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地方与历史的在场
王婷
纵观早期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历史，以上海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始终作为其核心要素。诚然，上海作为早期中国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中心，对于它的电影实践等研究必然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然而，历史并非以某个区域闭合地发展，它的流行性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缝隙。因此，关于地方电影或区域电影的历史研究和撰写显得尤其必要，亦符合“重写电影史”的要求和逻辑。广西作为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毗邻广东、港澳，对其电影业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早期中国电影史的宏观考察。
一、地域空间与电影的“介入”
和上海、广东等地区类似，广西的电影萌芽同样伴随着西方势力的介入。1885年，随着中法战争的結束和《越南条约》的签订，广西、广东、云南等开埠通商，其中广西的梧州、北海、龙州等地区相继成为通商口岸，为电影进入广西提供了客观条件。1903年，电影随着前往北海普仁医院任职的英国医生李惠莱进入广西，“带来一台手摇式放映机和一些默片纪录片在医院放映”[1]，成为广西电影传播的肇始。由此，广西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最早传入电影的地方”[2]。1907年，南宁正式开关通商，电影亦随之传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纂的《桂海遗珠》所述，南宁的电影放映“始于二十年代后期”[3]。实际上，据可考的史料记载，南宁最早的电影放映始于开关两年后的1909年，当年的《大公报》记载：“近有希腊商人二名、法人一名，由河内至龙州，拟在南宁、贵县、郁林、梧州等处开演影戏，所带像片，大有可观。一时之欲扩眼界者无不先睹为快”[4]。由此可见当时电影在广西各地的受欢迎程度。除了外国人在广西的电影放映外，作为邻居的广东对于广西电影业的萌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18至1919年，柳州开始放映电影，当时来自广东的私人放映队以巡回的方式进行电影放映活动，主要在“城隍庙租地围圈、放置一些木条凳，使用手摇放映机，以汽灯作光源放映‘番鬼婆裙子惠东，狼狗会在花园里跑等外国风景的无声电影”[5]。
广西本地的电影放映约始于1913年，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龙州开办新龙戏院。当时戏院使用西人淘汰的机器为军队放映电影，同时也对外售票。1918至1919年，陆荣廷还先后请“港商、广州商人在龙州和家乡武鸣进行电影放映，并对外售票”[6]。1918年，广西本地的商业资本开始进入电影放映，北海的靖海戏院、柳州的庆乐戏院先后放映电影，随后，梧州的合益戏院也开始进行电影售票放映活动。随着电影放映的流行，多家戏院竞相兼营电影放映。
此外，广西其他地区的电影放映大多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1912年8月，广西省会由桂林迁往南宁，后于1936年再次迁回桂林，因此桂林也是广西电影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据《桂林市志》记载，该地的电影放映始于1930年，时年“桂林创办了第一家电影院——明星影画院”[7]。不过严谨地讲，桂林在此之前已有电影放映活动：“游江湖的影片商，带着几张陈旧的外国影片，路过这里，租个地方演几天”[8]。早期广西电影经营机构则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联利影片公司是香港明达公司的子公司，在梧州设立了代理电影发行业务的筹备处。
二、寄居空间与电影的普及
