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武术文化论纲
摘 要：“武术姓武，名术，籍贯在中华”；这里如果定性和定位不准，那就很难谈论它的继承、发展和普及、传播。必须在正视现实的前提下，认真梳理传统武术的缘由根据和存在状况，把握其大化流行中的自我定位和演化可能。可以从“武术本体是为肢体技术”“操作内涵出于环境应对”“活动区间多在江湖草莽”“文化属性实归中华谱系”等方面讨论其社会文化本质。作为一种肢体应对的操作技术，它全部都是围绕着个体自身的生命价值而多向展开，并借助身体活动直接体现新陈代谢、需要满足、刺激反应、穷变易通的生命机理。其关键点在于超越自我中心那一厢情愿，强调随机就势的舍己从人，并在反求诸己前提下着力于环境条件约束那多方交互作用的客观可能，最后则是扬弃异化、回归自我的返朴归真；由此区别于身体教育、竞技游艺、形体艺术、军事行为和宗教体验。
关 键 词：体育文化；传统武术；肢体技术；活动定位；文化特色
中图分类号：G85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6-0001-10
Abstract： “Wushu， surnamed Wu， named Shu， born in China”； if the nature determination and orientation here were inaccurate，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discuss its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popularization and spreading. We must，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facing the reality， seriously collate traditional Wushus causal basis and existence condition， and grasp the possibilities of its self orientation and evaluation in cultural prevailing. We can discuss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nature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operation connotation of that “Wushu itself is a body technique” coming from the environment dealing with “activity regions being mostly rivers and wildness”， “cultural attribute actually belonging to Chinese ancestry” etc. As a body corresponding operation technique， it is totally unfolded in multiple direction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s own life value， and with the help of body movement， directly embodies such life mechanisms as metabolism， need satisfaction， stimulation response， and ever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Its critical points are to exceed ones own wishful thinking of egoism， to emphasize sacrificing oneself to obey others according to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nd to focus on the objective pos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nstraining multi-party interaction 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 seeking the cause in oneself， and lastly， to eliminate dissimilation， to return to nature as returning to oneself； thus to differentiate it from body education，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body art， military actions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traditional Wushu；body technique；activity orientation；cultural feature
