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

    杨成文 周晴

    

    

    

    【摘 要】 近年计提商誉减值的行为屡见不鲜,文章以2012—201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誉减值损失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上升,且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越多,审计费用越高。进一步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抑制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但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仅存在于国有企业。

    【关键词】 商誉减值损失; 审计费用; 内部控制质量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09-0033-07

    一、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重大资產重组、要约收购和定增重组呈井喷式增长的背景下,A股市场积累了巨额商誉,商誉减值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截至2018年底,A股市场合计商誉减值金额高达1 629亿元,约占商誉总额的11%。如果将减值金额加回利润表中,2018年公司业绩将增长10%。商誉减值情况直接影响公司业绩,投资者信心和股价波动,自然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在一定运营风险压力下,管理层可能人为控制或调节商誉减值损失的金额[1]。同时,运用商誉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会对审计秩序产生一定影响。2019年3月,中注协约谈会计师事务所关注商誉减值所引起的年报审计风险,包括关注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情况、公司商誉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商誉减值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等。审计师对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应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深入识别或评估商誉带来的与财务报表相关的经营风险,慎重应对由计提商誉减值引发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提高审计费用以保证审计服务的质量。

    我国研究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的文献很少,比较早的有朱松等[2]以2001—2007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了以资产减值损失形式呈现的盈余管理动机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叶建芳等[3]以2007—2014年度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有商誉公司的审计费用明显高于没有商誉的公司,计提不可核实的商誉减值准备会使得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得出公司治理好的样本会削弱商誉与审计费用间的相关性。所以,研究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无论对实务的指导还是对弥补理论的空白都有迫切性。本文以2012—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对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

    以往国内对商誉减值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商誉减值的动机[4-7]、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或经济后果[8-9]以及从商誉本质或构成分析商誉减值作为一种后续计量方法的合理性与缺陷[10-11]。本文关注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以期丰富商誉减值对公司财务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另外,虽然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审计定价理论,但鲜有文献基于商誉减值这一特定事件,本文从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出发,将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费用放入同一框架下研究,拓展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公允价值计量对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

    自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概念之后,国内关于公允价值计量与审计收费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朱松等[2]将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审计费用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了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资产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之间有更强的相关性。郝玉贵等[12]、张复生等[13]分别以2009—2012年和2012—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也得出了这一结论。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是影响审计收费的两大重要因素。成本效益原则决定了审计成本越高,审计收费越高;风险收益原则决定了审计风险越高,审计收费越高[14]。从审计风险的角度看,公允价值计量给予公司宽松的职业判断空间为管理层舞弊提供了机会,审计的固有限制导致审计失败的概率上升,审计师面临诉讼而遭受巨额赔偿和声誉扫地的可能性增大。审计师通过收取风险溢价弥补可能遭受的损失,增加了审计费用。从审计成本的角度看,由于信息不确定性和大量会计估计,公允价值会计会增加更多的成本费用[15]。有经验尤其是具有公允价值计量经验的审计师通常不仅仅测试企业管理者提供的数据,也会自己估计计量公允价值。另外,公允价值的估计可能参照假象交易,使得获取和评价审计证据的成本上升[16]。

    (二)商誉减值损失、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企业应当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结合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对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可收回金额和账面价值决定商誉是否减值,以此增加商誉的价值相关性,向资本市场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帮助利益相关者决策。然而,有时实际执行情况背离了决策制定者的初衷。管理者利用自主判断和偏误的空间以及内外部信息的不对称多计、少计甚至不计商誉减值使得商誉减值成为调节盈余的有力工具。周华等[17]认为在减值测试中依赖的公允价值存在很多无法有效客观量化的假设性条件,为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卢煜等[18]认为,从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来看,这一空间体现在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中分摊的商誉不符合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程度,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从可收回金额来看,这一空间体现在公允价值和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难以确定上。在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方面,陆正华等[5]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数据对可能存在的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王秀丽[19]以2007—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了盈余管理的指标之一——CEO持股比例与商誉减值负相关。

    学术界对于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关系的主流观点是二者呈正相关。伍利娜[20]以2001年证监会要求披露审计费用的282家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表明年度财务审计费用显著受盈余管理表现之一——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的影响;刘运国等[21]、朱明秀等[14]分别以2003年和2014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证实了在一定程度上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商誉公允价值计量给外部审计甄别商誉减值的合理性带来的难度和增加的成本不容小觑。另外,计提商誉减值可能是基于盈余管理动机,而企业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会增加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审计师不得不实施更多的实质性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且由于一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盈余管理手段比较隐蔽难以发现,项目组在分配资源时需要考虑使用更有经验的人员和更长的时间进行审计以保证审计质量。审计定价主要包括审计产品成本即执行审计程序和出具审计报告所需费用等,预期损失费用即诉讼成本以及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会计师事务所正常利润[20]。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使得审计产品成本和预期损失费用上升,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会提高审计费用。

