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集体记忆研究

    夏镜淞 张帅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近年来学界对集体记忆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下互联网大众传播呈现的信息碎片化、传播倾向化、受众圈层化等特点,对数字技术应用与集体记忆整编二者的关系展开探索,试图回答网络集体记忆阐述的偏向性是否排他、集体记忆在网络语境中的“断裂与延续”如何表现、数字驱动下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如何连接等问题。

    【关键词】集体记忆 数字技术 网络化 集体认同

    集体记忆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其中,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提取记忆的延续性保证了集体记忆得以代代传承。通过文献综述可知,目前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大致有建构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范式:建构主义一派学者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框架分析,例如哈布瓦赫提出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再如施瓦茨的阐释指出了集体记忆具有时空二象性,即集体记忆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架构。②前者以示记忆的连接,主张在各式各样场景空间聚合下时间的延续性;后者表明记忆的扩充,代表着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对空间事物的占有。功能主义的研究者将集体记忆引向了对社会结构与群体关系之间的认知剖析:从早期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对集体意识进行探索,证明记忆不仅是个体行为,亦对社会凝聚发挥了巨大作用,到保罗·康纳顿发现保持和传播群体记忆对社会产生影响,再到亨利·罗素展开论述“与个体记忆一样,集体记忆也支持着各种认同。它在情景中跨越了个体的边界而进入集体领域,它支持了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市民认同以及其他认同”。由此,逐步走向内生关系探索、传播控制及情感实践的记忆研究为人类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功能性阐述:集体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立足于“建构论”和“功能论”的基础,近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围绕着如何构建认同这一中心,形成了一个互相交错的论证体系。谯金苗、漆亚林解析中央电视台记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发现叙事技巧与传播技术的有效结合有益于增强大众国家认同;薛亚利通过对生活中各类庆典的研究指出,庆典为现实生活赋意,通过文化符号等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使其与以往历史勾连,对当前现实作出某种诠释,进而促进社会认同。以上建立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的认同探讨,为特定语境中集体记忆的出现及其影响赋予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也将集体记忆在传播过程中生发的本源性思考带入研究视野,可见,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认同的建构实际上归属于对于记忆效力的一种解释。而关于集体记忆研究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是:集体记忆到底从何处来,又要往哪里去,进而问之,为何而去,去了又能如何?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深度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传统的话语分析受限于固有研究框架的套式表现出“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重复性劳动景象,面对高效、快速、变动不居的数字媒体,网络空间内的碎片化信息与大众更迭的社交方式使集体记忆的生产与传播跳跃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中,编码、解码、诉求及效果的传统视角多少有些难以为继,数字化浪潮所带来的集体记忆生产、传播及传承、感受与解读凸显出集体记忆中“断裂与延续”、“再现、遮蔽与凸显”等情景表现特征。与此同时,在社会网络化进程中,集体记忆又何以可能形塑公众认知,以期实现某种集体认同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亦是新的叩问。

    二、集体记忆的生产:主体认同与排他性的探讨

    集体记忆自生产伊始,便具有当下性,即“往事”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在“往事”之后由社会框架重新建构的记忆,因此记忆断然不只是过去,而是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集合体。在此,历史、史料(档案)、记忆便有了明显的区分。倘若我们把历史指代事情本身,史料是这些众多事情中的一些侧面、一种反映、一类描述,那么理想情况下人们对真相的书写与复刻则成为了集体记忆生产的过程性描述。社会结构中的权力支配与话语把控使得历史本身难以成为被原貌还原的事实。因此集体记忆的创造必然带有某种潜在的约束规制,它更多指向认同,或者是为了建立起主客体问的某种联系,它通过话语、文本、影像等方式呈现,它可能修饰或编撰了预期不被认可的事实,从而赋予自身存在于当下语境的意义。

    一般来讲,历史存在于过去,而立于历史所建构形成的集体记忆则倾向于维系群体在时下对话交流的稳定状态,无论是新生现象带来的情绪共振,无论是“佛系”“丧”等青年群体的种种新表现,还是上一代人共有的怀旧、回味等情绪所展现的与过去生活的某种连接,集体记忆总是站在遗忘的对立面感慨当下,它的产生无法脱离现有的媒介场域,它的发展也无法摆脱社会既定的框架。

    社会规则、政府治理、交际需求等结构或元素构成了人类行动网络中的各个单元,传受双方在其问交替着篆刻记忆,生发或强化着因循某种关系而形成的话语书写。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集体记忆不得不由权力话语支配,缺少颠覆性的力量使得主流话语趋向于单一描述,例如上个世纪关于报纸内容刊发的“三闻原则”,即“新闻、旧闻、不闻”。简要说来便是所报道的新闻皆应是对决策者有利的好消息,一些素材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宁可使其成为旧闻也不能轻易见诸报端,产生负面影响的材料则一律不予报道。而在互联网问世之后,数字技术的普及令人与人的对话,尤其是小群体、小圈层问的交流变得隐秘而頻繁,由此,大众对同一事实的叙述及加工成为了存在利益冲突的群体彼此重视的工具,用以他们相互争夺话语的合法性与非记忆框架集群之外的他者援助。

    集体记忆的流动,使未曾经历和参与第一轮记忆建构的个人被裹挟其中。在个人与集体的某种社会联系下,临摹记忆成为了对过去的过去进行建构的一种方式,其中的一个基本逻辑是,A与B有着某种强关联,B建构并主张宣扬c,由此A在强关联的推动下主动或者不得不贴合叙述c。显而易见,此间集体记忆的生产本身存在着认同指向的偏差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集体记忆的认同并非是对记忆话语或其他阐释的认同,因为认同附着于群际关系中,个体差异叙述被群体的主流话语所掩盖,集体记忆成为了某种精神契约的指称。而在大集体之下的不同集群分支中,对群体流传记忆的改写又呈现出新的景象。记忆流动的背后是关系的整合,关系的整合有赖于语境和情景的创造,语境和情景的创造激发新记忆的书写,在社会限定的框架下,新的书写又必定带来新的流动,互联网为身体的不在场与言语的不在场赋能,跨时空的文本、话语修辞成为了特定时间、特定节点下的筛子,将集体与他者分界。不过在由时间、话语、意识构筑的三维空间内,集体记忆所具有的排他性并不绝对,它更像是一个转接器,连接主我、客我与他者,顺势而动,应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