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的分析
祝娅 周次保
摘 要：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的不足，并就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研究认为，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关键；文化的精神价值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立足点；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与通用性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实践的保证；制度化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关 键 词：体育评价；民族传统体育；体育项目评价研究；中国；述评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5-0059-05
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event evaluation in China， pointed out deficiencies in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event evaluation in China， and accordingly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or solving these issues.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unification of utilitarian and super-utilitarian is the key to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event evaluation； cultural spirit value is the foothold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event evaluation； the operability and universality of evaluation methods are the assur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event evaluation； institutionalized restraining and stimulating mechanisms are the guarante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events.
Key words： sprts evaluation；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sports evaluation reseach；China；review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丰富，特色鲜明，许多项目以其特有的方式走进现代，走向世界。但大部分项目处境尴尬，甚至有些项目还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另外，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强势入侵，加剧了国内体育文化的裂变与冲突，使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生存危机。由于评价在发展评估、诊断与改进、成效判断等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越性，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构建科学的评价系统以反映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现实状况，预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并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提供最优方案。
评价是揭示客观世界的价值、建构价值世界的认识活动，科学评价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价。在评价与科学评价的引导下，评价研究的目的是寻找科学的评价方法与评价技术，达到科学的评价目的。在评价过程中，评价的合理性要求评价者本身也被科学化，他们自身的理性追求与价值偏好都被排斥在评价过程之外。然而，随着大量科学的评价在实践中遭受失败之后，人们发现不管采用多么科学的评价方法与多么完善的评价技术，在构建评价体系与评价执行过程中既无法回避个体的价值偏好与利益追求，更不可能回避组织与社会的价值偏好与利益追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与研究传统，本研究重心从评价技术扩展至评价主体的价值偏好与利益追求，力求从价值取向、目标定位、评价方法、指标体系4个方面，阐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中的进展与不足，并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的现状
为阐析近年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相关问题之进展，本研究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选取高级检索中的检索项“主题”“篇名”“关键词”，分别以“体育”“民族传统体育”“评价”为检索词，检索时间为“1999-2015年”，检索范围为“核心期刊”。通过检索共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文献15篇。然后围绕这15篇文献展开分析。
1.1 价值取向——注重“工具理性”，满足于人的主观需要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的价值取向是指一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所表现出来的特定价值观。它是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本质的集中概括，支配或决定着评价所采取的操作模式和具体实践。在所参阅的文献中，有的研究者把项目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作为评价目标的假设来处理，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定位于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或特点的认识与判断。如顾涛等[1]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特点和价值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健身功能、娱情功能、教育功能与观赏价值等的评估，认为其具有旅游资源的特征和审美价值。也有的研究认为价值表现为主体的客观需要的满足，从而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定位于人的需要的表达。如万义等[2]在对湘西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中，从个人需求、学校教育、社会关系等3个方面构建了满足于人的需要的评价体系。还有的研究认为价值既是事物本身的属性，也是主体需求的体现，从而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的取向上兼顾内在价值与人的客观需要的表达。如陈炜等[3]在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开发的评价中，根据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特点和价值，立足于旅客、居民、就业人员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建立了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开发评价指标体系。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3种评价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但这些价值取向往往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不同程度地渗透以人对世界的有效控制为特征的“工具理性”。
1.2 目标定位——从价值判断转向产业开发
由于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项目论证方法主要来源于前苏联，文化发展计划又是由国家统一规划，直到1970年代末以前，我国基本上只有“文化检查”而无严格意义的文化评价，更缺少文化评价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各种文化发展观念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发展规划权力开始由中央转向地方，文化管理和文化评价才彰显重要性。受其影响，我国关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目标的研究尚无独立文献，很多研究都是与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理念或主题内涵的理解混合在一起。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早期研究中，评价主要关注传统体育文化代表什么样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社会认知是什么？如何看待评价中的价值意义？等等，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观，如邱丕相[4]关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价值和功能评判的分析；周伟良[5]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功能”说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传统体育项目开发与发展的评价，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经由侧重价值甄别转向侧重项目的开发与发展。如俞峰等[6]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邓凤莲[7]的中国体育旅游人文资源评价。从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研究主流来看，主要集中于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产业化开发的评价，且大多与旅游开发相关。
