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与体育思想探析
王润斌 肖丽斌
摘 要：对20世纪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体育活动家、教育家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与体育思想进行探析。研究表明：他奠定了德国奥林匹克事业的组织框架与思想基础，首创了奥运会火炬接力等仪式，开创了国际奥林匹克教育事业；其体育思想蕴含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复杂面向，并具有审美至上的人文主义情怀和道德为先的体育教育思想。他一生追随顾拜旦的理想，虽深受纳粹政治的侵扰，却在维护体育自治与善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与体育思想始终闪耀着时代的智慧与光芒。
关 键 词：体育思想；奥林匹克；卡尔·迪姆
中图分类号：G811.2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5-0022-06
Abstract： The authors explored the Olympic practice and sports ideology of educator Carl Diem， the most influential sports activist in German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Carl Diem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Olympic enterprise of Germany， created ceremonies such as Olympic torch relay， and started international Olympic education enterprise； his sports ideology contained complicated facets of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humanistic feelings in which aesthetics is supreme， and sports education ideology in which moral is the first priority； all his life he followed Coubertins ideal； although he was influenced by Nazi politics， he kept making progress in maintaining independent and benign sports governance； the Olympic practice and sports ideology of Carl Diem shined with epochal wisdom and brilliance all the time.
Key words： sports ideology；Olympics；Carl Diem
1962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卡尔·迪姆的德国体育官员在科隆去世，体育史学家盖茨·帕顿与诺伯特·巴里[1]对他有着如下的评价：“在德国的奥林匹克历史中，卡尔·迪姆如果不是最有名的名字，那一定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许是被遮盖于顾拜旦伟大的光芒，或许是受累于纳粹德国的政治阴影，抑或秉承德国人低调内敛的个性特征，这位“体育歌德”的思想和实践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反响。英国拉夫堡大学的迪卡娅博士对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思想进行过片段式的考察，我国学界只有赵启鑫于1990年翻译了前联邦德国学者撰写的介绍性文章。难怪，曾经拍过卡尔·迪姆记录片的导演弗兰克·威瑟不无悲凉地评价：“从来没有人追究过他的所作所为，他带着那些荣誉，像平常人一样死去。”[2]其实，在迪姆去世后，德国科隆的卡尔·迪姆研究院出版并先后3次修订了《奥林匹克思想——卡尔·迪姆演讲与论文集》，尽管此文集的研究性和学术性有待提升，却是一本总结卡尔·迪姆人生轨迹和哲学思考的资料集。该研究院主任卡尔·伦纳茨教授访问中国期间，笔者有幸获得了该文集英文版，在这本重要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各方研究成果，得以全面、系统、深入地对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经历与体育思想加以发掘、整理和探究，从而更新人们对这位国际奥林匹克先驱的认识，并对解决当前国际体育的问题和矛盾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1 卡尔·迪姆的奥林匹克实践
1）坚持不辍，为奥运书写德国篇章。
1882年6月24日，卡尔·迪姆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父亲的生意算不上成功，并经常远赴美国而无暇顾及家庭，卡尔·迪姆不得不在高中时就辍学成为一家裁缝店的销售员。他对英美体育始终充满热爱，于1899年创立了田径俱乐部马克曼尼亚。1904年，因为出色的组织才能被德国田径管理局（the Deutsche Sportbeh?rde für Athletik，DSBFA）选作文字秘书，并迅速在1908年当选主席。
