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式治理”重塑美国内政外交

    李潇潇

    

    【内容提要】2018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进入第二年,其执政基础更趋巩固,“特朗普式治理”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塑造能力进一步增强。美国内政更趋极化、社会更趋分裂,外交上谋求通过“特朗普主义”维护和提升其霸权。在双边关系层面,美国对华政策更趋强硬和消极,但中美诸多领域交流合作仍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更加突出。

    【关键词】美国内政;美国外交;中美关系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1.007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进入第二年,特朗普个人对美国国家机器运转、内政外交决策等塑造作用不断上升,美国内政外交由此发生深刻变化,带有明显的“特朗普烙印”。内政方面,特朗普依靠良好的经济形势,不断巩固执政基础,顺利挺进任期后半段,但在其“搅局”下,美国国内政治更趋极化,社会更趋分裂。外交方面,“特朗普主义”主导美国外交政策,谋求重塑同盟友关系、地区战略及国际多边机制,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美国对华政策更趋强硬、消极,中美关系复杂性和竞争性显著上升。

    “特朗普式治理”与美国国内政治重塑

    一、特朗普标榜执政成绩“A+”,执政团队渐趋稳定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兑现竞选承诺为施政重点,推行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计划;提出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推动国会修订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放松对中小型金融机构监管;修建美墨边境墙,限制移民进入;通过财年预算,加大军事投入等,取得一定政绩,特朗普本人更是多次为自己的执政成绩打出“A+”高分。尽管特朗普的国内支持率仅维持在43%左右,且不少政策饱受争议,但其激进政策与“推特治国”方式深得基本盘“铁粉”之心,执政基础较为稳固。在执政团队建设方面,特朗普于2018年上半年和中期选举后先后两次对执政团队进行调整,排除“异己”,加强鹰派势力,并突破压力任命保守派的卡瓦诺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其个人威望和执政团队稳定性得以加强。

    二、对特朗普的“爱憎”主导中期选举选情,政党政治更趋极化

    为备战中期选举,美国两党均以提高核心选民投票率为目标,大打“特朗普牌”。共和党进一步“特朗普化”。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由2016年的58%跃升至近90%,得到其“站台”的50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中仅2人落选。民主党更加“反特朗普化”。“反特朗普”成为民主党争取女性、少数族裔、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等群体支持的最有力口号,以新晋众议员科尔特兹等为代表的党内新一代左翼进步主义势力日渐壮大,主张通过启动总统弹劾等较为激进的手段反对特朗普。两党政策立场向政治光谱两端进一步偏移,美国政党政治极化趋势更加显著。在2018年11月6日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拿下435个席位中的235个,时隔8年重掌众议院,并在州长选举中将其同共和党籍州长数量差距缩小至4个;共和党则在参议院获得53席,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形成“分裂国会”格局,未来特朗普政府施政将面临来自民主党方面更大掣肘。

    三、“特朗普景气”得以延续,中长期看隐藏风险

    美国经济当前处于上升周期,2018年前三季度经济实际增长约3%,美联储预计全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3.1%。美国第三季度失业率降至3.7%,创下1969年以来最低,通货膨胀较为稳定,薪资增长3.1%,为10年来最高增幅。但同时,外界担心当前美国经济增长是“喝完糖水的兴奋”,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特朗普政府减税及放松监管等举措对经济增长的红利可能于2018年年底结束,而且联邦财政赤字持续攀高,已达7790亿美元,占GDP的3.9%,恐将拖累未来3年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由2.7%下调至2.5%。[1]

    四、特朗普言论助推民粹主义,社会矛盾更趋激化

    特朗普乘民粹主义之势上台,当政后言行进一步助推民粹主义势力上升。近年来,美国社会人口结构持续演变,有色人种比例不断攀升,贫富分化加剧,白人的焦虑感、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日益累积,仇富的极左民粹主义与仇外的极右民粹主义相互交织,令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客为博取政治利益不仅不疏导民意,反而利用民众焦虑和仇恨情绪,大搞“身份政治”和“仇恨政治”,煽动白人与少数族裔、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政治立场人群间的对立和仇恨,为民粹主义火上浇油。2018年,美国发生多起严重枪击案,大法官卡瓦诺的任命造成民意分裂,抗议示威此起彼伏,中期选举前夕极右翼分子向民主党名人邮寄炸弹包裹等,充分折射出美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积重难返。

    “特朗普主义”与国际秩序重构

    一、重塑盟友关系

    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延续对盟友“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策略,以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要挟,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压,迫使两国最终签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美国成功获得加拿大3.5%的奶制品市场份额,并对加、墨两国进口汽车设置了260万辆的配额限制,成为真正赢家;对韩、日、欧等盟友,先是挥舞关税大棒,随后软化立场同韩国签署双边自贸协议,同日本启动《货物贸易协定》(TAG)谈判,同欧盟就贸易争端达成原则性共识,并争取盟友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第三国非市场化政策等问题上的支持。在安全领域,美国强调责任分担,在重申北约安全承诺和美英“特殊关系”的同时迫使盟友承诺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责任。总体看,美国同盟友在贸易、欧洲战略自主等问题上的分歧增大,同盟关系日渐呈现出“盟而不同”、在分歧中寻求合作的趋势。

