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的抗战书写
摘要：在色调斑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巴金与之共鸣最为强烈、在其精神结构中打下烙印最深的当属尊重个性，追求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反抗强权压迫——不止于反抗专制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也反抗列强对弱小民族与国家的侵略。由于缺乏生活体验，巴金较少直接描写东北抗日，但通过饱含深情的言论与描写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高丽勇士抗日题材的《发的故事》及出版间接描写东北抗战的作品，寄予了他对白山黑水的殷殷关切与对东北抗战的全心支持。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巴金的《火》三部曲至少有三条线索使其足以成为抗战文学代表作，一是强烈控诉日军侵略罪行，二是热情讴歌中国军民及国际友人的英勇抗敌，三是表现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始作于抗战后期、“八一五”光复后完成的长篇小说《寒夜》，以凝重的笔触表现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压抑氛围，汪家悲剧的成因不止一二，但其最主要的社会根源在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关键词：巴金；小说；《火》；《寒夜》；抗战；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080-08
一、个人信仰与民族情怀的交融
1920年代初至1940年代末，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曾经怀有热烈的信仰，做过一些译介与阐释。在色调斑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巴金与之共鸣最为强烈、在其精神结构中打下烙印最深的当属尊重个性，追求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反抗强权压迫——不止于反抗专制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也反抗列强对弱小民族与国家的侵略。1926年3月27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的《一封公开的信》，回忆了高丽友人“告诉我高丽独立军和日本军队在满洲苦战的情形，怎样二十多个高丽革命党被二三百名日本兵士围困着，其中有几个愿意把自己生命牺牲了而救出其他十几个人；怎样数千日本兵士在高山中被二三百高丽革命党歼灭的情形；他又告诉我怎样高丽革命党某君历尽千辛万苦跑进日本总督署抛掷炸弹而后从容的跑出来；怎样另一个革命党在电车上向日本警察署抛掷炸弹，逃走后被围于一所小屋内与警察苦战而死的情形……”巴金对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高丽民众表示由衷的钦佩与支持。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挑起淞沪事变，把战火烧到了上海。巴金的《新生》原稿连同刊登此稿尚未出厂的《小说月报》、藏书46万余册的东方图书馆等化为灰烬。巴金还目睹了日军炸断的我同胞的尸骨，心里燃烧起复仇的怒火。他写下《从南京到上海》等文，抨击日军的罪行；改变了小说《海的梦》原有构思，让岛国人民奋起反抗入侵的“高国军队”。他还勇敢地参与抗日活动，“受了一个朋友的嘱托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带了一支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指罗淑——引者注）的家里寄存。她毫不迟疑地收下了我提去的那口箱子，让那些东西在她的家里放了一年，到她离开上海时才让另一个朋友拿去。”① 1936年4月初，他写成小说《发的故事》②，主人公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爱国者：朴和三个同伴“被五十个人赶着，围困在山顶上，过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带着两支手枪冲下山去，他打死了六七个人，但后来也死在乱枪下面”；金在看望临产的妻子的路上，“碰着了那些矮鬼”，枪战了半天，结果妻子与新生儿不幸死去；因备受磨难而头发全白的青年金又回到他的故国去同“矮鬼”斗争去了。如果说十年前巴金在《一封公开的信》里写过相类似的故事，还主要是对殉道者的崇敬和对朋友的钦佩与支持的话，那么，经历了“九一八”与“一二八”之后，巴金就更能够对失土之痛与铁血复仇感同身受了，他描写发生于中国东北的高丽勇士的抗日斗争，显然也寄托了对不屈不挠浴血抗日的东北同胞的思念与支持。
早年，巴金曾对专制政府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把民众驱往战场表示质疑甚至愤慨，而后当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土地与同胞时，他便不再像先前那样笼而统之地看待“爱国主义”了。他那颗敏感的心为民族命运而紧张跳动。1935年4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到东京之前，日本便衣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所，将其带走关到拘留所十多个小时。巴金出来后，写下《东京狱中一日记》，抨击日本警察的凶蛮及其与伪满洲国儿皇帝的罪恶关系，文章寄给上海《文学》月刊，被检查官从排好的刊物中抽去，后来图书审查机构因《新生》事件而撤销，巴金对这一题材又做了虚构化处理，写成小说《人》，得以面世。1936年10月1日，巴金在《我们的纪念》一文中明确表露出对东北命运的深切关注：
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忘记。血的创痛是不能够被时间磨洗掉的。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笑一次。我们的笑声要飘到那里去，飘到白山黑水那边，飘到广漠的原野、浓密的松林、肥沃的土地那边，飘到我们的兄弟们的耳边。让他们听见他们所熟习的亲爱的兄弟们的声音而得到安慰和鼓舞罢。让他们也来跟着我们痛快地笑一次罢。这五年来我们把他们抛撇在铁蹄下面过够惨苦的日子了。但是对于那些把鲜血洒在那土地上的兄弟，我们怎样对他们说话呢？我们永远记着他们，永远敬爱他们。③
对黑土地上为民族命运而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之东北同胞的挚情厚意溢于言表。巴金关注东北作家，他所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连续推出文学新人萧军的小说集《羊》（1936年1月）与长篇小说《第三代》（一、二卷，1937年），萧红的散文小说集《桥》（1936年）、小说集《牛车上》（1937年），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1939年），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江》（1944年）。巴金虽然由于缺乏生活体验的缘故，较少直接描写东北抗日，但他通过饱含深情的言论与出版描写东北抗战的作品，寄予了他对白山黑水的殷殷关切与对东北抗战的全心支持。
在巴金这里，对无政府主义精神价值的追求与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交织融会的，前者是个人的人格价值标准与未来社会理想，后者是作为炎黄子孙对民族整体的社会责任和个性与人道追求的实际体现。但是，这种姿态却往往遭遇误解。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说：“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此信指认“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之一的巴金为“中国的‘安那其”，以此来怪罪鲁迅因“失察”而未能与徐懋庸们保持一致的“错误”。鲁迅在病中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不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赞成统一战线的态度，而且激愤地抨击“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鲁迅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④。巴金本人也发表《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⑤，对徐懋庸的曲解与攻讦予以澄清与回击。1940年底，在桂林兴起的一波研究巴金热中，又有人说在巴金的“小说里发见了‘安那其”，翌年5月23日，巴金所作《火》第二部的《后记》里抑止不住对此的激愤，用了“居然”“发见”的语汇表达自己的诧异与不满，批评对方“用他的贫弱的脑筋给‘安那其下一个定义，不幸他自己也就弄不清楚‘安那其是什么”。巴金接着说，“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樣的东西。譬如拿这部《火》为例，它便不是‘安那其的书。这理由很简单：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⑥ 此番话语与其抗日书写清晰地表明，安那其主义信仰与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情怀在巴金身上并不矛盾。批评家与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反省的是，错综复杂的无政府主义、气象万千的作家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在简单化、绝对化、片面化的“批评”与“研究”中，曾经遭受了多少遮蔽、误解，甚至扭曲。
二、抗战三部曲《火》的得失
