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来源
李俊斌
摘要：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是释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来源于科学的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引，来源于厚重的历史根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来源于宏伟的现实基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来源于开放的国际视野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积极吸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来源的认识和把握，有助于有的放矢地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和尊崇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生成来源
中图分类号：G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4-0017-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 。这种情感认同的产生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 。价值观自信是价值主体对自身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的坚定信心和虔诚信仰，并为之自觉坚守、弘扬和践行。价值观本身属于文化范畴，是影响文化性质和文化方向的决定性要素。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是释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基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来源的认识和把握，有助于有的放矢地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和尊崇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软实力。
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引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基础、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南的作用。随着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野蛮入侵及其文化冲击，支撑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日渐式微，进口的西方价值体系出现水土不服，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愿景，正好填补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价值真空和理论空白，由此开启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构建历程，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其价值重塑的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忠心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塑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和不懈奋斗的思想基础、精神支柱与价值取向。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以艾奇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及其支持者（包括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分析和阐释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人口太多、土地问题、吃饭问题、西方刺激）及出路展望（毫无出路），违背了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陷入深渊的客观事实。毛泽东在对这种“伪造的因果”论进行坚决反驳和深刻批判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出路的重要作用。在近代长达七十多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五四运动前夜）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民在反对和抗争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一直缺乏先进思想理论的武装、指导和引领。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和顽固性，束缚了对内推进改革、对外抵御入侵的步伐，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历史舞台。封建主义的彻底破产，迫使中国人急切地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寻求救国治国的思想援助，翻译引进西方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倡导推崇西方政治制度、政治方案，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组建政党和举行革命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但最终因为全盘照抄、不切实际等各种原因致使资产阶级思想及方案在中国社会同样以破产告终。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革命事业发展，呼唤一套新型的理论来武装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1513-1514正是由于对类似艾奇逊等人的反革命理论的有力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的革命运动的满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坚决鄙弃一切毫无根据的悲观论调，坚信革命战争和解放运动之后能够建立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丰盛物产、优裕生活、昌盛文化”的新中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普遍传播及有效再造，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和中国话语体系的独立提供了契机，促进了中国精神文化领域的主动、自觉、自信。毛泽东曾经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的动力因素和价值意义，探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问题，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现实维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际地位、中国精神主动、中华文明复兴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指出，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文化激荡、文化碰撞的年代，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华文明在总体上处于衰萎飘零、边缘被动的状态，中国人民及其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得不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应有尊重和肯定，中国革命运动和解放战争的发生与成功，推動和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并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这一复兴和自信的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传播及其被中国大众的学习掌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使中国人民在精神领域实现了“由被动转入主动”[4]1516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演过程，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生成过程，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动、理论自觉、文化自信的过程。基于这样的事实和判断，马克思主义必然承载、肩负着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品格和历史使命。毛泽东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透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和主导作用的三大生成根源：一是适应了中国社会条件的发展要求；二是联系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三是得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掌握[4]1515 。可以说，联系中国社会具体实际，满足中国社会客观需要，并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掌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和理论优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聚焦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大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通过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理论体系、价值理想融入到民族精神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革命与战争为时代主题背景，由一个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及发展等各方面内容的理论形态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对于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安定、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历史性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获得了革命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背景，由多个具体的、特殊的、互补的理论形态，共同组建了结构完整、内容全面、主题明晰、逻辑严谨、话语亲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中获得了建设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多元化社会思潮如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纷纷涌现，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践行、宣传教育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面对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的文化处境，树立和增强价值观自信心，要求我们在尊重社会文化意识多元的前提下，必须掌握和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一元”主流意识形态对“多元”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与整合功能，才能构建起协调有序、共识共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实现对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的理论指导。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饱含精神朝气、充满理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还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和回应人民需求的精神文化主旋律，必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历史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
