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与隐：茹志鹃《百合花》中的叙事选择
欧阳炜 屠文杰
众所周知，《百合花》是茹志鹃的代表作，它没有硝烟四起、炮火轰鸣的战争场面，也没有血肉模糊的敌我拼杀，却是当代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评论界对《百合花》的解读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最初是以茅盾先生为代表的“礼赞军民骨肉情深”的解读;80年代后期，评论界逐渐开始淡化军民血肉情的阶级意识，不再将人物固化为“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爱民的英雄”“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勇士”，而是关注人物自身的人性内涵，比如陈思和先生的评价：“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①这样一篇具有多重解读意蕴的文章，其内容和背景都超越了当下高中生的生活经验，学生很容易浅读甚至是误读，如何引导当下的高中生真正走进文本，发现隐藏在显性语言之下的，丰富的深沉的意蕴，是需要教师的点拨和启发的。
一、情节的显与隐
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借被子。文中说“我”到了包扎所后，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于是便自告奋勇讨了“借被子”的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请了小通讯员，让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这里，故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新媳妇——出场了。小通讯员去借被子，结果却两手空空地回来。他说“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为什么说“死封建”？作者并没有明示，但我们可以根据文中的“蛛丝马迹”来推测隐藏在背后的故事。
1.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2.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
通讯员是见过新媳妇的，但第二次去借被子时，我们起初还是“大姐、大嫂”的乱喊，而当“我”跟新媳妇照面后，“我”便“大嫂长大嫂短”的道歉，这说明之前的通讯员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新媳妇，或许看到“长得很好看”的新媳妇时，又如同之前跟“我”相处一般，紧张得满头大汗，憨傻得可爱。是不是这样就引起了新媳妇好感，想捉弄一下这个小傻子？当新媳妇听完了“我”的道歉后，她的反应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绝对不是与人争吵过该有的反应，而应该是捉弄得逞之后的得意和忍俊不禁，新媳妇活泼的性格便也跃然纸上了。新媳妇应该与小通讯员年龄差距不大的，后文她还亲切地称其为“同志弟”，是不是小通讯员的憨傻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呢？她未出嫁前，是不是也常这样和弟弟玩闹呢？我们得承认，新媳妇在借不借被子这件事上是有过挣扎的，但挣扎的原因应该不是经济上的损失，否则也不至于在“我”去借被子时就答应了，而是传统思想下“男女授受不亲”的考量，那床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更是新婚的合欢被，借给陌生男子，哪怕是借给伤员，也是需要经过内心的斗争的。
“我”说服新媳妇借被子的理由是“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这个话如果借小通讯员之口说出来，对话的场面就会很喜感：一个面对年轻女性都会紧张冒汗的小伙子，面红耳赤，梗着脖子对新媳妇讲大道理。新媳妇会如何处理？很可能会打趣他，说你正经八百上过战场吗？你开过枪，打过敌人吗？因为在文本后面，新媳妇对“我”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气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小通讯员再坚持一下，新媳妇估计也就转身回去抱被子了，但他脸皮太薄，在新媳妇的捉弄下落荒而逃。
故事里的新媳妇的丈夫一直都没有露面。课堂上有学生提出来，新媳妇的丈夫应该也是一名战士，或者是一位为战争奔忙的乡干部。因为文本中唯一一次对乡干部的描写重点突出了乡干部的忙碌。
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
这里的乡干部忙得脚不沾地，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这当然是为下文“我”去借被子做铺垫，应该也暗示村里的男人都在为战争奔忙，其中自然也包括新媳妇的丈夫。顺着这个推断思考，新媳妇同意自己新婚的丈夫为战争忙碌，应该是深明大义的，看到小通讯员会心生捉弄之意，正是因为觉得亲切。你会对着讨厌的人开玩笑吗？不会。这些情节作者都没有明说，而是隐藏在故事之下，只在某些地方漏出一点暗示，引得读者去体会，去想象。
二、情感的显与隐
预习时有学生提出来，认为“我”是不是爱上小通讯员了。理由是文本中明确写着，“看他那副认真、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初听这个解读感觉很荒谬，但鉴于高中学生的生活经历，他们这样理解也无可厚非。那么我对小通讯员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呢？
“我”对小通讯员的情感是变化的。文中并没有交代“我”的年纪，但是从“我”的行为推测，“我”应该是比小通讯员略年长的年轻女性。所以，当通讯员“撒开大步”把我“撂下几丈远”时，“我”会生气;当他因为“我”是女同志而刻意跟我保持距离的时候，“我”会“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而当看到他“张惶”“局促不安”的样子，“我”又“拼命忍住笑”;当“我”得知他是自己同乡时，便立刻“越加亲热起来”。“我”的潜意识里有探寻他的生活愿望，所以“我”问他“娶媳妇”了没有;当想起故乡的中秋节唱的歌谣时，“我”想起他，猜测“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当“我”咬一口月饼，“我”想“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这些如果统统只归结到同乡情谊上，似乎有些说不通。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老乡，应该不至于让“我”如此挂念，应该还有些别的情愫。而这种情愫与其说是男女间的爱情，不如说是长姐的关爱，或者是男女间朦胧的想了解对方的渴望。
而在小通讯员牺牲后，“我”能理智地接受这一现实，并试图劝阻新媳妇为小通讯员缝补那个破洞，也再次证明“我”对小通讯员的爱并非爱情，但这份朦胧美好的情愫会始终被我放在心里，在残酷、冰冷的战争中，帮我驱逐黑暗，温暖心田。茹志鹃说《百合花》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②，实在是很精准的概括。
三、背景的显与隐
《百合花》是战争主题的小说，但战争这个大背景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還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
这些文字如果单独抽出来看，谁能想到这是一篇战争小说里的片段呢？茅盾先生说：“它有独特的风格……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③作者在这里将非战的生活写得越清新美丽，战争加诸于人们的伤害就越残酷。
再比如新媳妇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枣红是民间表示喜庆的颜色，百合花也寄寓着百年好合的美好祝愿，但这样一条象征婚姻美满幸福的被子仅三天就被“借出”。“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这段以玩笑语气说出来的话，看似是在捉弄小通讯员，实则是将美好纯洁的“百合花”置身于残酷血腥的战争背景下，即使不直言战争，通过二者巨大的反差，也加剧了战争的悲剧色彩。
当然作者对战争的书写还不仅是通过对比来实现，作者在很多细节上都暗暗诉说着战争。比如小通讯员给“我”的“两个干硬的馒头”。作者为什么要强调是“干硬”的馒头，而且是小通讯员在“自己的挂包里掏了一阵”，才“摸出”来的？在战争时期，物资十分紧张，包扎所连伤员的被子都没有，即使是“两个干硬的馒头”可能也是小通讯员珍贵的口粮。也正因为此，他将馒头留给“我”，才显出他的体贴、细心。战争的残酷和艰难也透过两个馒头传递出来。
小通讯员为保护担架员牺牲了，当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时，他叫别人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在一般的战争小说中，这应该是重点，是高潮，是需要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但是在《百合花》里，作者却只让得救的担架员简单几句话就交代了过去。这种侧面叙述的方法体现了茹志鹃的精心设计。因为简单地表现战士的英勇早就成了同时代战争文学的陈词滥调，光这样写不足以实现艺术的突破。而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书写战争给人心灵留下的创伤，表现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纯粹美好的情感，歌咏人情和人性，才是作者隐藏在战争的宏大叙事下真正想表现的。
参考文献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44.
②茹志娟.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
③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J].人民文学，1958，（6）.
[作者通联：欧阳炜，浙江德清县高级中学;屠文杰，浙江德清县研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