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德勒名单》中的历史书写与重构

    刘鹏康 陈娜

    托马斯·基尼利是澳大利亚国宝级的作家之一,在文坛久负盛名,曾三次获英国布克奖提名,最终凭借其力作《辛德勒方舟》折桂。导演斯皮尔伯格将该作改编为电影《辛德勒名单》,上映后瞬时轰动了整个影坛,一举斩获了七项奥斯卡大奖,也引发了全世界对于纳粹屠犹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与反思。该片以黑白影像的方式再现了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种族清洗,深刻揭露了纳粹的滔天罪行,让人们重新反思并审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但比对小说与电影后会发现影片呈现的并非历史记忆本身,而是一种现实与历史的选择性书写与重构,正如将小说名中的“方舟”易名为片名中的“名单”,从“方舟”隐喻转换为“名单”意象,这些变化值得从电影改编和文学理论的角度探究其背后的深意及其现实意义。

    一、 从“方舟”到“名单”:隐喻与真实

    影论家斯坦利·梭罗门曾提出过移植式、注释式和近似式三种电影改编方式。《辛德勒名单》为注释式:即以小说原著为电影改编的基点,添加诸多电影元素,力求呈现原著的精髓。但由于叙事容量的限制,将一本近400页的小说浓缩为一部195分钟的电影,难免要对原作进行浓缩和删减。这部电影的改编无疑相当成功,既忠实于原著的主题与风格, 又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影片也得到了原著作者基尼利的充分赞赏,在犹太人和德国人中均反响良好。然而,正如《从小说到电影》一书中乔治·布鲁斯东所言,“一旦人们抛弃了语言手段而改用视觉手段,变化就在所难免”。[1]从小说《辛德勒方舟 》到电影《辛德勒名单》,片名中单纯的“名单”意象取代了书名中宗教性的“方舟”隐喻,其实也在暗示着出于受众的变化和对票房收入的考虑,与原著相较,影片的改编趋向简单化与娱乐化,影片中呈现的历史记忆并非历史本身,而是借助影像化手法,选择性地进行历史重构,艺术化地再现了这段犹太人的苦难史。

    (一)“方舟”的隐喻义

    小说原名为《辛德勒方舟》,其核心词“方舟”源自“诺亚方舟”,出自《创世纪》,极具宗教隐喻色彩。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但其子女继续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其后该隐诛弟,人类开始互相残杀。且大地被上帝诅咒,背负原罪的人类艰辛劳作方能果腹。出于堕落和贪婪的本性,人世间的怨恨、恶念与日俱增,互相戕害,暴力肆虐。这场景一如二战时期纳粹治下的犹太人集中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暴力充斥,杀戮不断。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或以文字叙述的方式,或以黑白影像的手段重现了那段人性灰暗的血腥岁月。

    上帝看到混乱的尘世,非常后悔自己造人,决意用大洪水毁灭这罪恶的世界。洪水前上帝选中了诺亚一家作为新一代人类的种子,让其尽快造好一只方舟,即“诺亚方舟”。因为他恪守本分,没有像他人那样随波逐流,自甘堕落。大洪水后世间罪恶的一切皆已毁灭,唯有方舟之上的诺亚一家得以幸存,人类获得新生并世代繁衍下来。

    据此可见,“方舟”一词充满着救赎意味,隐喻着“希望与重生”。一如辛德勒的“方舟”,实为纳粹大屠杀时期辛德勒全力庇护下的犹太人工厂,如同“诺亚方舟”一樣;不仅使随时面临灭族之灾的犹太人得以幸存,也使得犹太族得以繁衍生息。进入辛德勒的工厂即登上了隐喻重生的方舟,逃离了死亡境地,驶向生之彼岸。辛德勒如同善良正直,没有贪念的“诺亚”,虽身为德国商人,曾大发战争财,与纳粹朝夕相伴,但并没有惟利是图,与纳粹沆瀣一气,残害犹太人,反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纳粹巧妙周旋,散尽家财救犹太人于水火。

