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档案,一本难念的经

    姜龙飞

    一

    口述档案,或曰口述历史,现在很热,做的人很多,但这个事情的名声不太好,质疑声不断。这是一本难念的经。说实在的,根据我自己的实践,口述档案,包括回忆录,的确有许多弊端,需要我们随时提醒自己不可轻信,这个东西常常靠不住。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状况是,口述档案肯定要做,必须去做,它的历史价值毋庸置疑。其面临的危机,不在于做不做,而在于谁来做、怎样做。澳大利亚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曾经很尖锐地讽刺说:“口述档案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这,至少应当是我们随时警惕的。

    且举两例我自身的所见所闻。

    吾性愚钝,原以为上一个、再上一个世纪的故人旧齿,总该嘴脸靠谱、模样定型了吧!一轮轮江山代谢,几辈辈披沙拣金,还不早就把那些历史的过客看得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忠奸真伪俱已盖棺论定!吾辈晚生只需坐享其成,接受现成的答案便是。

    但是且慢。答案的确有过,史德却常遭忽悠。

    十几二十年前访问一位老先生,听他大侃从报效法租界捕房,到出息成和洋人平起平坐的华裔督察,往事骄人,眉飞色舞。其自诩当年是何等的酷求进步、急公好义,为中共地下党效力卖命,不惜冒着极大风险,掩护过的我党潜伏精英个个如雷贯耳。一席访谈,令我对老先生肃然起敬,为他此后身陷囹圄20多年的遭际大呼不平。不料时隔未几,我就在另一次完全不搭界的查阅历史档案的过程中,极其偶然地、着实意外地看到了这位老先生的大名。抗战胜利后,此老因汉奸罪,被上海地方法院判刑三年。原来上海沦陷期间,他曾出任日伪警察分局长,和小日本傍肩共事,其形其迹,连国民党都不屑与容啊!

    如此旧愆,老先生对我当然绝口不提。我也全然忽略了其所枚举皆为孤证,斯时人间竟无活口可予证实。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有媒体突然报道重庆一位国民党老兵临终前的口述,称当年身为国军中尉的他,率领一个工兵排,载锹载划,衔枚夜出,硬是靠人工掘开花园口黄河堤坝,以水代兵,挡住了西进的日军。

    读到这样的报道,真是让我啼笑皆非。说来也巧,花园口决堤档案,偏偏是我曾经查阅过,并且认认真真作过摘录的。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记载,1938年5月末,沿陇海路西犯的日军连陷归德(商丘)、睢(suī)县、兰封、杞(qǐ)县,直逼开封,拟取郑州至许昌之线,“最后由西安略取汉中,进而窥伺我西南大后方”。走投无路之际,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掘开黄河南堤,将日军隔绝于豫东,俾郑州得以保全。

    最高统帅部命令下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即令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定于6月4日午夜12时掘堤放水,选址中牟(mù)县赵口地方。

    4日上午6时,商震所部53军的一个团开始行动,然而直至5日上午,坚固的赵口堤防仍未掘开。蒋介石在武汉得悉后,打电话申饬商震:“严厉督促实行。”商震连忙加派39军刘和鼎的一个团,并“悬赏千元(后增至两千元),期于当夜工程完成”。经用炸药爆破,至晚8时许,堤防掘开,开始放水,然而仅流丈余,便因“缺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竣,遂致倾颓,水流阻塞不通”。第一次决口失败。

    无奈,刘和鼎只得“在第一次决口迤东三十米处,另派一团作第二道之决口”。然而口子掘开后,“起初水势甚猛,后以颓塌阻塞”,决口再告失败。蒋介石闻讯后,“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况”。同时命新8师蒋在珍部,着即前往增援。蒋在珍以为,赵口选址欠妥,建议另择花园口作第三次掘堤。6月8日, 蒋在珍的两个团,分由河堤南北两面同时动工,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开,于6月9日午前9时放水。黄河居高临下,最初水势不大,因主流线未南移。至午后1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一泻千里。第二天又下了一整天雨,流量再增,“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豫东大地,顿成泽国。

    此役使日军损失大量兵员辎重,西进计划被迫受阻。然而,溃堤后的黄河水夺路而奔,直泄淮河,沿途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1250万人口受灾,89万人丧生。1947年堵口后,泛区皆成不毛之地,电影《焦裕禄》从兰考摄取的镜头,狂风肆虐、沙尘滚滚,便是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黄河大堤,历经千百年一代又一代人的精心加固,不说固若金汤,但怎么可能由一个小小中尉率领的工兵排,凭借原始的锨镐就轻松捅破了呢?常识咋就那么经不起忽悠呢!

