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
张春艳
【摘 要】 文章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首次考察在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外部环境下，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影响。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偏低，但缺陷修复后企业创新能力水平提高，这种效果在政策不确定性低的时期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投入高地區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及修复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更大，并且更容易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的创新能力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公司需要发挥内部控制“免疫系统”功能，不断修复内部控制缺陷，降低外部环境作用力，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 政策不确定性; 内部控制缺陷; 内部控制缺陷修复; 企业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 F273.1;F275;F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05-0057-11
一、引言
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排行榜上榜数量我国位列第二，但其中仅有华为等少量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公司。如何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是政府和学术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企业研发需要有效的内部治理制度防范创新风险，提高创新信息完善性、创新效果显示度[1]。国内外学者多基于创新动力、影响因素、结果等方面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研究[2]，其中，有关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分析，鲜有文献从内部治理制度视角出发，探讨内部控制缺陷及修复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新兴加转型的特殊时期，A股市场“政策市”特征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研究结论存在争议。目前学术界对政策的探讨主要在于具体政府政策对企业决策的作用力，对于整体政策不确定性环境的影响研究略显不足[3]。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从内部控制缺陷及修复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联的动态视角，分析并检验它们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1）丰富了企业创新能力的相关文献。从内部控制这一风险免疫机制出发，考察制度缺陷及修复影响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动态变化和作用机理。（2）拓宽了内部控制的相关文献。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企业决策的衍生价值效应，尤其是提供了不同内部控制环境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与择机处置的经验证据。（3）为企业创新能力行为决策提供了实践参考，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创新决策行为改进提供理论基础。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
1.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有助于吸收企业内外部技术资源，实现商业价值持续增长。内部控制作为应风险而生的本原，其缺陷的存在成为企业创新能力的制度障碍。
从内部控制五要素视角看，内部控制缺陷降低了企业风险管控水平，委托代理及信息不对称的加剧导致企业创新投入不足。首先，有缺陷的内部控制导致低质量的内部环境及控制活动，公司内部权责划分的不明确及中央权力的过度集中，加大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为规避风险，管理者选择运作保守型项目，企业创新的效率及效果较差[4]。其次，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对于环境要素的风险识别全面性不足[5]，不合理决策纠正的不及时引发财务风险，导致创新投入不足。最后，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降低了内外部信息的耦合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增加使得公司低估自身发展实力及外部环境压力，从而抑制创新决策。
从信号传递视角看，内部控制缺陷释放企业风险管控的不利信号，融资成本的增加引发企业创新投入不足。由于研发成果具有弱排他性，为了防止研发产品的泄密，企业通常对投资者有所保留[6]。融资过程缺少以噪声理性预期均衡为特征的反馈机制[7]，投资者不能对企业研发融资项目做出准确判断，导致企业研发投资有效性不足。与此同时，大量沉没成本的存在和研发成果的不可抵押，增加了公司研发投资对外部金融环境的敏感性。预期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及资金流动性问题，投资者可能拒绝或中断研发投资项目，缺乏稳定的现金流和源源不断的资金保障，企业的创新能力削弱。
从企业核心能力视角看，内部控制缺陷加大了企业的创新路径依赖，组织惰性的强化引发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当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时，管理层将有限的资源消耗于短期绩效提升的创新决策。企业恪守原先的知识储备及技术模式，其挖掘内在创新潜力的能力不足。与此同时，有缺陷的内部控制减弱了企业外部环境的应对能力，妨碍其外部创新搜索，难以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准确地调整组织决策及资源整合，公司回应市场需求的效率较低[8]。此时，企业的创新能力被限制在原先的技术轨迹上，陷入失败陷阱和能力陷阱的困局，核心能力演变为核心刚度。
2.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从奈特不确定性及增长期权理论视角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激励功能和择机效应，有利于公司提高创新能力。奈特不确定性主张，所有可能结果的集合或每个结果的相关概率均未知，即政策环境的波动不仅代表风险的提升，同时蕴含着发展机遇，技术不确定反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会尽快将资源投入到研发中[9]。与此同时，根据增长期权理论，等待研发的期权价值相比研发投资较小，为获取持续的未来收益，公司倾向于加大市场占优投资即研发投入[10]。因此，管理层面对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环境做出研发决策的可能性更大，以销蚀或屏蔽内部控制缺陷可能造成的企业风险。
从实物期权理论视角看，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减少内部控制缺陷的等级及数量。实物期权理论认为，企业投资相当于看涨期权，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程度，投资者无法准确评价企业业绩，决策风险加大[11]。对于潜在投资项目，投资者会观望以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对于已投资项目，投资者会要求增加补偿，以弥补政策环境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损失。公司预期到投资者行为，会努力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增加动态管理的定量价值及战略决策的先占性，削弱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
从政府规制视角看，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缓解马歇尔冲突，减少外部环境不利因素的作用力，进而弱化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性工具变动的程度及频率[12]。为实现社会创新整体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政府会采用补贴、罚款等方式提高规制水平，發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减轻垄断的负面效应。此时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环境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升研发资本价值，激励企业平衡研发的市场效益及社会效益[13]，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真正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和假设2。
H1：相对于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创新能力明显较差。
