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访惠聚”活动与和谐新疆的建构?葚

    马宇飞

    [摘要]治国必治边,治边必治疆。新疆和谐与否,直接关涉到整个中国安全、发展与稳定的大局。和谐新疆包括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新疆各族民众人与人的和谐,新疆各族民众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方面。而“访惠聚”活动是新时代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党的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其在建构和谐新疆中的作用,亦体现在促进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促进新疆各族民众人与人的和谐,促进新疆各族民众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方面。

    [关键词]“访惠聚”活动;和谐新疆;身心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4—0074—06

    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宗旨的需要,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密切党群关系的需要。具体体现为,其一,悉听为民之言,倾听群众的呼声,将群众的意愿作为“第一信号”,将群众的冷暖作为“第一抓手”,将群众的幸福作为“第一目标”;其二,克服官僚病,预防“政治营养不良”,走出机关内部的封闭循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三,善谋为民之事,“做正确的事”,还要“正确的做事”,谋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在“蛋糕”做大的同时,更加兼顾公平。诚然,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还需要其落地生根的实践载体,比如,四川达州的“万名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活动、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等等。但是,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尤其典型的是反映党的群众工作的内涵、性质与特点,而且常态化的就是新疆自治区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以下简称“访惠聚”)活动。

    2014年,新疆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访惠聚”活动,即在自治区各级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里,第一轮活动向全自治区8668个村、759个队、1985个社区中抽调、下派工作队11129个,干部74759名,实现了自治区所有行政村、关键社区、国有农林牧场等基层单位的100%覆盖。“第一轮‘访惠聚活动周期3年,每一年有1万多个工作队,7万多名干部驻村。2017年2月,自治区举行‘访惠聚总结表彰暨动员会,会上对该活动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这标志着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访惠聚活动将持续下去”。[1]2017年是第二轮周期5年“访惠聚”活动的开局之年。“访惠聚”活动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统一,民族、宗教、军民关系相统一,群众路线与党的建设相统一,民生改善与基层治理相统一。上述若干“对立统一”关系的应然状态,就是一种和谐之状态,即“和谐新疆”之状态。那么,如何解读“和谐新疆”?同时,面对创建“和谐新疆”的客观张力,“访惠聚”活动对构建“和谐新疆”的作用与路径又该如何定位?

    一、和谐新疆的内涵

    和谐新疆是指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下,新疆的社会建设要兼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内心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转型活动,其依赖于新疆的和谐价值观、和谐思维方式的培育和创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认同。其涵盖两个层次:其一,实践上,改进现实中不和谐的因素,进行制度上的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水平;其二,精神上,建设新疆所需要的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对创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认同。实际上,“和合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里的精髓与内核,其中,“和”具有综合性,是多种事物,多种特征的综合;“和”具有对立统一性,是从“阴和阳”“天和人”等对立的事物中生成和谐。而“合”具有多元性,是多个异域事物的聚合与结合之状态;“合”具有方向性,是在多元、异质、冲突的交往中,“合”的趋向与价值取向;“合”具有功效性,是多元因素纳入相互作用的网络中,从而发挥最佳功效。而“和合”之境:其一,个人身心和谐。例如,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其二,人与人的和谐。例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三,人与社会的和谐。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四,人与“天”(自然)的和谐。例如,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因此,笔者围绕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三个方面的和谐解读和谐新疆的内涵。

    (一)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

    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是指在实践的基础上,人在持守自我特质、社会角色与个性异曲的基础上,能够使灵与肉、知与行、理性与情感、物质的欲求与精神的远方相辅相成、协调自适的状态。而以儒家的视角,人是一种精神性、情感性的存在,人的本质源自“道”的内化,即“德”。“道德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中的“几希”。“义利之辨”,即“义利相持而长”,使“欲不穷于物”,亦使“物不屈于欲”。在人之物欲正当追求与合理满足的同时,对崇高人格的高扬与道德价值的追求,这是对人身心和谐的深切人文关怀,即人之“道德性”存在。这正如康德认为,以自律性存在、自由意志为依据,关于“道德性”(道德法则)的实践理性,即是人的天性。