卡尔·迪姆作为德国奥林匹克先驱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始于1906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国际嘉宾参加了雅典市政府的招待会，深切地感受到奥运会的魅力：“从一名勤奋的观察者角度看，十天的奥运会精彩不断，世界上最优秀的年轻人聚集一堂，在古典之美的雅典分享新的荣耀”[3]2。迪姆从此正式开启了奥林匹克人生，直至1960年罗马奥运会。期间，他作为团长或嘉宾代表德国参加了多届奥运会。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他是德国代表团的领队兼记者；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和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德国代表团团长；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他是德国参加奥运会青年营的代表团团长；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他是代表团成员。他还参与组织1916年奥运会的申办，并对德国获得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权并成功组织，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他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令人敬仰的地位，才有可能在二战后作为唯一的德国人出现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嘉宾名单中。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他同样以国际贵宾身份出席。
2）革故鼎新，为奥运发明仪式符号。
卡尔·迪姆对奥运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奥运会仪式的实践创新，特别是发明了奥运火炬传递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奥运仪式。古希腊奥运会有持火炬接力跑（Lampededromia）的仪式，但其宗教意味远大于竞技本身：“这区别于现代奥运会的圣火点燃方式，卡尔·迪姆认为古奥运的火炬接力跑与葬礼传统紧密相关”[4]。1934年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期间，卡尔·迪姆向大会提议，举行从雅典到柏林的火炬接力。国际奥委会通过并最终实施了火炬接力的仪式。按照法国桂冠诗人亨利·波利特[5]的观点，火炬接力是古希腊传统留给后人的神圣符号：“对奥运选手和奥林匹克主义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壮美的仪式啊，通过接力，将选手们连接在一起”。
除此之外，卡尔·迪姆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系列奥运符号和标志。在1934年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柏林奥组委提出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设计统一的制服和相关用品。国际奥委会最终允许组委会制作奥林匹克项环——镀金的铜质项环，串联着6个有古代奥运选手形象的勋章，这样的设计充满着历史感与荣耀感。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卡尔·迪姆还设计了一场团体舞蹈演出，演出表达了德国青年人向伟大祖国致敬的由衷之情。甚至有学者称赞道：“在迪姆的许多艺术性的贡献中，最有意义的是奥林匹克青年团体舞。这种伴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合唱受到了修正史学家的批评，但这正是顾拜旦长期以来要纳入奥运会仪式的。”[6]
3）尊文重教，为奥运延续不息火焰。
迪姆始终认为自己的使命是说服更多人参与体育，使他们确信体育对自身大有裨益并且终生受益。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担任了多个体育组织的领导，如1908—1913年德国田径协会的前身德国田径管理局的主席；1916年奥运会时，担任了管理局的秘书长和德国奥委会的委员；在1917—1933年，担任了德国体育联合会（DRA）的主席，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体育运动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出于对体育知识和养分获取的渴望，迪姆开始投身体育教学和体育组织管理，他于1920年在柏林创办了德国国立体育大学，这是德国第一所体育大学。1922年，他创立了德国全运会（Deutsche Kampfspiele），以消除德国被驱逐出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影响。在二战爆发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几乎处于停摆之中，卡尔·迪姆扛起传承奥运之火的旗帜。从1938年开始，迪姆组织编印出版德文版的《奥林匹克通讯》，即国际奥委会的官方出版物《奥林匹克评论》，以确保国际奥委会在战争期间发出自己的声音。顾拜旦曾经有创立国际奥林匹克研究机构的遗愿，最终由卡尔·迪姆和吉安·科蒂西斯共同完成。“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主要活动是每年一届的青年学术会议，通过这个会议，奥林匹克理想得以不断传递和持续践行”[7]。1961年国际奥林匹学院（IOA）正式成立，来自24个国家的30名学生参加了首届会议，会议举办期间，由卡尔·迪姆发起的古奥林匹亚考古挖掘工作同期结束，国际奥委会的全体委员在雅典参加完全会之后，齐聚奥林匹亚，共同见证这伟大工程的完成。
2 卡尔·迪姆的体育思想
1）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交织转变。
