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中的“淳美”之“情”？

    李俊熹 王信鸽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发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作者在《边城》题记中写到：“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 沈从文先生想表达一种人性牧歌，这种人性牧歌以“情”为基调。所以，这部作品给读者的一般印象就是饱含“淳朴唯美”之“情”。就“为艺术而艺术”来说，《边城》之“情”在当时确实传递着某种清新气息，透露着真正的文学品味;但它又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此“情”已被某种枷锁束缚，并不是真正的“以情为本”。

    众所周知，“情”有个体的自由感性面，又有社會的观念面;有这两方面的斗争、冲突，又有这两方面的统一，表现为所谓“道德”与自由情感的对立与和谐。“情”背后这种异常复杂的社会内容，揭示的正是人性的展现和人生的追寻。因而人性既不是绝对的感性，也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边城》中，作者表面是在写自由情感、写真实人性，实质上，伦理道德、社会观念是占压倒性优势，这是一种虚假的“淳美”之“情”。因而作者最后只能让翠翠无望地“等待”，似乎只有这样，这篇小说才能自圆其说，才不至于前后矛盾。

    翠翠的“等待”可以看成是一个象征符号，是男权社会一直在流传的审美标准，并且自古有之。“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不管这个人回不回来，翠翠都得等下去，她好像并不需要知道“等待”对象是否会来，这是“等待戈多”式的无意义存在。而恰恰是这无意义的存在，在作者以及作品中各色人物看来才是“美”的——是娥皇女英般的“美”，是望夫石、望夫柳式的“美”——“寸步不离，坚贞不渝”。在这种“美”的规约之下，翠翠除了“等待”，别无它途。她没有也不能拥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她一旦偏离出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就会遭到有形无形的封杀。翠翠父母的结局就是最好的明证。

    翠翠的父母是自由恋爱，其间发生暧昧关系有了小孩，打算私奔，却又考虑种种伦理道德，最终也失去私奔的勇气，只能先后自尽。这个结局是他们自己所选，表面看来没有受到任何逼迫，实际上是有一种强大的、无形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而正是这种力量，在整篇小说中都以一种“美”的形式被展现出来。《边城》所表达的人性人情美，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既定的理论体系之上的大众观念，是一种群体意识，也是一种集体文化期望。而身处其中的个体只要稍微偏离集体轨道，就会显得与既定观念格格不入，从而被看成“美”的对立物。翠翠父母就因为偏离集体文化期望，虽然没有任何人发出具体指责，但他们还是选择自尽，屈服于根深蒂固的群体观念;同时，他们也只能自尽，因为只有这样，在封建传统文化看来才最完美。其实，作者维护的就是这样一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完美”之“情”。正是这样，整个“边城”人的行为都处处以“美”为准则，深怕触犯“美”的规范。不管是“边城”人有意而为还是无意而为，我们只要看清楚这一点，翠翠最后的“等待”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翠翠不能例外，身处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都要深受“美”的规范制约。因此，这仅仅是一首表面上的田园牧歌，就“淳美”之“情”来说，是不真实，也是不自然的。脱离真正“以情为本”的田园牧歌毕竟是苍白的，唱得太多，令人腻歪。

    《边城》之“情”沿袭着中国几千年来的群体本位文化。由于群体本位文化过分强化社会群体意识而消解了自我意识，因此造成了个体创造生命的萎缩和主体性的失落。而纵观文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明显感受到，文学艺术只有确立个体主体性，确立真正的“情感本体”，把人的处境看成是一种自由选择，才能在根本上保证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以及群体生命创造力的焕发;也只有尊重个体、强调主体的本真存在，我们的文学才是美的文学、真的文学，才会焕发出真正的人性光芒。否则，我们强调的人性将是被某种群体意识所束缚的虚假人性，翠翠的“等待”也就会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