    (二)新疆各族民众人与人的和谐

    新疆各族民众人与人的和谐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尊恭、求同存异、平等互惠、诚信友爱、互助和睦的一种人际关系状态。对此,新疆有其特殊性:其一,族际和睦。中国56个民族,除了基诺族外,新疆皆有分布。百万人口以上: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10万—100万人口: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1万—10万人口:满族、锡伯族、东乡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其二,多宗教并存。“新疆自古以来多元宗教并存,历史上,袄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前后流盛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保安族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汉族、蒙古族、锡伯族等民族信仰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信仰道教、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主体为汉族;信仰东正教的主体为俄罗斯族。”[2]

    (三)新疆各族民众人与社会的和谐

    新疆各族民众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指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优态共存,其具体表现为:社会安定有序,个人的潜力与创造力得到尊重与发挥,个人的价值与正当利益得到实现,个人与社会的抵牾与对抗性矛盾得到适时化解,追求公平与正义体现新疆各族民众的根本愿望。正如,“人持守其的存在,最高价值所在,莫过于让全体人皆和谐一致,让全体人的身体与心灵,皆好似是一个人的身体与心灵,人人皆团结一致,……人人皆追求全体人的公共福利。”[4]因此,对于新疆的弱势群体阶层,社會有责任与义务给予其必要的人文关切与救助关怀。

    二、“访惠聚”活动在构建和谐新疆中的作用

    (一)有力促进了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

    “访惠聚”活动将“兴边富民”行动结合起来,为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创建了更好的平台。“2015年,新疆民委将‘兴边富民行动与‘访惠聚活动有机结合,把‘兴边富民行动资金3.2亿投入‘访惠聚活动。……在2015年度自治区‘兴边富民行动项目评审会上,涉及林业、水利、畜牧、农业、培训等各类项目,32个边境县按照每一个‘访惠聚驻村工作队50万元的额度,每一个县总规模1000万元的额度上报了各类项目,惠及600多个村。……2015年度扶持‘访惠聚村1013个,投入资金近5.2亿元。”[4]同时,正如《神圣家族》所言,“正确理解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因此,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即构成全部社会道德生活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柢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这决定了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同时,“集体主义”力图实现利益的公平,力圖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兼顾公平与效率。而上文所述的“访惠聚”活动与“兴边富民”行动,都是一种“倾斜式”的政策设计,尤其是“二者”的结合,更是“集体主义”力图实现社会公平的集中体现。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的物质与精神(集体主义原则)利益所在。由前述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利益所决定,恰如列宁所言的:“百千年来人们就知晓,数千载来在所有处世圭臬上一再言说的,即最基本的公共生活规约。”[5]例如,孝顺父母、呵护子女、以诚待人、夫妻和睦等,再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等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这是同为中国公民的新疆各族民众,生成“道德性”的源动力所在。

    “访惠聚”活动以扎实细致的群众工作,转化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访惠聚”工作队长时间驻村、经常性地入(贫困)户宣传,这为扶贫先扶志,即由“要我富”转化为“我要富”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克州阿克陶县的加依铁热克村,由原克州社会保障局局长马天仁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马书记上任后,发现该村大量贫困户的妇女都会针线活,其多方联系,40台缝纫机落实进村,其在该村办起了订单式缝纫培训,并从县城请来裁缝师傅,既传授裁缝技艺,又依件给村民发工资”[6]。选派克州、县(市)直单位主要领导担任该州291个行政村(社区)的第一书记,这是克州在落实“访惠聚”活动中的一项组织创新,即由新任第一书记统筹村级各类工作力量,推进脱贫攻坚、富民固边等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尤其是“道德性”的完善上,正如,“预防犯罪,重点不在于配置警察,而在于尽力缩减仰食于人的人。使人置于沦落,无过于仰赖;反之,自主则会提高人的诚实性格”[7]。“商业促使勤勉,把此种精神给予社会各个成员,并顺其自然地传承。商业发扬勤俭,让人安生服业,施展一艺之长而求利。”[8]“访惠聚”活动亦是在“尽力缩减仰食于人的人”,因此,亦是在完善新疆各族民众的“道德性”。

