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理想的诗意重构
孟萌++李浩
《钢的琴》是青年导演张猛执导的剧情片，2011年7月上映。在这个商业片充斥的时代，这部电影可谓是一部走心的诚意之作。影片以20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讲述陈桂林等底层小人物借钱买钢琴、学校偷钢琴、拉哥们与自己造钢琴的滑稽又严肃的故事。该片一经上映便大获成功，身兼导演和编剧两职于一身的张猛也凭借此片在第七届“香港亚洲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奖特别提名，被誉为“亚洲影坛未来之光”。
近几年，研究《钢的琴》的影评或学术论文颇多，但大都是将该片的基调定位为对那个逝去的工业时代的挽歌，对一种工人阶级精神的赞扬。然而，一部优秀的怀旧影片其内涵假如只是怀旧，那就过于单薄了，首先它必然是受到了当下社会影响的产物，具有当下的现实根源；另外，中国有“以古讽今”的文学传统。以过去某个时代来映射和讽刺当今的时代，以表达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和期许。《钢的琴》最大价值在于对现实的讽刺和批判，无论主创团队在创作这部影片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初衷，不可否认的是，影片客观上具备了强烈的讽刺和批判意味。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怀是《钢的琴》的最终旨归，通过批判，它给人们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电影中大量象征和隐喻手法的运用，激情欢快的俄罗斯和东德音乐配乐以及人物语言的幽默诙谐和行为的不循常规，使得影片具有了诗意的叙事美学特征。导演以怀旧的情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间离与错位的叙事形式，表达了一种生活理想，而影片本身是对这种生活理想的诗意重构。
一、 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间离与错位
张猛出生在东北鞍山，他的童年就是在东北老工业区度过的，所以他对东北老工业区和工人阶级有着很深的感情，这种感情常常体现在他的电影里，《耳朵大有福》如此，《钢的琴》更是如此。《钢的琴》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背景，色调灰沉忧郁，破旧的厂房、脏乱的街区、高耸的烟囱是明显的工业化时代的标志。影片开头，陈桂林和老婆小菊并排站着商量离婚的事，身后一间旧厂房两扇顶棚破旧不堪，如刚双翅折损的老鹰静默地舔着伤口，天空一片灰蒙蒙，这幅画面奠定了整个影片的背景基调。20世紀90年代，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转型的浪潮使得东北这个老工业基地首当其冲，原来的国家重点工业区出现了重工业大量转型、倒闭的景象，工人纷纷下岗再就业，生活艰难，原来一片繁荣热闹的东北老工业区一下子变得凋敝冷清。张猛通过写实的背景布局和特意渲染的沉郁色调，再现了那个时代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场景，轻而易举地就把观众带入了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去了。
如果说以时代、旧工厂、物质（金钱）匮乏等客观性元素再现的工人阶级生活场景，是张猛所构建或还原的物质世界，那么人物则是影片精神世界的主要支撑。影片中没有英雄，也没有什么权贵，只有一群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他们都是下岗工人，而现在他们的身份是乐队的领班、落破的大哥、全职混混或者收手的小偷亦或杀猪的屠夫。当陈桂林提出去学校偷钢琴和自己造钢琴时，这些朋友都主动帮忙，被抓也好，出力受累也好，都没有怨言。他们团结在一起奔着一个目标一往无前，似乎一切困难皆可以克服。他们身上有着与其生活水平极不相称的乐观精神和兄弟情义，敢想敢干的浪漫主义精神与其所处的物质世界有着一定的“间离”和“错位”。
配乐是展现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元素，影片大量运用了俄罗斯和东德音乐。影片开头第二幅画面，陈桂林带着乐队在雨中演唱略带忧伤的俄罗斯歌曲《三套马车》，他们是在为一场葬礼演出，但雇主突然要求换一首欢快点的歌曲，于是，一首广东音乐《步步高》响起，一场凄凉肃穆的丧礼变得滑稽扭曲。夜晚在去学校偷钢琴的路上，陈桂林和他的朋友挤在猪肉王子大刘的运猪车里情绪激昂地唱起了《心恋》，猪蹄也成了他们的麦克风，仿佛他们是在去郊外度假的路上，而不是去做小偷，全然没有和黑夜与偷盗相符的紧张沉闷的气氛。一群哥们替胖头出头收拾欺负她女儿的小青年时，在追逐的过程中配乐是柳拜乐队的Orlyata，节奏明快的配乐把原本凶狠的追逐打斗场面变成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滑稽感十足。影片中人物本身的精神状态和电影配乐与这些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处境的“间离”与“错位”，使一些习以为常的场景变得扭曲、陌生，刺激了观众的神经，滑稽与严肃，怀旧与呼唤成为观众最不易抹去的观影记忆。
二、 呼唤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
电影《钢的琴》通过“间离”与“错位”的艺术手法，构建了一个浪漫的乌托邦。陈桂林和他的一群工人兄弟过得都不富裕，有的人甚至可以用贫穷来形容，王抗美连媳妇都没有，当陈桂林因为买钢琴的事向这些兄弟伸手要钱的时候，他们不是愁眉不展就是逃避不见，只有淑娴给了他一笔钱。但是，陈桂林决定偷钢琴、造钢琴的时候这些朋友却都很积极，不要工钱义务帮忙，而且忘我的投入。这就是他们看似矛盾的一面，一谈到钱他们就显得人品不好，可是他们只是因为穷，是物质的匮乏导致他们无力支持，后来的齐心协力是对他们人品的正名，除了物质上的贫穷，他们把理想和情谊看得很重。他们精神上是富有的，生活的困顿，抹不去他们的乐观精神。影片中明显的黑色幽默喜剧元素，是对当下扭曲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讽刺和批判。
