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西方修辞差异的跨文化交际障碍探究
李璐娜
摘要：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西方之间的互动沟通越发呈现出不对称的现象，从东西方语言修辞的差异方面来探究跨文化交流中的交际障碍，理解跨文化互动中的修辞潜意识，既能理解话语背后的动机，又能利用对方听得懂的修辞言语说服对方，扭转东西方文化沟通中的不平衡性。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东西方修辞;事实与雄辩
中图分类号：H05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9-0017-02
0 引言
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与沟通愈加频繁，随之而来的多元化互动，日益凸显了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人们不同的背景、宗教、受教育程度及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会给交际双方带来不必要的误解，从而带来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1 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
当前国际社会沟通中，主要的交际障碍来自于语言交流层面，并且因为英语覆盖范围更广，所以广义上的英汉语言交流障碍占据主流位置。中西方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经常被看做是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因素。例如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是集体优先主义，注重家庭关系及内亲外疏等特点，但是西方社会注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个性独立等更加受到尊崇。这一系列差异在跨文化交流时就会体现出来。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人说话更含蓄而委婉，与西式表达中的直截了当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直率，西方人同样对中国人含蓄婉转颇有看法。列举两个中西化差异方面的对比，西式的开放与中式的内敛，西式的理性思维与中式的重感情、偏向于感性思维等。再加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环境、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在跨文化交流时产生沟通上的误解。
以前我们研究的方向大都是在微观层面来对比语言表达的差异，这样的工作有利于我们对对方意图的准确理解并清晰表达出自身的想法，但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这种中西式互动话语中的不对称差异现象，才是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的真正障碍，在语言表达效果方面来说深入浅出的言语修辞研究就成为更为迫切的需求了。
2 西方修辞学中的话语效果
西方修辞学作为古老的人文学科之一，一直被大家认为是“说话的艺术”或“说服的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一书中，对修辞的定义是“一种说服手段的能力”。科学理性派的代表人物笛卡尔和培根等人说修辞是言说和交流的艺术，即在真实社会生活环境中有效应用语言的一门艺术，通过象征手段来影响人们对思想、感情、态度及行为的一门实践艺术。这就说明西方修辞学着重点是说话语的效果，这也是中西方交流障碍的一个原因。
英国修辞学家坎贝尔在其《修辞原理》一书中对修辞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化、分割和统一完善做了总结，并对受众这一概念做了突破性的定义，即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受众人群，普遍性指的是人类所公有的一些基本道德素质，特殊性指的是每个受众都有其单独的特质，演说者在说服受众是要关注到这些方面，并在演讲过程中对自己的演说内容进行恰当的修辞调整以吸引目标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最佳演讲效果。在西方社会演进中，演讲修辞不动声色的支持着从政治选举的演说到日常琐事交流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话题，其话语效果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
3 不一样的中国修辞
东方文化最早有记载关于修辞的言论来自于《易经·乾卦·文言》，其有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却没有发展出对应的修辞理论，即有修辞无修辞学。中式修辞学在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曾因政治游说原因而辉煌一时，但后来走向了偏重于书面语言的雕琢，谓之文辞或文采。而真正意义上开启修辞学的年代是南宋年间才问世的修辞学书籍《文则》，直到现在中文中提到的修辞也会理解为修辞格，也就是利用修辞手段达到自己想要的表达效果。
4 在交际障碍中看中西方修辞差异