本文研究對象特指中华传统武术；它跟“现代武术”区别不在外部形式和自我标榜而在指导思想和劲路运行；按照西方体育观念和竞技规则操作的“现代武术”是文化传承中的变异，即使借助传统套路也不属传统武术，但坚持传统理法操作的新编套路却仍可视作传统武术。这里使用的“文化”范畴，则泛指区别于动物本能行为那人的生存智慧和活动方式。传统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来说，它依赖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技术模型来说，它又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通过对武术的文化学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武术本身的发展提供文化参照系，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对武术这个技术模型的分析去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武术从一个特定方面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生存方式的生命哲学，这种哲学贯串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围绕人的生命活动沿着不同方向展开；由此可以说，研究中华传统武术是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密钥 [1]16-27。
1 武术本体：肢体技术
传统武术得以形成的缘由根据首先在觅食而非泡妞，这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肢体冲突个体操作应对的综合实用技术；它从人类肢体最简单的“刺激-反应”行为出发，演化出一个相当庞杂而精致的综合性身体技术操作系统，其中积淀了我们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形成的生存技巧、生存策略、生活方式和生命智慧。其文化基因根植于原始人类肢体冲突的攻擊自卫本能。它在历史演化中不断积累攻守杀伐的肢体应对和身体博弈经验，并借助中国思想史上的积极成果整理诠释这些操作经验，由此形成反映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典型人体文化符号。
1.1 基本特性
“武术姓武”，用以标示它的技术特性；其历史由来的原始基因并不是吸引异性配偶的表演欲望，而是人我冲突的肢体应对操作。作为一种身体活动，其性质落脚点并不限止于身体机能专项训练提高的“育”字，也不停留在个人情绪宣泄的“舞”字，而是集中在肢体应对冲突对抗的暴力性“武”字；其技术内涵可以归结为不对等、无限制和可致命条件下的肢体冲突应对操作。它的基本任务在于保存自己、制服敌人，其“刺激-反应”类型是反抗压迫而不是接受统治，归属于生存竞争中打斗求生的“零和博弈”。
其操作内涵长期被称之为“技击”。技，巧也，从手支声；而击，原作擊，指车相碰撞，后引申为肢体行为上的敲打、击打等意。二字合成的技击概念是偏正结构复合词，其中技为手段、击为目的，合起来用以表示借助身体技能、技巧的打斗博弈，归属于肢体应对暴力技术。
武术就是生命抗争以技行击的“用武之术”，克敌制胜很难称之为合作共赢，善于斗争更不就是委曲求全。所谓“有功夫、无懦夫，有底气、无戾气”；“武术是否能够打”是个伪命题，可以讨论的东西只是到底怎样打。“是否打”出于缘由根据，“怎样打”则受制于环境条件和衍化引申。不能把条件制约和衍化引申当作是缘由根据。
时下传统武术的技击属性受到广泛的质疑；但就像说中医“不能治病”无法解释中国人生命繁衍的身体健康一样，说中国武术“不能技击”无法说明中国历史上警务保安跟土匪黑帮、豪门鹰犬跟绿林好汉海量的肢体冲突。现代武术训练确实缺乏时间感、距离感和攻防意识的训练，在时下国际拳坛上真的可以说是不堪一击，但问题在于现代武术的异化效应无法证明传统武术的应对能力。就像老虎吃人不能证明老虎的生存方式高于人类一样，有限的经验案例也无法证实或证伪拳理分析揭示的可能性。
1.2 历史由来
所有技术都来自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需要；客观的获取食物和配偶之需要以及社会人际冲突现实，引发出最初的武术技术，其原始基因是动物生存竞争的攻击自卫本能。它首先依托使用武器的经验，并受制于人体结构、生理生化、生物力学、生活方式和武器形制、文化背景。所以在训练学上是先练拳术后练器械，把器械看作是人肢体的延长；但发生学上却是先有器械后有拳术，其源于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拳打脚踢是手脚分工后的产物。
武术的技术演化是武术史的核心；由于操作主体不同的社会需要和环境条件的多种约束，还有内部技术要素的磨损缺失和外部相关信息的介入干扰，武术的进化和异化当是同时进行的，其中“同源异流”的流派分化与“多源汇聚”的拳种整合，都是“通盘考虑、整体把握，区别对待、个性处置，随机就势、因应便宜”技术路线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里，肢体动作的学习模拟、操作经验的历史积累，外部环境的客观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干预影响相互作用，综合推动传统武术的历史演化。这条技术路线不因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改变。
任何事物都有着自己生、老、病、死或成、住、坏、空的生命周期；所谓武术的“出场形态”[2]，不外是其一定历史背景下自身的演化形态，这里要厘清而不要混淆史实（佛家所云“真如实相”）和史影（佛家所云“五蕴名相”，可参考柏拉图之“洞穴幻像”、培根的“四幻像”）的关系。现用人一生比喻并列表说明：
1.3 形态特点
武术的基本结构是敌我矛盾，主要任务是保存自己、制服敌人，具有肢体对抗的诡诈性、隐蔽性、暴力性、残酷性和运行中阴阳互补、虚实变换、奇正生克、迂回多样等文化特点。其操作上踢、打、摔、拿，点、刺、砍、劈和格、挡、拦、截，避、让、走、化等等一系列肢体技术元素，都是围绕技击打斗攻守进退的实际需要和应对情景而成的。其形态特征极为明显；在身形体貌上是基于黄色人种、讲究五短身材、显示腰围大腿的正三角阴性体型，人体重心较低，体现恋土归根的农业民族心态。在动作特征上讲究形不破体、力不出尖，腰如轴立、手似轮转，外松内紧、意气领先，有进有退、占中求圆；内倾性人格和主体性思维方式，使其动作类似中国古典舞，趋向于拧、倾、曲、园的内聚性形态，表现争斗中龙腾虎跃、纵横往来、闪展腾挪、起伏跌宕、圆转折叠、连绵不断的节奏韵律，并不局限于一厢情愿、技术单一和单向线性的力量加速。在技术特点上则强调上虚、下实、中间灵，突出下盘功夫，就势借力，防守体系严密，注意适度、合理、满意、可行，属技巧应对型，反映中国人巧的追求，如此等等。