张猛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很怀念那个属于工人阶级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中国很穷，而那个时代是一个物质贫穷但精神富有的时代，是理想高于现实的时代。曾经有人批评那个时代是用崇高理想来压抑人的起码物质需求的时代，不能否认，这是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记忆烙痕，然而，那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指引了生活应有的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建立，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21世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带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这种变革涵盖了物质和精神方面。现在的人们物质上的富有程度远超30年前，但人们在精神上显得贫瘠不堪，价值观和生活理想跟着经济的高速列车奔跑，却扭曲了该有的模样，理想似乎越来越遥远，而物质的追求则变得重要得无以复加。有人统计过，80年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为：“激情”“贫乏”“热忱”“反叛”“浪漫”“理想主义”等，而90年代则变成了：“现实”“利益”“世故”“时尚”“金钱”“市场”“信息”等。[1]我们总在追问幸福，什么是幸福呢？“幸福”很难下定义，每个人给幸福下的定义都不同，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时代的人所理解的幸福更多的是建立在物质和金钱基础上的，对物质和金钱的追逐使人们更难获得幸福感，因为它永远无法令人满足，有人说现代的人都向往那个时代的人而并非那个时代的生活，那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变得贫乏了，为理想奋斗的生活依然继续，但所谓的理想本质上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崇高，有时理想仅仅是挣钱买一辆豪车甚或一套房子。当物质的享受和贪婪绑架了理想，而人沦为物欲的奴隶的时候，生活就不会再有满足，所谓的幸福也就变得如清风拂动的湖面月影般虚幻易碎。
这个时代，关于人的定义不再是“人应该活得像雷锋一样”，而认为人首先要满足眼前的物质利益。被物欲和利益蒙蔽了双眼的人，像是一头蒙着眼罩拉磨的驴，总以为自己是在朝前奔跑，以为努力的奔跑就能获得休息的幸福，却不知自己其实一直在围着磨盘原地打转。张猛有意地选择了大量的俄罗斯和东德音乐，在这里音乐被赋予了表意功能，观众一听就能产生共鸣。他在试图让人们回味和反思“社会主义社会”所该有的味道。
妻子小菊告诉陈桂林女儿小元跟着他不会幸福，陈桂林不屑地说：“别拿幸福吓唬我！”“跟着卖假药的就幸福了？”小菊对幸福的考量显然是基于物质与金钱，在她看来没有钱是没法幸福的，而陈桂林没有钱。陈桂林不是一个被理想主义架空的角色，他是在现实的泥潭里挣扎，面对现实但又不屈服于现实，陈桂林对淑娴吼的那句：“你们都一样，太现实！”是影片中少有的直抒胸臆式的思想表达，具有冲破银幕直达现实的穿透力。在陈桂林看来，物质的丰盈不是生活幸福的必要条件，幸福的生活需要正确的价值观、积极乐观的态度和敢想敢拼敢干的精神作为支撑。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使得陈桂林们无所畏惧，汪工说：“没有敢想敢拼敢干的精神，那不是咱们工人干的事。”那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精神。影片中的那架“钢的琴”是有真实的原型存在的，后来张猛说这部电影的最初创意就来自东北一个废弃厂房里的钢琴，是以前那些工人自己造的“钢的琴”，年深日久，那架钢琴还能发出声音，但琴键按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面对那架钢琴，张猛兴奋而感动。
影片运用大量象征和隐喻来说明那个时代逝去的不可挽回。电影开头的那个葬礼，灵棚搭在老工业区墙外，背后是两个冒烟的大烟囱；陈桂林的父亲每天都去能看见火化场的地方坐着，看看又烧了几个老工人，接近片尾处是他自己的葬礼；影片中那两个象征性的烟囱最终也没有留住，被定向爆破了，烟囱倒塌时扬起的烟尘掩没了远处围观的一老一少。种种这些，都隐喻了中国那个旧工业时代的终结。张猛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浮躁的关系，没有太多的物质欲望，反倒特别平静。现在不平静，人和人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2]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却有着今天我们向往的东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反思，生活应有的含义不该只是为了物质和名利而忙碌，一个精神贫乏而物质丰盈的民族和一个一夜骤富的暴发户一样可怜。金钱和幸福是不能划等号的，金钱可以是通往幸福的工具却不能是幸福的代理人，人们在这种价值观上有所偏誤，都在拼命地追求财富，而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金钱该怎样幸福地生活？影片最后，陈桂林如愿造出了钢琴，当女儿问陈桂林想听什么曲子的时候，他所有所思地说：“越简单越好。”这是电影主旨的直接表达，生活本不该那么复杂和浮躁，其实越简单越好。
结语
张猛和喜剧有着很深的渊源，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获得小品类节目一等奖的作品《功夫》和《说事儿》就出自张猛之手，他曾是赵本山春晚小品创作的御用编剧。张猛的父亲是著名喜剧导演张惠中，赵本山的《昨天、今天、明天》《红高粱模特队》《三鞭子》《卖拐》等春晚小品都出自他之手。受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他的影片融入了许多喜剧的元素，这也使得《钢的琴》没有那种讽刺和批判的狰狞面孔，少了一份犀利，而多了一份温情、浪漫、平和与诗意。那些一半在现实一半又在乌托邦的小人物，以幽默和诙谐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尘封已久的纯真的生活理想和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书后语.
[2]张猛，皇甫宜川，石川，蒲剑.《钢的琴》四人谈[J].当代电影，2011（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