H2：相对于低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高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负面影响明显更小。
（二）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与企业创新能力
从内部控制免疫系统理论视角看，企业为生命体[14]，通过免疫系统对外源性危险信号做出应答，从而抵御风险。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降低了内外部有害异己的识别与应对，促使企业面对损失风险。当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整体风险预期减弱，存续并扩展创新合作关系[15]。与此同时，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有助于企业总结内部经验，找出危险产生的作用机理，形成免疫记忆，提升防范、识别和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企业内在创新挖掘程度提高。
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看，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缓解了代理冲突，抑制管理层舞弊及信任危机，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非有效的内部控制会提高企业风险[16]，高风险公司创新项目的失败会带来更强的管理层信任风险及信誉危机。自利原则驱使下的领导者以企业绩效为导向倾向于选择回报快、收益高的项目，这与创新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特点相悖。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有效激励了管理层承担风险项目，做出创新决策。
从公司治理视角看，政策不确定性低的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面对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和声誉机制作用力较大，为使投资者投入更多的资源与技术，公司治理结构较好[17]，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力较弱。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企业在组织惰性和记忆僵化的影响下出现公司治理问题的可能性更大。此时，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治理结构完善，更加高效地对内外部关系网络进行知识转换，市场应对能力及外部创新挖掘能力提高。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3。
H3：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且相对于高政策不确定时期的企业，处于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更能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剔除了ST、金融保险和数据缺失的公司后得到样本12 053个。企业创新能力手工收集自公司年报，内部控制缺陷来自迪博数据库，其他数据主要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统计软件为Stata13。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及模型设计
1.被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能力（INNOV）。目前有关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从投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产出（专利数）两个方面进行衡量。然而学者普遍认为，企业的专利数量并不代表专利质量，专利并不都能投入市场转化为产出[18]。因此，用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一定局限性。本文采用R&D投入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衡量企业创新能力。
2.解释变量
（1）内部控制缺陷（ICW）：借鉴叶建芳等[19]的方法，采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作为内部控制缺陷的替代变量，将当年存在以下情况的公司视为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最终构成解释变量ICW。①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出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②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出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③公司存在违规行为受到了证券会、交易所等单位机构的处罚;④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2）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下一年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视为缺陷已修复，取1，否则为0。
（3）政策不确定性（PU）①：本文使用Baker et al.[20]编制的政策不确定指数衡量整体政策环境的波动程度。该指数通过统计《南华早报》有关政策不确定事件的文章数量获得，已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中。为将月度数据转换为年度数据，本文采用几何平均法对数据进行了计算。
3.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研究，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控制。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为了验证H1和H2，本文构建模型1：
INNOVi，t=β0+β1ICWi，t-1+β2PUi，t+β3ICWi，t-1×PUi，t+
β4Sizei，t+β5Agei，t+β6Statei，t+β7Levi，t+β8Roai，t+β9Fcfi，t+
β10Outsizei，t+β11Duali，t+β12Top10i，t+β13IndexZi，t+
β14Growthi，t+β15Bhldni，t+β16Boardi，t+β17Salaryi，t+
β18Auoi，t+β19Big4i，t+β20Feei，t+β21ICIi，t+β22TFIi，t+∑Industry+
∑Year+ε? （1）
为了验证H3，本文构建模型2：
INNOVi，t=β0+β1ICWFixedi，t+β2PUi，t+β3ICWFixedi，t×
PUi，t+β4Sizei，t+β5Agei，t+β6Statei，t+β7Levi，t+β8Roai，t+
β9Fcfi，t+β10Outsizei，t+β11Duali，t+β12Top10i，t+
β13IndexZi，t+β14Growthi，t+β15Bhldni，t+β16Boardi，t+
β17Salaryi，t+β18Auoi，t+β19Big4i，t+β20Feei，t+β21ICIi，t+β22TFIi，t+
∑Industry+∑Year+ε? （2）
为了避免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模型1检验内部控制缺陷是否会对下期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影响。模型2将解释变量ICW换成ICWFixed，考察当期内部控制缺陷修复的作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1）企业创新能力（INNOV）的最大值为28.771，最小值为0.105，均值为4.861，说明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差距较大。（2）内部控制缺陷（ICW）和内部控制缺陷修复（ICWFixed）的均值分别为0.116和0.635，标准差分别为0.320和0.482，说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在一般情况下会采取相应措施修复内部控制缺陷。（3）政策不确定性（PU）的均值为1.83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946和3.471，表明我国总体的政策不确定性较高。
（二）相关性分析
表3分别列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企业创新能力与内部控制缺陷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创新能力呈1%负相关关系，表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动机越低。与此同时，企业创新能力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修复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说明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此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5，可初步判断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4的（1）列—（4）列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由表4（1）列可见，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H1得以验证，即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创新能力水平越差。表4的（2）列—（4）列为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回归结果。其中（2）列是H2的全样本回归结果，（3）列—（4）列是将样本根据政策不确定性高低分为政策不确定性高和政策不确定性低两个子樣本的回归结果。（2）列的结果表明，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在5%的水平通过了负相关检验，ICW×PU和企业创新能力呈10%正相关。在（3）列—（4）列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中，政策不确定性低时期内部控制缺陷与创新能力在5%的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政策不确定性高时期的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H2得以验证。