    两位老人如今都已作古,再无可能还史德以贞洁,然而他们留下的种种传奇,直到几个月前,我还在新的出版物中,读到有人将其中一位的忽悠当信史载入……

    二

    当然,口述档案也绝非一无是处,忠实历史、注重史德的讲述人终究还是有的,只是忠诚的程度各有不同。崔永元曾经说过,“民间历史不只是官方历史的补充,有时候还是一种更正”。他们的口述基本或大部分可信,这些口述构成了我们了解和还原历史的重要依据。

    同样举我的亲身经历。

    三年前,我参加过上海市公安局组织的一次离退休老干部征文评审,此后结识了该局离休老干部王征明。王老当时已高龄92岁,但精神矍铄、头脑清晰,特别是记忆力惊人,六七十年前的人物、事件,照样脱口而出、如数家珍。

    王老出生于1923年,15岁参加八路军,16岁入党,1940年转入新四军,抗战期间历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科员、8师侦察参谋、军部侦察处副科长、情报处一科科长等职,参加了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爭。上海解放后,历任市公安局社会处三室主任,政治保卫处副处长、处长,1954年4月调公安部,原拟任二局副局长,因受牵连而实任二局情报室主任。1955年4月5日,作为潘扬冤案主要骨干被捕,关押6年零1个月,“文革”期间再度被捕,关押7年半,先后两次,在北京功德林和秦城监狱度过了漫长的13年零7个月。1983年彻底平反,调回上海,任上海市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副主任。现离休。

    多年来,王老一直有个愿望,即完整地记录下那段历史,特别是1949-1955年上海解放初期隐蔽战线的斗争史。然而非常奇怪,尽管平反以后他亲手动笔,或口述介绍过其中的一些片段,但都是零星的、碎片式的,其完整再现这段历史的心愿竟然始终不能实现。而这段历史因为潘扬冤案的发生,长期以来被基本掩盖和抹杀了,王老认为这是对历史极大的不负责任。

    经过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和公安书刊社的撮合,我被推荐为再现这段历史的执笔人。

    说实话,经过长期的观察和体验,我对纯粹以个人为对象的历史写作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只要面对个人,即使你不想造假,假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对记忆天然具有一种筛选本能,会下意识地趋利避害,留存对自己好的、有益的,去除坏的、不利的。当他将这些经过筛选的记忆表述出来,你就只能获取他所谓的正面记忆和叙述,而不可能反之。可以说,凡是针对个人的单一记述,无论正面或负面,最后形成的记忆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因而也是扭曲和失实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量口述、回忆录等等,都有这个毛病。要么好上天,要么坏到根。但是哪有一个政治人物会如此单一呢?因而我虽然被推荐,但心里很犯踌躇,充满戒备。

    经过和王老一段时间的直接接触,我最后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次委托。关键理由如下:

    我原来以为自己将要写作的是一部有关王老的个人传记,但实际不是,王老的愿望很明确。由于潘扬冤案的发生,1949-1955年的上海隐蔽战线斗争被严重遮蔽,至今没有得到完整记录,一旦他们这些人全部老去,这段历史将彻底断裂,而现在,曾经亲历这段历史的,全上海只剩他一个人了,为此他忧心忡忡。他不是要记录他个人的丰功伟绩,而是要为一个群体树碑立传,为一段被人为忘却和抹杀的历史唱一曲悲壮的挽歌。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有醍醐灌顶之感,非常震撼,对老人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代表的,是无私无畏,既有信仰又有智慧的真正的老一代革命者,而不是那种假模假式的党棍和政客,那种人心目中只有利益,没有信仰。具有王老这种襟怀的共产党人,现在恐怕是寥若晨星,想找也难啦!

