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招隐山隐逸文化的建构与影响

    朱云 潘春新

    内容摘要:山川因其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清幽的自然环境,常成为文人归隐的首选。随着多代文人隐士与山川的互动,山川也会实现从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的转变,完成隐逸文化的建构。招隐山的隐逸文化源于南朝宋戴颙,闻名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之后在大批文人、官员的登临与创作之中被传播,接受,最后定型,期间得益于禅宗文化的发展。禅宗文化自由、愉悦的精神特质与隐逸文化相契合,成为推动隐逸文化发展的一大助力。

    关键词:招隐山 隐逸文化 建构 影响

    骆宾王游招隐山作诗云“共寻招隐寺,初始戴颙家”,借招隐山表达对隐逸的向往之情。后世诗文多如此,招隐山被视作隐逸文化的符号。招隐山如何完成隐逸文化的建构,实现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的转变,值得探索。

    一.戴颙隐居与招隐山招隐文化的初建

    位于镇江南郊的招隐山,原名兽窟山,《招隐山志》记载“时群兽索居,故统名兽窟”,此时的兽窟山只是一座自然景观。后南北朝著名艺术家戴颙,隐居于此山。《宋书·隐逸传·戴颙传》记载“宋太祖征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均不就”,宋武帝刘裕对他极为赏识,屡次招他出山为官,但戴颙拒招不出,坚持隐逸。世人为念其隐,将兽窟山命名为“招隐山”。招隐山的隐逸文化也从戴颙的隐居开始萌芽。

    在戴颙拒招事件之前,兽窟山并不闻名,记载较少,多关于其自然之趣,如《招隐山志序》记载“山深林密”。在戴颙拒招不受,归隐山林的情怀进入世人的视野后,招隐山和戴颙便开始成为文人墨客抒写、咏叹的对象。《招隐山志》艺文篇所记载的关于招隐山的诗、赋、记中,不少作品都有“戴公遗宅”“携柑听鹂”“戴公风高”的内容,通过对戴公隐行的敬慕来表达“慕披野服以终身”的隐逸之情,更有《戴仲若高隐招隐山赋》等以戴颙隐行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直接赞颂“戴公亮节高风”。在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戴颙的故事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典故,并且在文学作品中用“戴公隐”的典故来抒发自身隐逸情怀,成为了一种程式化表达。这是后世对戴颙为招隐山隐逸文化构建奠基的认可,招隐山的隐逸文化初现雏形。

    二.《文选》编纂与招隐山隐逸文化的发展

    在戴颙之后,萧统隐居招隐山设读书台,建增华阁,并编纂了《文选》,《太平寰宇记》记载“昭明太子曾游此山读书,因名招隐山”。萧统太子的政治身份增强了招隐山知名度,而《文选》影响力也极大,有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评价,萧统编书一举极大推动了招隐文化的发展。除此之外,文人雅集也是推动隐逸文化发展的助力。《文选》中有《王昭君辞·并序》一文,作者是石崇,他是金谷园的主人,郦道元《水经注》谓其“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石崇在此园中召集文人聚会,与左思、潘岳等人结成诗社,他们常畅游园林饮酒赋诗。金谷园之聚并不是特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雅集盛行,文人所追求的山林、风雅与隐逸文化内涵相重合,推动了隐逸文化的发展。

    反之,隐逸文化氛围为文人提供了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中国古代文人群体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具有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但极少儒士能如愿实现自己的抱负。在政治现实所带来的打击之下,转向逍遥自得、山水清音的隐居生活寻找自我价值。得意时入世兼济天下,失意后归隐吟风啸月,在人生困境之外的隐逸之趣中,他们的人生目标也随之从君臣二人关系中转向对自我的关注。隐士所具有的隐逸人格精神使中国文人实现了迥异于“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人生价值,达到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的精神境界。同时,当文人对自然及自我进行关照时,他们便会自觉体悟到自然山水之美、人的精神气度之美以及诗画艺术之美,这甚至是许多文人产生艺术飞跃的原因。北宋大书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曾在招隐山隐居四十余年。米芾称赞招隐山为“山林在城中,城中有山林”,不仅在招隐山题下了“城市山林”的墨宝,还自创出“米氏云山”画派。招隐山隐逸文化与古代文人隐逸思想和艺术创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此时的招隐山隐逸已经从单纯的文人自由隐逸转变出政治性的文化隐逸,其隐逸突出了政治人物的隐逸遁逃和精神诉求,较之戴颙的隐逸,更推动了招隐山隐逸文化的政治属性,深化了招隐山隐逸文化的内涵,也必然对后世政治文人对招隐山的认同起到重要的影响。

    三.招隐胜境与唐宋以来招隐山隐逸文化的繁荣

    除了人与招隐山的互动以外,镇江的地理位置也推动了招隐山隐逸文化的繁荣。唐宋时期水运是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九州春秋》记载“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李白《朝发白帝城》云“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见船是古人的重要交通工具。而润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之处,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江运、河运优势,交通便利,成为南北方的交通要道。中唐重臣李德裕亦有诗赞日:“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写成了润州繁忙的交通盛况。镇江的枢纽作用和津渡地位,成为文人南渡和北迁的重要枢纽。这种地理特征进一步加强了招隐山对南来北往的文人的吸引力。

