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叙事策略研究
周宇博
【摘要】讲好中国故事，阐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公共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势必要求我国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策略性叙事实现了国际传播中的回应关切、情感共鸣与价值塑造，借助互文性叙事在对外话语体系中实现了信息共振、话语互融与场域构建，最终强化了中国抗疫故事的全球认知与全球认同，也为我国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范本。
【关键词】国际传播 策略性叙事 互文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单的“讲出好的中国故事”，更不是“只讲中国好故事”，在国际传播能力西强东弱的历史背景下，其背后有着双重要求。一方面是对“讲好”与“中国故事”进行系统性建构，既要明确所要讲述故事的主题和内容，也要明确讲出故事、诠释意义的方法，寻找新的国际传播话语策略;另一方面要明确“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讲好中国故事既不是要形成“我说你来听”的文化压迫，更不是选择“只说你爱听”的文化迎合，而是聚焦“真实、立体、全面”等目标，向世界诠释中国。
叙事（sIOrytelling）就是“讲故事”①，媒体国际叙事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与国际话语权、国家软实力等意义息息相关，如何从叙事形式、叙事方法、叙事意义等方面形成有效的国际传播叙事策略，提升国际传播叙事能力，是新时期我国媒体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课题。
本文试图分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在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探索我国媒体如何从更创新、更深入、更务实的视角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叙事策略，扩展国际叙事模式的发展空间。
一、策略性叙事，实现回应关切、情感共鸣与价值塑造
叙事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策略性文本”，即“一系列事件和身份的表征，通过实施这种战略，政治行动者试图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确定的意义，以实现政治目标”。②开展策略性叙事，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对某一议题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进行策略性模塑，以特定的形态和特殊的方式加以呈现，从而引导受众按照传播主体设定的导向理解该议题。③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总台圍绕内容供给与社会关切的匹配、角色关系与受众的共情、故事框架与价值的建构三方面展开策略性叙事。通过深挖世界与中国故事之间的纽带，在国际舆论场达到有效的传播效果，并成为以信息传播为载体推进中国化与世界化相互耦合的重要手段。
（一）聚焦冲突化解，有力回应关切，以“信息满足”提升叙事效果
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中国果断采取的“封城”举措让媒体的叙事面临着一系列“冲突”：海外受众心理上对武汉的高度关切与身体上同武汉的空间阻隔形成“冲突”;人们对确定的、系统性的信息需求与武汉成为抗疫主战场后碎片化信息爆炸式增长的局面形成“冲突”;人们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与媒体关注无法覆盖每一个个体的现实情况形成冲突……面对这些“冲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主动回应国际关切，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④总台在报道中设置了“提问”与“回答”的叙事框架，通过回应受众关切的方式，全面推进疫情报道，用“信息满足”驱动持续叙事，加强叙事效果。
采用拼图方式将藏在信息潮中的关键线索组合起来，提供确定的疫情信息。总台推出的动画微纪录片《守护生命》，在239秒的时长中巧妙创作“小汉”父子这对活灵活现的动画人物，从染病到治愈、从分离到团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方舱医院总床位数超过了13000张”“武汉改造完成了48家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总数达到了42000人”“3天后超过15000人被治愈，5天后接近25000人被治愈”等多达20组的关键数据融入故事之中，深度匹配海外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突出“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中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的生动事实。
在通过宏大叙事讲述疫情总体进展的同时，聚焦百姓，关注个体命运。总台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的60分钟纪录片《战“疫”24小时》（Epicenter-24Hours in Wuhan）真实讲述武汉新冠肺炎患者从发热到被确诊治疗的过程，以及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普通百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以仁爱之心守望相助的温情故事，以小见大，通过人本主义的微观视角实现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目的。