卢沟桥事变之后，巴金直接表现抗战的作品更多，作为小说家，其主要创作还是小说。有的直接控诉日本侵略罪行，表现国人的抗战意志，如短篇小说《还魂草》等；有的则在描写人间众生相时侧写战争，如长篇小说《第四病室》，整体的战争氛围姑且不论，有的地方通过人物的言谈话语反映出战局的发展及其影响。如茶房老许望着叙事主人公陆先生，低声说：“你晓得不晓得，这两天湖南很吃紧？”指的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1号作战”给湖南带来的巨大压力。老板有个亲戚在桂林开工厂，说是要搬到贵阳来。“我看，不会这样严重罢。即使仗打得不好，也不会一下子就打到广西，打到桂林的。”可是，几天之后，陆问起湖南战事，老许摇摇头说：“不大好，听说长沙已经丢了。”“不会罢，长沙会战三次都没有丢过。报上怎么说？”“报上没有提，说是离长沙还远嘞。”事实上，由于日军为挽回南洋战场颓局，在“1号作战”中孤注一掷，而我方则因部署有误，战法缺少变化，长沙于1944年6月18日陷落；衡阳苦战47天之后，损失惨重，于8月8日失守；日军快速南进，11月10日桂林全城被日军占领。百姓的乐观被残酷的现实击破。
巴金战时直接表现抗战题材的小说，着力最多、篇幅也最长的当属《火》三部曲。第一部1938年5月始作于广州，1940年9月在昆明完成，描写“八一三”淞沪会战背景下冯文淑、刘波等人的抗日热情与救亡行动，还有朝鲜流亡青年鸣盛、子成等人的锄奸活动。1941年5月在重庆写成第二部，描写战地工作团敌后抗日宣传活动。第三部于1943年4月至9月在桂林写成，表现后方的文化抗战与前后方的互动。对于《火》三部曲，巴金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也对社会效应充满期待。他在第一部的《后记》里说：“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來中国的希望。”虽然由于时间、经验与材料都不够充足，写完之后，“觉得这工作失败了”，但第一部的完成还是给作者带来工作完成的愉快，且对“几个异国朋友表示了敬意”⑦。第二部只用了40天即完成，可谓神速。巴金一方面意识到这本旨在宣传的书“也是一个失败的工作”，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多少也有一点偏爱”，因为一则抗战亟需宣传鼓动，自己毕竟对抗战有所贡献；二则作者要以自己的爱国热情回敬那些认定他是“安那其”的批评者；三则作品凝聚着朋友（尤其是未婚妻萧珊）提供材料、热情勉励与审读原稿的真情厚意。第三部《后记》仍然自我批评说“这本小书不是成功的作品”，但还是急于写出来，贡献于读者面前，因为其中浸透着作者对作为主人公原型的好友林憾庐的怀念，对后方文化抗战意义的肯定，对抗战巾帼英雄的崇敬。
《火》三部曲均由开明书店出版，第一部1940年12月初版，迄1949年4月，共印行12版次；第二部1942年1月初版，迄1951年7月，共印行11版次；第三部1945年7月初版，迄1950年12月，共印行7版次。若从作者对题材的熟悉程度、把握深度、人物刻画的立体性与审美结构的整体性来看，《火》三部曲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也并非如作者一再自我批评的那样“全是失败之作”⑧。巴金是一位律己极严、有时近于苛酷的作家，他不止一次说自己从来不追求技巧，甚至算不上文学家，其实他对作品的许多修订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审美效果，至于是否算得上文学家，早已无须乎争论了。
从印行版次来看，《火》的社会影响颇为可观，究其原因，战时直接表现抗战的长篇小说为数不多，作者又是名作家，自有其名人效应。《火》三部曲出版后，报刊上多篇文章见得出读者的共鸣和赞誉⑨。1948年《中国作家》上的一则广告词更可以代表40年代的文坛评价：“这是巴金先生在抗战期间的力作。第一部写战事发生后上海青年怎样发动抗敌救亡的工作。第二部写上海青年组织的战地工作队，怎样离开沦陷了的上海，深入战地，从事各种宣传工作。第三部写战地工作队的一个队员回到后方来，遇见一位仁慈的老宗教家，于是展开心灵的世界。这里告诉我们，有许多平凡的青年，在祖国的解放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为我们带来黎明中国的希望，也让我们看到绵延不绝的生命怎样夸耀地展示永生的美景。这三部书各成段落，可以分开来读，也可以合起来读。这是三把‘火，蓬勃的热情的火，它会使你的心得到温暖，它会使你的勇气得到鼓舞。”⑩
直到1957年，一些重要刊物仍然刊文对《火》予以积极评价。如扬风的《巴金论》，肯定了第一部昭示出日本侵略者挑起的战火点燃了中国人民仇恨与战斗的熊熊烈火，会使中国人民如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生；第二部揭示出战地服务团成员留下来打游击与跟大部队走继续做宣传工作都有意义；第三部抨击法西斯主义贩卖者的荒谬及贪图享乐者的只求私欲，通过几个人物表现“黎明中国的希望”。{11} 再如王瑶《论巴金的小说》，认为《火》表现出爱国主义的激情之火与对侵略者的仇恨怒火，战火中青年一代茁壮成长、国民精神得以洗礼升华。{12} 然而，到了1958年，在“文艺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中”，包括《火》在内的巴金所有作品被重新审视，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虽然也承认《火》反映了一些青年热心抗战宣传、参加看护工作的现实，“但我们看不见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抗战，更遗憾的是我们看不见人民的抗战”，“作者偏爱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带着不同程度的浪漫色彩的抗战，而把最主要的东西忽略了”。{13} 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论巴金的世界观与创作》，对前述北京师范大学师生某些观点表示质疑，但所下判断“我们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的卖国嘴脸”，同文本与史实并不相符；批评《火》“揭发国民党的‘曲线救国，表现和反映人民的抗战活动都是不深刻，不全面的，特别是党领导抗日的力量看不出来”。{14} 这种批评经不起推敲，所谓“曲线救国”完全是李代桃僵，至于说“党领导抗日的力量看不出来”，则属于强人所难，一部表现大后方昆明一位基督徒办刊结友文化抗战的作品怎样表现“党领导抗日的力量”呢？正如我们无法要求阿垅描写南京保卫战的《南京》（1985年初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张恨水描写常德会战的《虎贲万岁》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力量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战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战绩辉煌，自有许多作家予以表现，作品众多，且不乏佳作，但不能不顾实际地要求所有作家都去书写这种题材。
作品审美结构上的急就章痕迹，作家本人的自我批评，作品题材在新社会的敏感性，政治绝对化愈加浓重的时代氛围，诸多因素导致《火》三部曲之评价走低达数十年之久。发行量颇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15} 把巴金后期小说创作分为两大类题材，在言及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题材时，只是提到《火》三部曲的篇名，重点分析的则是《憩园》与《寒夜》。在中国现代小说专史中影响甚广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巴金一章第二节《民族悲愤和人生沉思》里倒是给予《火》三部曲以相当多的篇幅，先是指出散文《火》里关于火的一段话语，“可以看作是解开巴金写同名长篇小说《火》的创作心理的钥匙”，接着肯定了作品“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不可摧毁的意志和重新焕发的生机”，也触及国统区的社会腐败；艺术上，指出“行文较为粗直，但在描绘冯文淑、周欣于乡间晨昏和农民家屋中的天真活泼，也不乏逼真动人之笔”，第三部“在比前两部略呈忧郁和沉实的笔调中，相当真切和深入地探索了一个具有特殊经历和信仰的人物的多侧面的灵魂”。然而，作者认可了巴金所谓“失败之作”的自我评价，并且说“但这种艺术上的失败，却换得了一个爱国作家人格上的成功”。{16} “艺术上的失败”换得了“人格上的成功”，这种逻辑多少有点费解，况且艺术上失败的判断未必完全符合实际。
文学研究者自然不应无视作者的自我评价，但也不能以作者的自我评价来代替研究者的判断；后人评价文学史上的作品，自然会带上当代的眼光，但不能用当代的政治标准取代历史标准。研究者应该把作品还原到作家的创作脉络中、还原到作品产生与反映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火》三部曲创作于抗战时期，表现抗战题材，那么，它究竟表现了哪些抗战内容呢？其内容大致可以归为三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愤怒控诉日军罪行。“控诉”是理解巴金创作的关键词，《家》《春》《秋》是对封建家庭专制与封建道德的控诉，抗战作品的战争灾难书写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控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从“一二八”淞沪事变到抗战后期，巴金感受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是日军飞机与重炮轰炸造成的惨剧，他在数篇散文与《还魂草》《某夫妇》等短篇小说里对此多有描述，在《火》三部曲里更是贯穿始终。第一部第一章，就通过冯文淑与刘波的对话反映出敌机轰炸平民造成的凄惨景象，文淑说医院里炸伤的弟兄们的痛苦激起她强烈的复仇意志，刘波则诉说自己的现场所见：“我见过先施公司门前的炸弹，我见过南火车站的炸弹，我见过一群一群的难民身上带血手牵手地走过马路，我见过那些血淋淋的无头缺臂的尸首。南京路落炸弹的那天，我同一个朋友正坐在一路电车上。电车刚开到跑马厅，忽然‘孔隆一声，把车子上的人都震傻了。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大的响声，连我的耳朵也差不多震聋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见许多人慌慌张张地从新世界那面跑过来，电车不再向前开，却往后倒开了半条马路才停下来。路上秩序乱得很。我那个朋友吓得到处乱跑，我找不到他，就一个人走过去。