    企业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合理保证财务报告及其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等。审计师通过了解企业内部控制获取更多和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信息,以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前提下制定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总体应对措施和总体审计方案。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费用越低[22];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越多,审计费用越高[23]。本文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能通过降低企业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来弱化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一方面,对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审计师可以更信赖内部控制而适当缩小实质性程序的范围和工作量,审计成本降低;良好的内部控制也为企业加大了与会计师事务所就审计费用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缓解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管理层利用计提商誉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会受到约束,审计失败的风险降低。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中,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关系能够被削弱。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样本来源

    本文以2012—2018年为研究区间,选择沪深两市含有商誉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样本剔除金融保险行业、ST公司、?觹ST公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37 53个。商誉减值损失金额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所有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Ln fee为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值,用于测量审计师执业的收费定价水平。商誉减值损失设置了虚拟变量(Lmp_dum),即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样本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同时也使用了连续变量(Ln Impair),用商誉减值损失金额加1之后的自然对数表示。内部控制质量采用迪博公司测算的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为消除变量间数量级的差异,本文对该指数除以100进行处理。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的惯常做法,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负债率(Lev)、公司的复杂程度(Ln Vrec)、公司的资产规模(Size)、外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Big4)、审计意见类型(Audit)、公司上一年度发生亏损情况(Loss)、公司产权性质(CN)。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因素的影响,亦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参考叶建芳等[3]的研究,结合我国企业具体情况,为了检验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本文建立回归模型1:

    Ln Fee=β0+β1Ln Impair+β2Roe+β3Lev+β4Ln Vrec+β5Size+β6Big4+β7Audit+β8Loss+β9CN+Ind+Year+ε? ? ? ? ? (1)

    为了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在上述模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构建回归模型2:

    Ln Fee=β0+β1Ln Impair+β2IC+β3Ln Impair×IC+β4Roe+β5Lev+β6Ln Vrec+β7Size+β8Big4+β9Audit+β10Loss+β11CN+Ind+Year+ε? ? ?(2)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可以看出,审计定价(Ln Fee)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2.506和16.365,标准差为0.710,这表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审计收费差异较大;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占到所有样本的12.5%,最大值和最小值变动幅度较大,且结合商誉减值损失占比均值及中位数年度趋势看,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逐年递增,从数据层面表明了本文的研究意義;内部控制水平均值为6.335,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0和9.777,标准差为1.448,表明不同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有较大差别。

    (二)相关性分析

    如表3所示,商誉减值损失(Ln Impair)与审计费用(Ln Fee)的相关系数为0.13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商誉减值损失金额显著提高了审计费用,这与H1保持一致。其他控制变量均与审计费用(Ln Fee)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的符号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自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为0.534,说明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1.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多元回归检验

    为了验证H1,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考察了商誉减值损失(Ln Impair、Lmp_dum)是否影响公司的审计费用,结果如表4所示。两种衡量商誉减值损失的指标与审计费用的相关系数都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比没有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高;且商誉减值损失金额越大审计费用越高。H1得以验证。在控制变量方面,被审计单位资产规模越大,会计师事务所声誉越高,所得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会带来审计费用显著增大;国有企业会使得审计费用降低。

    2.商誉减值损失、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费用的多元回归检验

    为了验证H2,根据模型2进行回归,考察内部控制质量对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调节作用,结果如表5所示。交乘项IC×Ln Impair和IC×Lmp_dum符号均为负,且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可以有效缓解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H2得以验证。

    (四)进一步分析与检验

    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其管理层在经营过程中更加注重企业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性[24,25]。在我国,国有企业除了关注企业自身绩效外,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如提升市场就业率,发展当地经济等[26]。因此,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可能更关注商誉减值损失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危机。那么,不同产权性质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的影响是否会有所差别呢?为此,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别用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的列(1)和列(3)显示,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商誉减值损失和审计费用均显著正相关。列(2)中交乘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内部控制质量弱化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间的关系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这可能是由于当商誉减值损失较高时,国有企业的风险意识会更强,更会管控商誉减值损失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

    (五)稳健性检验

    从样本选择的角度,本文采取较为严格的Bootstrap自助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期校正偏差得到更高的检验力。本文运用Bootstrap法运行1 000次,经Bootstrap自助法检验后,审计费用与商誉减值损失仍然正相关,H1再一次得到验证。商誉减值损失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交乘项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有效缓解商誉减值损失引起的审计费用上升,H2再一次得到验证。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2—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没有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有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审计费用明显上升;并且商誉减值损失金额越大,审计费用越高。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会抑制商誉减值损失与审计费用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抑制仅存在于国有上市公司中。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监管机构三方面提出建议:(1)企业要进一步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抑制管理层利用商誉调节利润的行为,不仅可以降低审计费用还有助于企业长久健康发展。在内部控制建设中,可以学习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2)会计师事务所要适当加强对商誉审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从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远远高于我国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说明大众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认可度相对较低,这不利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有意识地加强对商誉等难度较高的专业领域的培训,增强实力和竞争力,树立良好的品牌和形象。(3)监管机构要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监管,可以着重抽查商誉占比较高的审计项目。基于我国市场的发展现状,商誉的计量涉及大量的主观估计,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和被审计单位合谋,商誉将成为操纵利润的有利手段,影响审计质量,因此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监管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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