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对待档案史料的态度初议
郑鹏
摘? 要：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学术团体，在持续八年的科考活动中获得了大量档案史料。考查团对待档案史料的态度若何，值得进行探讨。分析可知，考查团成员对档案史料认识较为深刻，多种门类的资料皆在其关注范围之内;成员们对档案史料的搜集可谓不遗余力，采用了考古发掘、调研发现及购买收集等多种方式;此外，成员们对档案史料的整理分类较为科学和及时，对相关材料的研究和保护也颇为重视。
关键词：西北科学考查团;档案史料;考古发掘;收集;整理
Abstract： The Sino-Swedish Northwest Expedition w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group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ob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during the eight-year scientific expedition. The expedition' s attitude towards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worthy of discussion. Th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rchives， and all kinds of materials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the members try their best in collecting Archives， using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research findings， and purchase. In addition， the members are more scientific and timely in sorting out Archives， and they als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related materials.
Keywords： The Sino-Swedish Northwest Expedition;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Collect; Arrangement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学术团体，成立于1927年，于1935年结束科考活动。在长达八年的科考过程中，获得以居延汉简、经卷、古书等为代表的大量档案史料。
考查团成员对待这些档案史料的态度若何，值得进行深入探究。笔者以我国学者黄文弼、徐旭生、袁复礼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考查团成员的相关活动及记载为切入点，试图对该问题作一番梳理，以期与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同好探讨交流。
1 认识较为深刻，关注门类齐全
黄文弼作为考查团专事考古工作的学者，其相关记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团员们在科考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经卷、古籍、汉简、文书（包括汉文、少数民族文字及外文）、木牍、图册、石刻、墓表、墓碑、界碑、匾额、壁画等文献材料;同时，他们也收集到了不少钱币、陶片、瓦片等物件。[1]考查团成员也会以绘图、照相等方式留存史料，如黄文弼就记载道他绘有一砖堆分布图，可供以后参考。[2]黄文弼等人在离开额济纳时遇到两口井，见井上有挂布且写有文字，就将相关内容录到了日记中。[3] 考查团中方团长徐旭生也提到了多种类型的档案史料;在考查团核心成员之一袁复礼的回忆文章中，也有关于档案史料的记载。[4][5][6]
斯文·赫定是科考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为一家电影档案馆拍摄了许多镜头，包括大量珍貴的植物学镜头，[7]还注意收集一些唐卡、藏文碑等物件。[8][9][10]
综上可知，在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看来，档案史料这一概念并不限于传统的书籍经卷等文献，一切与文字相关的材料都可以归入其中。基于这样的认识，各种各样的材料被考查团成员有意识地收集并保存了下来，为研究相关学术问题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直接获得的文献资料外，团员们对自身科考活动事无巨细的记载、各种测量数据及所作地图[11]等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档案史料。
2 获取档案史料不遗余力，获取方式多样
作为一支科学考查团，搜集档案史料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西北科学考查团是这方面的典范，该团的活动范围涵盖我国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均是历史资源颇为丰厚的地区。考查团采用了多种方式收集档案史料，成绩斐然。
2.1 考古发掘收集。考古发掘是收集档案史料的首要方式。此次历时八年的跨国科考活动，以获得万余枚居延汉简等重大成就而轰动世界，这与该团有计划地开展考古发掘活动密不可分。
1927年10月，黄文弼在额济纳获得多枚汉简，此为贝格曼1930年后陆续掘得的驰名中外的居延汉简之先声。[12]陈宗器当时写给考查团理事会的信中报告了这一考古发掘，提到遗迹规模颇大，深掘出竹简者二百五十余斤，文字均为隶书。[13]袁复礼也记载道，“据赫定书中说：1930—1931年贝格满在博罗葱吉得木简360条，到1931年5月积累到一万条……后交刘半农与叔平研究，认出还有维吾尔文、汉文、蒙文、西夏文、伊朗文以及一种尚未知的文字。”[14]
1928年4月下旬，黄文弼在新疆和阗、于阗等地进行科考后，到达罗布淖尔以东，在土垠发掘所得汉简80件，“其年代为汉昭帝刘弗陵始元7年（公元纪年前80年），增补了汉书的不足”。[15]
2.2 实地调研收集。考查团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并收集了不少档案史料。
如黄文弼记载道，他在克内什庄附近发现一条河的西岸“有佛洞三四，墙壁上刻有古西域文字，或即龟兹国本国通行文字……”[16]考查团曾调研一处佛洞，得到不少汉字经纸碎片，“《维摩诘经关中疏》残片的字数就较多，书法也工整……”[17]贝格曼等人还曾发现一些岩画，并拍下许多照片。[18]赫定也记载到，贝格曼发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史前遗迹，还找到了不少箭镞、抓扒用具、锄片及各种钝器等。[19]
