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公孙龙的“同异”观
李晓慧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们就社會问题和人生问题发表着各自的见解。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派别共有九家，其中就包括了道家和名家。道家经典《庄子》和名家经典《公孙龙子》中都讨论过“名”与“实”、“同”和“异”等概念，其中庄子关于问题的讨论主要使用隐喻和类比，而公孙龙则主要依靠逻辑的方法来进行陈述式的推理论证。庄子和公孙龙关于“同”和“异”问题的不同见解和论证方式，事实上反映出了两个学派之间思维路径的差异。
关键词：庄子;公孙龙;道家;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2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7-0051-02
名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充满理性和科学精神的一支，其逻辑思想在当时以及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占据着独特的地位。道家保守主义的学说也天然带有冷静、消极的特质，《庄子》中的言论大多具有批判性和解构主义倾向。名家和道家的思想有一些内在的相似性，但是体现于外在则更多的是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从根本上来说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简要阐述了公孙龙和庄子对于事物之间“同异”问题的看法，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述名家“外向型”与道家“内向型”的不同思维路径。
1公孙龙的“同异”观概述
1.1“白马非马”
《公孙龙子》中记载了战国时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诸多辩题，“白马非马”是其中的名篇。公孙龙在论证“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时首先对“白”和“马”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澄清：“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1]接着又从“白马”和“马”两个概念的外延方面进行了区分：“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1]得出结论：“马”和“白马”内涵和外延均不相同。进而得出“白马非马[2]”。
公孙龙从概念入手，运用逻辑的方法对“马”和“白”，“白马”和“马”两对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针对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了论述，而避开了对二者之间逻辑与事实上的包含关系的说明，这种差异性是以割裂二者之间的同质性为基础的。
1.2“离坚白”
《公孙龙子·坚白论》一文的论证对象是一块坚硬的白色石头，公孙龙认为这块石头的“坚”和“白”两种特质是互相分离的：“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无白也[1]。”得出结论“离坚白”。通过对“坚”和“白”两种特征向人的显现方式即人的触觉和视觉的分割，否认了这块石头的“坚”和“白”两种特质的同时显露。同“白马非马”一样，“离坚白”也与人们的生活常识相背离，因为“坚白石”和“白马是马”在常人看来是正常且合理的。
以上两个命题是《公孙龙子》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论题，可以看出公孙龙关于“同异”问题的看法是着重强调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命题和论述从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入手，通过一种分离的思维来说明一事物与另一事物的不同之处而避谈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共同点。
2庄子的“同异”观和对名家的发难
《庄子·德充符》中记载了庄子关于“同”和“异”问题的讨论：“自其异者观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观之，万物皆为一也[3]。”此处原文是庄子借孔子之口来表达自己对于“同异”问题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庄子的相对主义倾向，即在宏观层面对物与物之间差别性的完全否定。庄子善于运用极限思维，将事物之间的差别无限放大或缩小，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相对主义。
庄子也对当时的一些学术流派进行了批判：“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3]。”庄子认为当时儒墨两家对问题的讨论遮蔽了“道”本身，正确的做法是要保持内心的澄明来体会“道”的真正内涵，而不是执着于对具体事物的争论。庄子也对名家进行了发难：认为以“马”论证“非马”，不如以“非马”论证“非马”;以“指”论证“非指”，不如用“非指”论证“非指”;“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3]。”从中可以看出庄子对名家玩弄语词概念的否定，也体现了庄子对认知事物本身的消极思维，即庄子意识到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在宏观范围上的无意义性。庄子也对公孙龙的“坚白论”进行了批判：“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3]。”认为公孙龙陷入了对是非的偏执之中，这是对“道”本身的偏离和违背。
道家对事物之间“同异”问题的消极思维取消了名家逻辑学的意义，这对于知识的增长是一种遏制，也与道德经中“为学日益，为道日损”[4]的思想相呼应，即道家天然的消极思维带有一定程度的反智主义。另一方面，老子对于知识也抱有一定的成见，认为这种对外在知识的追求容易使人们丧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慧智出，有大伪”[4]。作为知识的逻辑学事实上也是被道家所抛弃的。
3名家与道家思维路径的差异性
3.1名家“外向”型的逻辑思维方式
