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波与罗马帝国初期的“世界”
提 ?要：斯特拉波是生活于公元前后罗马东部行省的希腊地理历史学家。其《地理志》叙述了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及各地区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将罗马征服以来的“世界”面貌集中呈现出来，迎合了帝国初期自罗马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的需求。同时，他充分吸收并批判继承希腊学者的研究，尝试探讨人类居住“世界”的范围及其边界等问题，成为古希腊地理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地理志》由此展现出两个相互联系却不完全重合的“世界”，这源于斯特拉波兼顾帝国整体利益和地理学专业研究的考虑，显示出他将希腊学者所知的“世界”嵌入到罗马征服和统治的“世界”中的努力。《地理志》的文本证据表明，斯特拉波笔下的“世界”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展现了作者对帝国初期希腊—罗马文化聚合趋势的感知。
关键词：斯特拉波;《地理志》;“世界”;罗马帝国;希腊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3.002
公元前27年后，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治下的罗马逐渐将欧亚非的广大地区纳入版图，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他专门撰文回顾一生业绩（Res Gestae），称自己“将整个世界置于罗马人民的治下”，1并罗列了各个归顺于罗马的地区和族群。同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年—前19年）借罗马主神朱庇特之口说：“对他们（即罗马人），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2另一位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年—公元17/8年）更宣称“罗马的疆域就是世界的边界”。3布里兹（D. J. Breeze）据此认为，帝国的扩张使得领土和边界意识大大增强。奥古斯都试图塑造的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帝国（imperium sine fine）。4也正因为如此，罗马需要以自身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确立帝国的“世界”。
事实上，罗马共和末期至帝制初期的许多希腊罗马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时代的需求，如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199年—前120年）、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前43年）都有介绍“世界”知识的宏愿。5但惟有来自小亚本都行省的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年—公元23/4年）留下一部全面呈现罗马帝国初期新“世界”面貌的鸿篇巨制。这部作品所及地理范围涵盖了现代欧洲、北非和亚洲的广大地区，因此它也常常被用来说明现实中东西方世界格局的历史渊源。
以汤普森（L. A. Thompson）为代表的近现代学者尝试用当代思考解读古代文本，视斯特拉波为罗马帝国的代言人，认为他的叙述将罗马塑造为已知世界的中心;1致力于为帝国调查被征服地区的详尽信息;因而认为他是罗马帝国理想热情洋溢的支持者;2进而推论他对“文明”和“进化”等观念的宣扬为近代欧洲帝国主义思潮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撑。3
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催生了探讨和揭露西方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殖民者编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之外的、想象的“东方”，以“东方学”的学科体系固化了西方优越于东方的观念，从而在后殖民时代继续保持其文化霸权。4这一理论同样渗入古代史研究中，促使20世纪后半期的研究者开始反思斯特拉波的罗马帝国东部臣民身份及其对《地理志》写作的影响。他们认为，斯特拉波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来自东部行省的知识精英如何在罗马帝国影响下接受并传播帝国意识形态的典型案例。5