完全可以就任何方面或角度去分析和概括武术的形态特点。例如：训练形式方面，有诸如各种桩功、松静功、排打功和发劲、走化，溜腿、活腰、松关节等等一系列的基本功法；有一系列肢体攻防动作构成的招式；有各种招式动作组合起来演练的不同套路；有个人单练、两人或多人对练形式；还有自由博弈的散手对抗等等；除徒手外更有借助刀枪剑棍等等武器以至锄头扁担一类农具或家具器物的器械单练或对练形式。运行风格分类方面，有诸如南拳北腿、东枪西棍、内家外家、长拳短打、少林武当、崆峒峨眉等等不同分类的拳系，有太极、形意、八卦、通背、螳螂、八极、戳脚、劈卦、翻子、地躺、查拳、华拳、洪拳、咏春等等，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象形拳拳种，每个拳种内部有不同拳派、同一拳派下还有不同拳风。此外，还有技术层次上的武术、武技、武艺、武功和操作意识上的武学、武识、武德、武道等等领域区别。
时至今日，其衍生出来的套路技术已经成为武术习练的重要特点之一；它不但包含有原始巫术的仪轨残留、个体操作的想象空间、宋元杂剧的潜在影响，还有行走江湖的身份标识等等。然而真正肢体冲突并没有事先设计好的动作程序，套路技术更不就是武术的唯一载体。
2 操作内涵：环境应对
“武术名术”，这是标明其社会属性，说明它是一种肢体应对性实用技术操作体系，属于为实现目的、解决问题之途径、手段和中介；文化上跟传统的兵法、农艺、医术和百工技艺同为物质性操作一类，明显区别于哲学思辨、宗教信仰、学术认知、艺术鉴赏、道德说教等精神性“意识形态”活动。技术归属“生产力”，具有“价值中立”的普适性；其实施则依托操作主体，讲究目的性、社会性、多元性和条件性，这显然是五花八门的。它的评价判别式并不在思维是否缜密、解释是否合理、信仰是否坚定、表演是否精彩、说教是否动听，而只在相对于操作目的之具体效用。
武术技术思想的核心，并不是规范秩序的确定性或审美鉴赏的无穷性，而是个体操作以及招式劲路变化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至于技术训练和操作应用的效率和性能，除了技术本身的规定以外，还有大量其它非技术因素参与；在这里，我们强调任何技术操作不但取决于社会的客观需要、操作者自身生理秉赋、自然物质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而且还明显受制于一定的历史人文环境和不同方向的力量对比，并指向操作主体的理想目标；问题在于这个环境和目标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归属。
2.1 基本结构
作为一种肢体技术，其核心和关键则只在技术方式和操作原则。技术结构大体可分析为肢体形态的“招法”（外部呈现的“象”）、劲力变换的“劲法”（内部运行的“气”）和应对策略的“心法”（总体指导的“理”）3个方面。
这里的招式动作属于“器”的层面，其表现形态有“动静开合”，主体操作有“形神体用”，运行机理是“一气流行”。这里的劲路应对属于“技”的层面，外部招法有“攻守进退”，运行劲法有“虚实刚柔”，操控心法是“得机得势”。这里的文化气质属于“道”的范畴，天道上有“阴阳有无”，人道上有“性情志趣”，造化表现则是“神妙万物”。它首先是借助招法去体会不同的用力方式，招贯劲而进；接着是通过劲路问答进行环境应对，讲究劲附招而行，招随劲而变；最后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突出“有感而应、因敌成形、随机就势、舍己从人”的大化流行。 其操作核心内涵不外是一种称之为“劲路”的用劲方式和劲力变换，它所追求的并不是生理能量的“极限突破”，而是运行变化的“随遇平衡”，讲求肢体运作的能承受和可持续问题；其要在于分敌我、明攻守、知进退、懂虚实、会刚柔、讲机势。发劲方式是其根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节节松开又节节贯串，有感而应、因敌成形、蓄而后发、就势借力、惊弹螺旋，动短、意远、劲长，讲究上下相随、粘走相生、蓄发互寓且留有余地，突出力学关系（而不是审美意象）变化机势的操作把握，讲究以其人之力还诸其人之身。
有道是“攻为防留势、防为攻寻机、攻为防而攻、防为攻而防，防毕攻已至、攻毕防已成”，由此身跟手走、步随身换、动从根起、力循脊发、蓄中含发、发里有蓄，虚实无常、刚柔并济、奇正生克，或放长击远、或贴身短打，示形造势、声东击西、避让寻机、走位取势、手足并用、满身是手、攻防一体、连消带打；不能打的“武术”无法定义为传统武术。练习时所有的招式动作只是体验劲路运行的手段，而套路编排则是加强记忆和提高兴趣的方法，绝不能倒果为因地把手段当作目的。
2.2 建构过程
武术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即技术掌握过程）则相应有见招拆式、动作熟练的“着熟”练体（知己功夫——自我身心内外协调整合），力量控制、劲路问答的“懂劲”应对（知人功夫——环境磨合、友邻协合、对手应合），意念运行、整体把握的“神明”逍遥（自知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3个阶段，呈“循规矩而脱规矩，脱规矩又合规矩”的辩证关系。
道家哲学讲究“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庄子有云“物物而不物于物”，武术的深厚功力恰好是建立在巧妙的环境利用上面。它关于“天时、地利、人和”及“生命、生活、生态”那纵横交错的整体思考极富生命力，其中特别是对事物有机整体性、動态演化性和主体能动性、优势选择性的深刻把握，至今仍具有多方面的操作性指导意义。离开这个技术体系历史形成的学理渊源、技术演化、层次结构、建构过程和操作原则，就根本无法把握它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其传承方式是师徒制的言传身教；立足于感觉经验的默识揣摩，形成因材施教、自我修炼两大要求，最后落脚区别于商品交换的自家受用；在这里“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双向作用，构成其继承与发展那历史传承的整体沿革。这些个体经验由于封闭保守经常造成断裂失传，然而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往往又可以让人“无师自通”地把它重新发现出来并延续下去。
