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的孝道思想
郑俊一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对于整个社会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得这一时期世家大族的孝道思想在实践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琅琊王氏作为当时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分析其孝道思想的演变可以加深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琅琊王氏;孝道思想
中图分类号：B235 ?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3-0095-02
一、绪论
孝道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之一。如果说“忠”为公德的话，“孝”就是与之对应的私德，可以说传统士大夫的标准就是孝以治家，忠以奉公。“忠”和“孝”并为士大夫的德行标准，而“忠”又始终放在“孝”的前面，所以社会上也一直将倡导忠君思想放在第一位。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局势和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孝道思想的地位却不断上升，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取得优于忠君思想的地位。同时孝道思想在社会思想上地位的上升与世家大族集团的形成同步进行，相互影响。琅琊王氏作为当时最为显赫的家族，在其家族形成的历程，也恰好可以看到孝道思想的不断上升的轨迹。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思想的研究，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君父先后论进行了初步论述。李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行”》中认为这一时期孝思想的重要特点为孝思想的广泛化和平民化。对于孝思想盛行原因的研究。这个问题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争议也比较多。唐长孺先生认为社会的动荡、政局的纷乱以及门阀士族的兴起为其原因。胡和平认为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朝代的更迭。李洁、邵正坤等人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为稳定社会而大力提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二、孝道门风的树立
早在汉代，就有郡国举孝廉的制度，郡国可以向朝廷推举辖区内孝行卓异之士，朝廷会给予一定的官职。不过举孝廉的选拔制度在整个选官制度中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并没有成为人们特别重视的科目。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孝道思想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前代，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这样一种状态的出现既与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孝道有关，也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实行中正官的制度，中正官查访其故乡有令德之人，上报朝廷，朝廷据中正官的评判授予一定的官职。在中正官的考核中，孝道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标准之一，很多人正是因为行孝而受到乡里清议的褒奖，在乡里名声鹊起，获得中正官的赏识，从而被征为官进入仕途。琅琊王氏家族的发展基本上也遵循了这样的路径，王氏家族开始崛起于王祥。史载：
祥性至孝。早丧母，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以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刨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得黄雀数十飞入其幕，复以佚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致如此。[1]（P.987）
《晋书》中的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王祥能够列在二十四孝之首也必然有突出的孝行。王祥以孝闻名后，当地的官府便多次征召，但是他直到继母去世后才入仕。纵览其为官之政绩，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却能在晋武帝之时“拜太保，进爵为公” [1]（P.988）他最大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孝行。魏晋两朝的建立都不是正常的程序，强调忠君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难得支持。所以两朝均对孝道思想极力加以推崇。正在这个大环境下，王祥闻名乡里的孝行正好符合了魏晋时期“孝之天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也促进了行孝闻名的士人走上庙堂。当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阙朝会礼，请免祥官” [1]（P.988）时，晋武帝的回答是“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也”， [1]（P.988）所谓高行就是孝行，这里晋武帝把给予王祥高官的原因说的很清楚，那就是树立孝道的典型，倡导全社会实践孝行。“孝”思想在王祥的遗令中表达得更加明确：
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1] （P.989）
