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摘要]2000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把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国同世界的西方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了。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明远播西方世界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与此同时,世界给予中国的文化馈赠也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本文通过追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旨在阐明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关键词]中国与世界;文化;文明交流互鉴

    [中图分类号]G04? ?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6—0102—04

    [作者简介]王聪延,女,兵团党委党校屯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中国北京隆重开幕。大会通过共商、共话的方式,最终达成《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北京共识》。会议提出了“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在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昭示中,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共同谱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华章。”会议还提出亚洲各国之间应通过加强文明交流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一主张其实为未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范本,整个人类社会应该通过不断的文明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应对未来世界性的挑战。当然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也应肩负起大国的责任。“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一

    其实世界东西方各国之间的文明交流古已有之。新疆因地处亚欧大陆的腹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说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汇流这四种文化的地方只有敦煌和新疆地区……”所以,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条东起我国内陆长安、洛阳,经甘肃到达西域,從西域再一直向西绵延数千里到达地中海沿岸的古代陆路商道把古老中国的长安、洛阳同西域以及更遥远的西方世界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了。这条在沟通古代东西方文明中起了不可替代作用的陆路商路在19世纪下半叶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命名为丝绸之路。由于西域正好位于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中心位置,因此古代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在生产技术方面,中国丝绸及其生产工艺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在遥远的古代就通过古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众所周知,丝绸因质地轻薄、柔软光滑、透气性强,穿着舒适得到世人的青睐。在古代,丝绸的价格非常昂贵,有时甚至达到了同等重量的黄金价格,所以在古代穿着丝绸被认为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大家所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社会上层人物就非常喜爱穿着用丝绸面料制作的衣服,他们把用丝绸制作的衣服称为时装;而在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也曾穿着用丝绸做的外衣接见外国使节;在罗马,曾经不可一世的凯撒大帝也对丝绸情有独钟。据说有一次他穿着华丽的丝绸去剧院看戏,在场的王公大臣面对那华丽的丝绸,一时竟无心看戏,全部把目光都集中在那光彩夺目的衣服上并称羡不已,认为丝绸是神话中“天堂”里才有的东西。当时的西方人对丝绸非常的偏爱,但却不知道丝绸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他们只知道丝绸来自东方一个遥远的国度,他们把当时的中国称为赛里斯,意思就是产丝的国家。

    西方人对丝绸如此钟爱,总想得到丝绸生产的技术。据《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记载:公元6世纪时,几位在中国住了多年的东罗马的传教士,在掌握了养蚕、缫丝和织绸的生产技术后,偷偷地把蚕种藏在手杖里带给了拜占庭国王,从此以后中国特有的丝绸生产工艺开始向世界范围广泛地传播。

    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传入西亚、印度和欧洲之后,促进了当地纺织技术的发展。6世纪,西亚各国在掌握了中国丝绸生产技术之后,又结合他们本民族毛纺织技术,创造性地发明了波斯锦。后来这种以“纬锦”为主的纺织技术又传到我国,逐渐取代我国以前以“经锦”为主的纺织技术,成为我国纺织技术的主流。纺织技术从“经锦”到“纬锦”的发展变化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事实。

    其次,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在唐代通过西域开始向西方传播,使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751年,唐朝的军队与大食的军队在中亚的怛逻斯发生了一场战役,史称“怛逻斯之战”,阿拉伯人把唐军中一些掌握造纸技术的工匠俘获到了阿拉伯帝国并迫使唐朝的工匠教会了阿拉伯人造纸术。造纸术通过西域向欧洲传播的史实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蒙昧的、黑暗的中世纪。造纸术在传入欧洲之前,文字基本上是书写在羊皮上的,一般人家买不起羊皮,所以在当时的欧洲很少有人识字,而认字的只有数量很少的欧洲的传教士。所以,当公元11世纪中国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之后,欧洲的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造纸术的传入使文字的载体成本大幅度下降,知识在平民中得以普及,整个欧洲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再次,中国印刷术的西传又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中国印刷术传入西方后加快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对推动欧洲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文艺复兴的出现带来了巨大的契机。

    再其次,中国的水稻、茶叶、瓷器、布匹等物品在历史上也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如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稻米原产江淮和蜀中,西域并无这种谷类。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的战乱,大批难民从内地迁居西域,把中原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西域,后来经西域又向西方世界传播,如今水稻已经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大面积种植,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文化馈赠。另外,中国在英文当中之所以被称作“China”也跟历史上我国大量的名贵瓷器经丝绸之路传向西方被西方世界认知有关。

    最后,今天阿富汗境内北部地区在汉代被称之为大夏。据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西域的大夏“见邛竹仗、蜀布”意即张骞通西域之前原产于中原的竹仗和布匹就已经传播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通过丝绸之路,古老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了西方世界,促进了西方社会的迅速发展。正如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也是中国人民向世界人民文化的馈赠。

    二

    当然,我们中华文明在向世界进行文化馈赠的同时也在接受来自世界其他文化的馈赠。在物产方面,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如西红柿,玉米,茄子、黄瓜、葡萄、胡萝卜、大蒜,菠菜,香菜、蚕豆、豌豆、菠萝、草莓、木瓜、西瓜、向日葵等很多物种都是从国外传入的。新疆有名的汗血马也是汉代从中亚大宛国引进的良种马。还有罗马的毛织品、玻璃等手工艺品,以及我们天天用于计数、计算的阿拉伯数字也是在印度人发明后经阿拉伯人传播到了世界从而传入我国的,它大大方便了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这是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