于是明显不同于西方教学班单向灌输式“工业标准、批量生产、市场运作、利润主宰”。这种传承方式确有古代宗法制度的局限和束缚，背后还衍生出不少社会性弊端；但这并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尽管技术本身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规范性标准化的批量生产无法照顾到随机性个性化的操作体验；我们不要无端否定传统师徒关系的形成依据和存在理由，更不能把技术要求跟社会制约混为一谈。取向不同社会历史关系改革的必要性，并不一定要否定价值中立的普适技术逻辑演化之连续性。
2.3 特色比较
1）技术基本形态：西方拳击强调手上力量，拳击就是重拳出击；中国武术却突出下盘功夫，变换须从根上开始。
2）操作路径选择：西方拳击惯于恃力逞强，线性思维瓦解复杂体系；中国武术却偏好尚智用巧，曲径通幽导致博大精深。
3）战略偏好方式：西方拳击强调打破平衡，借助实力抗衡而要宰制一切；可中国武术却讲究维持稳定，通过多方协调的综合平衡来体现中庸。
4）价值最终旨趣：西方拳击讲究争霸夺魁，提倡愿赌服输、赢家通吃；中国武术却意在自我防卫，着眼避害全身、维系生命。
作为肢体操作，传统武术特别讲究“技术上手、功夫上身”那得心应手的生命智慧；而作为社会活动，它又依附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呈现出属性不同的人文精神。于此人们可以看到，大化流行中绝地求生的性命自保通过舍己从人和反求诸己双向努力，实现自我认识、自我圆满、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并显示人类责任。武术的舍己从人、随机应变并不是放弃权利、形成依赖的听命于人，而是自我主宰、借助机势来实现目的，特别讲究顺人不失己的“为主不为奴”。武术的特有文化个性并不是从文化的普遍性中逻辑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下具体操作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来的；它不是预设之目标，而是历史的结果。
2.4 社会归属
武术的社会归属是实现目的之肢体应对技术，是为得心应手的“物质操作”；并不归属于享受过程的形体表演艺术，不是心想事成的“意识形态”；尽管它可以有“庖丁解牛”般审美价值，但归根却是用来“打”而不是用来“看”的；其评价方式要看操作效应的“精、巧、奇、妙、灵”而不是表现形式的“高、难、美、新、真”；其技术落脚点是肢体博弈的“制人而不制于人”。
作为一种肢体应对技术，它跟国外同类武技皆具有个体操作性、运行精巧性、目标实效性和实施残酷性、可能致命性等运作性能；至于这些技术性能的具体发挥，则可能会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中国武术并不缺乏刚猛狠毒的拳种和方法，但就其总体倾向而言，却首先考虑以弱对强的实际情况；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并不在“弱肉强食”的实力抗衡，而在“尚智用巧”的以柔克刚。不过，这以柔克刚的落脚点仍在克敌制胜而不是妥协屈服。
“对立统一”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传统武术借助“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操作运行，对此有着相当自觉、灵巧和极具个性的运用。它从客观存在的矛盾运动出发，扬弃自我中心和单向线性对力量、速度、时间、距离的执著，突出综合整体和多方互动的功夫、劲路、态势、时机的把握，落脚于事物本身矛盾转化，处处呈现“相灭相生、相反相成”那辩证法的光辉。其力量讲究松而不懈、柔而不软、刚而不硬、坚韧圆活、惊弹螺旋、随遇平衡，其操作强调扬长避短、避实击虚、曲中求直、后发先至，引进落空、借力打力，其效应突出以弱对强、以柔克刚、以小制大、以静待动、有进有退、持续不懈；由此可以走出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术中确有不少好勇斗狠、争强好胜的文化因素；然而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国武人并不相信绝对的天下第一和永恒的稳固定在，特别讲究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一物降一物和此一时、彼一时的风水轮流转；于是在突出知难而上、承担道义、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同时，又强调事不做绝、势不用尽、适可而止、留有余地，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并可以在劣势中看到优势、困难中看到希望，能够在“没完没了”的社会参与中永不言败。总的来说，武术操作并不是不顾死活的兽性冲动，而是综合考虑的技术平衡；但其中机巧权谋却不是温情脉脉的施舍行善，而是自我防卫的制人取胜。即使到了未来社会，“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依然存在”，肢体应对恐怕仍然是生命活动的一种基本形态。
应该明白，肢体应对操作前提是独立自主而不是依赖妥协。在“泛道德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讨论问题喜欢搞伦理归因和道德追究，给武术穿上伦理道德的外衣；然而作为解决肢体冲突手段的技术方式，却必须要坚守操作者自身立场以及适应面对矛盾性质。尽管恩赐、施舍和相应的感恩、宽容等等都是很好的字眼，但用在肢体冲突、自我防卫和紧急避险、危机应对方面，却显得极不靠谱。奴化说教绝对不属于武术精神。
3 活动区间：江湖草莽
俗语云，学习是为了应用、制人则必先制己；如果说借助招式动作的学习训练是武术的“身体文化生产”[3]，那么通过各个领域展开的武术活动则是武术的“身体文化消费”，人们不能只生产而不消费。
任何技术都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活动并通过自身的操作体系逐步展开。在这里，任何社会活动又都必须借助多种技术手段，使自己处于一定的社会价值关系之中，并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功能；一些指向不同的“涉武”活动尽管有大量的武术元素作为骨干参与，但其社会属性又并不完全相同。作为一种后天“学力而有为”的“非遗传信息”，肢体技术的学习训练和应用展开是两个可以局部交叉但又不能相互混淆的阶段。