无论前述帝国主义思潮还是后殖民主义理论都将充满时代色彩的历史思维带入该问题的研究中，从而赋予了古代文本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被称为“理想主义”（Idealism）的研究派别否定这种将现代理论和认知置放到古代文本的研究方法，认为这势必造成时代的混淆。6凯尔奇（W. A. Koelsch）等学者遂呼吁“让斯特拉波只是斯特拉波”，7即对《地理志》的解读必须从他的文本出发，才能全面呈现斯特拉波对“世界”的诠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研究者关注斯特拉波曾在青年时代师从著名希腊学者的经历，也注意到他的作品吸收了很多重要希腊作家的地理知识，实际上是古希腊人数个世纪地理探索和学术研究的集大成者。不少研究者据此提出，《地理志》这部长达十七卷的作品，不仅将斯特拉波所知的人类所居“世界”囊括其中，还反复强调希腊文化在罗马帝国的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8传达了以希腊为中心的知识传统和世界观念。9
尽管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路径出发，但其共同困难在于，很难分清篇幅宏大、视野广阔的《地理志》所展现的究竟是与罗马统治者宣传相呼应的“世界”，抑或是体现来自东部行省的希腊学者知识体系的“世界”？无论研究者是否将罗马的统治范围与希腊人世界知识对立起来，但在该书文本中两者间并不存在紧张关系。事实上，《地理志》不仅记载了斯特拉波所知的“世界”，它还是古代世界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作品，作者将各地区的自然、人文、社会和风土人情等信息囊括其中，成为文化地理学的代表人物，10同时也建构出他本人对特定历史时期“世界”秩序的理解。因此，对《地理志》中的“世界”应有超越地理层面的解读，深究地理划分背后的文化觀念和政治象征意义。11
需要指出，本文所探讨的“世界”一词，是《地理志》中Oikoumenē的原文对译。在古希腊语中，该词泛指居住者与空间范围共同构成的“有人类居住的世界”;到罗马帝国时代，该词又被用以指代罗马统治、征战或交往的地区。因此，超越地理层面的解读的关键就在于考察斯特拉波在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如何诠释与发展希腊人关于人类居住世界的相关观念。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斯特拉波的叙述，梳理和审视前人的研究理论，重新解读这部《地理志》中呈现的罗马帝国初期的“世界”，进而思考作者所处的时代格局对于知识精英“世界”认知的影响。
一、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
古希腊人是认识“世界”和绘制地图的先行者。自城邦时代开始，他们就以贸易、旅行甚至战争等方式不断探索“世界”。公元前6世纪，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绘制出一幅世界地图;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60年—前480年）的《大地环游记》（Periodos Gēs）则介绍了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和利比亚各地区及其相互之间距离。1正如斯特拉波所说，希腊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希腊为人类居住“世界”中心的观念，圣所德尔菲被视为“大地之脐”。2
自罗马发起征服战争到实现向帝国的转变，以本位视角来重新认识“世界”的需求日益迫切。根据记载，在罗马的维普萨尼亚柱廊（Porticus Vipsania）上展示着一幅由阿格里帕（Agrippa，公元前64/3年—前12年）设计、在奥古斯都主持下完成的“世界”地图。3该地图业已失传，现代学者据普林尼的引用推测这是一幅数据相对准确的方形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与奥古斯都时期对帝国边界的划定以及人口和土地普查工作相配合，都致力于将罗马城塑造为无可争议的“世界”中心。4
随着罗马的扩张，昔日的希腊本土和东地中海希腊化王国先后沦为帝国的行省。历史环境的变迁使得与罗马人交往较多的希腊学者重新审视和思考所处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下，斯特拉波在传统地理作品的基础上，补充介绍了罗马新近征服的伊比利亚、高卢、日耳曼和不列颠等地区，强调罗马在已知“世界”的统治地位和文明传播作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帝国统治者的要求。因此，学者们往往将《地理志》判定为帝国统治者书写的政治地理学，认为作者的世界观也是以罗马为中心的。5
