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的促进：论侯孝贤影片的诗意化特征
杜静芬
一、 何为“梦幻的促进”
作为台湾电影的代表性人物，侯孝贤似乎从出道伊始，便不容易被某一个具体的标签限制住。换言之，侯孝贤的影片过于多彩，以至于任何一个简单的词汇都不足以概括他众多的佳片。但自从西方的电影理论逐渐翻译到中国以后，人们对电影发源地——法国对于电影艺术的理解有所加深。随着理论深度的极速拓展，自然也能更加亲切地领会大导演执导的好影片，而侯孝贤正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因为侯孝贤的电影数量不少，而且也一直在不懈地落实先进的电影理论，终于造就了他今日获奖无数的殊荣。
也许研究侯孝贤影片的学者，至今尚在试图从每一个细致入微的方面去领会侯孝贤作品的精神与价值，但就目前看到的研究成果分析，还没有专门对侯孝贤影片的诗意化特征作出阐释的论著。以西方电影理论来分析，体现在侯孝贤影片中的诗意化特征实际上可以定义为“梦幻的促进”。这是法国电影理论家阿杰尔在《电影美学概述》一书中开门见山便提出的理论。为了便于下文论述，先将阿杰尔诠释“梦幻的促进”的原话介绍在这里：
从历史看，首先引起理论家们注意并且是大家几乎一致同意的，正是电影这个新表现方法的诗意特征。这里所谓的诗意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理论家看来，电影的诗意就是一种幻想世界的表现，一种比日常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世界的表现，用诗意一些的概念来形容，可以叫“梦幻的促进”。[1]
很明显，在电影艺术成为风尚之初，所有的电影理论家都首先关注到了电影的诗意特征，这里的诗意实质上是“梦幻”的同义词，而电影将现实生活中诸多难以实现的诗意理想串联起来，因此称电影艺术为“梦幻的促进”自然是再恰当不过的命题。
侯孝贤的诸多影片都有一以贯之的诗意感，从1980年在影坛崭露头角的《就是溜溜的她》，再到1989年的《悲情城市》，或者2015年借以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刺客聂隐娘》，剧情和时代并不相同，但各作品之间的诗意化特征确是极其出色和明显的。当诗意在影片中得以实现之时，实际上也正是梦幻得到促进和开展之时。
二、 侯孝贤影片的诗意化类型
侯孝贤在影片中都表达了哪几类诗意？通过分析侯孝贤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执导的影片，可以发现他表现的诗意类型是有规律可循的。
侯孝贤着意在电影中表现一种恋爱的诗意图谱。例如他的处女作《就是溜溜的她》，影片对于潘文琦和顾大刚的爱情历程就充满了一种复杂的诗意，甚至可以同中国古典诗歌相提并论。李商隐《锦瑟》有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2]毫无疑问，潘文琦与顾大刚的恋情便属于这一类型，两个人在青春最易焕发的季节相遇，并且经过了短暂但甜蜜的恋爱，但最后却归于分手的结局，不免令人唏嘘不已。同样是此情可待，同样是劳燕分飞，但侯孝贤对这种恋爱悲剧的表现却充满了十足的诗意。借用阿杰尔的理论，侯孝贤借助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将现实生活的梦幻爱情进行了推进，从而实现了梦幻的促进。去年广受电影界好评的《刺客聂隐娘》，却在另一方面展现了爱情的诗意。与《就是溜溜的她》不同的是，《刺客聂隐娘》表现的是反向的恋爱的诗意。田季安对于聂隐娘的感情完全可以用爱恨交杂来形容，这是一种更具内涵的爱情，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中许多爱情的高度凝练。在影片中，二人的爱恨情仇，是高度浓缩的现实版人伦，通过这种展示，再次体现出侯孝贤对诗意化所进行的展示。
侯孝贤还善于在影片中展现一种景物的诗意美。看过侯孝贤影片的观众，往往会对侯氏影片中桌椅选取的诸多场景产生深刻的印象。我国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曾经在《人间词话续编》第二十八则中提出了一个相当著名的论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以乐景写哀情，景乐一倍，哀重一倍。”[3]这种情景相依的理论也可以用来评价电影作品。侯孝贤的影片可以说是每个景物都有着特殊的含义，并表达了内涵深邃的哲学思考。例如年代影片《悲情城市》，选取的故事背景是抗日战争之后刚刚获得解放的台湾，在人口拥挤的台南和台北，处处是战争之后留下的疤痕，寸草不生的小沙丘，以及菜市场中被人抛弃的芹菜根，无一不在展示着穷兵黩武之后，整个国家所面临的疮疤。这是一种反向的诗意美，景物塑造得越惨烈，给观众留下的印象越深刻。唐代诗人李华曾在名作《宜阳城下》说到：“宜阳城下草萋萋，涧水东流复向西。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4]这首诗塑造的景象也很优美，表达的情感却很凄凉。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的景物设置，也与李华的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侯孝贤正是通过接二连三、应接不暇的衰落之景，将梦幻完成了促进。
此外，侯孝贤还有意要对人文情怀的诗意美进行揭示。在侯孝贤众多的影片中，《戏梦人生》差不多是唯一一部纪实片，因为它的主人公李天禄在影片中饰演的就是他本人。在这部影片中，侯孝賢安排了大量时间留给李天禄进行回忆与追思，从而将日本占领台湾期间的历史大事小事都串联起来，在这种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回忆中，侯孝贤的人文情怀得到了集中的展现。如果说《戏梦人生》着重展现侯孝贤心中那份人文的诗意美，那么《刺客聂隐娘》表现的则是侯氏豪壮的人文情怀。聂隐娘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她自幼便失去了父母的庇护，却无意间被武艺高强的道姑相救，并教授她武术，不出五年，聂隐娘便从孤儿成长为武林第一高手。随后，按照命运的安排，她被指定为刺杀田季安的不二人选，但最终目睹了整个国家在战乱中的满目疮痍之后，她决定放弃个人恩怨，从而淡出江湖。这份人文情怀是再清楚不过的，侯孝贤借助聂隐娘，传达了他自己对于个体和集体关系的思考：当一己私利与国家大利出现分歧之后，前者需要毫不迟疑地为后者让步。