技术本身确实是“中性”的，可以称为操作“普适”（但并非价值“普世”）；但其活动内容又从来不是独立自主的超越性存在，而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阶级斗争”，亦即各种社会权力参与其中并为实现自身的发展意图而展开斗争）的过程，由此操作主体和活动内涵并不“普世”。
所谓武术的“社会功能”则是不同的操作主体借助不同領域活动所获得的不同社会效应；由此确实难以形成统一的“社会功能体系”（例如欺行霸市、鱼肉百姓、打家劫舍跟自我防卫、人际交往、警务保安等等，就很难认定是同一归属的什么“社会功能体系”）。但就其超越的层面来说，人们操作时在适应环境、规训制己的另一方面，则是应物自如、改变定势；而在这背后，便是人与环境的双向改造和进化（毛泽东把它称之为物质和精神的“两变”[4]）。
传统武术文化核心底蕴并不是无视人权的“物质生产”，也不是娱乐至死的“休闲消费”，而是反抗压迫的潇洒自如。武术活动中“文明、伦理、理想”都是一些取向不一的价值范畴，所谓武术的“文明化、伦理化、理想化”更多是操作实施上“横向”的社会制约，很难简单归结为技术演化“纵向”的历史结果。
3.1 活动特点
就社会角度而言，武术活动特点主要是：
1）操作主体的庞杂不专。武术是普适技术而不是分工技术，历史上中国“涉武人员”可以遍及三教九流、士农工商，相对集中的群体分布是军警宪特、侠盗丐娼，乡兵民勇、土匪黑帮、走镖护院、帮派骨干、刺客杀手、社会保安、豪门鹰犬、绿林好汉；由此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统一的价值取向。在这里人我互动你来我往，正邪两品错综复杂，黑白两道相灭相生，警匪兵贼相反相成；中国武人并非是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或职业集团，其边界相当模糊开放，明显区别于身份性和职业性特强的欧洲骑士和日本武士。
2）波及领域的多种多样。肢体应对为人类活动基础，其要素原则上可以进入社会任何领域发挥作用，远远超出训练场、竞技场和表演场的狭隘空间。现实则主要展开为这样四大层面：（1）基础、核心层是个体生命的自我修炼、自家受用（在这背后的是技术传递内部化的教学训练、传承互动），由此发展出反求诸己那主体性强身健体养生的功能；（2）骨干、推广层是行走江湖的环境应对、警务保安（与此相应的背景则是社会矛盾外部化的肢体冲突、以武犯禁；特别是明清以来，江湖绿林、宗族械斗、看家护院、保镖收账等活动已成规模），由此推进了非军事性的对象化肢体应对打斗功能；（3）泛化、引申层进入共同参与的民风民俗、人际交往（这里的功能更多是区域性的社群整合、内部交往、精神寄托、身份认同），由此进一步演化为勾栏瓦舍群众娱乐交往的功能；（4）扬弃、升华层则是超越当下的审美鉴赏、实践反思（于此还可以引申出意识形态的文艺创作、理论分析，由此便衍生出精神性的武术理论和武侠文艺）。
3）核心功能的备而待用。尽管肢体应对具有很大的普适性，但其核心的暴力对抗功能多落入有碍社会稳定的“犯上作乱”“以武犯禁”，于是必须也必然受到更多的社会限制，经常处于备用和慎用状态，这跟其涉及领域的多样性恰成对照。此外，学习训练跟随机应用也是两个无法完全重合的阶段；训练是为了应用，但训练本身并不就是应用。这跟军事颇为类似，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都是在“跟空气作战”而不是真实打仗，但其着眼点却是要求在实际冲突中“作最坏打算、争取最好可能”，并非只是单向度地追求一个审美鉴赏那什么“理想的乌托邦”。
4）运行条件的社会制约。有道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谓心想事成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武林人士占有社会资源较少和受到行为约束更大，其活动空间并非真正的绝对和无边。在这里，作为涉武人员操作行为自觉自律之“武德”并不是武术文化的核心，归属不一的道德理想很难定义价值中立的技术逻辑，而操作上那些凶、狠、阴、毒、险的招式劲路，也很难说是道德教化手段。肢体打斗不属礼仪规范，你死我活不是感恩戴德，舍己从人不能迷失自我，以柔克刚不会接受奴役，自家受用并不归市场交换。江湖行走的恩怨情仇也不能简单地用儒家信念和道德规范进行化解，武德形成依据更不是什么圣贤教诲和门派帮规。这背后有社会与人历史性的双向制约和改造，并非只是自我中心的一厢情愿。
5）价值坐标的草根倾向。传统武术反求诸己、特立獨行的行为方式，难以全面支撑起群体组织的军旅作战；其执技论力、亲力亲为的操作要求，也远离养尊处优、劳心治人者的活动区间；其反抗压迫、平等自由的价值倾向，更要打破等级差序、维系统治的社会秩序——于是倾向浪迹天涯、立命江湖，形成在野之身、化外之民的“另类”亚文化系统，可能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由此各个朝代都在大力发展军事的同时严厉禁武）。传统武术的主体内涵和总体倾向并不是宫廷庙堂“大丈夫”的“君子文化”，而更多是江湖草莽“好汉子”的“痞子文化”；主要归属于行走江湖的肢体应对操作活动，精神上较少受到统治秩序的约束，有反抗欺凌的平等自由倾向，有率性任情那强烈的情感和意志活动，表现出较多特立独行的血性、胆略、担当和潇洒。
相对于国外同类和国内文人来说，中国武林人士较少“建功立业、效命尊长”的社会秩序追求，而更多抗暴维权、平等自由的个体本位渴望。所谓“侠以武犯禁”，武人价值倾向的主流，不是维系等级差序统治的“克己复礼、内圣外王”，而是打破既定秩序的“恩怨分明、快意天涯”。有道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压迫与反抗、秩序与自由的对立统一结构中，偏于社会关系中非主流的低端。武功性质完全不同于军功。
3.2 操作展开
尽管武术活动可以参与和涉及多种领域，但作为特定的肢体技术则仍维持有相对独立并区别其余的操作体系；这就是个体性那“身体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这主要是一种“自家受用”的自我修炼而不是“市场需要”的经营交换。其个体性操作程序有如下3个基本层面：