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沉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奠定了牢固的基石。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社会变革、世界改造、人类进步的主体力量，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改造、事物创造的行为活动，不可能是随心所欲、任意选择的纯粹主观式行为活动，必然要受到多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及客观规律的限定和制约，所以人民群众的各种创造行为的发生，必须以历史的和现存的物质条件、制度水平、精神状况为基础，即“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58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自信，尤其是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方面的价值自信，同样离不开祖先和先辈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烙印，需要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寻找文化源头和精神动力。
世界文明发展历史表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命体征和生命力量的反映，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并延续自己数千年的灿烂文明，根源于广博而深沉的中国精神文化的维系。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必须以对维系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体认和自我肯定为前提。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文化目标）；二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文化要素）；三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形态）；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文化功能）[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独特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巨大优势，是中华民族最源远、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文化沃土。所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和善于做到“古为今用”，不断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及文化软实力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就必须增强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而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发展，又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源流中吸取营养。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及自信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和厚重的历史底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方案时，高度重视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作用，认为把握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不在于遵从西方既定的认知结构，而是需要加深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和延续性的认知，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去寻找真正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以后并没有完全排斥、否定和割裂中华文化的传统遗产，相反注重传承和延续了很多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这是了解中国政府角色、社会秩序、家庭传统、人际关系的根本要素。尽管共产党时期与儒家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在某些具体层面的价值取向上有着本质区别，但中华文化的一些共同的、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特性仍然清晰地呈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一个科学上的类比的中华文化的DNA历经岁月更迭仍然完整如初。“随着中国最终超越‘屈辱的世纪、成功完成经历150年的现代化大工程，它将更多地从本国历史中寻求启示、精神养分和共同点。”[8]332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认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应脱离于地域中心的视角以开放的姿态与西方社会及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合作，同时又应以中国自身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为基础，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现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动态地融合起来，从而以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和速度继续阔步前进。“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9]
现代社会的价值元素的显现和塑造，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存在天然矛盾和必然对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互补性和兼容性，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直接契合和有效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和价值追求。马丁·雅克指出，中华文化不应该被视为一成不变、排斥民主的学说，儒家思想一直蕴含在中国文化发展之中。儒家思想历经时代发展演变已经呈现出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具备和包含了一些民主与民权、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元素。这种坚持“世异则事异”的生存法则，通过不断推陈出新、自我发展以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本身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够长寿的秘诀[8]178-17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主要体现为“治国平天下”，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主要体现为“齐家”，在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主要体现为“修身”“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要求具有内在的、逻辑的承接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萃取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对优秀传统文化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和改造创新，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10]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元素本身就內含或隐现着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优秀传统文化在处理社会关系、规范伦理道德、追求政治理想、从事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和同向性。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绝不意味着盲目、简单地回归传统价值观，而是在保持民族性和体现时代性的过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家园。传统文化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推陈出新和自我发展，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形态建设的价值需求。同理，现代社会所崇尚和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价值理想，也并非通过简单地否定和粉碎传统文化而解构性获得，而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而建构性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创造了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中国人的血脉和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对世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只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影响力[10] 。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社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源流，只有深入地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文化资源，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与现实价值的思想养分和观念元素，并切实结合现代社会实践发展进行现代化的话语转化，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返本开新、与时俱进的文化使命。
三、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291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状况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的价值观，其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来源于社会存在，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价值观是否具有真理性和先进性，需要通过社会存在的实践发展来检验。毛泽东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筑牢和夯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路、理论及制度基础，促进了社会意识的新陈代谢，推动了价值观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九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忧患、国家危难、民生凋敝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在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谱写的壮丽史诗，创造的发展奇迹，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为人类追求美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2]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自信，无论是在事实判断层面还是价值判断层面的话语底气，归根到底都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性、理论的先进性、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创造性。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4]1467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新纪元，实现了恩格斯曾经关于“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的预言，为追求“富强”“民主”等核心价值创造了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业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必要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接力探索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得了开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发展形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作为“行动指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实现途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根本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13]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实践不断发展，有效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文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焕发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生机活力，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伟大的发展奇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从整体上彰显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核心价值追求。
