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尔贝维尔到利勒哈默尔:国际奥委会环境策略的转变与形成

    郭振+乔凤杰+刘波

    摘要:选取阿尔贝维尔与利勒哈默尔两届冬奥会的环境保护议题为研究对象,分析国际奥委会环境策略的转变历程以及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与思维局限。研究认为,阿尔贝维尔与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后,国际奥委会的经济和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对环境保护承担的责任,要求申办城市提供环境政策报告。但国际奥运会环境保护的思维局限在于:环境保护策略是对其他跨国组织的效仿,环境保护全球化思维和话语的形成滞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奥委会开始正视环境保护,因此环境策略的转变和形成过程是被动的。展望北京2022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理念迎合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同时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的措施,应是北京冬奥会给全世界留下的重要环境遗产。

    关键词:体育管理;国际奥委会;环境策略;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利勒哈默尔冬奥会

    体育、文化、环境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3大支柱。环境于20世纪90年代被纳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理念之中,主要是阿尔贝维尔和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对环境保护产生的消极与积极影响促使国际奥委会做出改变。分析国际奥委会环境策略的转变与形成,有助于理清国际奥委会对环境问题的思维逻辑,认清环境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解答国际奥委会如何构建环境保护策略,并最终把环境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第三个维度。而这对于北京2022冬奥会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进行环境保护,继承绿色奥运遗产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奥委会对环境保护政策的转变历程

    奥运会举办城市对环境的诉求和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国际奥委会却并未对此做出必要回应,而真正促使其正视环境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相继进行,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被公认为是一届环境保护优异的冬奥会,这推动了国际奥委会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对环境问题的立场。两年之内,从没有环境保护组织以及应对政策,到形成组织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環境保护几乎完全融入到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中来。在反思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后,国际奥委会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签署《地球公约》(Earth Pledge)。1994年,又把环境保护写入奥林匹克宪章,确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明确环境在奥林匹克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设了体育与环境部门,与国际奥委会通力协作并同时指导体育运动中的环境保护。1995年底,国际奥委会成立体育与环境委员会,其职责是根据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应采取何种环境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向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并协调相应政策的实施。1999年《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公布,陈述了奥林匹克运动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承诺,把奥林匹克运动置于全球化下的可持续发展之中,确定了不同成员在贯彻可持续发展行动中肩负的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悉尼、北京两届夏季奥运会绿色奥运理念的实践,使国际奥委会坚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策略。尤其是北京绿色奥运,极大促进了生态体育的实现和完善,国内一些学者对绿色体育展开研究认为是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更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2014年,国际奥委会进行机构改革,把先前的体育与环境委员会改为可持续发展与遗产委员会。同年,国际奥委会第127次全会通过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北京在申办2022冬奥会时就把《议程》的改革理念融入其中。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茹科夫在致辞中说,北京已经将《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精髓融入到奥运会的理念之中。在申办阶段,北京申奥委就提出“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3大口号,与国际奥委会的宗旨和《奥林匹克2020议程》的改革方向相一致。在理念上,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是对北京2008“绿色奥运”的继承和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2-1994年),国际奥委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由于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国际奥委会影响至深,奥运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决定其不可能避开全世界环境保护的诉求。另一方面,鉴于阿尔贝维尔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失败教训以及利勒哈默尔绿色奥运的成功经验,促使国际奥委会正视奥运会对环境破坏这一现实问题,把局部奥运会效应纳入奥运全球化发展的需求中,从而加快了环境组织机构对政策的制定。因此,对阿尔贝维尔和利勒哈默尔两届冬奥会环境的分析,能够看出国际奥委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角色转变和价值取向。