总体来说，名家的思想是一种“向外”的思维方式，即假于外物，借助逻辑学的方法来认知世界，是一种逻辑思维、科学思维。名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语词和概念，希望通过对事物“名”即概念的澄清来达到对事物本身的认知。名家对于人的理性和认识能力有一种天然的自信，他们认为通过概念的定义和逻辑的推理就可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知。
名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讨论逻辑问题的学派。名家与其同时代的墨家都重视名实问题，目的是理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区别，使得概念的本意得到澄清。公孙龙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于事物的“名”与“实”有一些偏离事实的理解，希望通过概念的界定使得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得以清晰地显现。《公孙龙子》中的论题整体上是运用逻辑的方法进行偏颇的论述进而得出有悖常识的结论，这对引发人们关于“名”即概念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名家的论述方式是推理论证，平铺直叙，论证过程非常严谨。虽然他们的逻辑推理停留在概念层面，但是其中蕴含了深刻的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批判思维，并非单纯地挑战常识或者玩弄语词概念。而名家在语词上面的执着最终反而使得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更加混乱了，这也是后来名家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3.2道家“内向”型的法象思维方式
與名家相比，道家的思维方式是“向内”的，即主张内求。《庄子》中关于“丧我”[2]“坐忘”[2]和“心斋”[2]的论述可以看出道家主张回复到内心的一种澄明的状态，保持内心的自然和本真来对抗外物。《道德经》中“专气致柔，能婴儿乎[3]？”也有一种超越和排斥外物的倾向，即追求自然，排斥人为。道家不将语词和概念作为主要关注对象，甚至不关注具体的事物和知识，而是专注于对一种更为宏大的、更宽泛意义上的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即宇宙论和人生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讲，道家更像是充满思辨性的人生哲学。
《道德经》中箴言式的命题以及《庄子》里面大量的隐喻和类比，可以看出道家的“法象思维[5]”方式。其中“法”即“效法”，法象思维方式即运用类比的方法，用一个事物来解释另一个事物，而不对其中任何一个事物或概念进行单独的阐释和深入剖析。《道德经》作为道家经典，全篇都是“是什么”的命题，而没有“为什么”的论述。《庄子》中的道理蕴含在一则则故事中，这种“比兴”的叙述方法正是庄子所主张的“得意而忘言”[3]。老子和庄子不仅认为“道”不可论证，甚至都认为“道”是不可“言说”的。《道德经》开篇就明确提出“道可道，非常道”[4]，庄子也认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3]。即“道”只能用来体悟，而不可言说。“道”一旦被言说，就会脱离道本身，“语言”和“道”天然就是割裂的。这与名家的论证方式完全背离，名家的方式是用语言将概念的定义讲清楚，道家“道的不可言说”则是直接取消了名家对于概念进行澄清和说明的可能性。
4结语
总体来说，公孙龙关于事物“同异”关系的看法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而庄子则更倾向于论述具体事物在宏观意义上的同一性;名家的思维方式是以逻辑学为主的科学思维，道家的思维方式则是以隐喻类比为特征的“法象”思维。
按照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公元前600年到前300年是世界思想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繁荣的时期。这时期名家的“辩士”开始关注逻辑方面的问题，名家与墨家的逻辑学说是我国逻辑学的滥觞，他们朴素的逻辑思想中蕴含着强大的科学思维。而在后世由于各种原因最终两家均未成为主流思想。随着名家的没落，中国的逻辑学逐渐陷入了停滞，取而代之的是儒释道等主流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儒释道等学说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在不同的时期被官方定为正统。其中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的本土学派，二者入世和出世的思想相配合基本上可以解决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人生追求和道德理想所需要的精神力量，而名家和墨家的逻辑学逐渐鲜有人问津。今天学术界有所诟病的中国逻辑思想和科学思想的缺失，事实上也是历史的选择和哲人们的有意遗失。历史最终没有选择重视逻辑学的名家，而是选择了以“法象”思维为特征的儒家和道家，或许从一些艺术作品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中国的水墨画不重写实而重写意。农耕文明背景下国人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天性，使得他们对冰冷的规则和理性不大感兴趣，而道家的浪漫主义气质恰好符合了国人的审美取向，以至于汉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地位之后，道家学说依然在各个时代被人们选择和发扬。
参考文献
[1]公孙龙.公孙龙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庄子.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老子.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李晓春.张载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冯契.冯契文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责编：周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