近60年的生涯里，卡尔·迪姆留下了9万封书信、6 000多页日记、3 000余篇文章、50篇专论和无数次演讲，直到去世前两年，还出版了多达1 063页的鸿篇巨著《世界体育史》。有学者褒扬他为“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现代体育文化的普世价值倡导者，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领袖之一。”[8]卡尔·迪姆的思想伟大又厚重，很难用某一个单一的思想派别来衡量这些丰硕的成果，相反，在德国内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迪姆的体育思想呈现出从倡导体育爱国主义到倡导普遍多元的国际主义的转变，同时，这两种思想交织重叠，构成了复杂的思想面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对现代体育从排斥到接纳，纳粹党对举办1936年奥运会从拒绝到欢迎，都反映出奥运会在聚合民族精神、彰显国家威力方面的独特作用引起了纳粹政府的觉醒。卡尔·迪姆也在鼓吹体育在聚合青年、培育爱国主义方面的作用：“再也没有比让青年们在全部德国人的注视之下选拔出最优秀的代表更能唤醒沉睡者、激发积极分子的活力。此外，当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能够定期聚集、展示力量与技艺，这对团结和加强德国人的血统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1932年，在德国获得柏林奥运会举办权时，卡尔·迪姆[3]7-8认为：“整个世界都对德国举办一届完美无瑕的奥运会寄以厚望，他们希望看到体育精神与智慧、艺术的完美融合。我们必须在时间和金钱上给予充分承诺，这些既为了奥林匹克理想的实现，也为了德国的荣耀。”卡尔·迪姆发明奥运会符号系统的举动，也被认为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新德国的形象。“迪姆在奥运会的日程中融入了许多戏剧化、仪式化的内容，这是德国民族文化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9]。不难发现，卡尔·迪姆对体育爱国主义的生成逻辑深为谙熟，较早地认识到了举办奥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创新奥运会赛事的理念仪式对民族精神、国民认同带来的正效应。
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德国作为战争发起者对世界造成的伤害大大地刺激了卡尔·迪姆。他的体育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为了建设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而不仅仅是满足民族国家的利益需要。迪姆[3]21-26指出：“现代文化以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为经，以他们的共性为维，国际影响贯穿民族文化，不断地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新的养分，奥运会就是典型的例证。独有的民族习惯融合在一起，进而渗透着一种普适性的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提出奥林匹克运动必须要走出欧洲：“奥运会起源于欧洲、复兴于欧洲。但如今它是全球性的节日，所有文明的国家都将被邀请。体育已经征服了世界，奥运会必须考虑不同国家各自条件、季节、地点的影响，而且更要考虑地域文化的影响。”[3]29卡尔·迪姆注意到了全球化的潮流，他解释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民族化与国际化在全球时代共存的机理。此外，他还指出：“当这些新（亚洲等地区）的人民有时间深入考虑现代体育的优势和劣势时，他们将要求自己文化中的体育应该被奥运会所承认。如果奥运会是一个普遍性的节日，它就应该反映出整个世界的身体文化和通过身体表达的文化。”[3]32-35显然，在强调奥运会普遍性、国际化的同时，他提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应该在全球性的奥林匹克舞台上得到展示，这些思想其实已经蕴含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了。
2）注重审美仪式的人文主义思想。
卡尔·迪姆同顾拜旦一样，都在寻求使体育与审美在奥运会上能够融合起来，并且发展成宣泄激情、良性竞争的人类青少年庆典。“这些符号系统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各国人民的共识，从而将奥运会变成一种普适性的文化”[10]。他同时注意到，只有固定仪式的周期化才能将这种习俗上升到历史的层面，奥运会式的神圣节庆恰巧符合了这个特点，“我们必须继承这种节庆的伟大遗产，它依然保持神圣的信仰，即青年人的体育竞技不仅是世俗的消遣，也是对神的尊崇。体育竞技构成了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11]26。
他进而深入探讨了这种仪式具有的人文价值，“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节庆的意义，在节庆中，人们超越了日常存在，超脱了常规生活，脱胎于体力冲动的自由思想，追求远离日常生活的关照，这是一种反抗命运的人文精神的武器”[11]97-98。迪姆认识到，节庆的本质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是如何创造欢乐而不是欢乐本身。因此，奥运会赛场内外的建筑、颜色、旗帜、鲜花、灯光、火焰、展览、舞蹈、歌曲、音乐等戴上了浓浓的仪式色彩。这样的仪式与固定的周期性相关联，表达了人类尊崇人文价值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卡尔·迪姆还著有《艺术与业余主义》、《奥林匹克艺术是狭隘还是宽泛的》、《当前德国艺术中的奥林匹亚》等文章，对顾拜旦倡导的艺术比赛也十分推崇，认为艺术表现了体育灵与肉的和谐以及人类共有的品质。他甚至提出要用雕塑等公共艺术形式，来展现奥运选手的英雄姿态，这样的雕塑可以重塑奥运英雄们高大伟岸的审美形象，其所营造的艺术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弭体育功利化、职业化的恶果。
3）秉承榜样示范的体育教育思想。