    2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环境保护的失败

    在萨拉热窝和卡尔加里冬奥会以城市为举办中心后,萨马兰奇提出要重返自然,“尝试回归自然内心深处(return to the very heart of nmure)”。事实证明,阿尔贝维尔注定会成为一届“独特”的奥运会。当阿尔贝维尔获得1992年举办权时,时任组委会主席米歇尔·巴尼耶断言,在冬奥会筹办中自然环境将得到尊重。现存的基础设施会以“模范环保奥运”“最低经济成本与生态影响”方式来组织利用。然而,在场地进行规划时阿尔贝维尔就注定难以实现上述理念。赛场散布于13处高山地带,有1657k㎡之多。场地分布广阔以及深入自然生态之中,对当地环境产生了严重破坏。为了提升经济效益,组委会推崇全球电视转播的运用,所以该届冬奥会被认为是从现场观看奥运会到全球电视转播的历史性转变。相应地,环境保护方面的种种不利措施同样曝光于媒体之下,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

    政府试图借助冬奥会提升当地旅游业,然而,阿尔贝维尔留下意想不到的奥运遗产是失败的地区经济开发,以及对环境的极度破坏。在筹备阶段,场地设施建设可能带来环境风险的后果受到质疑,这种不安最先来自国际媒体的报道之中,后被证实:场馆建设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不可复原的破坏,从而对当地生态系统也造成了毁坏。拉普兰的雪橇赛道、库尔舍维勒的滑雪跳台设施都存在过度的和毫无必要的环境破坏,国际体育组织甚至被认为是环境破坏的制造者。例如,拉普兰的雪橇赛道被国际有舵雪橇联合会指责为“环境罪”的源头。因修建赛道砍伐清理了6公顷的森林,开挖了7000m3土地的泥土,致使地面沉降。种种行为把当地生态系统推向崩溃边缘,而且其他奥运场馆的开发亦受到萨瓦省环境部门的指责和抨击。比如,库尔舍维勒的跳台滑雪场地即使采用“生态友好型”的可移动金属构架,也被认为是耗费高昂的成本,且并未带来环境改善。然而,对环境保护没有经验以及对外过滤性宣传,表明当地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一直没有重视环境问题。

    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之前,国际奥委会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组织,也未形成系统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及要求申办城市具备环境准则说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奥运赛事没有产生环境危害的可能。事实上,环境问题隐藏于奥运赛事举办的过程中且并未公之于众。国际奥委会对环境问题的思维固化和滞后在阿尔贝维尔冬奥會达到了顶峰。若国际奥委会斟酌损益,那么冬奥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则可以避免。但国际奥委会没有采取实际行动,也没有阐明其与当地奥组委在环境问题方面的合作方式,而是选择置身事外。尽管围绕阿尔贝维尔奥运会环境破坏的负面宣传给国际奥委会和当地组委会带来巨大压力,但其拒绝公开承认该届冬奥会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生态后果。萨马兰奇称赞阿尔贝维尔奥组委在环境方面的努力,认为这是一届“回归自然”的冬奥会。他指出,本届冬奥会如同“一朵独放的花绽放于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显然,国际奥委会无视媒体和环境保护组织的反对,依旧夸大阿尔贝维尔环境策略的成功,极力回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强调奥运会对当地景观所带来的美化效应。美化运动体现在各方面,水管设施的改建已经让位于生态治理,从而留下了完好的生态环境。不可否认,这些行为表现出对环境破坏的敏感。如果改善当地环境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的修复,理应是国际奥委会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做出的积极信号。反之,阿尔贝维尔冬奥会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国际奥委会又以修辞性的言语进行掩盖,实则是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当地环境的改善夹杂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之中,这是洛杉矶奥运会后所推崇的商业准则,也是奥运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促进了区域旅游、文化发展和工业活动。由于忽略环境保护中深层次需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举办奥运会向未来索取环境成本。实际上,冬奥会之后的阿尔贝维尔并没有出现长期繁荣,却留给法国政府6700万美元的亏损以及几十年债务。