纵观中国电影的历史，电影传入之初通常没有固定的放映场所，流动性是映演最大的特点，早期广西电影的寄居空间同样如此。除了前文里提过的旧庙宇、城隍庙外，会馆、游乐场等人群相对集中的地点也参与进来，如“民国5年外地商人用小型流动放映机在（融安县）长安镇租福建会馆放映无声电影片”[9]“民国6年广东影商自带设备，在（贺州）贺街镇冈州会馆放映无声电影10余天”[10]“1929年商人冯天昌在融县融水镇广东会馆进行营业性放映，影片多是纪录片和商业广告片，时间约一年”[11]“民国22年联利影片公司（香港）委派卢泽南、胡敏孚携改装的有声放映机和有声影片，在南宁沙街的该游乐场放映”[12]。另外，“民国14年‘董灿记老板董达庭从梧州购回一台手摇式‘百代型电影放映机，在家售票放映美国无声影片”[13]，而梧州的南华饭店在“无大戏班演唱时，亦在屋顶花园演映电影”[14]。由此家庭、饭店也是早期广西电影寄居的空间之一。
在专门供电影放映的固定空间出现之前，戏院常常成为电影放映的最佳选择，这些戏院通常影戏兼营。1917年，“合浦人‘外沙三等合股购买北海竹林深戏院，将其改建成靖海戏院”[15]，分男女设置座位。同年，位于柳州市内的乐庆戏院也开始放映默片。1919年，梧州的合益戏院开始放映电影，随后又相继出现了“中山”“永华”等兼映电影的戏院。其后，以兼映电影为性质的戏院逐渐成为流行之趋，河北戏院、南强戏院、同乐戏院、天台戏院、永安戏院、天光戏院等戏院均建成营业，开始映演影片。
专门电影院在广西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1924年，北海市的一所家庭式商业影院成立，名世界影画院。1930年，北海市的明珠电影院建成，一直经营至1934年，先后放映默片、声片。南宁作为当时广西的省会，其影院事业“较诸省内，则算超出一筹”[16]。1928年，南宁的大南戏院建成，院址位于苍西路，座位约有800个左右，大多片子由香港明达供应，中西片均有。20世纪30年代，南宁最大的电影院新明星戏院，由旧式的戏院改建而成，座位过千，大多映演国产影片。南宁的另一家较大型的影院中华大戏院则建于1933年，座位约有1200个，戏院在“百代”放映机上加装了有声机部件，开始播放有声电影。抗日战争之前，桂林的影院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明星电影院和明珠电影院，前者建于1931年，后易名新华电影院，所租的影片运自湖南，因交通不便常常停映影片，只好改演旧剧，因而营业时好时坏。明珠电影院尽管建立时间晚于“明星”，但其片源来自广东，用汽车运送，所以常常有新片上映，因此“明珠”的生意兴盛很多。其他地区则有平乐电影院、新华电影院、大华有声电影院、新世界电影院、银宫电影院、大观戏院、乐群电影院、新光电影院等专门的电影院陆续建成。
遗憾的是，由于时局动荡，加之經营不善，这些影院的存续时间大多不长，如平乐电影院仅营业一个月即毁于火灾，新光电影院经营一年后亦遭火灾。大华有声电影院等则因亏本停业。位于柳州的大观戏院选片精良，还有不少苏联片，营业佳，“座位分散厢民族民权民生四种等级”[17]，颇具特色，然不幸于次年的日机轰炸中烧毁，1940年复营业，却于次年再次毁于日机轰炸。及至1939年，广西仅剩八家电影院，因战事之故，时常停映，例如“桂州因为白天没有电，只映夜场，但桂林、梧州等处，为了防空关系，白天也停止开映了”[18]。
进入20世纪40年代，广西的影院以桂林的乐群电影院、大众电影院、国民电影院、现代电影院为主，其中“乐群”傲立其中，是最受欢迎的影院。它成立于1938年，由隶属于广西省政府的乐群社社长谢讷生建立，影院的设备“以小巧胜，映机是手提包机……所映影片多系外片”“为桂市其它影院所不及”[19]。除了战事外，影戏院还被省政府加征捐税，负担更加繁重。1941年桂林市的13个影戏院因不堪重负曾联合“呈请市府转请省府收回‘加倍征收票价之成命”[20]，次年，再次请求减轻税捐，足见营业的艰难。
寄居空间除了以上所述外，还包括其他形式。1934年，广西省政府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宣传科在南宁成立，下设电影队，“该队男女演员及技术员，约四十人”[21]。沈西苓导演曾被邀请在电影队设立的电影座谈会中演讲“‘我们做需要的电影和编剧技巧等讲题”[22]。后第四集团总政训处迁往桂林。1936年，电影队与宣传科下设的巡回游艺讲演团、国防剧社合并，改组为国防艺术社。该社下设电影部，除了摄制影片，还在各地从事电影放映活动。
