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姚兰 王海英

    [摘 要]意识形态是新时代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极其复杂严峻，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国内国际舆论交错、热点事件多点齐发、互联网成为前沿阵地。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应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化”、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协同化”。

    [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意识形态安全；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2（2021）06-0025-03

    ★本文系2020年度河北省党校（行政學院）系统科研协作项目成果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党的十九大提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因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发展环境，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一、意识形态是新时代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一）意识形态明确国家治理的“方向”和“指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内在蕴含着深深的意识形态基因。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背景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意识形态工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治理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括知识层次、道德观念以及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回首世界强国发展史，各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注重对内的凝聚力和文化软实力[1]。回顾中国近代史，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民众对国事毫不关心，国家民族观念相当薄弱。中国共产党被誉为把沙子拧成钢筋的人，在各个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女排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意识形态作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战略工程，承担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职责使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的落脚点是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三）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治理稳定有序推进的基石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国家安全工作是党治国理政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2]。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和复杂。意识形态安全无疑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是安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因此，必须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思考，才能使意识形态在面临重大威胁与挑战的“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新阶段新特征

    中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由来已久，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硬实力的快速攀升，中国更多地承担起大国责任，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集体焦虑。中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和新的态势。

    第一，国内国际舆论交错。西方凭借其在国际舆论场的固有优势，不断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歪曲中国的对外政策、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猝然而至加速了国际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变化。从中兴事件到华为事件，从中美贸易摩擦到香港修例风波，中西方之间的制度较量日益凸显。早在2019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的基伦·斯金纳就公开表示，“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延误疫情论”“数字造假论”“病毒源头论”和针对中国的“追责论”与“赔偿论”甚嚣尘上，企图围堵中国，离间中国和平友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一方面针对中国的环保、人权、宗教等领域，利用热点事件和焦点人物持续不断发声，另一方面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总统大选等一切有可能的机会不断鼓吹“美国梦”“美国制度优势”，造成了国内国际舆论交错呼应。

    第二，热点事件多点齐发。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指出，西方对于中国的制衡主要是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近年来，美国涉华法案数量逐年攀升，从2009—2016年均37项攀升到2017—2019的年均236项。2020年美国又出台一系列“法案”，以国内法案的方式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成为美国政府霸权主义的集中体现。特别是通过宗教领域对华持续施压已经成为美国全方位对华战略的一部分。2019年以来，中国陆续发表了《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借此回应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的恶意炒作。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已经涵盖了民事侵权、反垄断、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动辄就对他国企业、官员发起制裁。不仅如此，打着威胁国家安全的名义美国对中国的企业中兴、华为、抖音海外版进行围堵封杀，甚至将手伸向自诩“新闻自由”的新闻舆论领域。继2018年12月，美国要求中国媒体驻美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之后，2020年2月18日，美方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美国发行公司、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有限公司）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目前被列管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媒体已达15家。不仅如此，在美孔子学院、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美分支机构——美国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NACPU）也被列管为“外国使团”，可见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化霸权主义已经对全球文化安全构成威胁[3]。

    第三，互联网成为最前沿阵地。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了涵盖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在内的各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在强调政治安全风险时，“网络”和“青年”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的两个关键词。这具有超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伴随着第三次信息化浪潮，互联网技术在技术本身不断突破的同时，也在成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网络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权颠覆的最前沿和主战场。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面对互联网给中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带来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主持召开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域会议，指出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等论述。回顾近年世界政坛局势，无论是中亚和独联体国家的“橙色革命”“郁金香革命”还是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互联网都成为 “颜色革命”的马前卒和助推器。中美贸易战期间，一些人公然指责中国政策、频频借助微博、微信、知乎等平台传播错误言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面对美国不断攀升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和种族歧视带来的社会动荡，依然有一部分人艳羡美式“民主”“自由”，吹捧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甚至“大开脑洞”赞叹美国的“抗疫能力”。

    三、新时代需要新作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重申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同时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趨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将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

    第一，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因此，对于意识形态安全必须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始终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实际工作中守底线强立场，对大是大非问题勇于亮剑、敢于发声。

    第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等制度文件出台。以制度建设为根本，筑牢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安全屏障。今后需要通过继续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用制度来支撑和保障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提升，切实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到实处，并转化为治理效能[4]。

    第三，统筹国内国际，推进意识形态安全的“协同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隐患既来自国内多元多变多样的思想流变，也来自国外的文化渗透和冲击。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协同作战，整体发力。对于国内而言，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下大气力解决，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带动解决思想问题。同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及时总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对于国际而言，主动作为，积极发声，正确处理好“道”与“术”、“古”与“今”、“同”与“异”的关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黄相怀.理论清醒方能政治坚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10）.

    [2]王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M]，北京：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0.

    [3]秦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

    [4]宋惠昌.意识形态问题十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