    事实证明,国际奥委会对环境保护主义的修饰性反击不亚于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对环境的破坏。卡尔加里冬奥会有5000名来自全球的媒体记者参与,与之相比,阿尔贝维尔共有7000名媒体代表参与其中。国际媒体对该届奥运会的环境保护进行了口诛笔伐的报道,并把环境破坏归入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丑闻之中,包括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贿赂行为、对意识形态的顺服等。国际奥委会对环境破坏行为的绥靖态度引发争议,阿尔贝维尔冬奥会无疑放大了这种不作为态度,把国际奥委会推向了一个尴尬境地。在阿尔贝维尔之前,奥林匹克运动深受二战后冷战思维左右,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员和资本主义国家运动员的比拼暗含了国力角逐,成为关注的焦点。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使得冷战思维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不复存在,但长期以来隐藏的环境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成为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新难题。阿尔贝维尔在时间维度上,正处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转折时期,环境策略的失误和管理不善在媒体的传播下产生了全球性的连锁效应。国际奥委会对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环境问题的做法,除一些宣言行为,几乎没有落实如何进行有效和积极的环境保护行动。

    3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环境保护的救赎

    联合国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全球环境首脑会议上指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政治问题。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之后,国际奥委会已然承受不起奥运会对环境破坏行为的再次出现,一旦发生必然会受到国际媒体、环境保护组织,甚至是联合国的指责,以致落下管理滞后、政策缺失、与全球环境保护主流发展相背离等“罪名”。

    利勒哈默尔也申办了1992年冬奥会,最终败给阿尔贝维尔。挪威一些人士在利勒哈默尔申办时曾指出:“奥运会会扰乱当地的环境和自然”。奥申委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当利勒哈默尔再次申办时环境保护将是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1988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利勒哈默尔获得1994年冬奥会举办权。当时,挪威首相布伦特兰阐明:“我们需要新的全球化伦理,能够响应当前和未来的几代人,对自然环境全球化平衡的责任以及对我们在其中所承担角色的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理想最重要的是国际协作,这需要我们比以往付出更多努力。”布伦特兰的陈述表明,利勒哈默尔申办组委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不过,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如深绿色环境保护主义者,得知利勒哈默尔赢得了冬奥会时提出异议:“我们如何在困境面前做出最好的选择。”

    面对诸多质疑,利勒哈默尔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真正体现了集体努力的意愿。挪威政府希望冬奥会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示范,即如何把环境保护与重大赛事相结合。利勒哈默尔奥组委声称,把冬季运动的场地安置于没有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之中是有可能的。环境教育计划在全国实施,挪威各地的学校使用利勒哈默尔奥运会相关材料和环境工作作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挪威广播公司也使用了相同信息作为挪威学校的环境教育项目。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在环境保护方面执行极为严格的标准,甚至开幕式放飞和平鸽都要考虑保护动物。“由于低温、黑暗和猛禽等原因,开幕式不应使用真正的和平鸽”。

    虽然一些研究者对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的环境保护行为提出了批评,比如Tor Selstad认为这届冬奥会的环境保护工作一半都是象征性措施,其目的是把利勒哈默尔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从而给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展现清洁、现代以及魅力的旅游胜地景象。因此,公关营销的努力远大于环境战略的实施。即便如此,利勒哈默尔在环境策略上取得的成功被认为是开启奥运环保的最佳模式,其环境保护理念和措施带给国际奥委会极大启示。由于国际奥委会对如何最大限度在不牺牲环境的情况下举办冬奥会知之甚少,而利勒哈默尔无疑在这方面使得国际奥委会有清醒认识。“挪威式”的环境保护细节被纳入到奥林匹克运动哲学,在全球化进程下得以重新包装,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支柱理念。这一过程引导国际奥委会对环境政策的思索,为今后奥运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组织工作做出表率。由于国际奥委会没有统一的环境规划,所以阿尔贝维尔和利勒哈默尔在环境策略实施方面都是局部行为,但两者的地区化行动最终推动了国际奥委会环境规划的全球化实施;对奥运举办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了统一的全球化规范。