    (二)有力增进了新疆各族民众人与人的和谐

    1.增进了族际和睦。例如,“2014年,昌吉州各级‘访惠聚工作队,将民族团结作为重中之重。帮助基层深入展开民族团结宣教,广泛组织各族民众展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族团结活动,加增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各族民众一家亲的‘正能量。工作队举行民族团结典型事迹报告会、各族民众一家亲宣讲会,大力普及民族政策与民族知识,把宣讲送到工地、集市、学校。工作队积极协助村‘两委展开民族团结示范村(组)与民族团结好邻里的创建活动,……营造各族民众‘同吃一桌饭、同跳一曲舞、同唱一首歌的和谐氛围。工作队成员亦与少数民族民众‘结对子、交朋友、教技能,干群之间互帮互助。”[9]而在克州,2015年,在展开民族团结进“机关、企业、乡村、学校、军营、宗教场所”,以及文艺汇演、悬挂横幅、民族团结人物典型人物宣传等活动的同时,颁发《2015年度克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村(社区)创建活动计划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访惠聚”工作队支持、指导所在村(社区)开展上述各类活动。

    2.促进了宗教和谐。例如,在2014年,昌吉州各级工作队协助村委会组建宣讲队,举行“去极端化”摄影展、书画展等,深化“一反两讲”与“去极端化”等活动,引导各族民众辨别民族风俗与宗教活动、常态信教与宗教极端的界阈。同时,各级工作队积极与宗教界人员沟通谈心,协助建设“五好”宗教活动场所与发展“五好”宗教人士等。

    3.融洽了军民关系。例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自开展“访惠聚”活动以来,始终在一线工作落地、展现才能、转化作风、化解问题、推动发展,以工作队的真情实举架设了联络、服务各族职工群众的“连心桥”。其中,2015年各工作队聚焦如何改善各族职工群众教育、医疗、社保,以及交通道路、用电用水等民生领域,在利用好四师专项资金的同时,争取四师机关相关部门,团场配套资金,以及其它惠民资金的助力,实施75个民生项目。而在“访惠聚”活动如何形成“党政军”合力共创上,以伊犁州新源县为例,该县强化组织引领,设置以县委书记为组长,县四大班子主要负责人,驻县建设兵团与驻县部队为组员的“访惠聚”活动领导小组。并抽调业务精、素质高的18名干部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有力推进了新疆各族民众人与社会的和谐

    马斯洛晚年将其“需求层次论”扩展为7个层次:为维持生存与种族繁衍所必须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免受生理与心理胁制的安全需求;为人接纳、呵护、关怀与扶持的爱与归属的需求;包括自尊、自主的内部尊重,以及被关注、被认可的外部尊重的尊重需求;求知欲和探索心的求知需求;追求匀称、和谐等心理上的审美需求;实现个人抱负与成就的自我实现需求。而且,马氏的“需求层次论”已在学界达成共识被广为认同。基于此,笔者由一般到特殊地推而广之,则新疆各族民众同样具有上述“层次性需求”。

    其一,生理需求。“访惠聚”活动开展以来,20多万名机关干部“脚”踏田间地头,“身”入庭院炕头,“眼”见民情冷暖,“耳”闻民声所向,“心”系民生所盼,“力”解民忧,“情”暖民心。“结合‘访惠聚活动,新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驻村工作队制度,实现了驻贫困村工作队、第一书记下派、贫困户扶持负责人的100%覆盖。2015年,全疆共下派11243个工作队、77219名驻村干部,100%覆盖了3029个贫困村与3437个非贫困村,……至2015年10月,驻村工作队与第一书记共协调、投入资金13.78亿元。”[10]而在奎屯开干齐乡,该乡“访惠聚”工作队协同该市商务局、供销社、农林水牧局等部门,联合该市的龙头电商企业,打造“企业+电商+农民+合作社=(农业)庭院经济”的精准扶贫模式,为该市的农牧民致富广开门路。

