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现代性特征
赵永华 刘梦琪
在我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影视界涌现出诸多表现大国崛起的佳作。《战狼》《战狼2》《红海行动》等这类主旋律电影，口碑与票房均有不俗表现，以商业化模式制作主旋律电影成为一种趋势。
而《湄公河行动》（2016）在当年低迷的电影市场中成功突围，并成为首部票房突破10亿大关的警匪类型的主旋律影片，是中国主旋律电影成功转型的重要样本，其突破性与开创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湄公河行动》因其表现形态与内在精神诉求层面均具有显著的现代性特征，引入瞩目。“现代性”作为一个术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与艺术思潮更迭中不断自我更新，具有多重语义。笔者认为，妄图精准明确的概括其定义是无益的，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我们可以窥见出现代性多元而动态的基本样貌。马泰·卡林内斯库（ Matei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中对现代性作了以下描述：“审美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要精确地标明一个概念出现的时间总是很困难的，而当要考察的是‘现代性这样一个在其整个历史中都富有争议和错综复杂的概念时，就更是如此。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在一个不需要时间连续型历史概念，并依据神话和重现模式来组织其时间范畴的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将是毫无意义的。”[1]
一、主旋律题材与类型电影的融合
1987年3月，广电部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在会议中将“主旋律”规定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和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2]自此，主旋律电影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时至今日，中国主旋律电影在经历了高峰与低谷后，变化出更加新奇、复杂的现代样态。主旋律电影在商业上的探索早已不是新鲜事，电影产业化的推进开启了主旋律影片的转型，促使其与商业电影互相渗透并逐步走向成熟。在当今中国极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继承与深化主旋律电影，《湄公河行动》给出了一例范本。
《湄公河行动》的故事原型是震惊中外的湄公河惨案。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劫杀，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举世震惊。中国政府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追查缉凶，为遇难公民沉冤昭雪。这一事件所包含的精神内核具有清晰可辨的主旋律印记，背后所承载的时代意义与国家意志使得影片的格局超越了一般警匪类型片。
一方面，电影以重大的社会事件为蓝本有着天然的题材优势。现实题材的回归，成为《湄公河行动》得以在虚浮的市场氛围中异军突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公众高度的关注度与激荡的家国情怀，拓宽了传统警匪片的受众局限。出品方选定2016年国庆档上映，适逢事件发生的五周年纪念日，也是基于同样考量作出的决策。另外，创作团队通过前期大量走访、实地考察，充分了解事实与细节，为改写剧本夯实了基础。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细节刻画为影片增加了可信度与揭秘性。
另一方面，对已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精彩重述实则颇具难度。尤其是涉及时政题材时，平衡真实与虚构，把握禁忌与开拓的限度是此类影片叙事所权衡的重中之重。由于事件始末媒体已经详尽报道，在尊重案情事实的基本前提下，终极悬念方面的拓展空间并不大。因影片是由公安部发起，民营企业博纳影业出品，香港导演林超贤担纲导演，这注定了影片将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传统主旋律电影的陈规，融合创新创作的思路与模式。在公安部提供翔实档案，甚至是未公开资料以及装备支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湄公河行动》的创作团队另辟蹊径，深挖创作空间、融合类型元素，以商业片模式进行制作包装，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之中保持强烈的刺激感与新奇感。中国主旋律电影作为具有特珠语境的电影形态，在融入了类型元素与外来文化后，疆域与前景变得更加开阔。
二、人物塑造与大国形象的视觉化呈现
近年来，我国主旋律电影已摒弃了过去扁平、两极对立的“高大全”或“假恶丑”的人物设定，在人物塑造方面趋向于展现人性的复杂性与多维度。创造出一批个性十足，甚至带有痞气、邪气却充满人情味儿的经典形象，深受观众喜爱。
在《湄公河行动》中，正面人物的个性塑造较为完善突出。两位男主角一出场就显现出强烈又独特的硬汉形象。云南缉毒总队长高刚倔强、不拘小節、特立独行。卧底方新武的出场也让人印象深刻，在泰国彭世洛集市抢污点证人继而严刑逼供的那场戏中，他机敏灵活、果敢决绝，行事手段甚至处于灰色地带。这样的人物塑造跳脱了政治语境的捆绑，将英雄拉下神坛，赋予其个性化与人情味，实现了传统警察形象的突围。
导演通过高刚与小女儿的情感联结展现他柔情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令人物形象更接地气，亲切可感。而方心武与前女友的情感线索形成叙事支线，不仅为其行为提供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导演对市场与受众的迎合态度。较为遗感的是，导演将拍摄重心放到了动作与场面设置上，文戏一笔带过，造成人物塑造方面仍显得单薄，有标签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没有止步于主要人物的描摹，而是对多个重点角色的人物命运均有细致、鲜活的刻画。例如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一起做饭聚餐的一幕，成员们的性格特质在自我介绍与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被放大展现。另外，在实际作战的段落，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凸显出小组成员训练有素、充满使命感的共同特点。这一人物塑造策略在增添了人物之间兄弟情、战友情的情感维度之上，塑造出一幅英雄群像.展现了我国当代人民警察的时代精神。将我国的大国形象以具体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是，《湄公河行动》中的反面人物塑造偏向脸谱化。例如，大毒枭糯卡出场的镜头设计采用低机位仰拍配合逆光，渲染其狂妄自大、穷凶极恶的人物设定。通过描绘被压制摧残的村民与娃娃兵，放大毒品对人造成的深重毁灭。被毒品控制的娃娃兵失去人性，吸食毒品、赌俄罗斯轮盘取乐，甘作杀人机器、人肉炸弹。这些异化的情节设置打破了禁忌，在一定程度上复现了毒品世界邪恶残暴的原貌。在令观众感受惊愕震撼之余，可以窥见导演的意图，道德伦理的批判明晰可辨。