    二、搅动中东局势

    2018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重利轻义,以反恐、遏制伊朗、重塑地区同盟体系、巴以问题为主要抓手,试图以相对较小投入重掌地区主导权。一是不顾国际社会反对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单边制裁,强化对伊朗经济的打压和战略围堵。二是借美籍牧师布伦森被羁押向土耳其发难,通过制裁令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经济陷入困境,土耳其被迫释放该牧师。三是拉拢地区盟友,试图打造美国主导的中东战略联盟。美国高调支持以色列,坚持将其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并酝酿出台新的中东和平计划。在沙特籍《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上,美国政府虽迫于压力宣布制裁17名沙特涉案人员,但特朗普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仍力挺沙特,拒绝取消对沙特军售,毫不掩饰其视地缘政治利益重于自由人權的本质。

    三、加快推進“印太战略”

    美国为推动“印太战略”走实采取一系列举措。一是提出“印太经济愿景”,为“印太战略”提供经济支柱。美国多名高官出席“印太商业论坛”,高调宣示“全政府投入”,拟出资1.135亿美元加强区域合作。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期间宣布美日将联合投资700亿美元支持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继续推动构建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机制,2018年9月美印外长防长首次“2+2”磋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推动印度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借防务、经贸和海上安全等议题加强与泰国、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区伙伴的关系,企图重塑地区格局。

    四、“以退为进”重构国际多边机制

    在国际多边机制层面,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对有关多边协议和组织“合则用,不合则弃”,大搞“退群外交”。继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美国在2018年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拒缴联合国会费、规避国际法院管辖、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并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抨击WTO对美国不公并以退出相威胁要求改革WTO。同时美国还大量削减援外支出,降低对维和、难民、发展、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投入。美国的上述举措是其“美国优先”政策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旨在甩掉国际责任“包袱”,另一方面“以退为进”,谋求重构国际多边机制,使其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美国对华竞争显著上升

    但双方交流仍继续发展

    一、发动并升级对华经贸摩擦,干扰中国发展进程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为由发动对华经贸摩擦,根本目的在于限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和产业战略的实施,进而遏制中国发展。一是大打关税战。特朗普政府先后发起“201”“232”调查,并依据对华“301”调查结果,继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后,又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2]二是在知识产权、技术、投资领域设限。美国妄称“中国制造2025”公开支持窃取外国知识产权,制造不公平竞争;对中兴公司先实施出口禁售,后开出14亿美元巨额罚单;近期要求加拿大警方逮捕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指责华为违反美对伊朗出口禁令;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限制中国在美投资和美国对华技术出口。三是联合盟友向中国施压。美国联合欧、日提出针对中国的WTO改革方案;在美墨加新贸易协定中加入“毒丸条款”,为两国同中国商签自贸协定设置障碍。

    二、酝酿对华战略调整,大肆炒作“中国渗透论”

    继2017年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2018年美国政府陆续出台《核态势评估报告》《2018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国会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等文件,质疑中国军力发展意图,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美国战略界举行多次辩论,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失败并就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达成共识,主张对华强硬的势力上升。此外,美国政府、国会、媒体及智库轮番炒作“中国渗透论”,副总统彭斯公开发表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演讲,污称中国在美扶植代理人、干涉美国内政、“使用政治、经济、军事、宣传工具推进在美影响和利益”,妄称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对沿线国家渗透等,企图“妖魔化”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三、在涉华敏感问题上消极动向增多,不断试探中方底线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签署《与台湾关系法》,执意允许蔡英文“过境”美国并公开发表演讲,对中国与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和萨尔瓦多等台湾前“邦交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说三道四;宣布新一轮价值约3.3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2018年内两次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并有意联合日本支持台湾“潜艇自造”。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继续炒作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多次派军舰军机擅自闯入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空域。在涉疆问题上,美国批评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搞“政治再教育营”。[3]此外,美方还不断在涉藏、涉港、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对中国妄加指责。

    四、元首外交引领作用显著,两国诸多领域交流与合作持续开展

    尽管中美双边关系面临困难,但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依然频密。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通信,并在2018年12月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充分显示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中方领导人访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商务部长罗斯、运输部长赵小兰等访华。2018年11月,杨洁篪同蓬佩奥、马蒂斯共同主持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参加。中美诸多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2018年1月至10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261.4亿美元,同比增长12%。中美双方就朝核问题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

    2019年,美国经济可能迎来下行拐点,政治将步入大选周期,两党党争将更趋激烈,特朗普对内施政将面临更大掣肘和压力。为转移国内视线、谋求连任,特朗普可能转而在外交领域加大投入,寻找突破口、打造执政“亮点”,美国外交政策的进攻性、冒险性可能进一步上升。由于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上存在共识,且中美势力此长彼消的态势不会改变,美对华政策不会出现大的转变,甚至可能更加强硬和消极。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美大北欧局)

    (责任编辑:甘冲)

    [1]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8/09/24/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

    [2]“201”调查参见《美国将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征收保障性关税》,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23/c_1122300398.htm;“232”调查参见《财经观察:美主要贸易协会反对使用“232条款”限制钢铁进口》,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06/05/c_1121090609.htm;“301”调查参见《单边贸易保护损人不利己——专家谈美国即将发布301调查结果》,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22/c_1122577932.htm。

    [3] 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8-annual-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