    其二,安全需求。根据近代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自然法学派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自然状态下的“理性人”之所以由“自然状态”过渡到“国家”状态的政治共同体,这是为了满足理性人的个体性目标(该目标包括人的安全与人的发展)而缔造的产物。因此,国家安全,亦直接关涉人的安全。“访惠聚”活动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为主题,这亦直接关涉我国国家安全的“五个认同”问题,而实现国家安全,亦是在实现人的安全。对此,一方面,“访惠聚”活动是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继承与发展。“访惠聚”各级工作队,紧紧依靠、紧紧联系新疆各族民众,与民众交心、结友,同吃、同住、同劳动,走完最后一公里、访完最后一家人,倾听民声、情系民生、反映民愿,取得新疆各族民众的理解、支持与信任,这是执政党治国安邦的最大治理资本。另一方面,各级工作队着力配齐、配强党的基层组织及领导班子,完善与夯实基层党组织阵地的党员(干部)素质建设与配套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宗旨与先锋模范意识,直接回应了新疆各族民众的关切与期许。因此,新疆各族民众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这既是作为“社会”,作为政治共同体“国家”国家安全问题的化解,亦是新疆各族民众作为“理性人”之个体的安全所需。

    其三,归属与尊重的需求。一方面,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作为“人”之个体的最基本人权。全年各级“访惠聚”工作队募集资金3.2亿,施行民生项目1070个,技能培训20万人,推广实用技术15个,全部33个贫困村实现人均纯收入过万目标。上述这些都是执政党和国家尊重新疆各族民众最基本人权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访惠聚”活动满足新疆各族民众的归属需求体现在,例如,“2014年,全疆结合‘访惠聚活动,深化民族团结宣教,以‘热爱祖国、建设家园等活动为依托,持续地推进‘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宣教活动,……持续强化全疆各族干部民众的祖国意识、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夯筑全疆各族民众的共有精神家园”[11]。

    三、“访惠聚”活动构建和谐新疆的路径

    (一)在促进新疆各族民众的身心和谐上真抓实干

    新疆各族民众身心和谐的实现,就是民心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党政体制”的宪政框架内,给予新疆各族民众以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公民权,给予新疆各族民众在私人领域追求合理、合法个人利益的运行空间,给予新疆各族民众追求生存权与发展权相应的政治位格。同时,以“访惠聚”活动为抓手,塑造新疆各族民众成为“积极公民”而非“消极公民”。即新疆应是一个活力四溢的社会,是一个创造力满满的社会。而要激发新疆社会的活力,就要使一切有利于提高新疆社会的生产力,一切有利于提高新疆各族民众的生活水平,其愿望获得尊重、行为获得支持、才能获得施展、成果获得首肯。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归纳为一点,就是尊重新疆各族民众作为“人”的每一个个体的活动场域与活力空间。

    以“访惠聚”活动为抓手,塑造新疆各族民众成为“积极公民”的向度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访惠聚”活动,塑造复合型公民文化。新疆各族民众作为“公民”,其意愿、志愿于公共领域,生成公共意见,同时,新疆社会自发性团结的各个理性之公民个体能够认识到彼此之间,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相依存性,其凭借“公民”身份,基于互相认可的人之社会性动物的客观所需,其主观能动地共同守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之共同“政治屋顶”伟大祖国的疆域之内。另一方面,“访惠聚”活动的践行,实际上亦是承认新疆各族民众人的主体性与平等性。公民之法律地位源自其主体权利,而主体权利又是新疆各族民众作为“人”之个体直面国家之“利维坦”和其他公民时所固有的权利。同时,“人”之个体的平等权利既包括“消极权利”,即公民只要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追求私利,国家就无权干涉;亦包括“积极权利”,即公民不受国家干涉,通过制度化公民的公共自由,通过公民自主性的实践,使公民成为一个在自由、平等的共同体里富有担当意识的主体。当然,新疆各族民众每一个公民平等拥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与“权利”相对应不可推卸的“义务”,例如,拥护中國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伟大祖国的稳定与统一等。