1）习武练身：强调内向整合的“整”字。这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招式动作的学习训练，用以处理人自我的身心关系，由此必须服从人体结构的活动规律、生理心理的运行机制以及技术内化的运作逻辑，用以解决智人直立后的手脚分工和身心分裂问题。
传统武术习武练身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涵养生命能量、整合生理机能，二是学习肢体技术、力求功夫上身。不能把养生护体与技击应对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中国武术有着强大的养生文化倾向，其内涵不仅囊括与西方同道共有的身体技术训练、肢体康复治疗、个人卫生保健、生理机能提高等内涵，而且还突出了生命能量涵养、生理机能调谐、生命期限延长、生命活动安康等多种诉求，有节能减耗、永续循环的“能态运行”等综合思考。
有人觉得，传统武术的经验型体悟式训练效率，远远低于西方的科学型对抗性竞技训练；但其区别于西式“主客对峙”之线性追求那“天人一体”的整体思考，还有其对应用领域和运行条件那综合可能性方面的讨论，又都是西式武技不可比的。传统武术训练的着眼点在于生理机能的定向协调激活和习得技能的全面融合贯通，而并不限止于肢体机能的局部强化和习得技能的依样葫芦；其落脚点在于“不能选择敌人”的“打”，而不在于“公平竞争”的“比”。特别是身体文化的生产主体跟其消费主体定义为同一个人的身体，不主张分裂为生产者（角斗士、斗剑士）和消费者（贵妇人、养士人）两大类型。这种“自家受用”的效应跟“为人所用”的效率，又显然是不可比的。
而且，习武练身并不停留在自我涵养而突出文化传承，其习武和练身是同一个过程；在这里，接受训练落脚于自家受用，技术传承则跟个性创造融为一体。“养练结合、打练结合”和“身心一体、内外兼修”的操作原则，强调反求诸己的内向挖潜，把前提、手段、目标三大环节统一起来，让潜能发挥与技能内化融为一体，讲究“技术上手、功夫上身”，最后落脚于生命的自我维系和自我完善。
2）应对用技：强调外向应对的“应”字。这是习得技能的实际应用，用来处理人际活动的敌我亦即主客关系，归属生命体新陈代谢中的环境应对，由此当要走出自我中心的一厢情愿和依附外敌的妥协归顺。其操作并不执著既定程式，更多依托背后的功力、技巧和时机、位势，突出“有感而应、法无定法”的无招胜有招；操作中还形成了号称“天人一体”之“顺天循性、志道游艺”的处事态度和“阴阳相济、以柔克刚”等操作原则，体现了一种以巧胜力、超越本能的生存智慧，可以让人的进化走出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这里的着眼点在于主体能力的临场发挥而不停留在观念情绪的自我宣泄。作为肢体冲突手段的武术，其操作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势均力敌的中间胶着状态。传统武术到底“能否打”是个伪命题，这里可以讨论的只是“怎样打”。用武术本身并不是搞慈善，肢体应对的内涵不是相亲相爱的和谐共处，而是你死我活的肢体冲突；由此必须要走出自我中心、努力寻机造势。作为肢体冲突零和博弈的暴力对抗，武术操作的基本内涵是“以斗争求得和谐”而不是“以和谐掩盖斗争”；给肢体冲突的“用武”行为贴上“和谐共处、互助双赢”的标签显然是十分可笑的。
用武的前提条件是独立自主、勇敢顽强（不是依附外敌、妥协屈从），基本要求是反抗压迫、追求解放（不是接受奴役、忍受苦難）和返朴归真、特立独行（不是迷失自我、跟风从众）；由此明显区别于时髦的道德说教、自我标榜、行会帮规和宗教戒律。这里首要的提问方式，并不是“我要怎样打到你”（恃强凌弱），而是“你打我时到底怎么办”（以弱对强）。
当然，不同的操作主体有不同的操作目的，不同的社会活动有不同的社会任务，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但面对外来的侵犯、杀戮、欺凌和压迫，很难以感恩、奉献、依附和顺从来化解。其尚智用巧、曲径通幽的灵活变通，不应是放弃原则、自我异化的借口，而当是老子所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无为无不为”那“用被动形式实现主动内容”的手段。
3）修性知命：强调大彻大悟的“悟”字。这是操作经验的实践反思，用以把握人在大环境中的天人关系，亦即通过武术去认识自我、知晓规律，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5]所说的“两个尺度”），追求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并借助人性自觉“远离一切颠倒妄想”而“得大自在”；借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觉自为和自我实现。
修性知命是躬身自省的“反求诸己”而并不是道德说教的“及物施予”，其着眼点在于理想人格的全面形成而并不执著于传统说教的一厢情愿。作为肢体应对技术，武术本质上归属于自家受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依赖市场的“交换价值”；功夫上身必须自我修炼不能假手于人，环境应对总要亲力亲为不能依赖购买，见性归真更得反求诸己不能接受忽悠。武术修炼当是一种“躬身自反”，由此必须返朴归真回到操作主体，用感恩、奉献等“外向及物”的形动词去描述这个层面的操作状态，显然是很不靠谱的。武术修性并不接受等级差序的道德说教，也不认同听天由命的宗教忽悠。
总起来说，武术整合身心的练身当然不假外求，但其应对环境的用技却必须走出自我中心，至于认识自我的修性则是要在大千世界的大化流行中“反求诸己”，找到宇宙网络中自身那个恰当的位置，借助改造环境的实践操作来形成自我的人格和风骨、境界；而这一切又都必须“破除两执”，不能痴迷于“五蕴名相”，真正“看破、放下而得大自在”；离开亲力亲为的社会实践，仅从孤立的“心性”层面冥思苦想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3.3 边界定位