    4国际奥委会对环境问题的反思

    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后,国际奥委会对利勒哈默尔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功很快做出回应,推崇利勒哈默尔所倡导的“绿色奥运”。两年之间,两届冬奥会提供给国际奥委会截然相反的环境保护案例。基于此,国际奥委会以两届冬奥会地区性环境保护得失为依据,把环境理念纳入全球化下的需求之中。与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后,奥林匹克运动建构了环境政策和组织架构,促使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深入奥运理念之中。可见,国际奥委会从局外人到掌控者,其做出的反应无疑是迅速的。

    毋庸置疑,国际奥委会虽然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团体,但二战后全球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接受,加之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尤伯罗斯改变了奥运会亏损的局面后,号称非营利的国际奥委会却越来越像商业团体,被贴上了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的跨国组织。电视转播和赞助商的介入,开发了国际奥委会的经济潜力,大大提升了盈利能力。国际奥委会的文化内涵体现在通过奥运会这一全球盛事,突出并且融合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多元文化。《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这种普世道德融合于体育、文化和教育之中,从而促进世界和平并使其更美好。自顾拜旦以来,国际奥委会极力拥护上述基本原则。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是跨越国界的领导者,展现了全球影响力。正因为此,决定了国际奥委会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中所处地位,奥运精神的教育性、去政治化和媒体效应契合了环境保护的策略选择。当前,国际奥委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程序,以尽量降低奥运会对当地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过,一旦奥运会再次对环境造成破坏,那么,国际奥委会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会让其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国际奥委会在随后的一系列改革中特别强调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在其40条改革建议中约有1/3的内容指向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性这一主题。

    人类的环境意识可追溯至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后,对自然无限制索取而产生的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开始注重环境保护,比如组织高峰论坛、制定一系列环境政策、呼吁各国政府践行保护地球公约等。20世纪70年代,一些申办城市的居民因为举办奥运会对当地的居住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而持反对态度,表明关注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之中。例如,丹佛州议会于1972年举行全民公投,否决了举办冬奥会的提议,这是冬奥会历史上唯一一个放弃主办权的城市。1989-1990年之交,多伦多申办1996年夏季奥运会的反对者指出,奥运会对当地环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考虑。罗马在申办2004夏季奥运会时,环境保护组织甚至包括绿党在内的政府组织,认为奥运会会给城市带来破坏,同时罗马古城无法应对申奥成功后修建大量设施建筑。由于申办过程中环境问题的反对声愈发强烈,1991年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章程进行了修改,提出要确保奥运会在关注环境问题之下举行,而且申办城市要提供一份环境方面的政策报告。由于国际奥委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更能引发世界其他组织的跟进。国际奥委会委员理查德·庞德表示,鉴于国际奥委会的全球声望,在申办阶段仅通过关注就能提升全球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国际奥委会意识到环境保护对于奥运会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要求候选城市在申办伊始就要强调环境地位。

    5国际奥委会环境保护的局限

    5.1对其他跨国组织环境保护的效仿

    不可否认,国际奥委会在国际社会组织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以奥林匹克宪章为代表的奥林匹克主义使国际奥委会拥有一定的全球话语权,但这并不代表其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奥林匹克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希尔指出,一定要认清国际奥委会与G7峰会之间的区别。4年一次的奥运会倘若要解决世界半数以上城市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洛杉矶光污染发生后,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规避环境风险,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预警制度,然而光污染依旧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可见治理难度巨大。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环境保护是个崭新而又迫切的议题,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可循。为此,国际奥委会下属的体育与环境委员会成立后,在制度上借鉴了一些其他国际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念。如环境责任经济联盟以及日本经济组织联合会等。可以看出,“商业”“经济”是这些国际组织的关键词,而在环境保护组织的理念下,制定环保标准则明显难以有效借鉴此类国际组织。国际奥委会对企业环境保护主义标准的赞同,会对当前策略带来诸多不益。这种市场驱动的方式使得国际奥委会停留在“浅绿色”环境保护的层面。