古代奥运会对英雄榜样的尊崇和对塑造完美人格的偏爱深深影响着卡尔·迪姆。他追问：“这些竞赛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它可以影响希腊人千年，并使希腊人保留这种文化而从不被侵扰”，他自己的答案是：“那就是对完美人格的赞美与致敬。”[11]99迪姆称赞古奥运选手是依靠全面的实力、强大的自律来获取桂冠，成为所在城邦最高贵、最伟大人物的代表，他进而认为希腊体育教育的伟大目标是培养身体与精神的和谐发展，并确保在各种场合都能展现这种和谐。
对照古希腊的教育及其培养的人格，卡尔·迪姆认为现代人离古希腊的阿瑞特（Arete）精神相差甚远：“在学校里，身体没有任何可能与思想获得同等重要的权利，尽管体育锻炼受到一些重视，但同大量的脑力学习相比，这些锻炼被认为是不可能开展的，因为场地、教师都十分缺乏，而且教师被培养成智力全面的人，却往往在体力上是羸弱的”，他尤其向往并倡导古希腊的体育教育思想：“我们先不要过多赞扬古希腊文化，而是要脚踏实地从中汲取养分。”[3]43最能体现卡尔·迪姆教育思想的还是其创立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思想。他信心满满地将地处奥林匹亚的国际奥林匹克学院比作古希腊著名的柏拉图学院：“奥林匹克学院将成为古老学院的延续，进而在学术层面上实现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主义哲学理想。”[3]48
当然，卡尔·迪姆也同顾拜旦一样，认为奥林匹克学院的教育功能并不仅仅定位在奥林匹克理想传承方面，而应教会青年人更多体育科学知识。迪姆[3]51指出：“顾拜旦的想法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他希望在更加宽广的领域留下研究体育的范畴——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心理学、社会学、音乐学等。”为了实现这一的目标，他号召并邀请教育家、学者、诗人、艺术家、政府官员等多种权威来到奥林匹克学院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在夏天，世界各国的青少年被邀请参加奥林匹克青年研讨会，使得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奥林匹亚，来学习身心和谐的知识与实践，并且明白奥运会是一种传统和象征。”
3 对卡尔·迪姆奥林匹克实践与体育思想的评价
1）继承了奥运之父的伟大遗产。
顾拜旦作为“奥运之父”的伟大之处是无可比拟的，从年龄跨度来看，卡尔·迪姆完全称得上是顾拜旦思想与行动的继承者。曼德尔[12]曾经形容两者的关系：“只有对顾拜旦不加任何批评的盲目崇拜者，才会质疑卡尔·迪姆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体育史学家和最渊博的体育教育家。”这说明卡尔·迪姆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贡献的智慧与才情应该得到广泛认可，迪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顾拜旦的影响，尤其在现代奥运会的哲学基础上，“起到决定作用的不是体力和心理，而是道德力。这难道不是奥运会试图达到的顶峰吗？这难道不是顾拜旦曾经赢得的高贵胜利吗？”[3]57卡尔·迪姆对顾拜旦的奥林匹克思想始终抱着学习研究的态度：“首先，奥运会必须紧跟时代。顾拜旦并不想建立“废墟合成物”，也不想模仿古迹。其次，奥运会必须具有天文学的周期律。奥运会应该保持常新，从过去找寻未来并不断丰富完善。再次，顾拜旦希望复兴一个真正的节庆，这种有序的安排既是体育、也是艺术的。”卡尔·迪姆还研究过顾拜旦家族与意大利的渊源并且坚持不断地收集顾拜旦编撰的作品，他常常引用顾拜旦的观点以表示对这位奥运之父足够的尊重：“在顾拜旦看来，奥运会是雄心与豪情挥洒的庆典，是生活方式代际传播的庆典。”[3]6-61在私人感情角度，卡尔·迪姆豪不掩饰对顾拜旦的欣赏和崇拜：“顾拜旦男爵，一个法国贵族，承担着复兴奥运会的历史使命。上个世纪的五十年间，复兴奥运的努力从未停止，却均未能获得成功，但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代表都对顾拜旦的号召积极回应。”
客观来看，迪姆对当时处于国际体坛领袖地位的顾拜旦的钦佩，有助于提升自己的个人形象、并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曼德尔甚至认为这种虔诚的态度是他进入国际奥林匹克权力核心圈的必要条件。战争结束之后，迪姆不遗余力地重建德国奥委会，并接受了多个国家奥委会的聘任，担任多个政府的体育事务顾问和奥运筹办顾问。德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瓦尔特发表在《奥林匹克评论》悼念卡尔·迪姆的文章这样写到：“当我于顾拜旦生前最后一次访问他时，他还不忘夸奖迪姆：‘你们应该为拥有卡尔·迪姆这样的人感到幸运，他是一位真正的奥林匹克人，他对奥林匹克思想的态度与我不谋而合，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13]这样的称赞配得上卡尔·迪姆的努力与坚守。
2）深受纳粹党人的政治影响。
卡尔·迪姆对古希腊文化充满向往与崇拜：“研究古希腊，我们比任何别的国家做得都多。可是希腊人的智慧和体育文化，我们却没学到什么。”纳粹分子也把德国人看作是雅利安人的杰出后裔，是古希腊民族的继承者，并且充分将自己理解的高贵古希腊精神融入纳粹党的哲学。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使纳粹政权与卡尔·迪姆找到了共同语言。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英式体育的态度一开始是较为抵触的，伴随着新的形势，纳粹党领袖逐渐学会用资产阶级式的体育样式粉饰帝国面孔。卡尔·迪姆甚至在军方控制的帝国体育领导委员会（Reichssportführer）中谋取了一份职务。“他很懂得推广英式体育活动，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做过很多有益的尝试。他的知识和能力，在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里都非常有用。但另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反对过自己所在的体制，总是很合作。”[14]