马路上还在冒烟，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血。几片人肉粘贴在墙上，新新公司门前人行道上横着两只女人的膀子。我看见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头已经没有了。身上还穿着崭新的旗袍。我还看见一个穿长袍的人一只手按住胸口，埋着头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快到我面前忽然倒了下去。旁边一个童子军连忙搀扶起他，把他的头扳起来，一脸尽是血，眼睛鼻子都炸掉了……这些仇恨，这些无辜者的血！”医院里，方姓伤兵痛得要自杀。重伤病房里弥漫着药味和伤臭的气味，令人心紧的伤病员痛苦叫喊，枕上苍白色的脸，失神的眼睛绝望地望着人。外地的难民原以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可以避难，孰料敌机的狂轰滥炸彻底炸毁了难民的希望，连上海市民也被日本炸弹炸毁了房屋，无家可归，无奈的、神经质的倾诉让人想到儿子阿毛不幸遭狼的祥林嫂。关于难民的叙述如草蛇灰线，直到第三部仍然不时复现出来。日本的无差别轰炸并非到后来在重庆才实施，而是在全面侵华开始就已经实施了。正是这种丧心病狂的战火，才激起了中华民族熊熊不熄的复仇烈焰。第三部开篇伊始，主人公冯文淑即为一场火海沸腾、孤儿寻家、骑楼被巨响震塌、“醒来”又是炸弹轰响、漫天浓烟、火星飞舞、大火卷来、唯一的逃路是大江的一连串噩梦惊醒，可以想见日本轰炸给中国人带来的恐惧有多么深重！第十四章里，中學生田世清惨死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整个脸都削平了”，与他一同遇难的同学头也被弹片砍去了一半。田世清的父亲田惠世，一生向善的虔诚教徒，编辑抗战文化刊物《北辰》积劳成疾，儿子的惨死更给他以剧创，他带着中年丧子的无限感伤与对杀子仇敌的极度愤懑长辞人间。悲剧色彩愈浓，愈可见出控诉的义愤之激烈。
第二条线索是热情讴歌中国军民及国际友人的英勇抗敌。第一部，通过剧作家曾明远与冯文淑的谈话，援引英文《大美晚报》登载的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淞沪前线见闻说，“中国兵冲锋，一排人过去，没有看见敌兵，只见一阵烟，人就全没有了。后面的人再冲上去，又碰着一阵排炮，一阵烟，人又全光了。这样一排一排的死掉，却没有一个人畏缩”。中国军人的英勇战斗与悲壮牺牲，赢得了人民的尊重。第十一章描写了市民对四行仓库守军的景仰：“从这一天起半个城市的居民都到泥城桥附近，对着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遥遥地致诚挚的敬礼。一座洋楼吸引了全上海的眼光，人们潮涌似地从法租界奔向北方。”
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誓死抗敌的英雄事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讯报道与歌颂八百壮士的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而以小说家的纪实笔触描绘出英雄在市民中激起强烈反响的场景，则当首推巴金的《火》。
对中国军人的正面刻画不止于第一部里的八百壮士群像，还有第三部里的抗日英雄洪大文{17}。在连云港战役中，洪大文奉命率部死守墟沟，在敌军的舰炮与陆上炮兵的轰击下，阵地一度失守，后“趁敌人立脚不稳的时候，猛烈反攻，彼此一进一退，到后来两方面隔得很近，敌人的大炮也没有用了，我们就用刺刀戳，杀得血流成河，尸首遍地”。几个反复，后来打得只剩二十余人，子弹也快完了，只好撤退。洪大文身负重伤，左腿截肢。洪大文不仅作战有勇有谋，而且喜欢阅读，会写文章，在田惠世主编的《北辰》杂志发表过《连云港血战记》，后来又参与办刊工作。第三部的主角本来是殚精竭虑办杂志的田惠世，小说借助其办刊的艰难与周边人物的生活，批评那些同民族解放主潮不和谐的现象，但也间接反映出法国投降后东南亚局势及上海法租界的微妙变化，尤其是插入民族英雄洪大文的形象刻画，昭示出中国军人光明的一面，正是这样的军人与田惠世、冯文淑、朱素贞等在前后方同呼吸共命运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第三条线索是表现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一个大熔炉，尽管战火映照下社会弊端和国民弱点愈加显眼，但无疑也给民族精神提供了凤凰涅槃的契机。军人形象在抗日战争中焕然一新，基督徒的博爱因国家意识的加入而更见深沉，富于幻想的都市青少年在战火考验中迅速成长，成为活跃在战场或后方的有生力量，有的在沦陷区带领游击队跟敌人战斗，有的跟着军队跑遍各个战区做政治工作，甚至积劳成疾病逝，还有的奔赴陕北。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素贞的成长，她在淞沪会战时还只是一个热心去伤兵医院帮助护理伤员的中学生，几年之后，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得知从事地下工作的未婚夫刘波在上海法租界被敌伪绑架关到极司非而路76号特务机关的消息，毅然奔赴上海，“我要去试试看，我能救出他，就不吝惜牺牲自己；我不能救出他，我就替他报仇”。初版本“书尾”关于朱素贞的结局是：
有一天，大约在素贞走后的七个月罢，文
淑收到一封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只有一则从报
上剪下来的消息，从记载的语气看来，报纸显
然是伪组织的机关报。据这消息说丁默邨前一
天在大新公司遇刺，仅受微伤，凶手当场逃跑，
惟侦察结果，发觉丁氏女友朱曼丽实有主使嫌
疑，刑讯之下，朱招认不讳，现已依法枪决。
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
信。并且她也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以后也没
有人对她讲起朱曼丽的事或者素贞的消息。她
后来不得不相信朱曼丽就是朱素贞了，因为她
觉得英勇的死究竟比较无影无踪的消灭能够安
慰朋友的心。
这一似疑非疑的复仇描写，确有其现实根据。抗战时期，刺杀汉奸成功者有之，暗杀失手因而被捕遇害者亦有之。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作恶多端，中统决定除掉这个祸根。1937年7月《良友》画报封面女郎郑苹如，为中日混血儿，才华横溢，姿容出众。抗战军兴，郑苹如加入“中统”。郑苹如奉命接近丁默邨，于1939年12月21日，实施刺杀计划。但狡诈的丁默邨进了一家店铺后对窗外的人影生疑，导致刺杀失手，郑苹如暴露被捕，1940年2月被秘密杀害。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一事，当时见于报端，轰动上海。巴金闻之，用来作为朱素贞的结局，完全符合人物性格逻辑与作者的创作动机，有力地表现出青年一代的文化性格乃至整个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巴金在抗战时期即把巾帼英雄郑苹如的英勇无畏与悲怆结局写进小说，殊为难得。巴金大概是以郑苹如为模特写作的最早的知名作家，当时熟悉这一掌故的读者读到小说的叙述时一定会引起对烈士的赞叹。待到几十年之后，寓居美国的张爱玲在小说《色·戒》里对同一素材做出截然不同的处理，则另有一番心理动机。
1960年1月，巴金在编校《巴金文集》第12卷时，主动将结局改写成：刘波被营救出狱，二人结婚，待遍体鳞伤的刘波在香港养好身体后，将一同去“如今一般年轻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冯文淑表示，三四天后，她也要去那个“圣地”，隐指延安。这一修改，同1949年10月之后意识形态构图中延安的定位与1950年代巴金乃至整个文学界文化界所经历的一系列风波均有关系。海外有读者与批评家对这一修改持有异议，巴金则坚持认为自己的修改“合情合理”{18}。或如李存光在《巴金传》里所说，“《火》第三部尾声的改动，很难用‘好或‘坏、‘合理或‘悖情来评价。”{19} 因为朱素贞无论是壮烈牺牲，还是生命犹存、奔赴“圣地”，都符合民族精神浴火重生的主题要求。文学创作本是作家的想象，人物自有多種可能。抗战历史不会变，改变的是作家想象的方向。
在人物心理刻画上，冯文淑、朱素贞、田惠世等均有细腻深致之处。艺术描写方面，第一部的医院氛围，第二部的山乡景物，第三部开篇的连绵梦境，终篇的悲怆告别，都写得活灵活现，很难用“失败”统而论之。
三、《寒夜》悲剧的社会根源
长篇小说《寒夜》，1944年初冬开始动笔，不久搁下，1945年冬续写，1946年底完成，1947年3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初版。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寒夜》 都是一个悲剧。汪文宣中年早逝，在他个人来说是个生命的悲剧；就一个家庭而言，小宣少年失怙，汪母丧子，曾树生亡夫，正所谓家破人亡的家庭悲剧。总算煎熬着盼来了抗战胜利，可是汪文宣却在锣鼓喧天的庆祝胜利之夜凄惨地断气。将近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曾树生终于回到曾经的旧家，却听到了丈夫的噩耗，而且连丈夫的葬身之处与儿子小宣的去向也无从知晓。这个追求自由、快乐与温暖的现代女性，后来即便得到了她所向往的生活，难道就能够彻底忘掉这寒气逼人的夜晚？就能忘却那美丽的初恋、亲生的骨肉？这是多么撼人魂魄的悲剧！