    (二)“名单”的双重意蕴

    改编的电影易名为《辛德勒名单》,真实的“名单”取代了传说中的“方舟”,虽失去了隐喻意义,但却暗含了救赎意象,与原著的主题是一致的,而且“名单”具有拯救和救赎的双重意蕴,不仅再一次彰显了原著的救赎主题,也使得辛德勒成为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核心人物。

    辛德勒虽为德国人,但却竭尽所能去拯救犹太人,其行为有着非同一般的救赎意蕴。他从纳粹的魔爪下拯救犹太人的义举其实也是德国人的自我救赎。在纳粹的统治下,几百万犹太人惨遭屠杀,纳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如同圣经里的“原罪”一样,二战后整个德国背负着罪人的骂名。这也是德总理1970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纪念碑前下跪致歉的原因之一。

    真实存在的“辛德勒名单”宛如“诺亚方舟”,名单之上的人可以免遭杀戮,乘坐辛德勒安排的专列走向新生。值得关注的是,辛德勒的名单拯救了数百位犹太人,但原著中其实还有一份事关生死的名单。这份名单是被救的犹太人全体签名作证的名单。逃亡前犹太人斯特恩把这份名单交给了辛德勒。旧名单上的犹太人被辛德勒从纳粹的手中拯救出来 ,而新名单上的犹太人证言使得辛德勒后来免遭盟军追捕。新旧名单的交替的这一刻,辛德勒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犹太人保护人变成了亟需犹太人帮助的逃亡者,这位曾经的犹太人拯救者,最终又被获救的犹太人,曾经的弱者所拯救。辛德勒拯救了犹太人,而最终又籍犹太人之力被赦免。这种回报性的彼此拯救正是一个完整的救赎过程,恶人被无情惩处,善良的人得以回报,如此寓意深刻的转化无疑彰显了名单的救赎意味和人性的本善之力,只要一心向善,无论是强者或弱者,都可以得到救赎。辛德勒的名单因此具有了拯救与救赎的双重意蕴,再一次凸现了作品的救赎主题。

    二、《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历史的真实与反思

    如影评人戈达尔、特吕弗等人所言,“电影受导演个人视野的主导,其系列作品的主题风格都会体现这种个性化的主导。电影的价值取决于如何处理,而非是什么题材。作者论也认为,好电影重在于导演本人风格化的处理,而控制‘如何处理的就是作者——即导演”。[2]犹太裔的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该片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的灵魂洗礼,重新反思和审视了这段本族的苦难史,历经十年才拍完该片。《辛德勒名单》之所以成功,不可忽视的是影片中“辛德勒”这一形象带给观众的心灵震撼。

    相较于其他导演,斯皮尔伯格对德国人辛德勒的情感更为复杂,他舍弃了自己擅长的电影特技,却改用纪录片手法完成拍摄,并力排众议用黑白胶片拍摄最大限度地还原这段历史。在置景方面,亲赴华沙取景,仿照奥斯维辛集中营设置外景以营造出真实的历史感,参演的演员仿佛步入历史的长河,重回那个恐怖的时代,逼真再现了二战时犹太人的凄惨境遇,影片除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外,也给予观众心灵上的震撼。

    电影进行历史叙事的重点在于采取何种方式解构历史记忆,所以此类大屠杀题材电影在完成摄制后就烙上了历史重构的个人化印记,影片中的辛德勒在历史中确有其人,但其形象无疑是经过艺术重构的。电影中经典的一幕是辛德勒骑马驻足在山坡上,目睹了纳粹暴徒在犹太聚居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幕幕血腥的场景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强烈的负罪感让他幡然悔悟,从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去拯救犹太人。然而比对小说文本会发现这幕场景“ 纯属虚构”。他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渐进式的,很难界定他何时决定主动去拯救工厂里的犹太人,从一个战时惟利是图的投机商慢慢转变为拯救无辜犹太人的救世主。