（二）明确角色关系，与全球共情，锚定命运共同体
从叙事本身来说，将受众纳入“你问我答”的叙事体系之中，能够和受众建立稳定连接，进而强化叙事效果，但是这种“事实的在场”并不能完全弥补“情感的缺场”。简单来说，虽然海外受众能够获得信息上的满足，但也会产生置身事外的割裂，造成叙事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叙事策略中，一个更重要的维度就是厘清叙事人和叙事对象的角色关系，在情感上实现跨空间的共情和连接。
首先明确疫情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其次明确海外受众不是看客，通过在中国的抗疫实践与全球的疫情关注者之间建立共情的连接，有助于推动他们对中国抗疫的支持和理解，消解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肆意污名化中国的言论。
在具体报道中，总台推出原创系列微视频《环球同此凉热》，坚持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围绕中国援手、迅速行动、万里为邻、力所能及、铁杆情谊、兄弟情谊等方面，叙述中国主张和中国行动，深刻阐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疫情中置身事外，唯有全人类共同努力，世界各国以合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阴霾，才能携手赢得这场全球战“疫”的艰巨斗争。同时，新闻报道与文艺宣传相互融合，总台推出原创战“疫”公益MV《天使的身影》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特别版，传递“音乐无国界患难见真情”理念;以“同心中俄，以乐战‘疫”为主题，推出“‘乐来越好——中俄民乐公益云享音乐会”，为中俄携手战“疫”加油鼓劲，向世界传递战“疫”必胜信念。通过形态多样、载体多元、覆盖广泛的对外传播体系，传递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中多次强调的“世界各国应该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加强合作，共克时艰，维护人类共同家园”@的新理念。
（三）强化主体自觉，蕴含价值传递，回归中国话语体系
当前国际话语空间中“西强我弱”的整体格局并未彻底改变，西方社会对我国国家形象充满刻板成见和消极想象，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情况依然存在。面对困境，在有力回应受众关切、有效与受众产生共情之外，中国媒体还需主动设置议题，有效解决地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矛盾，让“中国方案”逐渐成为“世界标准”，完成国家形象从“他塑”到“自塑”的转变，避免陷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
结合历史深刻阐释此次抗疫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总台推出时政微纪录片《武汉保卫战》，该片选择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战“疫”的重大时间节点，使用包括“lO天火神山医院建成”等13组权威数据，集中展现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坚毅勇敢，使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基本遏制、防控形成逐步向好的历史瞬间，着重展示我国抗疫过程中体现出的制度优势及科学经验，有力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重要论述。《武汉保卫战》是在中文版本《总书记指挥这场人民战争》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编译创作，用海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的方式生动鲜活地讲述中国抗疫故事，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在国际舆论场展现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
二、互文性叙事，实现信息共振、话语互融与场域构建
在策略性叙事过程中，“冲突化解”须以海外受众关切为导向，划定叙事内容;“角色关系”须以海外受众心态为依托，确定叙事情感;“体系构建”须以海外受众认知为目标，明确叙事价值。故事的讲述者除了要时刻关照倾听者、从倾听者的角度来叙事之外，还需要将倾听者同样纳入故事体系之中。一如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认为的，一国的国家身份存在于与他国的互动中，因而是共有观念或主体间共识的建构物、与他者关联的共生物。⑦讲故事本身也是一个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传达、接收、沟通、动员周边资源的互动过程。⑧
互文性叙事正是为了满足上述要求，强调文本与其他文本、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相互联系与转化的关系和过程：一方面通过在某文本内部或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中体现，共同建构传播主体所希望传达的意义;另一方面又通过互文性实现了多主体间的意义建构。文本的互文性为不同社会身份、文化背景、个人经验的叙述者、受众提供一个观念交流、讨论、互动的场所，并最终达成一种共享文化观念。我国媒体要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深入到交流场域的维度，关注并吸纳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对象、叙事内容、叙事观点，避免自说自话，实现全球认知和全球认同。