肢体应对操作是“价值中立”的普适技术，其若干技术要素可以介入、参与（但不能主宰、取代）各种性质不同的社会活动。然而任何事物又都有区别其余的自身独特规定，否则便“不是东西”。中国文化着眼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转化，反对执著于僵死凝固“非此即彼”的分别之心，但操作上同样反对混淆对象的指鹿为马和背离目标的南辕北辙。作为一种社会性客观存在，武术必须搞清自身核心领域跟其邻近衍生区间的边界，在别同异、分彼此、定内涵、划边界中把握自身特质。这里最主要的是其骨干要素跟外形相类和内容相似、相关、相通的体育、竞技、军事、舞蹈4大领域之联系和区别[6]。现试列表说明：
应该承认，这4大领域相互交叉和借鉴是明显的，最初的教育是肢体技术教育，一些对抗性竞技则可以使用肢体暴力技术，肢体打斗也曾部分进入军事，原始巫术更是武舞不分；但问题在于它们成熟后各自社会方面的本质归属并不相同，身体教育、搏击市场、职业拳手、奥运金牌、艺术欣赏、礼仪教化等等通通都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引发的肢体冲突和相应的自我防卫。武术技术要素的多种应用，不可能改变武术自身的社会归属；这就像军工可以转为民用，但并不等于军事行为可以等同于民俗活动。
4 文化归属：中华谱系
“武术籍贯在中华”表示武术的文化归属，这是武术形成时所依托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背景、与此相应的社会历史功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精神文化特性；追问武术的“籍贯”，其实也就是探求武术的形成背景和呈现特征。由此这里所说的“中华”就不但是个自然地理的区域性概念，而且还是个民族文化历史演化范畴。
4.1 学理渊源
武术是中国文化背景下逐步演化形成的肢体应对技术。尽管“事实先于概念”，但“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所谓“实践”不外是人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之操作活动。技术不是本能，任何技术操作都要有一定学理支撑，理论与实践总是相互为用；武术自不能例外。其奠基层面有三大支柱“起于易、附于兵、成于医”；取向层面有“道本论、用反论、归真论”；发展层面有“融百家、汇于理、纳新知”。由此，其学理渊源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是浓缩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1]23-78。
4.2 社会基础
技术跟学术和艺术一样，其存在理由首先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要。包括肢体技术在内的所有技术，都是人的主体能动性跟周围环境条件制约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的生存方式历史演化的结果。其具体操作形态，则反映了操作者生存状况和生活方式的运行特色。传统武术讲究以身为体、以技为用、刺激反应、返本还原、维系自我、合道归真。基于生命体新陈代谢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肢体应对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可以看作是“永恒”的。
时下其原先依托的自然经济已经全面瓦解，但市场经济两极分化又带来涉黑组织、恐怖活动、肢体冲突、强奸抢掠、凶杀斗殴、工伤矿难、野蛮执法、人身事故、群體事件以及由此而来的保安业务全面膨胀；在连医院和学校都得设立警务室和发放防暴器材，还要全民派发《公民防暴反恐手册》的情况下，肢体应对是否“完全没有了任何的社会基础和实践空间”？当今法律仍然是承认合理冲撞、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危机应对的，那么人们能否就此轻易断言作为肢体应对技术的传统武术技击已成明日黄花，由此要求全面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规定？
当今用“产业化模式”大量发展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建立充分竞争的“搏击运动自由市场”（例如成都的“搏斗孤儿”），未必就能促进传统武术技击技术的复兴。竞技跟技击确有其交叉重合的地方，例如古罗马的角斗士和中国先秦的斗剑士上场时确实是生死博弈；但就社会而言，却归属于贵族们“审美鉴赏”的娱乐休闲。保命全身的应对残酷，并不就等于情绪刺激的鉴赏残酷；就像歌星与歌迷之膨胀解决不了“纯音乐”的发展一样，获得奥运金牌和树立拳术明星同样也解决不了肢体冲突的自我防卫和社会治安问题。不能简单地否认舞蹈化、体操式和对抗性竞技等现代武术之存在理由；“存在就是合理”，特别是在未来社会扬弃其利润主宰的“产业化”模式以后，它还有可能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
4.3 文化特点
竞技体育的特质在于运动形式和比赛规则，多有指令性的动作规范；实用技术的特质则在操作方式和实施要领，多的则是指导性的经验口诀。武术在中国文化基因的作用下，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武术文化归属于化，其核心当是一定环境条件制衡下独有的操作方式和实施要领，而不是普泛性的一般文化通则和统治道德说教。
可从不同方面去讨论这些特点和要领。
例如：从技术操作特色上说，招法强调的不是手上力量而是下盘功夫，劲法上强调的不是实力抗衡而是避实击虚，战术上强调的不是使气用蛮而是尚智用巧，战略上强调的不是勇猛突破而是动态平衡，价值上强调的则不是票房卖点而是生命本真。就训练体系而言，反求诸己的内外兼修完全不同于一厢情愿的外部灌输或自我宣泄；就技击打斗来说，自我防卫不等于拒绝文明，反抗压迫不等于制造仇恨，还有因应来犯的随机就势更不可能是主观意志的强加于人。它那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解释，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里可以看到：传统武术那以弱对强的前提设定、自我完善的目标诉求、防身护体的任务限定、因应环境的处事态度、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迂回曲折的运行轨道、以柔克刚的效应追求，就明显区别于西方武技优胜劣败的前提设定、外向扩张的目标诉求、侵犯征服的任务限定、自我中心的处事态度、实力抗衡的作战方式、简单直接的运行轨道、弱肉强食的效应追求。