马丁·雅克指出，有关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研究的西方思潮甚至西方主流思潮基本倾向认为，以欧洲和美国为主体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必然致使中国对西方世界亦步亦趋，遵从西方国家的规范与机制，终究转变为一个推行西式发展道路的国家。这样的思潮倾向是基于两个不可分割、互相衬托的观点而得出的结论：一是西方的现代性具有唯一性和优越性；二是西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永远处于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马丁·雅克对这种狂妄自大的“幻觉”给予了批判，认为中国式的现代性发展道路有别于先发型西方国家，其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深度和前景往往被西方低估，所以有必要从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两个方面去重塑西方了解中国的认知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过去西方对于中国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需要借助西化方式走出困境的论调不攻自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冲击以及中国应对危机时表现出来的强大能力，标志着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溃退和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得以彰顯和肯定，中国必将在全球金融和经济领域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并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万有引力般的吸引力[8]340-3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既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结果，也是经得起人民群众实践检验的科学成果，为解决人类发展模式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的巨大优越性及旺盛生命力，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带来的发展效应，对于中华民族树立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而正是基于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四个方面的自信，核心价值观自信才有了承载的实体对象，价值观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必然升华。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14]我们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中坚定“四个自信”，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四、国际视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积极吸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特定文化范畴的内在规定性，是中华民族本土优秀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共同结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必然通过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而展现出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过程，是一个内生与外生双重并举的文化演进过程，不同民族文化的会通、吸纳与融合贯穿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与碰撞、冲突与包容、吸纳与融合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和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得益于开放性地吸收和包容性地借鉴世界不同民族及各个时代的文化精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对全球市场的广泛开拓和延伸，使各个国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都产生了世界性、全球化的密切联系，结束了以往本土化、民族化的自闭自守、自给自足的历史状态，各个民族之间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相互交往和彼此依赖日益呈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5]276 。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及地区的优秀精神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重要构成元素，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发展，不应该是不同民族文化进行冲突厮杀、入侵征服的零和博弈，而是不同民族文化在尊重包容、吸收借鉴中多样化的共生共存。
中华文明与其他民族文明，在文化形态上存在鲜明的差异性，但在文化价值上也存在相通相融的同一性，有相互吸收和借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特征，决定其能够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明成果，既反映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又反映不同文明之间所承载的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相较于古代社会，在殷实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如物欲横流、贫富悬殊、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世界性的共同难题，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共同难题，必须依赖古今中外积累储存、发现发展的文化智慧和文化力量。我们要承担起以文载道、以文化人的文化使命，对于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区域板块创造的各种文明，要坚持交流切磋、学习互鉴、兼收并蓄的态度原则，倡导“并育不害、并行不悖”的和而不同的发展思路，采取立足本国文化土壤、开阔跨国文化视野、彰显多彩文化大观的方式方法，传播和弘扬各种文明中具有超越性、永恒性、价值性的优秀文化精神，使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能够适应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15] 。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必然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既不能武断否定和拒斥，也不能全盘认同和移植，而应当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吸收和借鉴，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价值观，不是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代名词，更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话语权，而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共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秉持的文化认知和文化态度。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不是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等现代价值本身，而是资产阶级关于这些价值追求的抽象性和虚伪性，它主张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6]列宁也十分客观地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价值追求过程中的相对进步性：“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17]但这一论断同时也昭示作为更高级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对“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核心价值的追求不应该止步于资本主义，而是应该通过承接并发展资本主义倡导的有益的正义的价值成果，并付诸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形态，旨在实现马克思毕生所倡导的终极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价值理想，需要平衡“文化借鉴”与“文化自信”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积极吸纳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着力打造和构建融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价值话语体系，才能终结西方价值观的全球话语霸权，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评判、价值引导、价值整合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生存力、竞争力和自信力。罗纳德·哈里·科斯预言，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其现代表现的共同塑造下，在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回归民族传统的结合中，中式市场经济在21世纪必将变得更为强健和可持续。“在与外部世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往开来，中国有希望迎来另一次文化复兴。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国将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奇。”[9]我们在虚心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应该怀抱着这样的底气和自信，避免出现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和误入西方“普世价值”的文化陷阱，自觉坚守、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1]，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信仰和外化为实践行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報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0.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9.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3-12-24.
[7]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8]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63.