    在思想文化领域,外来宗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我国上层社会普遍研习儒家经典,民间百姓普遍信仰道教和萨满教。但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外来宗教传入之后,东西方文化通过宗教的因素得以碰撞和融合。大约是在公元前5—公元前1世纪,来自波斯的祆教最先传入新疆。祆教认为“火”是善与光明的象征所以尤其崇拜“火”,因此该宗教又被称为“拜火教”或“火祆教”。祆教传入新疆后在和田、吐鲁番、焉耆等地十分盛行,尤其是在吐鲁番地区。据《魏书》《新唐书》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说明在佛教发展迅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百姓信仰祆教,而佛教处于兼信的地位。由于祆教在吐鲁番地区传播迅速,唐朝时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祆教事务的官员叫“萨簿”(或萨保),反映了祆教历史上在吐鲁番地区传播的盛况。《旧唐书》有“疏勒国俗事祆神”“于阗国好事祆神,崇佛法”的记载,说明历史上祆教也曾经在疏勒和于阗传播。祆教在新疆传播时间久对新疆当地百姓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新疆仍然流行的“诺鲁孜节”就是祆教在新疆传播流下的节日。

    大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新疆。佛教传入之后在新疆发展迅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达到鼎盛并在新疆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高昌四大佛教中心。接着佛教又向东传入中原内地,在中原经过长期的本土化过程,最终形成了汉传佛教后又回传新疆。佛教的传入,不仅对新疆宗教格局,甚至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思想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佛教在向中原内地传播并本土化过程中,间接性地把来自希腊的雕塑艺术与印度佛教经典相融合后产生的犍陀罗艺术传播到了中原内地。在山西云冈石窟,不仅有希腊式的廊柱、具有巴比伦文明和波斯文明风格的物件和图案,而且云冈石窟的佛像大都呈现出高鼻梁、深眼窝的面部特征。尤其是昙曜五窟中的巨型佛像在体貌特征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犍陀罗造像艺术风格的影响,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石窟造像的异国情调,可以说来自世界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在云冈石窟得到一次有力碰撞。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佛教的引入,使中国从‘中国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中华文明从此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

    历史上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还有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唐贞观年间,有一个来自波斯的传教士叫阿罗本请求唐朝皇帝允许他在中国传教,唐朝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今天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也表现了唐朝对外开放、包容的胸怀。

    景教后来又传入新疆。蒙古蒙哥汗时期从法国来华传教的鲁布鲁克在其《鲁布鲁克东行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他在新疆见到很多景教的教堂,大量的维吾尔人的先民信仰景教。约在二十年后,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欧洲来到中国游历的时候,他也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在中国境内看到了景教的教堂和景教信徒的情形,这两条史料的记载都可以印证元代时来自西方的景教在中国境内传播的情况。今天考古人员在新疆吐鲁番发现的一幅名为《圣枝节》的景教壁画为景教曾在新疆传播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摩尼教,也产生自古代波斯,该教崇尚光明,又有“明教”之称。9世纪中叶,生活在漠北草原上的回鶻人因西迁西域把摩尼教传入西域。后来,随着回鹘人改信佛教,摩尼教逐渐走向衰落。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南部,16世纪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就沿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经过长期与新疆各民族传统信仰和文化的融合,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历史证明:历史上中华文明一直与世界文明进行着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在此过程中,中华文化不断地吸纳来自世界优秀的文化元素并因此而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而世界文化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三

    追溯历史,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派甘英出使大秦、魏晋时期佛教传入、再到唐代,邻国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唐朝的都城长安学习交流……中华文化不断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着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以唐代的长安为例:

    唐朝的京城长安向世界展现的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恢宏气象。当时的长安是一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世界性的大都市。街道上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僧侣、商客、学者,饭店、酒肆、胡姬和贩卖宝石、玛瑙、香料的波斯商人比比皆是。据考证:唐代“长安的街头外国人非常多,有三万多名留学生,其中日本的留学生就先后来过1万多人,……在唐代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新罗士子就有50多人”,长安向世界呈现的是她的开放与包容、有容乃大的文化气魄。中华文化的这种强大的文化张力也是世界不断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原因。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的200多年里,日本曾数次向中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遣唐使团向唐朝学习中国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日本的京都与奈良仍然保存有一些具有唐朝建筑风格的建筑的原因。因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而遥远的唐朝也因为与世界文明不断地交流、互鉴,从而使唐代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座高峰。

    公元前6000到3000年间,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三大文明古国都同中国一样建立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最终都灰飞烟灭,唯有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仍然生生不息。究其原因,除了中华文化内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之外,还有中华文化在向世界文化学习、吸纳过程中所遵守的“以和为贵”的文化密码有关。以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为例。公元1405—1433年(明永乐三年—宣德八年)明朝以世界领先的航海技术、船舶制造技术派郑和七下西洋,开始了人类航海史上盛况空前的壮举。郑和率领着规模庞大的船队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浩浩荡荡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远航。郑和七次远航,他的船队沿途共拜访了亚洲和非洲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郑和的船队便同当地百姓友好交往。他们把从中国带去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商品同当地的百姓进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不仅扩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而且增进了中国同亚、非等多国之间相互的了解。在长达28年的远航期间,郑和及其船队所代表的中国使团“从没有掠夺他人一分财富,从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从没有伤害一个无辜百姓……”引用一位史学家的话说“郑和时代的中国,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從汉初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一条从中原长安通往遥远的西域开始到唐朝京城长安海纳百川、迎接八方来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再到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往,中国一直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与世界进行着对话,传递着中国智慧。历史证明“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是中华文化5000年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

    虽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的文化存在差异,但“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种文明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虽然今天在世界的某些局部地区仍然存在冲突甚至是战争,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面对文化的差异,我们要用包容、尊重的态度去看待文化的差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海纳百川,才能有容乃大。当今的世界“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人类应摈弃前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因为“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责任编辑: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