香港导演林超贤北上操刀演绎中国故事，将主要拍摄地移至国际。既能借鉴香港警匪片的经验，又达到了去香港化的目的，使整部影片的气质更加国际化。不仅在叙事的可能性上展开了拳脚，而且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异域风光与文化产生了陌生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电影的可观看性。
《湄公河行动》的视听语言风格杂糅了香港警匪片与好莱坞特工片的类型特征。占据影片最大篇幅的是林超贤最擅长的火爆动作枪战场面。创作团队展现出满满诚意，租下泰国火车站拍摄追击战，包场马来西亚商场实拍枪战爆炸。惊险刺激的飞车追击、近身格斗、丛林野战、水上火并等等战斗设计层层升级，极具张力。制造出以暴抗暴、以武制武的戏剧冲突。散点与凝聚并存的结构排布，配合短平快的蒙太奇，高密度地轰炸着观众的感官，带给观众一种浸入式的全盘体验。
以视觉效果为中心，强调感官刺激与快感，极具好莱坞风格。但是在满足受众消费欲望的同时，整体叙事模式却显得过于直白单调。然而其中两场戏的设置仍然充满亮点，一是周密策划的赌场营救失利，二是商场谈判败露，一反传统主旋律电影战无不胜的套路，将紧张情绪推至顶点，成功突破了观众的心理预期。完美的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到扣人心弦的视听盛宴中。
三、主流价值观的文化投射
20世纪90年代的主旋律影片往往囿于强硬输出主流价值观的审美困境。从美学的角度上来说，这些主旋律影片，由于先验的道德化主题，生存现实很难不是一种被道德净化的自我封闭的符号世界，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权力较量、人们实际的生存境遇和体验都被淡化，社会或历史经验通常都被简化为冲突一解决的模式化格局，相当一部分影片不仅叙事方式视听语言相对单调和陈旧，而且人物形象由于被道德定位，其内在的人陛困惑以及必然要面对的外在环境对人格的压力，在影片中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物被先验地假定为既不受来自本性的个人利益驱动也不受来自外界的利益分割的诱惑的“天生好人”，往往缺乏立体性而成为一个平面化的伦理符号。[3]
而《湄公河行动》一片以精彩刺激的类型电影叙事来包装主流价值观内核，抹去了意识形态的生硬印记，潜移默化地进行文化投射。戴锦华曾提出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要思路是关注文本中“没有”讲述的因素——关注那些意味深长的空白，即“结构性裂隙和空白”。[4]在影片的开端部分，是直自传递主流价值观的集中段落。序幕由多个人们吸食毒品的画面组接而成.甚至包括儿童吸毒的画面。直指滥药这一社会问题的严峻性，以及惩冶犯罪的正义性。
布尔迪厄曾经指出：消费是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也就是一种译码或者解码的行动，而这便要求实践地、无误地把握一种密码或者代码作为其先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看（voir）的能力即是知识（savoir）或概念的功能，也就是词语的功能，即可以命名可见之物，就好像是感知的编程。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文化能力，亦即拥有用以编码艺术品的代码，一件艺术品对他而言才具有意义和旨趣。[5]
受众通过情感共振，进而理解、接受影像所传达的语义。在影片中，导演敏锐的抓住了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透过中国特警演习、公安部会议以及实际作战等情节，集中展现我国在捍卫国土国民安全时坚决以暴抗暴，以武制武的态度和雄厚、现代的武装实力，从而彰显我国的威慑力。当郝部长说出：“当国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不会坐视不理，我们会以武制武，出动最精锐的缉毒人员，全力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通航。”字字铿锵，掷地有声。这句台词所蕴含的分量使其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有力地传达出国家保护人民的承诺与大国气质。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具有正向性与普适性，符合当代受众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民族自信的社会心理预期。从而获得广泛的情感认同，成功破除了人们对主旋律电影的固有偏见。
结语
林超贤的电影《湄公河行动》在票房与口碑上均取得了良好成绩，是主旋律电影的一次成功轉型，体现着中国式大片的现代性特点。本片在内容上高度观照我国的社会现实，利用精致的艺术加工用心讲好中国故事。在视听语言上追求刺激震撼的极致效果，形成鲜明的特征与风格，彰显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在视听语言方面做出有益的突破与尝试，延长了影片的艺术生命。
主旋律题材在创作观念与运作方式上的突围是需要胆量与坚持的，创作团队跳出安全的陈规套路，坚持不做红头文件，用刺激震撼、扣人心弦的类型叙事制作出质量过硬的商业大片。
正是《湄公河行动》顺应当代观众影像消费逻辑的转变，拓展了市场体量。主旋律电影不再是宏大政治叙事的附庸，而是将其意识形态表述与精神诉求巧妙融入叙事底层，大国形象、家国情怀与主流价值观自然流露，从而被受众欣然接受。
参考文献：
[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8-29.
[2]贾柏青，贾磊磊.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527.
[3]尹鸿.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J].当代电影，2001（1）.
[4]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90.
[5]（法）布尔迪诺.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M].朱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