[10]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14]李志勇.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
[1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摘要：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是释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来源于科学的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引，来源于厚重的历史根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来源于宏伟的现实基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来源于开放的国际视野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积极吸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来源的认识和把握，有助于有的放矢地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和尊崇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生成来源
中图分类号：G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4-0017-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 。这种情感认同的产生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 。价值观自信是价值主体对自身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的坚定信心和虔诚信仰，并为之自觉坚守、弘扬和践行。价值观本身属于文化范畴，是影响文化性质和文化方向的决定性要素。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是释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基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的生成来源的认识和把握，有助于有的放矢地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和尊崇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软实力。
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引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基础、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南的作用。随着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野蛮入侵及其文化冲击，支撑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日渐式微，进口的西方价值体系出现水土不服，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愿景，正好填补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价值真空和理论空白，由此开启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构建历程，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其价值重塑的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忠心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塑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和不懈奋斗的思想基础、精神支柱与价值取向。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以艾奇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及其支持者（包括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分析和阐释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人口太多、土地问题、吃饭问题、西方刺激）及出路展望（毫无出路），违背了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中国陷入深渊的客观事实。毛泽东在对这种“伪造的因果”论进行坚决反驳和深刻批判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出路的重要作用。在近代长达七十多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五四运动前夜）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民在反对和抗争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一直缺乏先进思想理论的武装、指导和引领。封建主义的落后性和顽固性，束缚了对内推进改革、对外抵御入侵的步伐，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出历史舞台。封建主义的彻底破产，迫使中国人急切地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寻求救国治国的思想援助，翻译引进西方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倡导推崇西方政治制度、政治方案，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组建政党和举行革命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但最终因为全盘照抄、不切实际等各种原因致使资产阶级思想及方案在中国社会同样以破产告终。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革命事业发展，呼唤一套新型的理论来武装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1513-1514正是由于对类似艾奇逊等人的反革命理论的有力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的革命运动的满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坚决鄙弃一切毫无根据的悲观论调，坚信革命战争和解放运动之后能够建立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丰盛物产、优裕生活、昌盛文化”的新中国。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普遍传播及有效再造，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和中国话语体系的独立提供了契机，促进了中国精神文化领域的主动、自觉、自信。毛泽东曾经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中的动力因素和价值意义，探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向问题，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现实维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际地位、中国精神主动、中华文明复兴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指出，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文化激荡、文化碰撞的年代，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华文明在总体上处于衰萎飘零、边缘被动的状态，中国人民及其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得不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应有尊重和肯定，中国革命运动和解放战争的发生与成功，推動和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复兴并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这一复兴和自信的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传播及其被中国大众的学习掌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使中国人民在精神领域实现了“由被动转入主动”[4]1516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演过程，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生成过程，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动、理论自觉、文化自信的过程。基于这样的事实和判断，马克思主义必然承载、肩负着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品格和历史使命。毛泽东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透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和主导作用的三大生成根源：一是适应了中国社会条件的发展要求；二是联系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三是得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掌握[4]1515 。可以说，联系中国社会具体实际，满足中国社会客观需要，并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掌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和理论优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聚焦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大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创造性探索，通过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理论体系、价值理想融入到民族精神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革命与战争为时代主题背景，由一个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及发展等各方面内容的理论形态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对于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安定、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历史性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获得了革命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背景，由多个具体的、特殊的、互补的理论形态，共同组建了结构完整、内容全面、主题明晰、逻辑严谨、话语亲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中获得了建设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多元化社会思潮如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纷纷涌现，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践行、宣传教育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面对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的文化处境，树立和增强价值观自信心，要求我们在尊重社会文化意识多元的前提下，必须掌握和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一元”主流意识形态对“多元”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与整合功能，才能构建起协调有序、共识共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实现对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的理论指导。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饱含精神朝气、充满理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还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和回应人民需求的精神文化主旋律，必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历史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