1937年，广西省政府为了培养电影教育人才，将多名学员送往南京接受电影教育训练，后因战争爆发，训练班停办，学员于次年元月结业返回广西。1938年，广西省政府电教队深入各地区进行电影放映和宣传活动。1941年，广西省政府为了积极推进电影教育事业，将原有的电教队划为七个电影教育巡回施教区，由省政府派施教队负责电影施教事宜。另外，社教运动周是广西省政府电教处重要的社会教育活动，分为戏剧日、电影日等，除了在影院举行电影放映外，还派出电影队放映电影，地点往往定在公共体育场，有时也选择他处，如1942年11月14日省政府电化教育队在桂林派出电影队分别在三处举办电影晚会。公共体育场也是电影放映活动的首选，如1943年的“联合国日”在公共体育场放映“由英大使馆新闻处供给最新盟国胜利新闻片”[23]。这些放映形式使电影从市民阶层走向广大乡民，是电影广泛普及的重要一环。
三、社会空间与电影的摄制活动
谈到早期广西本土的电影拍摄活动，还要从当时中国电影的中心——上海谈起。1932年，黄漪磋曾带着八十余人的摄制组从上海南下广西拍片，制片计划包括《猺山艳遇记》《黑将军》《空战艳史》《主义》《新广西》[24]，其中前两部拍摄完成，《猺山艳遇记》后定名为《猺山艳史》（杨小仲，1933），而《主义》《空战艳史》和《新广西》未竟。《猺山艳史》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25]，拍摄上映的过程一波三折。在黄漪磋帮助组织“联华”时，几位老友请他到广西拍摄风景及建设影片。随后，黄漪磋带着演员王次龙、摄影黄学礼等人前往广西。在路上，他们听到关于广西瑶族公主与汉人黄云焕的故事，认为可“编成一部拓荒文化影片——《猺山艳史》……替国片造出一种新的纪录，换一换观众的口味”[26]。其后，他们返回上海，筹备拍摄《猺山艳史》。
从准备到拍摄完成的数月间，《影戏生活》《申报》《电声日报》《开麦拉》《时报》《现代电影》等多个杂志报刊将期间的各个细节进行报道，为黄漪磋的广西之行做了全方位的舆论宣传，《开麦拉》曾发文调侃“黄漪磋又唱老调‘到广西去……第三次到广西去口号又唤了出来”[27]。广西当局对黄漪磋等人之行非常重视，时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以该摄影团此次来桂摄影，将来于本省增光不少，特由粤分别电令总部驻梧办事处，于该团到梧州时，照料一切”[28]。《猺山艳史》改编自广西当地瑶族公主与汉人黄云焕的真实故事，黄漪磋任编剧、监制，杨小仲导演，许曼丽、罗军等主演。《猺山艳史》是摄影机用镜头看广西、看瑶族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其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1933年载于《广西青年》的《三年来电影界的概况》一文谈到：“本省在建设之始，为向外宣传，及民众教育起见，确有设立制片公司之必要，望当局诸公注意及之”。[29]同年，广西当局因“省境内竟缺少自别处供给之影片，故拟自办一影片公司，闻发起人系李宗仁白崇禧等……据称其处女作为《新广西》，利用广西特有之风景为背景，自来桂林山水甲天下，将来新片脱版，定可为国片生色不少也”。[30]这里的《新广西》与之前“艺联”在广西拍片之计划中的《新广西》名字一样，彼时计划的《新广西》“是一部把广西的名胜、文物、矿区、林垦，以至国防军备、建设等作有系统的介绍的带点新闻性质的影片”[31]，两者是否有关联已不可考，然而这些细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西本地对电影实践的重视程度。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广西本土的电影摄制行为大多由第四集团军总部政训处的电影队完成。1933年，“艺联”摄制组离开广西时，摄影师黄学礼并未返沪，而是留在广西，在总部任少校、电影队队长。次年12月，白崇禧组织拍摄《七千俘虏》（白崇禧，1934），黄学礼任摄影师。据该片编剧、时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中校宣传科长李文钊所述，这部电影是白崇禧为了夸耀战果而拍摄，起到了欺骗宣传作用[32]。1936年，电影队还计划开拍“‘政治‘经济‘文化‘文化”[33]四大建设影片，并聘请万籁天担任导演。其后，电影队还拍摄过《五路军抗战第一辑》《五路军抗战第二辑》等少量纪录片。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1939年曾有意迁厂，经过一番商讨后将新厂址选定在桂林，其理由是广西“已成为西南文化的中心，交通也相当便捷，对外有广州湾一线可直达，而且那边山明水秀，风景甲天下，颇合东方好莱坞的条件”。[34]
