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在多彩文化中争夺话语权
张爽
摘要：西方的新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主导着当今世界的文化，通过文化剥夺实现文化的西方化，进而否定其他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然而，文化是多彩的。文化的多彩性既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同时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超越，它更关注对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尊重与宣扬。在西方话语权统治下，中国需要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在多彩文化中通过自身建设与发展争夺话语权。
关键词：文化；文化剥夺；文化多彩性
西方的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主导趋势。虽然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一世纪遭遇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信誉危机，但是它们对世界的控制权还稳稳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把世界国家——无论贫穷与富有，无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卷入其中，实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军事全球化以及环境全球化等。全球化最终的目标是追逐和实现利益的全球化。在利益的驱动下，新帝国主义展开了对世界的资本剥夺、资源剥夺、领土剥夺、空间剥夺以及文化剥夺。其中，文化剥夺对西方新帝国主义显得格外重要，是新帝国主义凭借文化控制权来粉饰自己的其他剥夺行径的最佳方式。
西方新帝国主义从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优与劣的二元结构出发，宣称自己的文化为普世文化、优等文化、时代文化，其他文化则是狭隘文化、劣等文化、落后文化，所以，西方文化拥有世界话语权，而其他文化则应保持顺从、沉默甚或消失。然而，文化就其本身而言无等级划分。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对文化进行理解。所谓文化的形而上层面是指文化的一般性，即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凝结，每一种文化都是世代生活习俗与信念的积累沉淀。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的文化展现的是文化的普遍性。所谓文化的形而下层面则是指文化的具体展现，即由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地域等因素所形成的具体文化形态和文化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下的文化展现的是文化的特殊性，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地域等的特殊性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所以，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在实践中的累积和展现，文化之争中没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论，只有不同形式的文化之间的争论，文化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平等的。从文化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个层面来审视处于西方文化，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形而上的层面西方文化表达了对生活方式的凝结，在形而下的层面西方文化是一个特殊文化，它与非欧文化共同构成了文化的多样性。由此观之，西方新帝国主义所宣传的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就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其设定的文化的二元对立亦是虚假的对立。
西方文化宣传的理论基调是文化进化论和欧洲中心论。文化进化论强调文化与自然生物一样存在优胜劣汰，文化之间是高级文化替代低级文化的线性的进化关系。欧洲中心论强调欧洲作为世界中心对其他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优越性，欧洲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普适价值，是历史的“终结”。无论是文化进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这两种理论都存在的一个理论倾向是强调文化的时间性而忽视了文化的空间性，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维的上升过程，否定了文化的共时性与共存性的空间维度。文化的空间维度是文化发展中时间点上各种文化的展现，文化的时间性与文化的空间性共同构成文化发展的维度。在时间与空间共同构筑的维度里，每一种文化都是时间与空间交织的结点，共同呈现出文化的多彩性。
文化的多彩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虽然意思相近，但两者是不同层次的表达。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各种文化共存的事实，是一个客观描述。而文化的多彩性则是一个价值评判，进一步强调各种文化共存事实基础上的相互认可和相互尊重，无论是某个地域的文化还是某个时期的文化，无论是存续的文化还是消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价值，都是文化中的一抹新色。因此，文化之间又应该是平等的和包容的。在文化空间化凸显的当代，西方文化强势推进造成了文化不平等的事实，究其原因是西方文化背后强势的经济与政治支撑。正是强势的经济政治推动了西方文化对世界的控制权，也控制了对其他文化的解释权和评判权。所以，在西方新帝国主义的语境里，文化的形而上维度和文化的多样性被剥离掉，文化的空间性被文化的时间性所取代，文化的多彩被还原为西方色彩。文化作为单一的用具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结合转变为文化经济和文化政治，同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剥夺和政治强权形成共谋。
中国文化是世界多样性文化中的一种，是多彩文化中的一抹新色。面对以政治经济强势为支撑的西方文化话语霸权，中国需要借助自己逐渐强大起来的经济政治力量争夺自己的话语权，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当代“中国热”中进行冷思考，重新审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种种描绘。我们不应该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积极评价中即认为中国已经具有了重塑世界格局的能力，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主导权的实力，与新帝国主义抗衡的角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的成就还很脆弱，中国的成长还受到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钳制，中国努力创造的和平环境经常遭到破坏，因此中国要想保持成绩继续发展就显得更为艰巨。同理，我们也不能在西方国家的质疑与否定声中裹足不前。我们分辨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描绘并不意味着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中国毫无意义，也不是说世界对中国的存在与发展毫无意义，中国不需要世界，而是旨在强调，中国需要找到自己存在的真问题，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并着手解决真问题。
第二，放宽视野，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发展之中，把中国的特色与世界形势相结合，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关注的事情也关系到世界其他国家。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有时强调的“中国特色”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倾向，即忽略从全球化背景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把中国的问题当作中国自己的事情，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特色”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所以，为了避免这种自说自话的“中国特色”，中国需要在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中让自己的“中国特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多种声音中的一个强音，跻身于全球权力话语之中，并从中获得推动自身发展的更多资源和力量。
上面谈到的两点侧重中国话语权争夺中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维度。在与新帝国主义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中国还需要从中国内部、从中国自身获得力量。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讲，抵抗新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最有力的理论支撑就是马克思主义。
批判是马克思一生的工作，批判性与革命性是马克思理论的根本精神。正如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写道：“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1]而且，“如果人们知道如何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1]所以，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也许我们可以夸张地说，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所恐惧的“幽灵”。
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对中国而言则却是中国在历史、当下与未来取得胜利的法宝。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建立的，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取得成就的，所以，中国要实现在当代抗衡新帝国主义，在未来战胜新帝国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非常坦诚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一个来源是共产党合法性的一个条件，正如共产党作为重新实现民族富强的政治代理人的地位也是共产党合法性的条件一样。不把革命的过去看作是必要时可以用来应对当前问题的记忆和政策的仓库，是愚蠢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语言的继续贡献同样是愚蠢的。”[1]
中国向新帝国主义争夺话语权的实践力量来自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延续和发展。中国曾经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出了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主权上保持独立和完整，维护国家利益，拒绝国外干涉；在经济上鼓励自主权利，动员国家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排除对外资的单方依赖，摆脱西方的经济控制；在社会生活中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警惕和铲除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对中国社会稳定的破坏；在文化上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正是中国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展现的独立性、自主性，才使中国对西方具有了吸引力。在当代，在自主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是中国在世界上夺得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最佳途径。我们国家提出了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体现在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四个方面。那么中国的特色是怎么产生的？对此的回答是，中国的特色不是我们回头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故纸堆中翻找出来的，中国的特色是中国立足于当下和未来发展、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概言之，中国的特色来源于不断的自主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知识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观念创新、环境创新、形象创新等等。中国的自主创新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活动。
在我们进行自主创新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一种力量，这就是自信力，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自信，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中国自信了，中国才能拥有更强大的前进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自主创新力量和自信力的结合，中国一定会打破西方文化话语统治霸权，在多彩文化中画上自己浓重的一抹。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M].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9.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