    (二)在增进新疆各族民众人与人的和谐上措施得力

    新疆各族民众人与人和谐的实现,以“访惠聚”活动为抓手的集中体现就是“政治安疆”,即借助施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维护新疆的政治安稳与社会安宁。“政治安疆”的应然状态是:其一,族际和睦;其二,宗教和谐;其三,军民合洽。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但是,“族际主义”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取向使得“访惠聚”活动的推行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张力。例如,“民族识别”赋予疆域内各个文化族群以民族身份(1979年,第56个民族,基诺族被官方认定)的官方角色,同时又为各少数民族设立了自治区域,再加之少数民族的各类优惠政策,例如,高考加分、计划生育等,这亦促使各族民众产生本民族意识。

    因此,“访惠聚”活动政策制定的基点要适当转向,一方面,每一个新疆各族民众都应该享有人人享有的平等权利。“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即以人为本,不忽略新疆各族民众每一个的“人”之个体,保障其宪法和法律的政治位格,即语言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另一方面,为了减缓“族际主义”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取向的副作用,作为带有明显关怀性、倾斜性政策风格的“访惠聚”活动,其政策制定的基点应适当转向,即“访惠聚”活动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是基于新疆各个少数民族其族属的“民族身份”,而是基于在新疆,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同为中国公民的不同家庭成员(或群体)因多重原因事实上社会资源占有不均,进而导致生成相对强势与相对弱势的“社会分层”,再加之,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以此作为“访惠聚”活动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而跳出单纯基于“民族身份”的窠臼。

    (三)在推进新疆各族民众人与社会的和谐上善抓关键问题

    新疆各族民众人与社会和谐的实现,正如前文“‘访惠聚活动在构建和谐新疆中的作用”部分的分析,新疆各族民众同样是有一个由低到高,低层次生存需求与高层次发展需求并存的连续体与综合体的“层次性需求”。同时,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为了生存与发展,或者说为了安全与发展,人类结成社会,即由自然状态进入国家之政治共同体。因此,以“访惠聚”活动为抓手,推进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即夯实“五个认同”就意味着新疆各族民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就是以人为本,以新疆各族民众为本。由此,如果说“访惠聚”活动政策制定的基点,即出发点是基于共同作为中国公民的新疆各族民众各个阶层之间事实上的发展不均衡,则“访惠聚”活动政策执行的目的,即落脚点则应该是“五个认同”的中国格局,这是因为“五个认同”实际上就是以新疆各族民众为本。

    正如汉斯·摩根索曾直言:“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而且如果其能够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其目的不是征服国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与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12]因此,如何在“访惠聚”活动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推进“五个认同”,从而实现新疆各族民众人与社会的和谐,笔者认为思路之一就是通过“访惠聚”活动,在新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因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再加之,“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由此,“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和合型中华文化。诚然,时下中华文化的内部,其历史谱系、神圣记忆正在借用新的符号系统,完成新时代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述与重构。而且,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精神家园不可以动用沙文式的强制性认同,但是,正如列宁所言,自然发生的同化过程是一种进步,因此,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例如,通过“访惠聚”活动促进新疆各族民众、各个族际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在“访惠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尊重新疆各个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性,通过“访惠聚”活动的开展,让新疆各族民众确立我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文化”是中华文化,代表我根本利益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等的正确信念与价值观,从而在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伟大祖国的锦绣疆域里,新疆各族民众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有精神家园、共享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共享新时代现代文明的发展“红利”、共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实的“政治屋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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