如此悲剧，根源何在？1961年10月20日，巴金在《谈〈寒夜〉》里说：“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汪家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20}。1980年12月27日写完的创作回忆录《关于〈寒夜〉》再次强调社会制度对汪文宣一家的戕害：“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21} 《寒夜》的确充溢着“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的愤懑，汪文宣所在的半官半商的公司官气与铜臭气交杂，压得小公务员透不过气来。有的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而汪文宣对上司毕恭毕敬，整天拼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待到病情掩饰不住，便被一脚踢开，即使后来日军进攻的形势有所缓解，在钟老等同事的热心帮助下得以复职，他已病入膏肓，无可疗救。小人物苦苦挣扎，而当权者却耀武扬威，做黑白生意（贩卖鸦片、倒卖大米等）牟取暴利。“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发出如此感慨的是文学硕士唐柏青，住在乡下的妻子不幸难产，母婴俱亡，这让他心灰意冷；为了生计，藏书全都卖光，何谈先前的著作计划。与汪文宣一个月不见，他便相貌全变，声音嘶哑，两颊深陷，眼里布满了血丝。他跑向马路，被大卡车碾死，像是车祸，简直就是自杀，他已对社会、对生活、对未来完全绝望。热心助人的钟老，汪家年轻的邻居，还有不知多少人在尸位素餐的卫生官员的谎言中倒毙在霍乱肆虐之中。胜利后，背井离乡的逃难者无不想尽快回乡，可是老百姓望乡难归，愤愤地说：“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巴金所阐发的对制度性根源的重点抨击，究其原因，一是他的实时实境的观察；二是他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切身体验，他的好友不止一位在战争期间被贫病夺去了性命，他的三哥李尧林——曾经与他一起投身新文化运动、一起出川追求未来、大哥逝去之后唯一的兄长——在战争中贫病交加，光复三个多月后在上海病逝；三是对他影响深远的无政府主义本来就长于制度批判；四是1949年10月国民党败逃台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更是给旧制度批判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学术界普遍接受了巴金对《寒夜》悲剧根源的制度性认定，同时对悲剧的文化成因也在巴金上述二文阐发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的拓展。然而，对寒彻骨髓的悲剧之最重要的根源——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却轻轻带过，留下了《寒夜》研究不应有的漏洞，令人甚感遗憾。
前引《巴金论》说道：“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经济上加强了掠夺榨取，在政治上更凶恶更残暴地迫害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这种经济上的无耻掠夺，政治上的残酷迫害，就形成了‘大后方社会生活的所谓‘低气压。在《寒夜》中那阴郁的情绪，灰暗的色彩，正是这‘低气压的‘大后方社会生活的‘折射。”姑且不论把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称为“反动集团”是否符合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单说把大后方的社会病完全归结为“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致，也显然与历史有悖。1980年唐金海《“挖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评巴金的〈寒夜〉》注意到“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及黑暗统治给这些‘小人物带来了灾难，使他们之间充满了矛盾。警报闹得人心惶惶，物价飞涨造成了‘小人物的饥寒交迫，腐朽的官僚机构埋葬了也曾有过理想的‘小人物的青春，敌机的吼叫和轰炸，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2}。把帝国主义侵略看作苦难的根源之一，这已经是认识的进步，但将其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及黑暗统治等量齐观，也不尽符合作品实际。
其实，《寒夜》本身对战争祸患着笔甚多。第一章开篇伊始，凄厉的空袭紧急警报就拉开了悲剧的大幕。正是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导致汪文宣、曾树生这两个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教育理想戛然中断，不得不流亡到拥挤的重庆，一个去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做校对，一个去大川银行做职员，其实不过是充当花瓶。也正是由于战时社会动荡、生活艰辛，汪文宣的薪水入不敷出，曾树生才要当花瓶及依傍有权者做一点投机生意，以便维系日常家计与儿子小宣不时上涨的学杂费，这样一来，本来就对儿媳心存嫉妒的汪母才会更加看不惯儿媳的“工作”与做派，动辄发起攻势，致使家里战火不断。汪文宣病情加重，曾树生最终出走。
巴金在为《寒夜》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汪文宣死于庆祝胜利的夜晚，犹如林黛玉逝于宝玉宝钗新婚之夜，那边喜庆热闹，这边凄楚冷清，反差越大，命运就越惨，读者的同情也才越深。这种处理符合人物命运的走向，契合艺术规律，也与作者当时的处境、心境有关。赶走了侵略者，中国今后何去何从，敏感的作家难免忧心忡忡；加上自家想回上海，可是无权无势，一时难以如愿，只能无奈地等待，失落的心绪冲淡了胜利的喜悦。这些都容易理解，但说此时的国民政府是反动政府，巴金也好，评论者也好，显然把后来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判断前移到抗战时期了，这显然是历史的错位。
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弊端丛生，蒋介石及其政府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主要的祸根难道不是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吗？巴金在《谈〈寒夜〉》里其实有过清晰的体认，譬如说汪母，“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工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像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23}。小说里，汪母安慰文宣：“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汪文宣也明白：“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敌机的空袭搅得街头小贩都难以开张。汪文宣梦里都是夫妻争吵与战争的炮声硝烟，是逃难时去找母亲还是顾妻儿的冲突。个人的痛苦占有了汪文宣的心，他一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然而，日本人来势汹汹，打下了桂林、柳州，甚至曾经被政府宣传为固若金汤的独山竟也失陷，据说日军已经到了宜山、都匀，进逼贵阳，而贵阳距离重庆只有两天的车程。贵阳如果失守，公司就要迁往兰州，正是这一态势使得上峰开革了汪文宣，给他以重创。也正是由于这一态势，乡下逃难可能遭受日军蹂躏的恐惧加大了曾树生跟着陈主任远走高飞去兰州的砝码，最后终于成行，表面上表示理解与支持妻子远行的汪文宣，内心深处却承受着难以言传的痛苦折磨。汪文宣的病情随着敌情的紧迫而加重，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尽头。先前，他曾给自己打气：“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可是，等到胜利到了，汪文宣却已是油尽灯枯，痛苦地断气。
巴金是一位感情浓烈的勇于控诉与批判的作家，控诉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早年控诉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的罪恶，《寒夜》的悲剧则是对日本侵略罪恶的血淋淋的控诉。《寒夜》悲剧的成因不止一二，但其最主要的社会根源在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注释：
① 巴金：《纪念友人世弥》，《巴金选集》第8册，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② 巴金：《发的故事》，《作家》第1卷第2号，1936年5月。
③ 巴金：《我们的纪念》，《文季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10月。
④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⑤ 巴金：《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作家》第1卷第6期，1936年9月。
⑥⑦⑧ 巴金：《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74、173—174、619页。
⑨ 如亚茂：《读书偶感——关于〈火〉的几个人物》，《广西日报》1941年8月9日；苏叔端：《田惠世——巴金近著〈火〉第三部读后》，《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46年3月21日等。
⑩ 转引自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1922—1949），台湾秀威公司2010年版，第316—317页。
{11}{13}{14} 贾植芳、唐金海、周春东、李玉珍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86—187、263页。
{12} 王瑶：《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
{1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64页。
{17} 据巴金在《关于〈火〉》里说，洪大文原型之一曾任税警团团长，在连云港抗击日军，负伤。第八章有些地方便是从其部队编写的《连云港战史》稿本摘抄来的。参见《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18} 巴金：《关于〈火〉》，《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頁。
{19} 李存光：《巴金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20}{23} 巴金：《谈〈寒夜〉》，《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141页。
