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社交用户自我表露差异化的影响因素探析

    王艺萌

    

    

    

    【摘 要】步入移动社交时代,越来越多的用户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信息进行自我表露,期望进行个人形象的建构、情感的宣泄和社会资本的维护等,然而目前不少用户在不同社交平台上的自我表露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首先对“自我表露”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释,基于理论提出了三个假设,并对新浪微博的相关文本进行了文本分析和数据采集,配合深度访谈得出初步结论,又采用调查问卷验证了部分结论。本文得出社会交往压力、感知收益和隐私关注等因素会造成用户在不同社交平台(微信和微博)自我表露的差异。

    【关键词】自我表露;社交平台;差异;社会交往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 ? ? ? ? ? ?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06-0176-03

    一、背景及总述

    移动社交平台目前发展迅速,已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服务为用户带来信息沟通与交流的便捷。在移动社交平台上,用户可以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内容、个人照片及视频、个人情感表达内容等信息发送到社交平台上,与他人进行分享和互动,获得交流沟通的满足。据《2018微信年度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每天有10.1亿用户登录微信,庞大的用户规模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社交霸主。与此同时,2018年 11月28日,微博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截至9月30日,微博月活跃用户达4.46亿,继续保持7000万的同比净增长,日活跃用户也增至1.95亿。微博一直以来都是热点事件传播发酵的首选甚至独家平台,具有在热点事件发现、传播、讨论上具备的领先优势,这都是其获取新增用户和提升活跃的独特能力。社交网络平台目前已演化成为一个自我表露、自我建构、自我确认的过程。

    据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指出,社会交往是由“强关系”和“弱关系”组成的,家人、朋友等我们经常与之互动的人构成“强关系”,反之,其他人群则与我们构成“弱关系”。对比微信和微博两者而言,微信更偏向于基于“强关系”和高黏合度的社交媒体,而微博则对于用户来说,更偏向于是基于“弱关系”的社会化媒体。用户在意见发表过程中受到复杂心理动机的影响,因此在两个平台自我表露的状况也有着显著差异。

    自我表露,是人际传播的基本理论,最先是由Jourard(1958)提出、界定并开展发展性研究的。自我表露主要有以下两种分类:Delerga 和 Margulis(1983)把自我表露分为两种类型:描述性自我表露和评价性自我表露。前者主要与事实性信息相关,包括有关个人的思想、经历等;而后者更多指个人对自己的感受、评价或判断的自我表露,包括自我评价、内心感受等[1]。自我表露还可分为正向的自我表露和负向的自我表露,分别为积极正向的个人信息表露或对自己形象产生不良影响的负面内容展现;其中网络自我表露可分为“静态网络自我表露”和“动态网络自我表露”两类[2]。其中,本文所讨论的是移动社交用户在社交平台上的静态自我表露内容,即是指通过社交平台将自己的信息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透露给他人的行为。

    自我表露是各种社会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社交网络中的自我表露,是人们 通过在线内容生产,通过多种方式向他人传递信息,并以此达到维持在线信息沟通或满足个人需求的一种信息传播行为。目前随着社交平台的用户规模增大,每个用户面对的社会关系和目标人群更复杂,自我表露的内容和尺度也会因人而异。

    2018年年末,针对微信的分组、屏蔽等功能,微博上网友也进行了热切的讨论,相关话题都拥有几亿的阅读量,讨论人数也至少几万人。其中对于“朋友圈三天可见有必要吗”这个话题,将近8万人对此进行了投票,约4.5万人认为“有必要”,表示有些内容不需要其他人知道,而约3.4万人认为“没必要”,社交功能无须太过在意。

    目前有研究表明用户社交关系网络稳定甚至萎缩,用户信息分享热情降低,甚至逃离社交媒体的现象逐渐增多,不少用户产生了社交媒体倦怠的行为。[3] 微信作为基于强关系的社交媒体,随着用户关系的复杂,出现此类倦怠行为的用户数量更多。微博话题“朋友圈的我和微博的我”一经发起,便迅速引发网民热切讨论,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前几位,截至2019年初,该单个话题的阅读量达到3亿,讨论人数达7.4万人。部分意见领袖以九张图片的形式生动详细对比了用户在两个社交平台上发布内容的差异,单篇博文的转发量、评论量超过3万,点赞量超4万,人们纷纷发表观点并收获共鸣。

    二、研究问题及假设

    用户的自我表露涉及很多不同的理论,其中笔者主要选取以下几种理论进行阐释,并基于以下理论提出研究问题及假設。

    去个性化的社会认同理论[4]认为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引起网络上个体自我意识减少、对网络环境的认同增加,进而产生更多形式和更大程度的自我表露,同时网络空间的自我表露更大程度上遵从网络空间或特定沟通群体的既定规范。