遗令中无疑饱含了王祥的从政经验，提倡孝悌之义而不提忠君的思想。如果王祥像祖上王吉等人那样坚定地履行儒家的“忠君”的思想，那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政局当中就会有被迫害甚至遭到灭门的不幸。王祥自己实践也告诫子孙，要求他们坚持儒家的思想，即孝、悌、信、德，把“孝”作为从政和处理家族关系的原则，这样就可以迎合魏晋统治者推崇孝道的风气，避免了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从而可以确保家族在政治上获得最大的利益。王祥的弟弟王览，同样以“孝悌”闻名于当时，“览孝友恭恪，名亚于祥” [1]（P.990）《晋书》中记载了王览保护王祥免受母亲的虐待，是以“悌”而出名。王祥入仕之后，王览也被召入仕。
王祥和王览兄弟二人开创了王氏家族的新一代门风，放弃了祖上的忠君思想，把“孝”作为治家、从政的根本思想。这样的一种门风，适应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变动和政局变革。以后无论朝代更替，政治斗争复杂，王氏家族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获得更大的权势，与其家教门风的改变是分不开的。
二、孝道门风的维持
王氏家族发展到王戎、王衍、王澄这一代，三兄弟在从政中处处体现了“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 [1]（P.990）的家训。他们三人通过互相褒扬，互相提升他们的名望，从而维护了王氏家族的整体利益。
王衍年少而声名卓著。晋武帝向王戎询问王衍的情况：“夷甫当世谁比？” [1]（P.1236）王戎的回答是：“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 [1]（P.1236）王戎对王衍大加推崇而毫不避讳，对王衍的品行大加赞赏，这恐怕是当时世家大族内的普遍现象，竭力提高了族人王衍的名望，无疑对其仕途发展有很大影响。王氏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提携，互相褒扬，这是遵守王祥遗训，笃行孝道的结果。所以当王衍身居高位时，也向世人称赞王澄，极力提携王澄，而王澄也大力宣传王衍的德行。“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尝为天下士人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 [1]（P.1239）王澄也对王衍的品行进行赞扬。
兄弟三人这种互相推崇在当时注重家族名望的情况之下提高家族的名望是很需要的，特别是长辈对于后辈的褒扬和提携，更是后人博取名声，进入仕途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琅琊王氏家族当中实行的这种互相推崇的行为，与朝廷似乎并没有多少利处，但是对于维持自己的庞大家族确实不可或缺的。而且这种相互间的推崇有赖于孝悌思想的维护和促进，王氏族人之间这种良好的关系得以维系、发展，其思想之根源都在于“孝”。
东晋初年时，王衍乘京师发生动乱，主张依靠方伯的力量来匡救，却将自家的王敦、王澄派到具有重要地位的荆州和青州，与王衍内外呼应。就有人批评他“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 [1]（P.1237）国有变乱，身居宰辅，本当竭力平叛，却先给自己留后路。王衍的行为虽然为人诟病但是在王氏家族所信奉的价值观看来却是很正常很应该的，而当时其他世家大族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他的行为可以维持家族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其在家族内部的孝行也完全没有脱离先祖的遗令。
三、孝道思想的极端化
正是由于王氏后人对王祥遗训的遵从，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始终坚持以“孝”为重，才使得王氏家族得以顺利发展，进入东晋后，王氏仍然遵守家训，但是曾走上了极端。东晋初年，政局不稳，王敦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动荡的局势中大显身手，也把王氏家族的权势推上了顶峰，促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形成。王敦的权势膨胀逐渐产生了不臣之心，“敦素有重名，又立功江左，……遂欲专制朝廷，存问鼎之心。” [1]（P.2557）王敦权势的过度膨胀威胁到了司马氏的统治，不久即掀起了第一次叛乱，结果叛乱以失败告终。后来王敦第二次叛乱，又意欲篡代。但是其他的世族大家都支持晋元帝，王导也反对他，叛乱最终失败。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王敦为了自己也是家族更大了利益，产生僭越之心，这种行为也是遵循了家训“扬名显亲”，是对家族的“孝”挑战对皇帝的“忠”的一次尝试，是孝道观念在世家大族身上的一种极端化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发展对王权形成了挑战，世家大族作为一个稳固的政治集团出现在政治活动中的极端膨胀势必对王权产生威胁。而世家大族形成发展巩固的主要思想基础就是孝思想。“孝”本身就是一种家庭间的伦理道德，魏晋时期孝治天下的政策又加强了这种观念，使得“孝”在世家大族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备受其崇尚，另一方面，“孝”也加强了家族的力量，维护了世家大族的利益。由于王导为了家族整体的利益果断地站到皇帝的一边，积极参与平定叛乱，也由于王氏家族在政治中的广泛影响力，所以王敦的叛乱并没有对王氏家族整体的利益造成危害。
四、结语
从魏晋到南朝，王祥、王览开创于前，王戎、王衍、王澄继承于后，永嘉南渡以后，王敦、王导权倾朝野，竟达到“王与马共天下”的形势。琅琊王氏家族的兴盛与其传家思想中重视孝道而相对轻视忠君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进入南朝以后，王氏后人仍然能够坚持王祥的遗训，以“礼”、“孝”作为指导，继续维持了家族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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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