2.3 购买收集。黄文弼记载道：“上午有维民哈德尔兄弟来卖维文书，计购20册，又零件少许。”[20]黄文弼还购买过由5种文字（扎窝、伊兰、阿富汗、印度、阿拉伯）合译而成的《天经》、一部《莫罕默德行传》以及一位维民带来的载有蒙古王在和阗、喀什入回教之事的书。[21]
黄文弼等人在到达龟兹古城后，有人“有一人送经纸来，系在通古斯巴什掘出者，中有‘大历三年年号，则其为唐城可知，给银2两”。[22]赫定也有类似的购买举动，他曾见到一幅万法归一殿彩图，“这是梁手下一位画家的作品，画儿真是美极了，让人爱不释手。我们让他再为我们画一幅，价格由他定”。[23]
考查团据此获得的档案史料及其它文物极为可观，仅黄文弼记载所获就有近百箱之多。[24][25]
3 整理较为科学和及时，对保护工作颇为重视
如黄文弼记记载道：“余明日拟出发探居延城。今日始将采集物品换箱，另行改装。计装五箱，第一、二两箱为黑柳图河采集品;第三箱为因土斯太化石;第四箱为乌托海石器;第五箱为自阿拉善以西至额济纳河所采集之件。”[26]
考查团对所获材料的归类整理和研究较为及时和专业。黄文弼记载道，“今日又拾铜器、铁器、陶片约200件。晚登记今日所得，并包襄完骏。”[27][28]
黄文弼在百灵庙附近发现了一处遗迹，“审视乃王傅德风碑记，碑文不全，字迹模糊”，[29]考证认为是元代土城遗址，随即连续多天拓碑文并整理拓件。在抵果什根庙时，黄文弼“在废纸堆中拾残经卷者甚多，中有非藏非蒙文字，喇嘛谓为唐公字纸，必为唐古特文字之音讹”。[30]在库杜拉佛洞左侧巷内，“掘出经纸一张，上书‘尊致病交公夹行书夫人不致……，疑为书牍，反面书《法华经》”。[31]贝格曼对所获材料也及时地作了整理研究。在发现“奥尔德克的古墓群”后，贝格曼描述完具体情况后又进行了深度分析。[32]
赫定还提到，1933年，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北京与贝格满及几位中国学者一起整理汉简，“一些人正在这里紧张地为众多的采集品编目……”[33]
考察团成员有着较强的史料保护意识。袁复礼曾考察过一座土塔，看到塔内墙上尚有未脱落的灰泥，其上留有汉字：“贞元四年……日画……真俗归唐”，认为是唐德宗李适戊辰四年（即公元788年）的遗墨，强调这个古迹应当属于保护之列。[34]考查团成员曾函致新蒙藏委员会，请求保护一块在内蒙古发现的大碑。[35][36]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活动已过去90多年了，成员们的丰功伟绩和奋斗精神值得后人铭记。
正是缘于考查团成员对档案史料的概念有着深入的认识，在科考过程中不遗余力地采用多种方式搜集材料，加之对于材料进行了较为科学和及时的归类整理，并孜孜不倦地持续开展研究工作，西北科学考查团才能不断获得大量的材料、取得辉煌的成就，继而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通衢要道。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物文献研究”（编号：2020M670408）。
参考文献：
[1]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考古情形报告（在北大欢迎会席上演说）[J].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1（04）： 1-6;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古物展览会略息[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4（06）： 82;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平展览[J].湖北教育厅公报，1931，2（05）： 168-169.
[2][3][16][20][21][22][26][27][28][29][30][31][35][36]黄文弼.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M].黄烈，整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4][5]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6][11]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纪：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之一[J].地学集刊，1944，2（3/4）
[7] [8][9] [10][19][23][33][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M].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 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23.
[12]黄烈.艰辛的历程 丰硕的风险——黄文弼先生与西北考察[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03）： 30-36;刘长秀.中瑞考察团的西北科考之旅[N].中国档案报，2016-4-8（02）.
[13]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甘工作之成绩陈宗器之详细报告书[J].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30，3（35）： 37-39.
[14][15]袁復礼.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J].中国科技史料，1983（03）
[17][34]袁复礼.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续）[J].中国科技史料，1983（04）
[18][32][瑞典]贝格曼.新疆考古记[M].王安洪 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24]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考古情形报告（在北大欢迎会席上演说）[J].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1（04）： 1-6.
[25]可参见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M].北京：中华书局，2011.中收录的关于汉简研究的相关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来稿日期：2020-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