    社会互惠理论认为人际交往就是“得到东西回报相应东西。”影响领受表露信息者是否会回报相应表露的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对吐露者表露信息方式的感知;领受者是否想加强、建立和持续关系;关系的发展阶段;表露者是否允许其回报表露。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CPM)[5]用可渗透可伸缩的界限做比喻来区分隐私和公开之间的关系。个体通过一种隐私管理系统来控制隐私界限的可渗透性。根据该理论,表露隐私后会使人感到脆弱,因此个体通过建构沟通隐私界限来控制表露隐私后可能带来的危险。[6]

    基于以上理论和当前平台上的社交现状,可初步提出几个假设:

    (一)社会自我造成了自我表露的差异化。

    每个人的自我表露受到圈子中社会规范的制约[7],受到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影响,自我表露时更多展示的是社会自我。

    (二)用户的感知收益影响其进行自我表露的意愿。

    这里的“感知收益”是指社交融入所收获的愉悦及满足感[8]。

    (三)用户的隐私关注造成其自我表露内容的差异化。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文以新浪微博相关热门话题为考察对象,对话题内容,参与用户进行分析。基于移动社交用户在不同平台上的实际情况,利用文本分析、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本次研究。

    通过专业的微博数据抓取软件集搜客对热门话题“朋友圈的我和微博的我”中热门微博的热门评论(点赞数大于等于10)和话题内博文发表的内容及参与讨论的用户信息进行初步抓取。可获知对于朋友圈发表的意见看法,经语义分析系统基于完美双数组TRIE树的词频统计,可提取的前5位关键词是“朋友”“屏蔽”“斟酌”“严谨”“生活”;同样,人们对于微博的描述经筛选后统计得出的前5位关鍵词是“放飞”“矫情”“净土”“随便”“真实”。经统计,参与讨论并发表类似看法的女性用户占了八成以上,主要年龄大致分布在23-30岁这个年龄段。对比《2017微博用户发展报告》的用户画像,微博月活跃用户中,30岁以下用户超过八成,其中“23-30岁”用户占比最多达38.6%,“18-22岁”用户达27.6%,“18-30岁”用户总体占比超过半数,是微博的主力人群。同时,来自三四线城市的用户占微博月活跃用户50%以上。对比两者数据基本吻合,可结合用户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假设。

    因微博文本的发表用词较为随性主观,提取的文本用于分析和统计时需要大量人工筛选和语言的整理。因此,笔者自行将内容分类整理,并选取15名对象(年龄分布合理,且同时使用微信和微博)进行深入访谈,了解他们的使用方式、使用频率、自我表露状况和心理动机等,可得出以下结论:

    1.用户对于两者的使用方式及功能有不同的认识

    目前用户倾向于把微博作为一个公开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使用用户的范围广、信息来源多,主要用于热点事件的搜索围观,主动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及时了解自己感兴趣的知名人物的近况,很少用于熟人社交,2/3的访谈对象表示自己的微博好友圈中现实的亲友占比20%以下;而微信仍旧是一个基于强关系的社交媒体,虽然目前添加了不少陌生人,但主要还是用于熟人社交,熟悉的亲友占了联系人列表的80%以上,微信目前仍主要用于生活和工作,作为一个即时性的通讯工具来维系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交圈子较为固定,信息来源也相对少,用户普遍反感朋友圈的广告营销、鸡汤泛滥等行为,信息获取方式较为被动。

    2.用户对于两者的心理动机不同,自我表露方式不同

    从访谈对象来看,微博由于关注对象和粉丝人群中熟人较少,因此在微博更能拥有个人空间,原创博文的发表是对自我的记录,自由度高,不用有太多顾虑,负面情绪的发布更多是出于发泄心理,对回应和共鸣的期待较小;朋友圈私密性较强,是面向他人的展示,在进行自我表露时伴有“分享”的心理,期望获得回应、满足受到关注等心理,自我表露的心理动机更强,期望通过微信进行“自我形象的建构”,形象建构的目的性较强,因此倾向于构建一个符合自我认知的形象,自我表露内容相对偏积极正面;

    3.用户出于对隐私的关注,自我表露的程度不同

    目前,人们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微博作为一个公开性的平台,陌生人居多,更多是转发评论相关内容,用户在进行自我表露时,真正有关自己的个人信息较少,只有当表露自己的情绪和内心深处更加私密的想法时,会倾向于选择一个较陌生的社交环境;而微信作为熟人社交,总体自我表露程度较高,用户会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其中隐含较多个人信息。但是对于情绪和个人真实想法方面的表露较为保守。