    5.2国际奥委会环境保护思维滞后

    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影响至深。在伦理层面,产生了全球化公民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形成了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人权和准则。全球性思维之下,国际环保组织积极寻求合法性,为环境保护摇旗呐喊,实现环境保护的全球化策略。与此同时,环保组织把其合法性扩展到国际体育赛事中,要求赛事遵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理念。从阿尔贝维尔到利勒哈默尔,从国际奥委会对环境策略的形成和转变来看,其是被迫加入到国际环境保护的组织中,对环境与奥运会之间的关系做出自我答复。因此,国际奥委会对环境的关注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顺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被动的,这就決定了国际奥委会的环境策略及其措施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另外,对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国际奥委会对此做出的话语掩饰以及激烈争议的反应存有前车之鉴。例如,国际奥委会针对奥林匹克商业化行为是否符合其发展的选择路径曾产生过激烈争议。布伦戴奇时代始终继承并坚持奥林匹克运动的业余性原则,而与商业行为的隔离在萨马兰奇时代被终结。虽然商业化后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显而易见,其促使奥林匹克运动进发新的活力。不过在环境保护方面,思维滞后行为仍在重演。

    5.3国际奥委会环境保护决策滞后

    国际体育赛事全球流动性和赛事短暂性,决定了“短平快的思路”时常发生。奥运会每4年在不同城市举办,导致一些举办地对环境保护的短视行为。国际奥委会的环境话语表现与当地社会的经济需求和文化理念是有所冲突的。环境保护置身于跨文化的交流与相互理解,进而面临着严峻挑战。即使国际奥委会完全致力于环境保护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仍需考虑如下问题:什么是环境,环境保护的价值何为,如何理性进行环境保护,如何与当地社会舆论相结合。审视历届冬奥会的官方报告,以“环境”为关键词搜索,从数量的角度可以看出国际奥委会和当地奥委会环境话语的转变。首次出现“环境”一词是在1952年挪威奥斯陆冬奥会的官方报告中,是指学校的环境卫生,与自然环境或环境治理无关。1968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官方报告中,出现的3次环境单词是指地区和环境,也不是环境保护和治理。1976年的4次“环境”,均以“健康与环境部”这一专有名词的形式出现。大范围出现“环境”并以环境治理和保护为内容是在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后。从数据统计上看,1992年阿尔贝维尔和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的官方报告中,“环境”一词从35次激增到181次。两届冬奥会地区性的环境语语思维逐渐向全球性话语过度,表明环境开始成为国际奥委会官方话语,将在后续冬奥会官方报告中不断出现。进入21世纪后,环境又与可持续发展、奥运遗产相结合,进而扩大了国际奥委会的环境话语思维,而这种话语演进同样发生在夏季奥运会的官方报告之中。

    国际奥委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与话语思维转变并非主动响应全球环境保护。从阿尔贝维尔到利勒哈默尔,两者的局部行为最终把国际奥委会的环境策略推向了全球化进程,为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丰硕的环境遗产。至此,环境成为奥林匹克发展的三大理念之一,是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的主流话语,影响着奥运会的申办流程和举办过程。展望北京2022冬奥会,北京是奥林匹克运动史上首次在同一所城市举办夏、冬奥运,也是第一次依托超大城市举行冬奥会。无疑,继2008夏季奥运会后,北京必将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留有特殊地位。2022冬奥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2008北京绿色奥运理念的继承,契合并践行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在我国环境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需求之下,借助2022冬奥会的筹備与举办,以此来治理和保护环境、开展公民环境教育、协调经济与环境发展、确立环境法律规范,这应当是北京冬奥会留给奥运会的重要环境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