{21} 巴金：《关于〈寒夜〉》，《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22} 唐金海：《“挖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评巴金的〈寒夜〉》，《钟山》1980年第3期。
注：本文初稿（约万字）为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华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而作，2017年9月23日会上发言后得知辜也平先生发表过这方面的成果，会后拜读其《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爱国情怀——论巴金的战时书写》（《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承蒙启迪，特此致谢！本文侧重小说，且有新的材料钩沉与感悟阐释，遂拿出来发表，以供讨论。
作者简介：张中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巴金；小说；《火》；《寒夜》；抗战；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080-08
一、个人信仰与民族情怀的交融
1920年代初至1940年代末，巴金对无政府主义曾经怀有热烈的信仰，做过一些译介与阐释。在色调斑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巴金与之共鸣最为强烈、在其精神结构中打下烙印最深的当属尊重个性，追求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反抗强权压迫——不止于反抗专制政府对民众的压迫，也反抗列强对弱小民族与国家的侵略。1926年3月27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的《一封公开的信》，回忆了高丽友人“告诉我高丽独立军和日本军队在满洲苦战的情形，怎样二十多个高丽革命党被二三百名日本兵士围困着，其中有几个愿意把自己生命牺牲了而救出其他十几个人；怎样数千日本兵士在高山中被二三百高丽革命党歼灭的情形；他又告诉我怎样高丽革命党某君历尽千辛万苦跑进日本总督署抛掷炸弹而后从容的跑出来；怎样另一个革命党在电车上向日本警察署抛掷炸弹，逃走后被围于一所小屋内与警察苦战而死的情形……”巴金对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高丽民众表示由衷的钦佩与支持。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剧。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挑起淞沪事变，把战火烧到了上海。巴金的《新生》原稿连同刊登此稿尚未出厂的《小说月报》、藏书46万余册的东方图书馆等化为灰烬。巴金还目睹了日军炸断的我同胞的尸骨，心里燃烧起复仇的怒火。他写下《从南京到上海》等文，抨击日军的罪行；改变了小说《海的梦》原有构思，让岛国人民奋起反抗入侵的“高国军队”。他还勇敢地参与抗日活动，“受了一个朋友的嘱托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布岗警戒下的虹口带了一支手枪、一百颗子弹和一包抗日文件到她（指罗淑——引者注）的家里寄存。她毫不迟疑地收下了我提去的那口箱子，让那些东西在她的家里放了一年，到她离开上海时才让另一个朋友拿去。”① 1936年4月初，他写成小说《发的故事》②，主人公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爱国者：朴和三个同伴“被五十个人赶着，围困在山顶上，过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带着两支手枪冲下山去，他打死了六七个人，但后来也死在乱枪下面”；金在看望临产的妻子的路上，“碰着了那些矮鬼”，枪战了半天，结果妻子与新生儿不幸死去；因备受磨难而头发全白的青年金又回到他的故国去同“矮鬼”斗争去了。如果说十年前巴金在《一封公开的信》里写过相类似的故事，还主要是对殉道者的崇敬和对朋友的钦佩与支持的话，那么，经历了“九一八”与“一二八”之后，巴金就更能够对失土之痛与铁血复仇感同身受了，他描写发生于中国东北的高丽勇士的抗日斗争，显然也寄托了对不屈不挠浴血抗日的东北同胞的思念与支持。
早年，巴金曾对专制政府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把民众驱往战场表示质疑甚至愤慨，而后当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土地与同胞时，他便不再像先前那样笼而统之地看待“爱国主义”了。他那颗敏感的心为民族命运而紧张跳动。1935年4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到东京之前，日本便衣警察突然搜查巴金住所，将其带走关到拘留所十多个小时。巴金出来后，写下《东京狱中一日记》，抨击日本警察的凶蛮及其与伪满洲国儿皇帝的罪恶关系，文章寄给上海《文学》月刊，被检查官从排好的刊物中抽去，后来图书审查机构因《新生》事件而撤销，巴金对这一题材又做了虚构化处理，写成小说《人》，得以面世。1936年10月1日，巴金在《我们的纪念》一文中明确表露出对东北命运的深切关注：
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忘记。血的创痛是不能够被时间磨洗掉的。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笑一次。我们的笑声要飘到那里去，飘到白山黑水那边，飘到广漠的原野、浓密的松林、肥沃的土地那边，飘到我们的兄弟们的耳边。让他们听见他们所熟习的亲爱的兄弟们的声音而得到安慰和鼓舞罢。让他们也来跟着我们痛快地笑一次罢。这五年来我们把他们抛撇在铁蹄下面过够惨苦的日子了。但是对于那些把鲜血洒在那土地上的兄弟，我们怎样对他们说话呢？我们永远记着他们，永远敬爱他们。③
对黑土地上为民族命运而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之东北同胞的挚情厚意溢于言表。巴金关注东北作家，他所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连续推出文学新人萧军的小说集《羊》（1936年1月）与长篇小说《第三代》（一、二卷，1937年），萧红的散文小说集《桥》（1936年）、小说集《牛车上》（1937年），骆宾基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1939年），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江》（1944年）。巴金虽然由于缺乏生活体验的缘故，较少直接描写东北抗日，但他通过饱含深情的言论与出版描写东北抗战的作品，寄予了他对白山黑水的殷殷关切与对东北抗战的全心支持。
在巴金这里，对无政府主义精神价值的追求与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交织融会的，前者是个人的人格价值标准与未来社会理想，后者是作为炎黄子孙对民族整体的社会责任和个性与人道追求的实际体现。但是，这种姿态却往往遭遇误解。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说：“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此信指认“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之一的巴金为“中国的‘安那其”，以此来怪罪鲁迅因“失察”而未能与徐懋庸们保持一致的“错误”。鲁迅在病中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不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赞成统一战线的态度，而且激愤地抨击“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鲁迅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④。巴金本人也发表《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⑤，对徐懋庸的曲解与攻讦予以澄清与回击。1940年底，在桂林兴起的一波研究巴金热中，又有人说在巴金的“小说里发见了‘安那其”，翌年5月23日，巴金所作《火》第二部的《后记》里抑止不住对此的激愤，用了“居然”“发见”的语汇表达自己的诧异与不满，批评对方“用他的贫弱的脑筋给‘安那其下一个定义，不幸他自己也就弄不清楚‘安那其是什么”。巴金接着说，“我写过译过几本解释‘安那其的书，但是我写的译的小说和‘安那其却是两樣的东西。譬如拿这部《火》为例，它便不是‘安那其的书。这理由很简单：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⑥ 此番话语与其抗日书写清晰地表明，安那其主义信仰与作为炎黄子孙的民族情怀在巴金身上并不矛盾。批评家与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反省的是，错综复杂的无政府主义、气象万千的作家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在简单化、绝对化、片面化的“批评”与“研究”中，曾经遭受了多少遮蔽、误解，甚至扭曲。
二、抗战三部曲《火》的得失
卢沟桥事变之后，巴金直接表现抗战的作品更多，作为小说家，其主要创作还是小说。有的直接控诉日本侵略罪行，表现国人的抗战意志，如短篇小说《还魂草》等；有的则在描写人间众生相时侧写战争，如长篇小说《第四病室》，整体的战争氛围姑且不论，有的地方通过人物的言谈话语反映出战局的发展及其影响。如茶房老许望着叙事主人公陆先生，低声说：“你晓得不晓得，这两天湖南很吃紧？”指的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1号作战”给湖南带来的巨大压力。老板有个亲戚在桂林开工厂，说是要搬到贵阳来。“我看，不会这样严重罢。即使仗打得不好，也不会一下子就打到广西，打到桂林的。”可是，几天之后，陆问起湖南战事，老许摇摇头说：“不大好，听说长沙已经丢了。”“不会罢，长沙会战三次都没有丢过。报上怎么说？”“报上没有提，说是离长沙还远嘞。”事实上，由于日军为挽回南洋战场颓局，在“1号作战”中孤注一掷，而我方则因部署有误，战法缺少变化，长沙于1944年6月18日陷落；衡阳苦战47天之后，损失惨重，于8月8日失守；日军快速南进，11月10日桂林全城被日军占领。百姓的乐观被残酷的现实击破。