而在这些操作特色背后，则是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武学观念。例如，价值取向上崇尚养护生命、练功储能，防身护体、维权自保；战略选择上突出因应环境、舍己从人，随机就势、扬长避短；操作机理上讲究阴阳相济、五行生克，尚智取巧、出奇制胜；训练体系上注意内向挖潜、外练技巧，身心一体、性命双修。此外还有社会归属方面更多地不是社会分工的职业文化而是多种应用的普适文化，不是茶余饭后的休闲文化而是维系生命的实用文化，不是等级差序的主宰文化而是个体本位的自由文化，不是统治精英的“君子”文化而是江湖草莽的“痞子”文化，如此等等。 4.4 实践反思
武术修性方式是“实践第一”的；它讲究实践反思和操作体悟，倾向于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7]把握，由此不同于通常的“社会意识内化”之外部灌输和接受暗示，并不认同时髦的道德说教和宗教体验。它借助阴阳虚实变换“体无悟空”，通过待人接物处事“践行尽性”，由此体现大千世界的“大化流行”；这当是“真实不虚”的客观活动。作为“国学”的武术，必须要有高度的自我意识；而实践反思不外是反求诸己的自我认识，是感性活动的体知体悟，是实践中主客互动的意义生成。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所有操作都有其主体规定和价值坐标；因而迷失自我的异化扩张很难称之为完善自我的演化发展，依赖外物的邯郸学步也很难当作是独立自主的开放借鉴。作为一种实际操作，传统武术必须认识自己、拒绝异化，走出“误认故乡、为人作嫁”的歧途。
这当首先应辨明中华武术“姓武名术并生长于中华”。武术发展是武术逐步生成的文化基因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演化展开。如果离开传统武术历史形成的这个文化基因，硬把自家受用的身心修养改变为人前卖弄的商业广告，把艰苦奋斗的拼搏求生恶搞成消费主义的娱乐狂欢、把有感而应的因敌成形异化作自我中心的一厢情愿，很难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古老的武术。
武术精神的人格支撑更多的是血性承担而不是奴性妥协，武术操作的技术运行更多的是智慧技巧而不是宗教体验，武术活动的社会空间更多的是肢体应对而不是道德说教，居高临下的宽容施舍根本不能取代众生平等的自卫诉求，武术修性决不应培养跟风从众的驯服工具；特别是在社会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背景下，借助产业化的工业标准、批量生产，把随机应对、自我服务的肢体技术改造为资本主宰、商业运作的赚钱工具，未必真的是发扬传统文化和有利于升斗小民。人的需求并不那么单一，即使是到了未来社会，人的肢体应对跟一般的身体训练、竞技游乐、形体表演等等，其实也是有所区别的。
4.5 生命旨归
传统武术的基本精神，当为迎接挑战、自强不息、反抗压迫、承担道义、平等独立、快意天涯，而并不是妥协屈服、安于现状、随波逐流、逆来顺受、克己复礼、内圣外王。
作为一种肢体应对的操作技术，传统武术全部都是围绕着个体自身的生命价值而多向展开，并借助身体活动直接体现新陈代谢、需要满足、刺激反应、穷变易通的生命机理；其关键点在于超越自我中心那一厢情愿，强调随机就势的舍己从人，并在反求诸己前提下着力于环境条件约束下多方交互作用的客观可能，最后则是扬弃异化、回归自我的返朴归真。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不但是“活在当下”，而且还要“走出当下”。有道是“太极无法，动即是法”，武术操作挑战各种既有定势，着眼于实际变化中的各向“可能性探究”。它背后有3个深层意蕴；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潜在可能的探寻、对自由发展的追求[8]。这里有着极为深刻“生命意志”。
武术是世俗的，但武术操作体系中的修性努力，却是趋向于扬弃世俗社会的“外在之目的”，超越其作为“社会性操作手段”的历史本质规定，强调“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道义承担，由此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有道是“游戏人间”“快意天涯”“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就像劳动最终要从现实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超越其“谋生手段”（生产要素）的历史规定，逐步走向未来人的“乐生需要”一样；于是跟当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相通，可以直接服务于“人的解放事业”。
参考文献：
[1] 阮纪正. 至武为文[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
[2] 李龙. 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
[3] 戴国斌. 中国武术文化的生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321.
[5]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6] 阮纪正. 准确推进传统武术文化研究[J].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5，29（3）：88-92.
[7]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05.
[8] 阮纪正. 拳以合道[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74-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