，人口成指数倍激增。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康熙帝曾有言：“今太平已久，生齿甚繁，而田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今在口外种地度日者甚多。”中原地区如山西和陕西，虽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农业核心区域之一，但自然条件经长时间的开发与战乱破坏后不容乐观，黄河带来了灌溉水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定期的泛滥、改道，黄土高原位于山地高原与平原的过渡区，同样也是干旱与湿润气候的过渡区，各种自然因素交错构成了其复杂且脆弱的生态环境。其次，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较为狭小且易被侵蚀。整体而言，这片区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且自然灾害频发。刘忠和教授认为“丁戊奇荒”就是引起走西口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旱灾也应是光绪二年开始的。数年收成歉薄，直接导致了以后的粮食短缺，最终演化成清代山西历史上最重的自然灾害。”这场自然灾害导致了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粮价上涨，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走上了移民之路。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来自山西的民谣也生动地反映了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劣。但大规模的移民必定需要政策支持，清朝在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为巩固边疆的安全与统治基础，下令解除对蒙地的禁严。雍正元年下令：“惟开垦（蒙地）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清朝大力推行“借地养民”的政策，使“走西口”合法化，这才给予移民活动以直接的动力。
（2）拉力因素
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地广人稀，仍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发。地形虽以高原为主（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但阴山脚下以及黄河沿岸的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黄河南岸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有丰富的灌溉水源，适宜发展农牧业。
（三）其他因素
内蒙地区与晋陕冀地区天然毗邻，距离较近，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相对高度差距不大，交通可以到达，因此以往的交流（如商业交流）就已较为密切，对彼此的社会风俗较为熟悉，所以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都在中原人民可接受范围之内。两地的经济生产方式不同，种植业与畜牧业的产品可以形成良好互补，这对双方而言都十分具有吸引力。
2.历史影响
大量中原居民涌入内蒙地区给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改变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使边疆与内陆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影响十分深远，是内蒙古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1）经济影响
中原居民进入内蒙地区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种植业一直是中原地区的传统生产方式，其耕作技术、农业工具更为先进，为蒙人提供了借鉴与模仿。清初土默特地区蒙古族对于农业是相当陌生，当地青壮年多应招入伍，土地多租种给汉人。清中后期，原本只识放牧不识农事的蒙人也能进行高质量的农业生产，提高了生活水平。但同时，不加节制的开垦也对内蒙地区的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当地比中原地区纬度更高，巨海更远，气候更加具有大陆性，更加干旱，也更加缺乏水资源，风沙大，植被少，土地荒漠化严重，大规模垦荒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句俗语说明了旅蒙商（主要以晋商为主）对于当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意义。由于汉族与蒙族生产方式的不同，商人们在包头发现了新的商机——将中原地区的日常用品运输至包头，又将包头特有的畜产品等特产运输到内地。以“复”字号为例，其创始人为山西祁县乔家堡乔贵发，走出山西后来到了萨拉齐，后又迁居包头。他与山西同乡秦肇庆共同创办了“复”字号，其经营领域涉及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粮油、布匹、皮毛、旅馆、当铺，甚至发行了纸币，在全国各地都有其分号。不仅便利了当地百姓的生活，而且经商的来往之间也促成了包头的老城区——东河的发展。晋商在此地经营生意风生水起便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来包头发展。如今在包头市的老城區东河区仍有一条“乔家金街”，其所在地就是当年乔家在包头商脉宝地，周边还有许多庙宇（如吕祖庙），是包头城早期的商业、文化、宗教中心，可见其影响之久远。道光时期，包头还只有一万多人，可到了咸丰、同治年间仅三十年的时间，就发展到三万人，新增人口多数从商。光绪年间，全城已有人口六万余人。虽然包头是一个地处内陆的北方小镇，并不具有经商的天然便利条件，但民国时期的修成的京绥铁路将包头纳入了全国的铁路网络，使之成为内蒙重要的商品货物集散中心与水陆交通枢纽，而这些都有赖于晋商激活了包头的经济活力。
（二）文化影响
因为地理条件限制，包头本地物产并不丰富，饮食结构较为单一。主食喜食谷米、糜米、莜面，并不常吃大米白面。至于蔬菜，则以土豆和白菜为主。包头有句俗语：“包头三件宝：山药、莜面、烂皮袄。”此“山药”为方言，指的就是土豆。且受蒙人影响很深，“甚且只食炒米干货，亦蒙俗简陋之习”，带有蒙族特色的炒米炒面、奶酪奶茶也是其餐桌上的常客。肉类以猪、牛、羊、骆驼肉为主。一般人家平日里，吃肉很少，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食用。。而山西人钟情于面食，迁入内蒙后，他们也将这一饮食习惯带给了当地。烩菜、酸菜、刀削面、饸饹面、手把肉、羊杂碎、油炸糕至今为止仍是两个地区的日常饮食。
除了生活方式之外，语言也受到了移民的影响。内蒙古东西距离较远，因此方言差距很大。东部方言区如赤峰，受东北方言影响颇深，属于东北官话，词汇也带有一些俄罗斯语的色彩。包头则属于西部方言区，深受山西、陕西方言影响，属于晋语系统。包头方言中常见“圪”一字，如：圪蹴（蹲）、圪堆（堆）、圪塌（啰嗦）、圪尖尖（尖），而陕北方言中也有许多带有“圪”的词语。陕北方言也经常用名词词素重迭的词，如绿茵茵、干巴巴、齐争争、慢腾腾等。这些方言的构词法和内蒙古中西部方言极其相似，可见二者有极大的渊源关系。
蒙汉两族不仅地理上的距离减少了，心理上的距离也被拉近了。“远亲不如近邻。”两族共同生产生活，互相尊重并学习彼此的风俗习惯，互相通婚，形成了杂居的村落。两族人民也共享佳节，不分蒙汉，比如“圆锁”这一习俗，至今仍然还在两个地区流行着。汉族人民不仅带来了生产技术，还带来了文学、戏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内蒙古地区有信仰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传统，而中原人民把儒释道信仰传播给了当地人民，各种宗教互相融合、和睦相处。
三.总结
如今的内蒙古地区蒙汉一家亲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走西口”密不可分。正式因为蒙族与中原地区移民一起开垦、经营，才造成了当时经济的繁荣发展，才将两种不同的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走西口”是一部移民的血泪史，但同时也是他们的发迹史，移民凭借着坚忍不拔的精神与精明能干的品质，改写了两个地区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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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