除此之外，侯孝贤的影片还时刻传达出一种平民化的诗意。什么是平民化的诗意？在以往电影理论中，人们往往认为“诗意”是专属于文人墨客的特权，而没有仔细挖掘俗世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平民化的诗意实际上区别于贵族和文士，表现出的是相当接地气的浓郁诗意。1986年上映的侯孝贤自传体影片《童年往事》也是很有特点的一部，其间主要利用了侯孝贤自己对以往人生尤其是童年生活的回忆。而最感人的是他对父亲相关往事的回忆，他的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平民，但仍然知道从生活中获得乐趣，例如专心呵护常春藤，再如去市场上购买鲜鱼来熬制鱼汤，无一不充满着平民特有的诗意。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曾有一句名言：“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了解了生活的本质以后，还依然热爱生活。”[5]《童年往事》的侯父正是这样一位以身演绎平民诗意的英雄。
三、“梦幻”照耀下的生命价值思考
在对侯孝贤影片传达的诗意类型做出归纳之后，可以进一步去发掘这些诗意类型背后所隐藏的哲学思考。热衷于都市影片的观众，也许会对侯孝贤侧重表现的哲学思考有些陌生。实际上，只要能够将其影片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了解清楚，便不难通过现象去发现本质。
侯孝贤在早期的影片中似乎特别热衷于表达世间万事难以完满的思想。而对这一思考的表述，则往往是通过爱情故事来反映。只要在影片中描述出不完满的爱情，就可以表达出月缺难圆的哲学主题。前面已经举过的《就是溜溜的她》里的潘文琦和顾大刚的爱情历程就是典型的例子。与之相似的是《恋恋风尘》里的阿云和阿远，二人在青涩的青春期便坠入爱河，但随着阿远服兵役，二人长期遭受着异地的煎熬，终于造成了分手的结局。在这些恋爱中，男女双方的爱情并非不真挚，但却没有达到鸳鸯双宿双飞的结局，其原因不仅是男女双方所能左右的。侯孝贤并没有通过台词去表达这一意见，但很明显，这其中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的。这其中的哲学思考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传达出的是一种极具普世价值的哲思，像“何事长向别时圆”的问题，至今还在困扰着当前的人们。
此外，随着侯孝贤的日渐成熟和导演思路的转移，慢慢地侧重于表现生命价值方面的思考，并且也在影片中较为鲜明地呈现出来。生命的价值有若干种实现方式，而无论选取哪一种实现方式，都代表着生命主体的价值取向。侯孝贤的可贵之处在于体现了电影艺术在“梦幻的促进”方面所能实现的效果，敢于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情节来高度凝练的传递出哲学思考。刺客聂隐娘在私仇和公事之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前者，并尽最大努力保全了后者，这是在家国之间所做出的重要抉择，同时也有效地将自己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与“知晓大义”捆绑到一起，终于成为功成身退的一代女侠。《童年往事》中的侯孝贤之父，在生活条件并不景气的旧时代里，能够毅然承担起养活全家的任务，不惜过度劳累在外打拼，回家留给孩子的却都是笑脸，这种情怀也同样伟大。可以说，侯父的人生价值主要是通过亲情的担当来实现的。《戏梦人生》中的李文禄老先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则是坚定的守护着自己的气节。在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他并没有因为日本将领喜欢布袋戏而当众表演，以博得日本人的欢心，反而是坚持不演，这颇有梅兰芳蓄须以对抗日寇的英雄气概。可以说，李文禄实现人生价值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气节。
这样一来，侯孝贤在诗意背后隐藏的哲学思考便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人生并不完满的思考，第二个阶段则进入思考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领域。这两个阶段看似是互相划分，毫无关系。而实际上，这正反映出侯孝贤在“梦幻的促进”的路上行进的轨迹。这两个阶段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虽然人生常常并不完满，但仍然要尽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再次回应了上面所引的羅曼·罗兰的那句名言，尽力实现人生价值，是热爱生活的表现。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侯孝贤的执导之路，就是一条寻求实现英雄主义的道路。他的作品完成了“梦幻的促进”，同时也被“梦幻”照耀着，闪现出不朽的光芒。
朴树为《刺客聂隐娘》创作的主题曲《在木星》有句歌词：“沧浪之江，西来水泱泱，谁赏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留给听众以无穷的思考。这也正像侯孝贤的电影，也给观众以无尽的思索。
参考文献：
[1]（法）阿杰尔.电影美学概述[M].徐崇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
[2][4]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87，123.
[3]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7.
[5]（法）罗曼·罗兰.名人传[M].傅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