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沉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奠定了牢固的基石。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社会变革、世界改造、人类进步的主体力量，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改造、事物创造的行为活动，不可能是随心所欲、任意选择的纯粹主观式行为活动，必然要受到多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及客观规律的限定和制约，所以人民群众的各种创造行为的发生，必须以历史的和现存的物质条件、制度水平、精神状况为基础，即“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58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自信，尤其是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方面的价值自信，同样离不开祖先和先辈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烙印，需要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寻找文化源头和精神动力。
世界文明发展历史表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命体征和生命力量的反映，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并延续自己数千年的灿烂文明，根源于广博而深沉的中国精神文化的维系。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必须以对维系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体认和自我肯定为前提。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文化目标）；二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文化要素）；三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形态）；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文化功能）[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独特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巨大优势，是中华民族最源远、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文化沃土。所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和善于做到“古为今用”，不断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及文化软实力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就必须增强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而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发展，又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源流中吸取营养。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及自信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和厚重的历史底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方案时，高度重视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作用，认为把握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不在于遵从西方既定的认知结构，而是需要加深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和延续性的认知，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去寻找真正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以后并没有完全排斥、否定和割裂中华文化的传统遗产，相反注重传承和延续了很多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这是了解中国政府角色、社会秩序、家庭传统、人际关系的根本要素。尽管共产党时期与儒家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在某些具体层面的价值取向上有着本质区别，但中华文化的一些共同的、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特性仍然清晰地呈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一个科学上的类比的中华文化的DNA历经岁月更迭仍然完整如初。“随着中国最终超越‘屈辱的世纪、成功完成经历150年的现代化大工程，它将更多地从本国历史中寻求启示、精神养分和共同点。”[8]332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认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既应脱离于地域中心的视角以开放的姿态与西方社会及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合作，同时又应以中国自身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为基础，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与现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动态地融合起来，从而以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和速度继续阔步前进。“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9]
现代社会的价值元素的显现和塑造，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不存在天然矛盾和必然对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互补性和兼容性，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直接契合和有效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发展和价值追求。马丁·雅克指出，中华文化不应该被视为一成不变、排斥民主的学说，儒家思想一直蕴含在中国文化发展之中。儒家思想历经时代发展演变已经呈现出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具备和包含了一些民主与民权、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元素。这种坚持“世异则事异”的生存法则，通过不断推陈出新、自我发展以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本身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够长寿的秘诀[8]178-17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主要体现为“治国平天下”，在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主要体现为“齐家”，在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主要体现为“修身”“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要求具有内在的、逻辑的承接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萃取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对优秀传统文化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和改造创新，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10]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元素本身就內含或隐现着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优秀传统文化在处理社会关系、规范伦理道德、追求政治理想、从事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和同向性。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绝不意味着盲目、简单地回归传统价值观，而是在保持民族性和体现时代性的过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家园。传统文化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推陈出新和自我发展，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形态建设的价值需求。同理，现代社会所崇尚和追求的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价值理想，也并非通过简单地否定和粉碎传统文化而解构性获得，而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而建构性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创造了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中国人的血脉和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对世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只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才能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影响力[10] 。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社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源流，只有深入地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文化资源，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与现实价值的思想养分和观念元素，并切实结合现代社会实践发展进行现代化的话语转化，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才能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返本开新、与时俱进的文化使命。
三、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291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状况决定着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反映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式的价值观，其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来源于社会存在，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价值观是否具有真理性和先进性，需要通过社会存在的实践发展来检验。毛泽东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筑牢和夯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路、理论及制度基础，促进了社会意识的新陈代谢，推动了价值观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九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忧患、国家危难、民生凋敝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在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谱写的壮丽史诗，创造的发展奇迹，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为人类追求美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2]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自信，无论是在事实判断层面还是价值判断层面的话语底气，归根到底都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性、理论的先进性、制度的优越性、文化的创造性。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4]1467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新纪元，实现了恩格斯曾经关于“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的预言，为追求“富强”“民主”等核心价值创造了现实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业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必要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接力探索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取得了开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发展形态。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作为“行动指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实现途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根本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13]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实践不断发展，有效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文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焕发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生机活力，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伟大的发展奇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从整体上彰显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核心价值追求。