（一）打破自我独白，产生信息共振
在“我说你听”的模式下，信息体现为单方向的传输，会面临传输成本、理解成本、信任成本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能将交流的场域转变为“我说你听，你说我听”的互动模式，实现信息共振，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次抗疫报道中，总台一直注重通过“让他说话”的方式来提高认可度，使多元化的观点进行碰撞。总台发动全球记者站，独家专访国际权威组织和多位世界顶级专家，用事实说话，澄清真相、反击谣言。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有大量证据”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等言论，总台《新闻1+1》节目独家专访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借国际权威人士之口戳穿美方谎言。总台记者还先后采访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法蒂拉·沙伊布和日本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本庶佑教授等多位国际知名专业人士，借嘴发声，有力回击病毒起源于中国的阴谋论。
除权威人士外，总台记者还采访多位在华生活的外国人士，直观讲述中国各地抗击疫情的真实情况。CGTN《对话》栏目邀请在武汉为医护人员制作和配送咖啡的伊朗咖啡师Sina Karami、在中国生活近20年的意大利裔美国人Mario Cavolo以及自发捐赠口罩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以色列人Rabbi Shalom Greenberg参加连线访谈。几位嘉宾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认为歪曲报道不利于西方受众对疫情的清楚认识，表达了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这些身体在场式的讲述，基于自身的参与和观察，能更深层次地与更广泛受众产生共情。
（二）进入对方体系，实现话语互融
在对外传播中，“我說你听”的模式不仅会有损传播效果，而且这一模式的预设本身也偏向乐观。更多的时候，对外传播会出现“场域”的割裂，不是“我说你不听”，而是“我说你不在”。因此，除了在我们所营造的交流场域中实现信息共振以外，还需要进入海外场域之中，在他们的话语体系里注入我们的观点。
一方面，“去他那儿说话”。多平台发声传输中国观点。针对西方舆论场出现种种抹黑中国的谣言和歪曲报道，总台通过境内外二百余次中外籍主播和记者连线报道、接受专访、走进直播间、提供稿件等方式在境外主流媒体上主动发声，准确报道我国党和政府作出的决策部署和坚决有力的举措;直面舆情热点，有理有据揭露海外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和辱华言论，批驳某些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卑劣行径。
另一方面，“用他的事儿说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针对美国共和党发布备忘录建议候选人“积极攻击中国”以应对新冠危机的荒谬做法，CGTN援引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曝光内容，发布《攻击中国成为入主白宫关键》等系列评论，揭露美国政客疯狂抹黑中国的真实面目。
（三）直面舆论斗争，构建高强度场域
固守自身构造的交流场域，容易与受众产生割裂，从而降低叙事效果。进入对方话语体系虽然能够确保交流不错位，但又容易丧失先机。在国际舆论场域中，有一个天然存在的能够以高强度信息交互确保连接的交流场域，那就是争论。面对舆论斗争，只有不惧怕亮剑，果断加入舆论战之中，才能确保自身进入这一天然的高强度交流场域，为叙事效果的达成创造条件。此次抗疫报道中，总台以攻为守，针锋相对，果断加入“争论”这一全球关注的交流场域，为做好国际传播找到战场。
一方面，通过系列评论言论，引导争论观点走向。结合美国发生的非裔男子惨死事件引发的抗议大潮，总台评论矩阵共同发力——“国际锐评”播发评论《对香港煽风点火的美国政客正在引火烧身》，“大湾区之声热评”播发评论《挽弩自射的美国政客正在品尝煽动乱港的苦果！》《后院起火的美国政客别再拿讹诈当饭吃了！》，CGTN推出时评视频《美国警察VS香港警察：美式双标让人“无法呼吸”》，多平台、多渠道揭批美国政客们典型的“双重标准”，尽显评论锐度。
另一方面，借助多语种网红工作室“一国一策”贴近式传播。多语种网红工作室主动发声，通过境外社交媒体平台等抵达国际舆论交锋的最前线，起到讲述真相、解疑释惑的作用。泰米尔语部“牙膏工作室”在脸书（Facebook）和油管（YouTube）平台直播《探访出现确诊病例的小区》，网红主播深入曾出现过确诊病例的社区，向印度受众介绍居民的日常生活。
三、结语
面对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事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通过策略性叙事和互文性叙事，全面提升报道的国际传播效果。其中，策略性叙事，紧紧围绕叙事框架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精心策划叙事内容角度，把握叙事节奏重点，有力回应关切、建立情感共鸣、引导价值传递，传播于我有利信息。互文性叙事，引入对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对象、叙事内容、叙事观点，多元呈现激发信息共振和话语互融，构建有效场域，坚决回击和有效反制西方政客和媒体造谣污蔑与恶意攻击，持续破解西方叙事框架，彰显我方叙事逻辑。总台通过这些有效的叙事策略打造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矩阵，在国际传播中实现了诠释事实、沟通情感、建构认同。同时，对我国媒体如何构建融通中外的叙事体系，让国际社会听懂中国声音、读懂中国故事，如何参与重构国际传播秩序，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