《地理志》第6卷详析统一意大利后罗马成功称霸的地理优势：亚平宁半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物产丰富、拥有良港，便于海上战争和贸易。以下总结成为学者讨论其罗马中心观的重要论据：
（意大利半岛）的一边是（伊比利亚、凯尔特和日耳曼等）强大的民族，另一边则是希腊和亚洲的大部分，正因为它位于这些民族的中间，占据了更广袤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区要更勇敢，且位居中间的地理位置也方便它从各处获取帮助，意大利较之周边民族更具备建立霸权的天然条件……6
莫尔奇罗（M. G. Morcillo）据此指出，斯特拉波认为罗马的霸权不单依靠战争，更得益于意大利的优越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1杜克（D. Dueck）则认为，与罗马核心文化圈的接触使斯特拉波认识到，帝国扩张不仅丰富了时人的地理知识，更确立了罗马在“世界”地图上的中心位置。2恩格斯（J. Engels）强调，斯特拉波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形成中的奥古斯都“世界”帝国及其新统治秩序的影响。3
除了对罗马霸权确立原因的分析，《地理志》谋篇布局也传达了以罗马为中心的讯息。该书依次介绍西部的伊比利亚、北边和西北的高卢与不列颠、意大利本土、东北的日耳曼尼亚、东部的希腊和亚细亚，东南的印度和阿拉伯以及南部的埃及和利比亚与罗马交往或被罗马征服和统治的情况。据此不难复原出一个围绕罗马和意大利的“世界”圆圈。4他还多次提到南意大利的大希腊（Megas Hellas）城市及小亚通往罗马的道路，将这些地区视作罗马的原材料供应地。5在某种程度上，斯特拉波的叙述同奥古斯都的“世界”规划一样，都宣扬了罗马将先进文明和政制复制到世界各地的使命。
此外，斯特拉波对各地历史的介绍也渗透着以罗马为中心的观念。介绍希腊阿尔戈斯地区的历史时，他从赫拉克勒斯子孙回归的神话谈起，历数此地叠经斯巴达、底比斯、马其顿征服所带来的混乱，直至罗马统治时代才“重新享受着自由和相当的荣誉”。6这种从古代神话延伸到罗马征服时期的叙事正是斯特拉波记述各地历史的固定模式，借此强调帝国为当代“世界”带来了和平安定。
沿着以上叙述思路，斯特拉波不仅将罗马确立为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更将其奉为已知“世界”的文明中心。这与同时的罗马作家瓦罗（Varro，公元前116年—前27年）、李维（Livy，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和维特鲁威（Vitruvius，约公元前1世纪人）相互呼应，共同体现了帝国初期的时代思潮。瓦罗提到，罗马位于地理条件最佳的欧洲，气候温和、最适宜农耕。7李维笔下，卡米卢斯（Camillus，约公元前446年—前365年）在罗马被高卢劫掠后发表了一长篇演说，饱含深情地回顾罗马是被神庇佑的城市，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都是人们不该离弃它的理由。8维特鲁威同样认为罗马占据着最完美的中心位置，这源自神意的安排，也便于罗马人征服整个“世界”。9
在《地理志》书末，斯特拉波对罗马帝国初期的“世界”做了如下总结：
罗马人统治着世界上最好和最著名的地区，建立了空前广大的帝国……罗马人从罗马城开始，逐渐通过战争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凭着同样的勇敢和智慧，他们继续征服意大利以外的地区。如果我们将大陆分成3部分，罗马人统治了除伊斯特尔河（Istre）以北以及黑海北岸外的几乎整个欧洲;利比亚的部分，罗马人占据整个地中海沿岸，内陆地区或者无人居住，或者还停留在游牧生活的阶段;亚洲部分，罗马人的势力同样遍及沿岸岛屿。至于亚洲的内陆地区，罗马人与帕提亚人（Parthians）分而治之，而在罗马人世界帝国的东面、北面和南面还居住着印度人、巴克特里亚人（Bactrians）、斯基泰人和阿拉伯人与埃塞俄比亚人，但是原属于这些族群的区域还在不断地转移到罗马人民的手中。10
這段叙述直观地反映出他对已知“世界”的认识。首先，他袭用希腊作家三大洲的划分，11认为其地理范围包括欧洲、非洲北部、亚洲中西部。其次，他认同罗马已是“世界”统治者，占据其间“最好和最著名的地区”。再次，他将该范围以外的地区视为尚未进入文明阶段的“世界”边缘地带。最后，他强调罗马人的控制范围还在持续扩大。那么，斯特拉波是否如部分学者所说，放弃了希腊人传统的地理观念，完全站在帝国的立场试图刻画一个以罗马城为中心、不断扩张的“世界”呢？
二、人类居住的“世界”