如果想和西方人沟通流畅，就需要掌握西方修辞，利用修辞和他们做贴切的交流沟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突破中式修辞观念的思维定式，也要注意西式修辞在交际沟通中框架和维度中的实际应用，从而克服交际沟通障碍[1]。
（1）西方修辞的核心概念是修辞人格，它是说服的支配性因素，属于一种不同于真实个人人格的构筑。在面对不同的目标受众时使用不同的修辞形式，并努力塑造出与受众所期待的形象和话语，从而达到自己本身的演讲/演说目的效果。它是属于“身份/人格”的组合，只有身份和人格相符合时，修辞人格才有了最佳的效果，从而赢得受众的支持和信任。在此过程中，具有高地位的修辞者更容易以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来使得受众更容易接受和说服[2]。（2）在东方修辞中以“修辞立其诚”风格为主，即修辞者要诚实，以身作则，“言必信，行必果”，“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诚挚的内心来要求自我，修辞者的语言和道德成为言行合一的整体，这也就表明了东方的修辞者以表达为辅，而修辞者自身的德、言、行更被大众所看重。由此产生了东西方修辞中“人格”的差异，可见在东西方交流中，对西方人的言语需要在其立场和语境中去理解，其更多的是为了赢得受众信任而映射出来的一种形象。（3）中国人常以“事实胜于雄辩”来要求自己，然而在西方却是行不通的，他们将“事实”和“雄辩”分开来看待，“事实”离不开“雄辩”，西方修辞中认为的“事实”是随着语境变化的，属于一种话语构筑，因为“事实”本身不会说话，需要受众在恰当的“事实描述”时接受即可，这也是说任何事实的确认都是在和它相关的描述被受众接受的结果[3]。事实无法和雄辩分离又依赖于雄辩，西式修辞与中式修辞所认定的“事实”是不一样的，西式语境中修辞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立场对“事实”进行不同角度的偏化处理，把不利于自己的部分弱化删除，强化有利于自己的言辞和修辞，从而让自己所描述的“事实”成立并赢得受众的认可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对于这样一种有失偏颇的“事实描述”，受众为什么能够相信呢？修辞演讲者对于“事实”的陈述，需要有说服力，修辞者也要构筑本身的修辞人格和对“事实”的选择性描述，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雄辩艺术的“自我韬晦”，这也是努力使得自己的建议能被受众所接受的一种运作方式和舆论修辞力量偏向。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修辞艺术为什么不大肆宣扬自己的技巧而是尽可能的掩盖呢？从西方心理学方面来说，修辞者需要自我修饰，表现出谦卑、努力来取悦于受众，总结即“精心构筑话语而隐藏其匠心，听起来自然而不造作，惟有此，才有说服力，否则无法使受众动容”[4]。只有修辞本身已经在迁移默化中被广大受众接受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修辞的话语效果。由此可见，在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跳出中式思维定式，要对地方语境中的“事实”有全面的认识。
5 受众群体因素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就是要区分对人的身份来说不同的话语，然而这并不是一句赞美的话，它要提倡的是人前人后要言行一致的价值判断而非是“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屈伸。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不能变通调整自己的言辞或措辞，而是要保证人要有说话的底线，即“人话”，这里所指的“人话”指的是符合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合情又合理的话语，这就要求中式修辞者需要将话语与道德保持一致性，任何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必须合乎道德规范，不能“看人下菜”“分人说话”。而这一切都与西方所提倡的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言论侧重于主流价值观，强调和谐话语，道德伦理贯穿其中。中国的修辞学不同于西方的修辞学，后者从战略上处理“事实”，并努力塑造公平和享有声望的修辞人格，以符合受众的要求，这是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应注意的问题。
6 结语
在当今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中，话语互动中的不对称现象将越来越普遍。我们必须积极学习以提高我们的修辞意识，并学习西方修辞学的基本理论和交流框架，运用良好的修辞意识和远见来应对跨文化交流。合格的跨文化交流者应理解不同话语的基本内容，认识说话者的动机，并采取有效措施。同时，我们必须学习使用西方人可以理解的修辞方法来表达我们的学说和思想，并塑造适当的修辞人格，以便西方的目标受众能够以自我理解的角度接受我们的意图和思想，从而在中西方交流中不再“鸡同鸭讲“，逐渐扭转沟通不畅、话语权不平衡的形势。
参考文献
[1]冯志英.论中西方修辞之比较[J].语文学刊，2015（10）：6-7.
[2]孙淑女，桂清扬.中国外语界跨文化交际研究现状分析[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43-149.
[3]林大津，谢朝群.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4]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责编：王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