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人性论发衍

    钟琦

    摘要:孟子实乃一代救时之人也。其殷殷所倡之性善论,上承儒家心传,下开宋明理学,堪称一代儒宗。儒家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实贯彻始末,不论孔孟抑或程朱陆王,概莫能外。孟子盖喜谈“心”者,尤可贵者,首倡“四端”以明心相,然人多就四端谈四端,终未悟其体相用圆融之旨。道心有大用哉!其用维何?日: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岂虚言哉!故本文旨在探讨其最深切最重要之人性论,欲立足于哲学,并在国学文化的基础上对其人性论的发衍进行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孟子;性善论;十六字心传

    中图分类号:B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11-0082-02

    一、“性善论”发端

    孟子有关于人性的论点集中见于《孟子·告子上》一章,他是在与告子的论辩中发展了其性善论的。告子作了个比喻,指出人性有如急流之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并没有另外设喻反驳而是随顺告子水喻而作了一个巧妙的反击。他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那么人又为什么会有不善呢?孟子是这样说明的:“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这里提出一个“势”字,是个大有可以挖掘的地方。若转换个词汇,比较恰当的应该是“客观的条件”。俗语有“形势比人强”一说,即是说这个客观的条件有时会限制人这个能动的主体,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创造力。若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讲,便是条件论。做一些事情能不能成功,条件很重要,缺乏相应条件而去做事情,就是蛮干。由此可见,孟子并非是一个不懂具体条件而在那里高唱人性唯善的道学家。

    二、“性善论”的根据

    那么孟子的性善论有没有其必然的存在根据呢?也即所谓本体论的根据。孟子是这样子来说明这个必然存在的根据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徙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这一段实际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其一是引用的《诗》里面的这一句“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其次是孔子对此句诗的解释,印证其道。再次是孟子对孔子的解释的再次发挥,继承并弘扬孔子之道。下面逐点说明。

    三、儒家心传

    孔子删诗,众所周知。《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几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才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日“《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由此可知,经过孔子删改的《诗》就具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已成为辅翼王道的圣贤书了。这是就《诗》的总体内容所作的说明,再就以上具体诗句来说明。上四句采自《诗经·大雅·蒸民》,全诗是周民颂赞贤臣伸山甫的颂歌,说仲山甫品德高尚,百姓十分爱戴仲山甫。“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这短短四句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构成了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

    兹对此两个四句做一番剖析,因为之后儒家的基本思想无不是从此而出的。第一个四句可细分成两层意思,第一层讲万物皆有其规则,并且是生白天;第二层讲人秉承天而养成美德。第一层的天甚难讲。因为若就此句而论则失之浅显,若作过度发挥,又嫌无据。故此就孔子于论语中讲天之意来阐发此处“天”的意蕴,正好可与下面讲孔子之道时相印证。上面曾说第一个四句有两层含义,其实讲到天命所引之周易彖时,已经涉及到了第二层含义,即人秉天而生懿德。因有天道的大德,故有人秉天而有懿德一说,资不赘述。

    第二个四句是儒家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可以说是儒家的传心法门。明儒王阳明曾有“圣人之学心学也”一说,并且极力的提倡并践行着这十六字心传。

    四、孔门之“道”