1.3 评价方法——多层级多因素的综合性评价方法成为主流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方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描述时期与综合评价时期。在传统体育文化评价的早期研究中，由于体育文化蕴含了丰富的实质性思想，涉及人文、社会经济地理等诸多现象，简单的数学方法并不能描述和解释复杂的文化现象。因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评价主要采用描述性的评价方法。如顾涛[1]、邱丕相[4]、周伟良[5]等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根据预定文化目标对文化结果进行客观描述，评价的重点是确定可操作的、清晰的行为目标。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量运动的发展，文化定量化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出现了大量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精确与非精确相统一的综合评价方法。受此影响，当前一些学者开始运用综合评价方法研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方法就是把各指标因素按隶属关系划归于不同系统，并对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分层数据的具体处理，从而得出下一层次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次指标的权重。如汤立许[8]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层评价体系中，构建了包括3个层级，共49个指标的评价系统；邓凤莲[7]的体育旅游人文资源评价指标体系中，涵盖了4个1级指标、19个2级指标、55个3级指标。因其评价的全局性与多层级性，该评价方法已成为当前此类研究的主流。
1.4 指标体系——由文化边界之内扩展至边界之外，制度化的激励机制得到重视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所提出的研究目标有所不同，理论基础与评价方法也有一定的差异，但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一直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所关注的核心。由于评价的目的和功能不同，评价指标的确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研究将指标体系的筛选定位于文化正式边界之内，局限于文化价值与功能的评价，如顾涛[1]将传统体育文化的健身、娱情、表演、教育等功能作为评价指标。有的研究把指标由价值功能扩展至文化正式边界之外，涉及文化空间的生态、交通、经济地理等环境要素，如邓凤莲[7]的体育旅游人文资源评价研究中就将文化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基础设施保障与区位开发条件等因素纳入了评价体系。另外，一些学者把制度化因素纳入了评价系统，如汤许立[8]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层评价研究中把组织规则、礼仪、宗教信仰等作为制度因素纳入了评价指标体系；鲁平俊[9]在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状态评价研究中，把国家相关激励制度的设置、法律法规条款等制度因素纳入评价指标，指出在制度化设计基础上，认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状态评价具有负向影响。
2 已有研究的缺失及解决措施
根据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的发展现状，以文化理论与文化评价理论之观点，从价值取向、目标定位、评价方法、指标体系等4个方面解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中的不足，并对此提出解决措施。
2.1 价值取向问题——立足多元价值观，保持自然、社会、个体的统一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其起源和发展既有功利性的一面，也有超功利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其既有满足于人类生活、生产需求的价值，也拥有一种境界形态的精神性，表现为一定的精神享受与信仰追求。因此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应谋求“功利的文化”与“超功利的文化”的统一，这也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健全发展的关键。另外，同一事物的价值相对于拥有不同需求的不同主体，其评价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谋求“多元主义价值观”是人类社会交往与和谐发展的前提。从现有研究来看，相关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研究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取向，是源自并指向人对世界的有效控制，但它因太过限于人的需求的评价，从而忽略了文化的社会存在意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如下解决措施：
第一，加强评价问题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同价值的关联性，用统一的、开阔的视野来考察价值与评价问题。“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10]。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厚实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成长起来的，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对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能形成持续的影响，并为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或利益集团的交往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为此，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中，用系统的、开阔的视角来考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在价值的共同标准，并将其在整个社会中推广，从而有效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第二，评价应观照不同主体的价值需求，保持自然、社会、个体的整体性与普效性。众所周知，自然、社会、个体都是社会系统中的存在，彼此具有互源性。然而，从价值的情感和认知范畴来看，虽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相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自然、社会、个体中，但实现个性发展的不同社会系统有不同的价值需求。另外，同一社会系统中不同主体的价值追求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主体在不同情境中也有轻重缓急的不同追求价值。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中，在尊重共同价值的前提下，整合多元文化价值的评价，既体现了全球化的时代精神，又有助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
2.2 目标定位问题——确立文化精神价值的主体地位，促进文化传承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是全球化的上升期，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最快的时期。期间，由于中国理性社会建构的核心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发展生产力，效率成为了文化评价的首要目标，文化的经济效率与产业化也就成为文化评价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在现有研究成果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的目标主要集中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经济效率或产业化开发评价，其评价目标实施策略大多基于理性、功利性的考虑，以追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价值的最大化，但往往忽略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价值。对于人类来说，物质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种“缺失性”的需求，满足后就不会再需要。与之不同，精神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种“生长性”的需求，人们不会因为这种需求的满足而不再需要，相反需求愿望会不断生长，更加强烈。因此在评价活动中强调其精神价值的视角，才能有效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社会保护。另外，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使中、西方文化竞争、文化冲突更加激烈，追求功利性价值的评价将对一些处于竞争劣势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造成极大冲击，甚至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对此，我们提出如下解决措施：