    经过以上的访谈整理和文本分析整理,本研究可以得出目前信息过载和社交过载的状况,以及群体压力、群体规范的影响造成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压力,从而影响用户的自我表露。此外,人们对于隐私信息的关注也造成了自我表露内容和程度的差异。

    针对这些结论,本文发放了问卷对于目前用户的自我表露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对于以上结论进行辅助验证。问卷样本回收数量为163份,除去在社交平台的使用情况一题中选择“一般只用微信”的19人(本研究探究自我表露的差异,样本需同时使用两种社交软件),有效样本量为144份。

    (二)数据分析

    问卷的设计包含了部分样本人口统计学信息,少量行为多选题,并对一些态度行为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形式进行五级打分(1-5分),利用问卷可以得出部分直观结论,下文将选取部分指标进行简要描述性分析。

    其中,调查对象大多分布在“23-30岁”,以女性用户为主,学历集中在本科及以上。

    就调查对象的朋友圈可见天数设置情况来看,约53.47%的用户将朋友圈设置为“三天可见”,约38.89%的用户设置为“半年可见”,而设置为“全部可见”的用户最少,约7.64%。对于“我发布朋友圈前一般会进行分组屏蔽”这一问题的均值(标准差)为2.83(1.09),在统计“微博的互关联系人列表中现实亲友所占的比例”时,答案集中在“20%以下”(48.65%)和“20%-40%”(41.37%)。可以看出社会交往压力对于年轻用户的社交行为是有一定影响的。然而三个问题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可推测除了因交往压力产生的部分倦怠行为外,用户行为还可能受到隐私关注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对于用户更倾向于发表在微博(微信)上的信息类别,也可以进行统计:

    由此可见,对于这一部分被调查用户,他们对微信和微博的使用功能定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微博更多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性格情绪的展现以及热点事件的阅读讨论,而微信更多被用于工作学习近况的记录和个人真实社交的呈现以维系社会资本,在微博这样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交环境下,大部分人并不倾向于透露太多个人信息。

    以上数值可以看出上述情境的设定是会不同程度上影响被调查用户的自我表露状况。之前的假设和访谈结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然而参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进行自我表露的用户复杂心理动机方面,后期可以进一步研究。

    四、结果与讨论

    首先,社会自我是自我表露的主要形态,出于“自我形象构建”的动机使得人们使用不同社交平台时的自我表露内容存在差异。信息过载已成为当前社会生活现状,社交过载使得人们的关系网络趋向复杂,用户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社会交往压力。而交往压力越大,对社交媒体的倦怠程度越高,用户越期待擁有个人空间,这时对于不同应用的不同定位,就产生了自我表露的差异。对于调查的大部分人而言,微博是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交环境,负面情绪和部分不成熟的态度观点的发表,也不会影响在现实交往对象面前“自我形象的建构”,不会对个人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而微信目前作为熟人社交平台,人们会面临更多来自家人、同事、老师、领导等人的关注,在进行自我表露时较为保守,受到群体压力、群体规范等心理的限制。

    其次,在社交平台上的感知收益也会对自我表露产生影响。在不同平台的社交活动进行过程中,用户与他人的互动越频繁,互动的体验感越好,用户越倾向于在哪个平台进行自我表露。因此移动社交用户在不同平台上的自我表露状况(数量和内容)存在差异。

    最后,用户对于隐私信息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我表露的内容。在微博这样一个公开性的社会化媒体上面,人们之间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人们更倾向于分享含有个人隐私线索较少的内容,如态度观点、性格情绪等;而微信作为基于强关系的社交媒体,整体联系用户熟悉程度较高,人们也不介意分享更多的生活日常。总体而言,人们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较强,自我表露的程度应该因人而异。

    参考文献:

    [1]蒋索,邹泓,胡茜.国外自我表露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8(01):114-123.

    [2]谢笑春,孙晓军,周宗奎.网络自我表露的类型、功能及其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02):272-281.

    [3]季忠洋,李北伟,朱婧祎,陈为东.情感体验和感知控制双重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倦怠行为机理研究[J/OL].情报理论与实践1-8[2019-01-1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762.g3.20181205.1306.010.html.

    [4]Douglas K M, Mcgarty C. Identifiability and self-presentatio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intergroup interaction[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1, 40(3):399-416.

    [5]Petronio S. Boundaries of privacy: Dialectics of disclosure.[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2(15):1505-1506.

    [6]刘鲁川,李旭,张冰倩.社交媒体用户的负面情绪与消极使用行为研究评述[J].情报杂志,2018,37(01):105-113+121.

    [7]葛红宁,周宗奎,牛更枫,陈武.社交网站使用能带来社会资本吗?[J].心理科学进展,2016,24(03):454-463.

    [8]牛更枫,鲍娜,周宗奎,范翠英,孔繁昌,孙晓军.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05):563-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