    得益于交通的便捷,大批文人来到招隐山,其中不乏政治失意者。他们借助招隐山这一景观来抒发隐逸情怀。刘禹锡、骆宾王、苏东坡等著名诗人都曾因“尤慕戴颙隐行”而“数登招隐山访古咏诗”,留下了不少招隐山诗作。如李涉《题招隐寺即戴颙旧宅》“欲问前朝戴居士,野烟秋色是丘陵”,劉禹锡《题招隐寺》“隐士遗尘在,高僧精舍开。”宋代王琪《题招隐寺》中“苍崖何蟠回,尝为隐君宅”。招隐山从东晋开始凝聚的招隐文化成为唐宋文人精神溯源的重要归宿,并且招隐山景观常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之中,逐渐形成了“招隐创作景观”。在清宣统年编撰的《招隐山志》中也记载了从唐至清以来将招隐山景观作为创作素材的诗词歌赋,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招隐怀古”一类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大多都是表达“招隐山空忆戴公”的情感。“招隐山,京江古谷,逸客所居”,“招隐寺”这一意象成为隐逸情怀的符号。

    从招隐山作为意象在后世文学中的普遍运用,可以看出唐宋以来中国文学生产出了“招隐文化景观”这一创作共性。这也意味着招隐山这一景观与隐逸文化建立了密切联系,其隐逸文化不断的被世人认可接受,也逐步地固定。招隐山不再只是一个自然景观,而是开始以文化景观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

    招隐山隐逸文化在唐宋繁荣,但在明清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异,增加了新的文化内涵。

    明代诗人徐桓《陪文台太守游招隐寺和韵》写“惟祝流泉化霖雨,出山慰我济时心”,吴 谦《同僚友游招隐寺》道“诸君何以昇平笞,仅念苍生愿寸心”。可见,明清时期写招隐山的诗歌,新增了渴望入仕的类型。从隐逸到入仕的转变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卢藏用借隐居终南山获取名声,最终借隐逸达到做官的目的。而戴颙隐居招隐山,多次得到君主赏识,多次招他入仕。君主赏识这是文人们所渴求的,因此留有“戴公去矣隐谁招”的诗句。可见明清时期的隐逸文化政治属性更加明显,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政治文人对招隐山隐逸文化的认同。

    综上,早期的招隐山只是以自然景观的形象存在。南北朝时期,在戴颙拒招隐居的举动下产生了隐逸文化萌芽。接着萧统隐居此山编书,加之文人雅集的推动,招隐山以隐逸文化闻名于世,也完成了从单纯文人自由隐逸向政治性文化隐逸的转变,招隐山隐逸文化内涵得以深化。唐宋时期,得益于润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招隐山吸引了大批文人官员登临,大批文学创作形成了“招隐创作景观”,招隐山的隐逸文化达到繁荣。明清时期,招隐山隐逸文化发生了变化,隐逸成为文人渴望入仕的变异表达,招隐山隐逸文化被政治文人广泛认可,其文化内涵得以丰富。在时代的历程中,招隐山完成了隐逸文化的建构,实现了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的转变。

    四.禅隐互动与招隐山隐逸文化的重要内涵

    除了隐逸文化,禅宗文化也是招隐山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且其对隐逸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戴颙去世后,招隐山禅宗文化也开始发展。《京记》道“戴颙初居竹林,后乃筑馆于此……颙女舍与昙度为寺”。关于昙度,《招隐山志》记载“昙度为招隐开山第一代沙门……即戴颙故居,辟为寺,自此招隐与鹤林并为京口南郊名刹。”招隐山的禅宗文化就此发源。之后被唐朝名僧朗然发扬光大。《招隐山志·卷四》记载朗然“著古今,传十卷,释四分律鈔数十万言……朗然弟子,择言清浩法第”。朗然“研究禅律用大精通”,扩大了招隐山禅宗文化的影响力。宋代高僧普慈又“登座开法,听讲者日千人,于是寺亦名普慈”,进一步扩大了招隐山禅宗文化的知名度。此后在历代高僧的努力下,招隐山禅宗文化一步步完成了构建。

    招隐山隐逸文化与禅宗文化能共存是因为二者有共通之处。禅宗通过心性修养获得心性升华,是一种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而隐逸文化则以归隐之简单朴素及内心平和为追求目标。可见追求心灵自由,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愉悦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具有禅意禅趣的招隐山更适合隐逸,因此有“暂向禅开避市嚣”“幽壑有奇境,老僧无市心”“晚钟如有意,送我过浮东”这样的诗句留存。可见,禅宗文化内涵与隐逸的心境相契合,也成为吸引隐士与羡隐之士的重要因素,进而推动了招隐山隐逸文化发展。

    招隐山隐逸文化留下了许多与隐逸相关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现代对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往往偏重于景观本身,而忽略了景观所附着的文化。实际上,发掘招隐山隐逸文化对当代社会发展大有益处。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人们承受着莫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在过度的紧张焦虑中丧失精神自由。探求古人的隐逸文化精神,能帮助现代人在其精神自由注重人格境界的意境中得到启示,进而得到真正的愉悦与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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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智.《文选》隐逸诗编撰探析[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第18批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8c798

    (作者介绍:朱云,潘春新,江苏大学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