四、滞后的电影观看与地方现代性
“地方”一词从被提出伊始即带有二元对立的属性，随着当今全球化进程的脚步，它作为一种“意义”的衰退得到关注。回到早期中国电影史的叙述中，在上海为中心的言说逻辑里，早期广西电影自然是“地方”的某种表现形态。电影观看行为作为电影发展中的接受环节，不仅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取向，也是该地区都市发展的旁证，呈现出其独有的地方现代性。
与其他地区类似，广西的早期电影观看同样从默片开始。当时的一些影院为了帮助观众看懂剧情，在场中设有一名解画人对电影内容作出讲解，有的影院还会专门在映场边搭一小楼供解画人使用。在没有剧本和文字介绍的情况下，解画人完全靠即兴发挥，“有时学些猪鸡狗叫，有时又装扮成女人、小孩的腔调，总之以取悦观众为目标，时常逗得观众哄堂大笑”[35]。当时南宁最有名的解画人叫陈炳荣，人称陈老九，深受当地人欢迎。初期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类型以国产的神怪武侠片为主。例如《火烧红莲寺》（张石川，1928）一片上映后引起的话题，仅在南宁便足足说了半年都说不完[36]，而像《荒江女侠》（陈铿然，1930）等片亦“盛极一时，吸引了不少下级观众，尤其是小孩子”[37]。西片则往往不受青睐，只有卓别林和罗克的滑稽趣片有市场，少数教员或学生会有兴趣。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观众的趣味开始转向爱情片和社会片，因此阮玲玉是这一时期广西地区观众最喜爱的女星。
早期广西电影的观看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根本原因是运片的不便利导致。像梧州地区尽管影院不少，却“佳片寥寥，所映防者，大率沪地国产片，及陈旧之美国片而已”[38]，桂林的“明星”“明珠”两大影院也常常有已预告数月，片子还未到广西的事情发生。其他地区亦然。于是很多地域因“有价值的片子，成本很重，恐不够皮费，不敢租赁”[39]，只好退而求其次放映旧片。
抗日战争开始后，因上海的影片公司歇业，地方影院的生意更加难以维持，像《夜来香》（程步高，1935）《风流寡妇》（恩斯特·刘别谦，1934）等旧片难以吸引观众眼球，于是向当时的“中宣部购买几部《抗战特辑》在桂放映……所以每放映，人山人海”[40]。其后广西通常从香港购片或者电影队入桂放映电影，有时观众也可以看到《青年中国》（苏怡，1942）《火的洗礼》（孙瑜，1941）等较新的片子。然而大多数时候依旧以观看旧片为主。自香港沦陷后，广西的很多影院失去了购片渠道，如桂林市曾绝映国产影片达数月，为了适应环境和观众的口味，有些影院特地赴广州湾购新片。值得一提的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查理·卓别林，1940）也曾在桂林放映，当时的上海还未曾放映，该片在桂林上映时，引起轰动效应。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还曾记得在乐群影院看《大独裁者》的经过：“卓别林演的希特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希特勒还有两撇胡子在嘴上，使他说起话来，胡子像在打架”[41]。另外，外部环境的复杂和恶劣滋生了一些投机商人出现，如解画人陈炳荣，在有声电影进入广西后，解画人的声音叙述功能随之消失，曾经参与电影放映的他开始经营影院，1942年，他接手新世界大戏院，低价购买了近百部残旧的影片，还私自剪接租来的电影拷贝，将它们东拼西凑成一部“完整”的影片，并自己取名进行放映。此外，他还将上映过的片子改换他名，再次上映糊弄观众，颇受诟病。20世纪40年代末，某些影院仍未摆脱映演旧片的命运，不过因某些地方娱乐设施稀缺，亦常有客满之状。总之，早期广西观众的电影观看以旧片为主，以爱情片及神怪武侠片为主，尽管当地政府设立了电影检查法，却通常是个形式，电影终究是商人投机和获利的工具。
从早期广西电影的发展脉络来看，“地方”的电影史始终与作为“中心”的上海勾连，并同时与香港、广州等其他“地方”发生联系，形成一幅趋向完形的历史拼图，因此，对于“地方”的电影史研究至关重要，并始终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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