巴金战时直接表现抗战题材的小说，着力最多、篇幅也最长的当属《火》三部曲。第一部1938年5月始作于广州，1940年9月在昆明完成，描写“八一三”淞沪会战背景下冯文淑、刘波等人的抗日热情与救亡行动，还有朝鲜流亡青年鸣盛、子成等人的锄奸活动。1941年5月在重庆写成第二部，描写战地工作团敌后抗日宣传活动。第三部于1943年4月至9月在桂林写成，表现后方的文化抗战与前后方的互动。对于《火》三部曲，巴金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也对社会效应充满期待。他在第一部的《后记》里说：“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來中国的希望。”虽然由于时间、经验与材料都不够充足，写完之后，“觉得这工作失败了”，但第一部的完成还是给作者带来工作完成的愉快，且对“几个异国朋友表示了敬意”⑦。第二部只用了40天即完成，可谓神速。巴金一方面意识到这本旨在宣传的书“也是一个失败的工作”，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多少也有一点偏爱”，因为一则抗战亟需宣传鼓动，自己毕竟对抗战有所贡献；二则作者要以自己的爱国热情回敬那些认定他是“安那其”的批评者；三则作品凝聚着朋友（尤其是未婚妻萧珊）提供材料、热情勉励与审读原稿的真情厚意。第三部《后记》仍然自我批评说“这本小书不是成功的作品”，但还是急于写出来，贡献于读者面前，因为其中浸透着作者对作为主人公原型的好友林憾庐的怀念，对后方文化抗战意义的肯定，对抗战巾帼英雄的崇敬。
《火》三部曲均由开明书店出版，第一部1940年12月初版，迄1949年4月，共印行12版次；第二部1942年1月初版，迄1951年7月，共印行11版次；第三部1945年7月初版，迄1950年12月，共印行7版次。若从作者对题材的熟悉程度、把握深度、人物刻画的立体性与审美结构的整体性来看，《火》三部曲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也并非如作者一再自我批评的那样“全是失败之作”⑧。巴金是一位律己极严、有时近于苛酷的作家，他不止一次说自己从来不追求技巧，甚至算不上文学家，其实他对作品的许多修订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审美效果，至于是否算得上文学家，早已无须乎争论了。
从印行版次来看，《火》的社会影响颇为可观，究其原因，战时直接表现抗战的长篇小说为数不多，作者又是名作家，自有其名人效应。《火》三部曲出版后，报刊上多篇文章见得出读者的共鸣和赞誉⑨。1948年《中国作家》上的一则广告词更可以代表40年代的文坛评价：“这是巴金先生在抗战期间的力作。第一部写战事发生后上海青年怎样发动抗敌救亡的工作。第二部写上海青年组织的战地工作队，怎样离开沦陷了的上海，深入战地，从事各种宣传工作。第三部写战地工作队的一个队员回到后方来，遇见一位仁慈的老宗教家，于是展开心灵的世界。这里告诉我们，有许多平凡的青年，在祖国的解放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为我们带来黎明中国的希望，也让我们看到绵延不绝的生命怎样夸耀地展示永生的美景。这三部书各成段落，可以分开来读，也可以合起来读。这是三把‘火，蓬勃的热情的火，它会使你的心得到温暖，它会使你的勇气得到鼓舞。”⑩
直到1957年，一些重要刊物仍然刊文对《火》予以积极评价。如扬风的《巴金论》，肯定了第一部昭示出日本侵略者挑起的战火点燃了中国人民仇恨与战斗的熊熊烈火，会使中国人民如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生；第二部揭示出战地服务团成员留下来打游击与跟大部队走继续做宣传工作都有意义；第三部抨击法西斯主义贩卖者的荒谬及贪图享乐者的只求私欲，通过几个人物表现“黎明中国的希望”。{11} 再如王瑶《论巴金的小说》，认为《火》表现出爱国主义的激情之火与对侵略者的仇恨怒火，战火中青年一代茁壮成长、国民精神得以洗礼升华。{12} 然而，到了1958年，在“文艺思想领域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中”，包括《火》在内的巴金所有作品被重新审视，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虽然也承认《火》反映了一些青年热心抗战宣传、参加看护工作的现实，“但我们看不见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抗战，更遗憾的是我们看不见人民的抗战”，“作者偏爱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的、带着不同程度的浪漫色彩的抗战，而把最主要的东西忽略了”。{13} 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论巴金的世界观与创作》，对前述北京师范大学师生某些观点表示质疑，但所下判断“我们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的卖国嘴脸”，同文本与史实并不相符；批评《火》“揭发国民党的‘曲线救国，表现和反映人民的抗战活动都是不深刻，不全面的，特别是党领导抗日的力量看不出来”。{14} 这种批评经不起推敲，所谓“曲线救国”完全是李代桃僵，至于说“党领导抗日的力量看不出来”，则属于强人所难，一部表现大后方昆明一位基督徒办刊结友文化抗战的作品怎样表现“党领导抗日的力量”呢？正如我们无法要求阿垅描写南京保卫战的《南京》（1985年初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张恨水描写常德会战的《虎贲万岁》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力量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战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战绩辉煌，自有许多作家予以表现，作品众多，且不乏佳作，但不能不顾实际地要求所有作家都去书写这种题材。
作品审美结构上的急就章痕迹，作家本人的自我批评，作品题材在新社会的敏感性，政治绝对化愈加浓重的时代氛围，诸多因素导致《火》三部曲之评价走低达数十年之久。发行量颇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15} 把巴金后期小说创作分为两大类题材，在言及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题材时，只是提到《火》三部曲的篇名，重点分析的则是《憩园》与《寒夜》。在中国现代小说专史中影响甚广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巴金一章第二节《民族悲愤和人生沉思》里倒是给予《火》三部曲以相当多的篇幅，先是指出散文《火》里关于火的一段话语，“可以看作是解开巴金写同名长篇小说《火》的创作心理的钥匙”，接着肯定了作品“揭示了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不可摧毁的意志和重新焕发的生机”，也触及国统区的社会腐败；艺术上，指出“行文较为粗直，但在描绘冯文淑、周欣于乡间晨昏和农民家屋中的天真活泼，也不乏逼真动人之笔”，第三部“在比前两部略呈忧郁和沉实的笔调中，相当真切和深入地探索了一个具有特殊经历和信仰的人物的多侧面的灵魂”。然而，作者认可了巴金所谓“失败之作”的自我评价，并且说“但这种艺术上的失败，却换得了一个爱国作家人格上的成功”。{16} “艺术上的失败”换得了“人格上的成功”，这种逻辑多少有点费解，况且艺术上失败的判断未必完全符合实际。
文学研究者自然不应无视作者的自我评价，但也不能以作者的自我评价来代替研究者的判断；后人评价文学史上的作品，自然会带上当代的眼光，但不能用当代的政治标准取代历史标准。研究者应该把作品还原到作家的创作脉络中、还原到作品产生与反映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火》三部曲创作于抗战时期，表现抗战题材，那么，它究竟表现了哪些抗战内容呢？其内容大致可以归为三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愤怒控诉日军罪行。“控诉”是理解巴金创作的关键词，《家》《春》《秋》是对封建家庭专制与封建道德的控诉，抗战作品的战争灾难书写是对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控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从“一二八”淞沪事变到抗战后期，巴金感受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是日军飞机与重炮轰炸造成的惨剧，他在数篇散文与《还魂草》《某夫妇》等短篇小说里对此多有描述，在《火》三部曲里更是贯穿始终。第一部第一章，就通过冯文淑与刘波的对话反映出敌机轰炸平民造成的凄惨景象，文淑说医院里炸伤的弟兄们的痛苦激起她强烈的复仇意志，刘波则诉说自己的现场所见：“我见过先施公司门前的炸弹，我见过南火车站的炸弹，我见过一群一群的难民身上带血手牵手地走过马路，我见过那些血淋淋的无头缺臂的尸首。南京路落炸弹的那天，我同一个朋友正坐在一路电车上。电车刚开到跑马厅，忽然‘孔隆一声，把车子上的人都震傻了。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大的响声，连我的耳朵也差不多震聋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见许多人慌慌张张地从新世界那面跑过来，电车不再向前开，却往后倒开了半条马路才停下来。路上秩序乱得很。我那个朋友吓得到处乱跑，我找不到他，就一个人走过去。马路上还在冒烟，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血。几片人肉粘贴在墙上，新新公司门前人行道上横着两只女人的膀子。我看见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头已经没有了。身上还穿着崭新的旗袍。我还看见一个穿长袍的人一只手按住胸口，埋着头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快到我面前忽然倒了下去。旁边一个童子军连忙搀扶起他，把他的头扳起来，一脸尽是血，眼睛鼻子都炸掉了……这些仇恨，这些无辜者的血！”医院里，方姓伤兵痛得要自杀。重伤病房里弥漫着药味和伤臭的气味，令人心紧的伤病员痛苦叫喊，枕上苍白色的脸，失神的眼睛绝望地望着人。外地的难民原以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可以避难，孰料敌机的狂轰滥炸彻底炸毁了难民的希望，连上海市民也被日本炸弹炸毁了房屋，无家可归，无奈的、神经质的倾诉让人想到儿子阿毛不幸遭狼的祥林嫂。关于难民的叙述如草蛇灰线，直到第三部仍然不时复现出来。日本的无差别轰炸并非到后来在重庆才实施，而是在全面侵华开始就已经实施了。正是这种丧心病狂的战火，才激起了中华民族熊熊不熄的复仇烈焰。第三部开篇伊始，主人公冯文淑即为一场火海沸腾、孤儿寻家、骑楼被巨响震塌、“醒来”又是炸弹轰响、漫天浓烟、火星飞舞、大火卷来、唯一的逃路是大江的一连串噩梦惊醒，可以想见日本轰炸给中国人带来的恐惧有多么深重！第十四章里，中學生田世清惨死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整个脸都削平了”，与他一同遇难的同学头也被弹片砍去了一半。田世清的父亲田惠世，一生向善的虔诚教徒，编辑抗战文化刊物《北辰》积劳成疾，儿子的惨死更给他以剧创，他带着中年丧子的无限感伤与对杀子仇敌的极度愤懑长辞人间。悲剧色彩愈浓，愈可见出控诉的义愤之激烈。