第一，确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价值在项目评价目标中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之所以历史悠久，其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长盛不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身结构与特点，并按自身发展规律运行，从而影响和制约着公民社会与公共组织的活动。换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在一个整体中形成行动主体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许多重要关系。正是因为有许多类似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本质力量，才有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因此，确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价值在项目评价目标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将一些满足于物质追求的活动转化为精神价值的追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才更具有时代意义。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目标定位要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社会保护，避免评价的过度产业化倾向而形成误区。从经济学来看，个体理性行为强调策略性算计与理性交易行为，有着固定的自利性偏好，其行动结果会对集体行动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并导致集体行动出现困境。同理，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中，立足于产业一极而以效率作为唯一目标的文化评价，将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产生冲击，既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社会保护，也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只有在文化传承与社会保护的前提下，才能更有效地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2.3 评价方法问题——简化评判指标，提高评价工具智能化程度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系统的建构大多采用多层级多因素的方法，且近年来的研究中呈现出评价指标越来越细化、关涉的因素越来越多的趋势，评价工具的操作也越来越繁琐复杂。暂且不论指标选择和分类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仅从评价模式的工具价值来看，评价指标、评价工具的繁琐复杂，定将影响评价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也造成不同项目之间的横向比较难以实现。笔者认为这也是造成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实证研究不足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如下解决措施：
第一，简化评判指标，采用可通用的综合评价方法。综合性的评价方法以严密的逻辑和简洁的形式在处理各种复杂系统问题方面表现出了独有的优越性，从而成为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综合评判与分析的重要工具。但是在复杂的大系统中，由于需要考虑的因素越多、层级越复杂，其通用性往往越低。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方法的考察和运用，必须立足于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的原则，通过简化指标，运用可以通用的评价方法，从而建立项目内、项目间可以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的评价模型。
第二，提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工具的智能化程度，便于数据采集、处理效率高、适应能力强。评价方法研究和应用的不成熟、不系统，必然会影响评价的效率。目前计算机科学的快速发展，能够助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的快速发展，并提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工具的智能化程度。
2.4 指标系统问题——合理运用指标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促进对文化的社会保护
从现有研究来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指标的筛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正式边界之内的因素，也开始注意到文化正式边界之外的因素，许多制度化指标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地利用，系统的指标设计有利于完善评价指标体系，从而拓展评价系统的视野。但相关研究中制度化指标的设计大多是基于一种生产关系的视角，注重于制度化指标的激励作用，忽视了制度化指标的约束力，显然不具备完整性和普适性。而制度化指标的约束机制正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社会保护，并使其得以维持和传播的规范性要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如下解决措施：
第一，把具有约束机制的制度化指标纳入评价指标系统，使其成为文化维持和传播的可靠保证。制度化的约束机制一般采用强制输入的形式来实施，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强制权力方式的强制输入与权威方式的强制输入。强制权力方式的强制输入既可以由国家或各级政府通过操纵法律变革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设立新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实现。权威方式的强制输入主要通过推动公共服务改革来实现相关组织的变革与发展。尽管两种强制输入方式实现路径不同，但都表现高度的稳定性和遵从性，具有十分强大的能动影响力。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指标系统中，纳入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等具有约束力的指标，对促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极其重要。
第二，把制度化指标的激励作用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保护有效联结，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保护。外在的制度化因素的激励机制可以是一种生产关系，也可以是文化的社会保护举措。只有通过制度化因素的激励作用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保护，才能更有效地展示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价值与独特魅力。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价值既有功利性，也具有超功利性，但其本质是一种超功利的文化。在现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研究中，文化的功利性往往被强化到过度的程度，以至于文化被彻底产业化、工具化。怎样把“超功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功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统一起来，是科学的、有效的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评价的关键。首先要了解文化竞争、文化冲突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评价的现状，从而能基于现状进一步探索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方式，进而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维持、传播及社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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