从1938—1945年，迪姆担任了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的主任，这份荣誉式的工作使他免遭了许多政治波折，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1939—1945年间担任了另外一份职务，即纳粹党体育文化协会外务部的主任。与此同时，他与帝国体育领导委员会的沙麦尔·奥斯滕走的很近，甚至经常结伴出访他国。沙麦尔曾命令迪姆组建计划于1939年赶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林氏体操大会的代表队，以及筹备即将于1942年在慕尼黑召开的欧洲体育论坛。卡尔·迪姆还担任了由意大利和德国体育界发起的欧洲体育联合会的秘书长。“沙麦尔甚至向希特勒求助，希望元首安排柏林大学授予迪姆全职教授职称，这个请求由于教育部的反对而最终搁浅”[15]。
卡尔·迪姆一生遭遇最大的诘难来自于他在二战末期充当了纳粹分子的宣传鼓动器。1938年，卡尔··迪姆对德国前线士兵做出战斗动员：“若说体育与奥运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处，那就是教给我们进攻精神和快速决策，也使我们强壮、坚忍。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打垮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为一个更好的欧洲，守住我们的胜利。”[16]1945年2月，反希特勒的盟军持续数年的空袭将柏林轰炸的体无完肤，此时的纳粹政权还在苟延残喘。3月18日，卡尔·迪姆在柏林的一座体育场里，对希特勒青年团及预备队发表了演讲。“他引用了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诗人提尔泰奥斯的《劝诫诗》：英勇杀敌为祖国而战、死于最前线最美好”[17]。然而，无谓的抵抗换来了苏军的猛烈反击，导致了数百名年轻人罹难。
3）捍卫了奥林匹克的自治理想。
一方面要传承奥运之父的火种，另一方面要迎合纳粹分子的政治需要，卡尔·迪姆游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显得步履维艰。“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德国人，迪姆能被顾拜旦的思想所吸引，将英式体育、国际竞争、希腊传统和身体崇拜等思想元素十分恰当地拿捏在一起，并在种族主义与右翼军事主义横行的纳粹德国传播流行开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18]。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最大限度规避了奥运会被纳粹赋予的种族色彩与军国主义色彩，使得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
卡尔·迪姆能够拿来与政治纷扰做斗争的武器就是确保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性，在面对纳粹党的霸道和世界各国的抵制时，以“体育与政治无关”的盾牌做出了顽强的抵抗。卡尔·迪姆[3]90-91在论及国际奥委会的组织特点时指出：“国际奥委会不是由各国体育组织的代表构成，它是建立在自我遴选制度之上、具有完全独立和绝对权威的主体。它可以选举新的代表而无需各国代表指指点点。它基于一个美好的愿望——奥委会必须在决策时避免派别分歧。”迪姆显然是看到了顾拜旦设计国际奥委会时的内在逻辑，在任海[19]看来：“在这个纷争不已的国际社会，顾拜旦强调奥林匹克组织的精英自治，使之超脱民族和国家冲突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使国际奥委会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得以自保，而且也避免了外部政治势力影响到其组织的内部团结。”此外，在纳粹德国试图对奥林匹克运动系统地施加影响时，他并没有与之同流合污，同样面对美国、法国对柏林奥运会的抵制，迪姆也表达了同巴耶拉图尔一样的坚定：“主要的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举办奥运会和尊重体育原则，而追求捍卫普遍的人道主义原则则处于次要的位置。”[20]
卡尔·迪姆最大限度维护着奥林匹克自身的地位和权益，使其最小程度上受到政治风云的冲击，他也坚定地认为体育应置身于政治之外，他在《体育人生》的文章里写到：“总之，我们可以说体育能够从纳粹的政治牵制中全身而退，体育的自主性总比其他的文化领域更具优势。”[21]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幸免于难的迪姆，担任了战后西德体育部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卡尔·迪姆将手中的接力棒交给了威尔·道姆，专心于德国体育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国际奥林匹克教育工作，直至逝世。站在21世纪体育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依然感受着卡尔·迪姆的恩泽：他成功地应对各种困难，以保证奥运会本身被赋予的庆典意义和道德愿景得到践行，奥运会才能在顾拜旦去世后依然得以延续；他从古奥运的伟大传统中受到启发，发明奥运圣火接力仪式，这样的神圣符号才能依然闪耀在每一届的奥运舞台；他充分发挥体育的教育功能、矢志不渝地推动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建设，使得现在的奥林匹克教育事业硕果累累；他很早就认识到了奥运会超大规模、奥运会单一文化危险等问题，并前瞻性地提出应对策略，这些问题与策略至今仍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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