马丁·雅克指出，有关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研究的西方思潮甚至西方主流思潮基本倾向认为，以欧洲和美国为主体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必然致使中国对西方世界亦步亦趋，遵从西方国家的规范与机制，终究转变为一个推行西式发展道路的国家。这样的思潮倾向是基于两个不可分割、互相衬托的观点而得出的结论：一是西方的现代性具有唯一性和优越性；二是西方国家在世界格局中永远处于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马丁·雅克对这种狂妄自大的“幻觉”给予了批判，认为中国式的现代性发展道路有别于先发型西方国家，其从根本上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深度和前景往往被西方低估，所以有必要从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两个方面去重塑西方了解中国的认知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过去西方对于中国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需要借助西化方式走出困境的论调不攻自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冲击以及中国应对危机时表现出来的强大能力，标志着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溃退和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得以彰顯和肯定，中国必将在全球金融和经济领域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并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万有引力般的吸引力[8]340-3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既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结果，也是经得起人民群众实践检验的科学成果，为解决人类发展模式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的巨大优越性及旺盛生命力，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带来的发展效应，对于中华民族树立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而正是基于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四个方面的自信，核心价值观自信才有了承载的实体对象，价值观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必然升华。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也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14]我们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中坚定“四个自信”，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
四、国际视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积极吸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特定文化范畴的内在规定性，是中华民族本土优秀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共同结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必然通过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而展现出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过程，是一个内生与外生双重并举的文化演进过程，不同民族文化的会通、吸纳与融合贯穿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与碰撞、冲突与包容、吸纳与融合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世界文明和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得益于开放性地吸收和包容性地借鉴世界不同民族及各个时代的文化精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对全球市场的广泛开拓和延伸，使各个国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都产生了世界性、全球化的密切联系，结束了以往本土化、民族化的自闭自守、自给自足的历史状态，各个民族之间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相互交往和彼此依赖日益呈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5]276 。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及地区的优秀精神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重要构成元素，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发展，不应该是不同民族文化进行冲突厮杀、入侵征服的零和博弈，而是不同民族文化在尊重包容、吸收借鉴中多样化的共生共存。
中华文明与其他民族文明，在文化形态上存在鲜明的差异性，但在文化价值上也存在相通相融的同一性，有相互吸收和借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特征，决定其能够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明成果，既反映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又反映不同文明之间所承载的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相较于古代社会，在殷实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如物欲横流、贫富悬殊、道德滑坡、伦理失范、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世界性的共同难题，要解决这些方面的共同难题，必须依赖古今中外积累储存、发现发展的文化智慧和文化力量。我们要承担起以文载道、以文化人的文化使命，对于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区域板块创造的各种文明，要坚持交流切磋、学习互鉴、兼收并蓄的态度原则，倡导“并育不害、并行不悖”的和而不同的发展思路，采取立足本国文化土壤、开阔跨国文化视野、彰显多彩文化大观的方式方法，传播和弘扬各种文明中具有超越性、永恒性、价值性的优秀文化精神，使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能够适应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15] 。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必然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对于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既不能武断否定和拒斥，也不能全盘认同和移植，而应当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吸收和借鉴，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价值观，不是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代名词，更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话语权，而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共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秉持的文化认知和文化态度。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不是自由、民主、平等、文明等现代价值本身，而是资产阶级关于这些价值追求的抽象性和虚伪性，它主张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6]列宁也十分客观地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价值追求过程中的相对进步性：“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17]但这一论断同时也昭示作为更高级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对“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核心价值的追求不应该止步于资本主义，而是应该通过承接并发展资本主义倡导的有益的正义的价值成果，并付诸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形态，旨在实现马克思毕生所倡导的终极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价值理想，需要平衡“文化借鉴”与“文化自信”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积极吸纳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着力打造和构建融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价值话语体系，才能终结西方价值观的全球话语霸权，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评判、价值引导、价值整合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生存力、竞争力和自信力。罗纳德·哈里·科斯预言，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其现代表现的共同塑造下，在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回归民族传统的结合中，中式市场经济在21世纪必将变得更为强健和可持续。“在与外部世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往开来，中国有希望迎来另一次文化复兴。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国将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奇。”[9]我们在虚心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应该怀抱着这样的底气和自信，避免出现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和误入西方“普世价值”的文化陷阱，自觉坚守、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1]，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信仰和外化为实践行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報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0.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9.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3-12-24.
[7]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8]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M].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63.
[10]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1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14]李志勇.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
[1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