表4的（5）列—（8）列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与企业创新能力在10%的水平上正相关，表明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水平。与此同时，政策不确定性低时内部控制缺陷修复与企业创新能力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更能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H3得以验证。
（四）内生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PSM）
为了更好地反映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进行内生性检验。将数据随机排序，通过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与ICW进行Logit回归，估计倾向得分，对所有个体进行一对一无放回近邻匹配，进而进行多元回归。表5为条件变量匹配质量检验。可以看出，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大幅度降低，并且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小于5%。与此同时，匹配后大多数样本的P值增加，T检验的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匹配结果较好地平衡了数据。表6报告了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的估计值为-0.134，对应的T值为-2.15，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有理由相信，在排除内生性问题后，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负相关关系是稳健的。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1）采用企业专利授权数替代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重，回归结果基本不变。（2）由于2012年之前为企业内部控制自愿披露阶段，为了避免公司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用2012—2018年的数据再次回归，回归结果基本不变。
五、进一步研究：基于财政科技投入的分析
企业创新具有风险高和成本大等特征，凭借企业的一己之力很难达到创新的预期效果，政府会通过财政投入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一方面，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具有杠杆效应。政府的财政支持可以缩短企业个体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21]。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具有替代效应。政府财政投入挤出了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并且，为获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公司会迎合政府，进行低水平的政策性创新或策略性创新。当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时，非有效的内部监管无法及时制止企业创新资金的滥用现象，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替代效应大于杠杆效应，企业创新效率低下，并且，财政投入水平越高，内部控制缺陷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负面作用越明显。当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后，替代效应影响力减弱，杠杆效应作用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通过查阅各年份《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使用“各省份研发经费投入与相应年度地区GDP之比”作为财政科技投入的衡量指标，并以中位数为分位点进行了样本分组，分样本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缺陷及修复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7。表7显示，与低财政科技投入地区企业ICW、ICWFixed和INNOV的不显著相关不同，高财政科技投入地区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和修复与企业创新能力均在5%的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低政策不确定下两者的相关性更强。说明高财政科技投入下，公司的内部控制缺陷及修复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力更强，并且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更大。
六、研究结论、启示与局限性
本文采用2010—2018年的沪深A股上市为研究样本，以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为动态视角，分析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下，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创新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降低了企业风险管控水平，加剧委托代理问题及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及企业的创新路径依赖程度，从而引发创新投入不足。（2）低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二者的相关关系。高政策不确定性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抢占市场先机，改善内部控制制度的动机加强，从而减弱了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3）内部控制缺陷的修复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并且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的企业作用力更加明显。（4）财政科技投入水平高地区的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及修复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更大，并且更容易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由此得到的启示是：第一，企业应该充分关注和发挥内部控制的免疫系统功能，不断修复内部控制缺陷，持续改进内部控制质量，减少公司治理缺陷和不良信号传递，避免创新决策失误、自身权益损害及公司利益流失。与此同时，公司应该关注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机会成本的降低作用，获得增长期权，优化融资环境，抓住发展机遇，抢占市场先机，促进企业成长。第二，面对经济转型的现实环境，国家在政策调整及科技投入时，应当关注政策不确定程度及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注意经济政策调整的适时性及适当性，平衡政策波动的短期及长期效应、财政科技投入的替代及杠杆效应。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水平，加强法制建设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市场竞争及信誉机制，保护公司研发成果，促进企业及整个国家创新力的提高，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在于：（1）内部控制相关法规发布等制度变迁引发的内部控制缺陷及内部控制环境变化，亦可能对企业创新能力水平产生影响，由于数据获得性的局限，无法进一步拓展研究。（2）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指标的部分数据来源于企业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客观性可能有所欠缺。这些局限将有待于今后研究数据和条件的改善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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