第二条线索是热情讴歌中国军民及国际友人的英勇抗敌。第一部，通过剧作家曾明远与冯文淑的谈话，援引英文《大美晚报》登载的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淞沪前线见闻说，“中国兵冲锋，一排人过去，没有看见敌兵，只见一阵烟，人就全没有了。后面的人再冲上去，又碰着一阵排炮，一阵烟，人又全光了。这样一排一排的死掉，却没有一个人畏缩”。中国军人的英勇战斗与悲壮牺牲，赢得了人民的尊重。第十一章描写了市民对四行仓库守军的景仰：“从这一天起半个城市的居民都到泥城桥附近，对着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遥遥地致诚挚的敬礼。一座洋楼吸引了全上海的眼光，人们潮涌似地从法租界奔向北方。”
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誓死抗敌的英雄事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讯报道与歌颂八百壮士的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而以小说家的纪实笔触描绘出英雄在市民中激起强烈反响的场景，则当首推巴金的《火》。
对中国军人的正面刻画不止于第一部里的八百壮士群像，还有第三部里的抗日英雄洪大文{17}。在连云港战役中，洪大文奉命率部死守墟沟，在敌军的舰炮与陆上炮兵的轰击下，阵地一度失守，后“趁敌人立脚不稳的时候，猛烈反攻，彼此一进一退，到后来两方面隔得很近，敌人的大炮也没有用了，我们就用刺刀戳，杀得血流成河，尸首遍地”。几个反复，后来打得只剩二十余人，子弹也快完了，只好撤退。洪大文身负重伤，左腿截肢。洪大文不仅作战有勇有谋，而且喜欢阅读，会写文章，在田惠世主编的《北辰》杂志发表过《连云港血战记》，后来又参与办刊工作。第三部的主角本来是殚精竭虑办杂志的田惠世，小说借助其办刊的艰难与周边人物的生活，批评那些同民族解放主潮不和谐的现象，但也间接反映出法国投降后东南亚局势及上海法租界的微妙变化，尤其是插入民族英雄洪大文的形象刻画，昭示出中国军人光明的一面，正是这样的军人与田惠世、冯文淑、朱素贞等在前后方同呼吸共命运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第三条线索是表现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一个大熔炉，尽管战火映照下社会弊端和国民弱点愈加显眼，但无疑也给民族精神提供了凤凰涅槃的契机。军人形象在抗日战争中焕然一新，基督徒的博爱因国家意识的加入而更见深沉，富于幻想的都市青少年在战火考验中迅速成长，成为活跃在战场或后方的有生力量，有的在沦陷区带领游击队跟敌人战斗，有的跟着军队跑遍各个战区做政治工作，甚至积劳成疾病逝，还有的奔赴陕北。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素贞的成长，她在淞沪会战时还只是一个热心去伤兵医院帮助护理伤员的中学生，几年之后，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得知从事地下工作的未婚夫刘波在上海法租界被敌伪绑架关到极司非而路76号特务机关的消息，毅然奔赴上海，“我要去试试看，我能救出他，就不吝惜牺牲自己；我不能救出他，我就替他报仇”。初版本“书尾”关于朱素贞的结局是：
有一天，大约在素贞走后的七个月罢，文
淑收到一封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只有一则从报
上剪下来的消息，从记载的语气看来，报纸显
然是伪组织的机关报。据这消息说丁默邨前一
天在大新公司遇刺，仅受微伤，凶手当场逃跑，
惟侦察结果，发觉丁氏女友朱曼丽实有主使嫌
疑，刑讯之下，朱招认不讳，现已依法枪决。
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
信。并且她也没有得到其他的证据，以后也没
有人对她讲起朱曼丽的事或者素贞的消息。她
后来不得不相信朱曼丽就是朱素贞了，因为她
觉得英勇的死究竟比较无影无踪的消灭能够安
慰朋友的心。
这一似疑非疑的复仇描写，确有其现实根据。抗战时期，刺杀汉奸成功者有之，暗杀失手因而被捕遇害者亦有之。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作恶多端，中统决定除掉这个祸根。1937年7月《良友》画报封面女郎郑苹如，为中日混血儿，才华横溢，姿容出众。抗战军兴，郑苹如加入“中统”。郑苹如奉命接近丁默邨，于1939年12月21日，实施刺杀计划。但狡诈的丁默邨进了一家店铺后对窗外的人影生疑，导致刺杀失手，郑苹如暴露被捕，1940年2月被秘密杀害。郑苹如刺杀丁默邨一事，当时见于报端，轰动上海。巴金闻之，用来作为朱素贞的结局，完全符合人物性格逻辑与作者的创作动机，有力地表现出青年一代的文化性格乃至整个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巴金在抗战时期即把巾帼英雄郑苹如的英勇无畏与悲怆结局写进小说，殊为难得。巴金大概是以郑苹如为模特写作的最早的知名作家，当时熟悉这一掌故的读者读到小说的叙述时一定会引起对烈士的赞叹。待到几十年之后，寓居美国的张爱玲在小说《色·戒》里对同一素材做出截然不同的处理，则另有一番心理动机。
1960年1月，巴金在编校《巴金文集》第12卷时，主动将结局改写成：刘波被营救出狱，二人结婚，待遍体鳞伤的刘波在香港养好身体后，将一同去“如今一般年轻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冯文淑表示，三四天后，她也要去那个“圣地”，隐指延安。这一修改，同1949年10月之后意识形态构图中延安的定位与1950年代巴金乃至整个文学界文化界所经历的一系列风波均有关系。海外有读者与批评家对这一修改持有异议，巴金则坚持认为自己的修改“合情合理”{18}。或如李存光在《巴金传》里所说，“《火》第三部尾声的改动，很难用‘好或‘坏、‘合理或‘悖情来评价。”{19} 因为朱素贞无论是壮烈牺牲，还是生命犹存、奔赴“圣地”，都符合民族精神浴火重生的主题要求。文学创作本是作家的想象，人物自有多種可能。抗战历史不会变，改变的是作家想象的方向。
在人物心理刻画上，冯文淑、朱素贞、田惠世等均有细腻深致之处。艺术描写方面，第一部的医院氛围，第二部的山乡景物，第三部开篇的连绵梦境，终篇的悲怆告别，都写得活灵活现，很难用“失败”统而论之。
三、《寒夜》悲剧的社会根源
长篇小说《寒夜》，1944年初冬开始动笔，不久搁下，1945年冬续写，1946年底完成，1947年3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初版。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寒夜》 都是一个悲剧。汪文宣中年早逝，在他个人来说是个生命的悲剧；就一个家庭而言，小宣少年失怙，汪母丧子，曾树生亡夫，正所谓家破人亡的家庭悲剧。总算煎熬着盼来了抗战胜利，可是汪文宣却在锣鼓喧天的庆祝胜利之夜凄惨地断气。将近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曾树生终于回到曾经的旧家，却听到了丈夫的噩耗，而且连丈夫的葬身之处与儿子小宣的去向也无从知晓。这个追求自由、快乐与温暖的现代女性，后来即便得到了她所向往的生活，难道就能够彻底忘掉这寒气逼人的夜晚？就能忘却那美丽的初恋、亲生的骨肉？这是多么撼人魂魄的悲剧！
如此悲剧，根源何在？1961年10月20日，巴金在《谈〈寒夜〉》里说：“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汪家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20}。1980年12月27日写完的创作回忆录《关于〈寒夜〉》再次强调社会制度对汪文宣一家的戕害：“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21} 《寒夜》的确充溢着“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的愤懑，汪文宣所在的半官半商的公司官气与铜臭气交杂，压得小公务员透不过气来。有的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而汪文宣对上司毕恭毕敬，整天拼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待到病情掩饰不住，便被一脚踢开，即使后来日军进攻的形势有所缓解，在钟老等同事的热心帮助下得以复职，他已病入膏肓，无可疗救。小人物苦苦挣扎，而当权者却耀武扬威，做黑白生意（贩卖鸦片、倒卖大米等）牟取暴利。“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发出如此感慨的是文学硕士唐柏青，住在乡下的妻子不幸难产，母婴俱亡，这让他心灰意冷；为了生计，藏书全都卖光，何谈先前的著作计划。与汪文宣一个月不见，他便相貌全变，声音嘶哑，两颊深陷，眼里布满了血丝。他跑向马路，被大卡车碾死，像是车祸，简直就是自杀，他已对社会、对生活、对未来完全绝望。热心助人的钟老，汪家年轻的邻居，还有不知多少人在尸位素餐的卫生官员的谎言中倒毙在霍乱肆虐之中。胜利后，背井离乡的逃难者无不想尽快回乡，可是老百姓望乡难归，愤愤地说：“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巴金所阐发的对制度性根源的重点抨击，究其原因，一是他的实时实境的观察；二是他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切身体验，他的好友不止一位在战争期间被贫病夺去了性命，他的三哥李尧林——曾经与他一起投身新文化运动、一起出川追求未来、大哥逝去之后唯一的兄长——在战争中贫病交加，光复三个多月后在上海病逝；三是对他影响深远的无政府主义本来就长于制度批判；四是1949年10月国民党败逃台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更是给旧制度批判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学术界普遍接受了巴金对《寒夜》悲剧根源的制度性认定，同时对悲剧的文化成因也在巴金上述二文阐发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的拓展。然而，对寒彻骨髓的悲剧之最重要的根源——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却轻轻带过，留下了《寒夜》研究不应有的漏洞，令人甚感遗憾。