    孟子一段三层含义讲完了第一层。继而讲第二层,即孔子对前第一个四句的印证和解释。古人作文从无赘言,故言约而义丰,非层层挖掘不能穷其堂奥。前半句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是印证的话。后半句“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则是直承前半句而来所作的解释。何为印证的话?即是说作这四句诗歌的作者是个懂道的人。那么何为道呢?即道统的道,道统即是道的流传法脉。道即本心,亦即上面十六字心传中的道心。《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命上已略叙,性是人人本有,所以说天命之谓性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古人解释“性”为“无为而安行日性之”,也就是自然之意也。《孟子·尽心篇》有“尧舜性之”一句,性之,即率性而为,动念本乎自然之意。由此可知,孔子也是秉承十六字心传而传道者。然而这里尚需提到的是《易经·系辞》中提到有关道的论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此段是难得的有关“道”的正面叙述,故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不可忽视。一阴一阳,生灭之状也,生生之谓易也。故此中之道即是易道。那么此段“道”与十六字心传相违乎?不也。恰恰是相辅相成,共成孔子简易广大之道。用易道观十六字心传方有彻底收获。“人心惟危”是因为万象生灭不息,人心随之而起伏不定,“道心惟微”是因为万象易见易失而理体难见难知,人若不知勤求,道心终是细微难知,“惟精惟一”是说当于易见易知之万象中把握难见难知之理体,久久功熟,终至于把握真正的实在,也即道心,“允执厥中”是说,作功夫不可停,要持之以恒,坚守住这中正之心。

    五、孟子的“四端说”

    第三层要讲到孟子的“四端之说”。在此尚需引用一段孟子原文结合上面孟子的论述来说明“四端”。孟子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不能者,则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活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段话在论述四端方面比前面那段要详细和系统,而前面那段话更好的体现了儒家一脉传承的传统。孔子文章罕谈心,孟子则对此大谈特谈。前文已说孔孟实皆承十六字心传,何故一者罕言而一者高谈?盖孔子虽罕言心而实不离心,其所倡孝悌忠信,哪个不是仁心所发?而孟子特特拎出个心大做文章,实在是大有用心。易传和中庸都有“百姓日用而不知”一句。何物百姓日用而不知?不过就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的方寸之土而已!这是何等亲切的提点。孟子曾说:“予非好辩也,予不得已也。”盖当时杨墨盛行,孟子惧孔学不传而嘶声呐喊,且以最亲切的“心”字提点众人,此其苦心也。以上是略说孟子好谈“心”之缘由。

    六、孟子所谈之“心”

    现在讲孟子具体是如何谈“心”的。开首一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是个全称判断,以下开衍的四端实皆肇于此处。如何有此判断,孟子用了个生活中的事例:孩子人井,人不论生熟,皆有不忍之情油然而生,这种情感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出乎天性的,因此能够知道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确乎存在的不移的东西。而这个确乎存在不移之物也就是上面一直在讲的人的懿德,道心。孟子不是笼统颟顸的说个心了事,而是开而为四,分别对应仁义礼智。孟子是首个如此旗帜鲜明的把仁义礼智的基础建立在人的天性之中的儒学家。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闻五祖弘忍大师讲金刚经顿悟后讲了五个何期: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是六祖证悟后境界,不敢妄谈,略申一二。若照孟子之意,自性中本自具足者为何?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此四心又称四端。然而实际上心体不过是一,何能遽称四心?盖孟子实则是将一道心析分成此四心,而他偏偏又未明言此点,故予人四端之印象。实际而言,应当是一心函四相,合则称一道心,析则成四端,不讲明此点,恐怕未能如实理解孟子的四端之说。这也是笔者在提到十六字心传的缘故,实在是因为一道心能统和众相,弥平纷争的原因。道心为体,四端呈相,而道心之大用,孟子如是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活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也就是说若能明乎道心,进而扩充四端就有“保四海”的大用,这也差可拟六祖的“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否则即使是侍奉父母这些家庭琐事也无法做好。

    一道心而圆俱体相用。庄生寓言里讲到过一个无用之大用的故事。一株无法成木材的树终究免除了刀锯斧劈之患,长成参天大树,原因恰是其无功用。现代人视古人如愚痴,尤其是对于一些似乎空谈义理的大家,孟子即是其中之一。孟子绝非迂腐之辈,而是大心志士,不得于时者。他讲性善实是其来有自,并非空谈,并且有诸多创新之处。《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开头就记载孟子初见梁惠王的情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天下交相利也必争,争则斗,斗则乱,乱则国恒亡。故知孟子非迂腐之人,实是看透变乱之源,而思拯人心于溺的救时者。其大倡性善之学虽未宏于当时,终遗响于千古,斯之谓无用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