    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准备,2015年12月我开始正式动笔,半年后,全书完稿,取名为《血照汗青——1949-1955上海公安隐蔽战线斗争史》,全书21万字。去年5月底分送王老和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审阅。王老的审阅意见很快就出来了,除了作部分微调外,老人对全书说了很多赞誉之词,倍加肯定。而送市公安局的稿子,至今还在国保、安全、机要等部门转,没有下文。王老本人业已催促多次,仍然看不到明显进展。

    三

    尽管这部书的写作对象是上海公安隐蔽战线这个群体,但群体都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因而写人必不可少。其中,有关潘汉年的书籍文章已经出了不少,因而我作了写意式的处理,基本上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在了对扬帆、王征明,以及李涤非、钱明、桂苍凌(即杜宣,著名剧作家)等人的记录与追述上。他们是一个群体,是1949年进城以后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后改政保处)的主要成员,而这个处,职能相当庞大,基本综合了当下公安部门刑侦、治安、政保、国安、技侦等多部门的工作。上海市公安局1949年6月成立的时候,除了李士英局长和扬帆副局长,下设只有7个处:秘书处、人事处、社会处、刑警处、行政处、消防处、供给处,组织机构极为精练。可以说,社会处为建立和巩固刚刚到手的中共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这个处的成员后来被一网打尽,现在除了王征明,其余人都已驾鹤西去。

    暂且撇开对口述档案一般意义的阐述,我感觉,口述档案的最大好处,那就是借助亲历者的语言、表情等等,你可以听到或看到一个鲜活的历史现场,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扬帆这个人物,王老在新四军时期就跟他在一起,进城后,扬帆是首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王征明是三室主任。1950年初,首任局长李士英调任山东省公安厅,扬帆继任局长,王征明接任政保处处长。

    扬帆是个才子,正宗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事实证明,凡是才气过人的人,几乎人人个性十足,扬帆也不例外。锋芒毕露、桀骜不驯、认理不认人等等,在他身上显得尤其突出。采访中,说到扬帆,一次我问王征明老人,他的脾气好像蛮大?王老呵呵一笑,说,那脾气大了去了!扬帆的确谁都不怕,连皖南事变后的代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他都敢公然顶撞,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原因是和工农出身的老红军合不来。但这个理由摆不上台面。扬帆自己也不断自我检讨,曾经痛心疾首地反省道:“闲来无事恨重重/十万悲欢一瞬空/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狂人故态抛难尽/名士歪风整未穷。”

    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很难交融,在中共党史中屡见不鲜。撇开其他方面的影响不谈,这种冲突往往影响到许多人的个人命运。面对扬帆的“臭脾气”,陈毅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工作,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告诫他:“你这种人,在古代叫名士,在旧社会叫狂人,就个人主义讲高超可爱,在党内来说,党性不强,皇帝老爷要杀掉你,蒋介石也要杀掉你,曹操之类的领袖也杀杨修,只有在毛泽东的党里你还不要紧,如不改正,亏总是要吃的。” 黄克诚的话,至少部分预测是准确的,扬帆不仅吃亏,而且吃了大亏。从某种意义上说,性格决定命运是有道理的。这些细节,如果不是口述者的描述,在正规出版物中往往读不到,或被某些历史著录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对这些细节特别感兴趣,它对我有历史带入感,是感28真实的一個重要触点,让人有触摸到岁月肌肤的鲜活感。

    王征明本人也是殊为不凡。他的突出之处有三,一是直接参与了1948年对国民党济南守将吴化文的策反,促使其在济南战役打响后,率部2万余人起义。陈毅对此有过评价,认为此举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即使全国解放后山东老百姓组团南下,强烈要求清算吴化文,也被陈老总坚决制止。共产党人不能言而无信!吴化文部后改编为解放军第35军,是攻入国民党南京总统府的第一支部队。已故著名油画家陈逸飞的大作《占领总统府》,画的就是这支部队。二是深入敌后,直接指挥了1949年4月大军渡江时的江阴炮台起义,致使一个师的国民党炮兵一炮未发,拱手让出江南门户。三是在潘汉年、扬帆的领导下,亲身参与并指挥了上海解放初期所有重大案件的侦破,如八次针对陈毅及华东局高层的刺杀案、“二六”大轰炸敌特电台案、新中国首起中情局间谍案等等。

    王老今年已是95岁高龄,依然头脑清晰、声若洪钟,身体之健朗远在一般老人之上。我最近刚收到他写的《法欧纪游》,长达3万多字,虽然写作时间是7年前,但老人对旧稿又做了整理修订,文笔之细腻,记叙之周详,实非一般游记可比,可见其思维之清晰、体魄之硬朗。我由衷祝愿老人健康长寿,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性标本,永远屹立不倒。我也将继续追踪记录下去。

    找到并且找对一个口述对象,得以将这本难念的经继续念下去,既是我个人的幸运,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幸运、国家和民族的幸运?至少,这样的口述可以让今天和今后的人们,看清楚原装的共产党人该是何等样骨血,不要被假冒伪劣的赝品弄蒙了圈。

    (作者单位:上海市档案局 来稿日期:2017-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