    “以叙事为特征的所有文学艺术,均以写人作为艺术创造的核心,文学即是人学。借助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并将现实升华到唯美的艺术境界,这是电影叙事的根本特征。”[3]影片中辛德勒一出场,几个特写镜头就聚焦于辛德勒的衣着打扮与生活品位。其目的一方面将辛德勒刻画为一个贪图享乐的战时投机商,另一方面也是为人物前后形象的巨大反差埋下伏笔。辛德勒的转变无疑是阶段性的,促使他拯救犹太人的原因既有个人物质层面的欲求,更有道德层面的因素。最初辛德勒结交纳粹权贵,雇佣廉价的犹太人都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甚至辛德勒本人也毫不讳言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起初他是在利用廉价的犹太人劳动力来攫取个人利益,这一阶段他信奉金钱至上的经济价值观。可见影片伊始辛德勒并不是一个能够讨喜的角色。但正是这些情节为后续的人物塑造做了铺垫。唯利是图的投机心理及极强的社会人脉帮他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而随着故事的发展,他的道德和人性开始显露时,经济利益让位道德价值,拥有的这一切也让他具有了解救犹太人的能力与机会,进而完成自我的救赎。片末辛德勒倾家荡产也要整体搬迁工厂来拯救犹太人时,可见他不再信奉利益至上的商人价值观,而是完全倒向了道义与人性这一边。影片中一直着力呈现乱世中人性和物欲的抗争,甚至于在物欲和贪念的支配下,人性和道义一直在被质疑和拷问。所幸辛德勒的形象转变如同乱世中那一抹光,让观众从主人公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力量最终战胜了物欲的诱惑,影片主题也得以升华。

    为拯救尽可能多的犹太人,他散尽家财从纳粹手中买来犹太人,并且凭借社会关系将犹太人送上了逃生的火车。当运送工人妻儿的火车错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他倾其所有,竭尽所能把女性和孩童救回来与亲人们团聚,即使自己因此受到牵连而身陷困境。战争结束时曾经富有的辛德勒已然破产,却还向工人们忏悔自己没能拯救更多的犹太人。此时的辛德勒已从一个发战争财的投机商完全变为一个悲天悯人的救世主,这个情节也真正成就了辛德勒“救赎者”的身份。大屠杀背景下人们看到了物欲支配下人性的贪婪和道德的败坏,像拟定名单的犹太警察为一己之私,向同胞索贿后随意改变名单人选,且最终不忘把自己的名字加到名单里。但曾经是投机商的辛德勒却不为眼前利益所动,用自己的义举回应了乱世中人们对于人性之恶与道德节操的质疑。从辛德勒的转变过程中,观众看到了乱世中难能可贵的人性升华与光辉,这也正是这部电影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辛德勒的形象变化成功展示了人性在物欲中迷失到再度复苏,最终大放异彩的过程。正如片中的犹太人所言:拯救了一人,就拯救了全世界。辛德勒形象的不凡之处在于,作为一个投机商当然知道利益至上的原则,且在纳粹大屠杀的背景下,正如原著作者基尼利所言,战争更容易激发人性之恶,纳粹统治下犹太人形同蝼蚁,然而辛德勒仍不为利益所动,即使因此三次入狱,仍然顶住了层层诱惑和种种压力,竭尽全力去解救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甚至为没能救出多一些犹太人而自责。这样的一个散发着人性之光“救赎者”形象无疑是血肉丰满,深得人心,而不同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话般的英雄形象。

    史蒂芬·西夫的文章指出该影片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其商业娱乐性,不可否认辛德勒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英雄人物。克劳德·朗兹曼指责该片“将严肃的大屠杀主题被引入到了商业消费中,用好莱坞的写实主义暴力和戏剧化的方式去再现大屠杀这个‘不可被再现的事实,公众此后可以去消费大屠杀主题了”。[4]但是《辛德勒名单》这部影片得到了德国人、犹太人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对于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行为颇多赞誉。无论是基于史实的辛德勒其人,还是影片中重构的辛德勒,其形象都是深入人心的。尽管电影中也体现了辛德勒作为战时投机商的一些不良行为,但这丝毫不会掩盖他为拯救犹太人所做的积极努力及其身上散发的人性之光。影片虽有瑕疵,仍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郝朴宁,李丽芳.影像叙事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25.

    [2](美)路易斯·賈内梯.认识电影[M].焦雄平,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407.

    [3]郝朴宁.影视剧作教程[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59.

    [4]张伟.东西方战争题材电影的“救赎者”形象建构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