前引《巴金论》说道：“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经济上加强了掠夺榨取，在政治上更凶恶更残暴地迫害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这种经济上的无耻掠夺，政治上的残酷迫害，就形成了‘大后方社会生活的所谓‘低气压。在《寒夜》中那阴郁的情绪，灰暗的色彩，正是这‘低气压的‘大后方社会生活的‘折射。”姑且不论把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称为“反动集团”是否符合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精神，单说把大后方的社会病完全归结为“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致，也显然与历史有悖。1980年唐金海《“挖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评巴金的〈寒夜〉》注意到“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及黑暗统治给这些‘小人物带来了灾难，使他们之间充满了矛盾。警报闹得人心惶惶，物价飞涨造成了‘小人物的饥寒交迫，腐朽的官僚机构埋葬了也曾有过理想的‘小人物的青春，敌机的吼叫和轰炸，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2}。把帝国主义侵略看作苦难的根源之一，这已经是认识的进步，但将其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及黑暗统治等量齐观，也不尽符合作品实际。
其实，《寒夜》本身对战争祸患着笔甚多。第一章开篇伊始，凄厉的空袭紧急警报就拉开了悲剧的大幕。正是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导致汪文宣、曾树生这两个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教育理想戛然中断，不得不流亡到拥挤的重庆，一个去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做校对，一个去大川银行做职员，其实不过是充当花瓶。也正是由于战时社会动荡、生活艰辛，汪文宣的薪水入不敷出，曾树生才要当花瓶及依傍有权者做一点投机生意，以便维系日常家计与儿子小宣不时上涨的学杂费，这样一来，本来就对儿媳心存嫉妒的汪母才会更加看不惯儿媳的“工作”与做派，动辄发起攻势，致使家里战火不断。汪文宣病情加重，曾树生最终出走。
巴金在为《寒夜》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汪文宣死于庆祝胜利的夜晚，犹如林黛玉逝于宝玉宝钗新婚之夜，那边喜庆热闹，这边凄楚冷清，反差越大，命运就越惨，读者的同情也才越深。这种处理符合人物命运的走向，契合艺术规律，也与作者当时的处境、心境有关。赶走了侵略者，中国今后何去何从，敏感的作家难免忧心忡忡；加上自家想回上海，可是无权无势，一时难以如愿，只能无奈地等待，失落的心绪冲淡了胜利的喜悦。这些都容易理解，但说此时的国民政府是反动政府，巴金也好，评论者也好，显然把后来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判断前移到抗战时期了，这显然是历史的错位。
抗战时期大后方社会弊端丛生，蒋介石及其政府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主要的祸根难道不是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吗？巴金在《谈〈寒夜〉》里其实有过清晰的体认，譬如说汪母，“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工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像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23}。小说里，汪母安慰文宣：“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汪文宣也明白：“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敌机的空袭搅得街头小贩都难以开张。汪文宣梦里都是夫妻争吵与战争的炮声硝烟，是逃难时去找母亲还是顾妻儿的冲突。个人的痛苦占有了汪文宣的心，他一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然而，日本人来势汹汹，打下了桂林、柳州，甚至曾经被政府宣传为固若金汤的独山竟也失陷，据说日军已经到了宜山、都匀，进逼贵阳，而贵阳距离重庆只有两天的车程。贵阳如果失守，公司就要迁往兰州，正是这一态势使得上峰开革了汪文宣，给他以重创。也正是由于这一态势，乡下逃难可能遭受日军蹂躏的恐惧加大了曾树生跟着陈主任远走高飞去兰州的砝码，最后终于成行，表面上表示理解与支持妻子远行的汪文宣，内心深处却承受着难以言传的痛苦折磨。汪文宣的病情随着敌情的紧迫而加重，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尽头。先前，他曾给自己打气：“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可是，等到胜利到了，汪文宣却已是油尽灯枯，痛苦地断气。
巴金是一位感情浓烈的勇于控诉与批判的作家，控诉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早年控诉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的罪恶，《寒夜》的悲剧则是对日本侵略罪恶的血淋淋的控诉。《寒夜》悲剧的成因不止一二，但其最主要的社会根源在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注释：
① 巴金：《纪念友人世弥》，《巴金选集》第8册，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② 巴金：《发的故事》，《作家》第1卷第2号，1936年5月。
③ 巴金：《我们的纪念》，《文季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10月。
④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⑤ 巴金：《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作家》第1卷第6期，1936年9月。
⑥⑦⑧ 巴金：《火》，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74、173—174、619页。
⑨ 如亚茂：《读书偶感——关于〈火〉的几个人物》，《广西日报》1941年8月9日；苏叔端：《田惠世——巴金近著〈火〉第三部读后》，《中央日报·中央副刊》1946年3月21日等。
⑩ 转引自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1922—1949），台湾秀威公司2010年版，第316—317页。
{11}{13}{14} 贾植芳、唐金海、周春东、李玉珍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186—187、263页。
{12} 王瑶：《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
{1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164页。
{17} 据巴金在《关于〈火〉》里说，洪大文原型之一曾任税警团团长，在连云港抗击日军，负伤。第八章有些地方便是从其部队编写的《连云港战史》稿本摘抄来的。参见《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18} 巴金：《关于〈火〉》，《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頁。
{19} 李存光：《巴金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20}{23} 巴金：《谈〈寒夜〉》，《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141页。
{21} 巴金：《关于〈寒夜〉》，《巴金选集》第1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22} 唐金海：《“挖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评巴金的〈寒夜〉》，《钟山》1980年第3期。
注：本文初稿（约万字）为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华东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而作，2017年9月23日会上发言后得知辜也平先生发表过这方面的成果，会后拜读其《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爱国情怀——论巴金的战时书写》（《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承蒙启迪，特此致谢！本文侧重小说，且有新的材料钩沉与感悟阐释，遂拿出来发表，以供讨论。
作者简介：张中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