除了讨论“世界”的中心，斯特拉波还明确地界定了“世界”的边界：“沿着麦罗埃城（Mero?）往南3千斯塔狄亚，会到达一片因酷热而不适宜居住的地区……是我们所居住世界的南部边缘和起点”、“爱尔兰（Iernē）位于与不列颠平行的北边……在我看来，我们所居住世界的北部边缘就在那里”、“伊比利亚（Ibēria）海角被称为圣角，是有人居住世界最西边的地区”。1他还计算出世界南北向的宽度是3万斯塔狄亚， 东西向（从伊比利亚海角到印度海角）的长度为7万斯塔狄亚，因此推测人类居住的世界是一个类似于希腊男子披风形状的不规则四边形。2
实际上，这种通过确定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起点和测量相互之间的距离来判定人类居住“世界”范围的方法继承自希腊作家。3荷马史诗将“世界”描绘成一个被大洋包围的岛屿;希罗多德质疑这种观念，开始搜集“世界”边缘地区和族群的信息来确定人类居住世界的范围，他笔下的“世界”北起斯基泰人的势力范围、南至埃塞俄比亚人的居所，从西面凯尔特人的土地延伸到东边的印度;4在此基础上，埃佛鲁斯（Ephorus，约公元前400年—前330年）根据不同的风向来源将“世界”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5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泰奈斯（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76年—前190年）进一步引入经纬度来确定地理位置，并尝试测量各区域之间的距离。上述这些希腊人的研究成果被斯特拉波吸收，也成为他讨论“世界”范围的理论前提。
如前文所述，《地理志》的整体布局显示了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符合罗马帝国初期的认知潮流，却与传统的希腊作家有明显不同。斯特拉波对“世界”疆界的叙述同样反映出羅马征服和外交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与奥古斯都自述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征服和控制的“世界”相呼应，6然而，这种对应又不是绝对的，一方面，帝国初期还未形成明确的边界，一些通过战争开拓的领土只是被奥古斯都宣称已纳入其统治范围，但因战争的继续这些地区的归属并未稳定下来;7另一方面，正是此处需要强调的，前辈希腊学者关于人类居住世界的讨论被延续并渗透于斯特拉波的作品中。
以对北部边缘的叙述为例，《地理志》指出：
那些在北部大洋沿岸居住的日耳曼人中，仅有分布在雷努斯河（Rhēnos）到阿尔比斯河（Albis）之间的为人们所知，其中最著名的是苏加姆布利（Sοugambrοi）和基姆布利人（Cimbrοi）……但是我们并不清楚阿尔比斯河那边的大洋沿岸地区。因为我们不知有任何人曾经尝试沿海岸一直向东航行至里海海口;罗马人至今仍然没有到过阿尔比斯河以外的地区;同样也没有人从陆地上进行过这样的旅行。1
奥古斯都所交代的相应军事外交行动如下：
我的舰队从雷努斯河口穿越海洋向东部地区最远航行到基姆布利人的边界，而在此之前，任何罗马人都未曾到过那里的陆地和海域，而且基姆布利人……以及该地区的其他日耳曼族通过使节寻求我及罗马人民的友谊。2
相关记录还有维雷乌斯（Velleius，约1世纪人）的记载，“罗马军队将军旗插在雷努斯河至阿尔比斯河之间的区域……罗马舰队是沿着蜿蜒的海岸线，从一片未知的海域驶进阿尔比斯河的”，3以及普林尼所记“在神圣的奥古斯都的赞助下，北部的大部分海域已通航;当舰队从日耳曼驶向基姆布利的海角……会有一大片海域通往斯基泰人的湿寒之地”。4
从引文看来，斯特拉波和奥古斯都及其他罗马作家关于罗马开拓上述地区的叙述能够相互呼应。对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区域的征服实际上是奥古斯都统治期间最值得骄傲的战果之一;他和继子德鲁苏（Drusus，公元前38年—前9年）通过艰苦的战争开拓了这片领土;后者还在当地为他修建了祭坛。5可见，斯特拉波也将帝国初期扩张的土地纳入自己的叙述，这使得他能够评论其前辈如埃拉托斯泰奈斯等“对于欧洲的西部和北部一无所知”。6他的叙述还延伸至相似纬度的不列颠岛（Brettanikē），谈到该岛曾派使节到罗马，这和奥古斯都关于不列颠国王向他祈求保护的叙述也可相互印证。7然而，尽管对罗马的扩张成果表示认同，斯特拉波关于北部边缘的讨论并未止步。他进一步指出：“爱尔兰位于与不列颠平行的北边……在我看来，我们所居住世界的北部边缘就在那里。”8据其解释，将“世界”的北缘确定在比罗马涉足区域稍北的爱尔兰岛，不仅是因为不列颠位于爱尔兰的南边，即便希罗多德和埃拉托斯泰奈斯等希腊作家认为居住在北部边缘的斯基泰人所在位置也比该岛靠南得多。9另外，他否认古希腊人皮提亚斯（Pytheas）对最北边图莱岛（Thoulē）介绍的可靠性，10指出没有任何其他作家提到该岛。他还据皮提亚斯所记该岛上北极圈和北回归线重合的现象推断，即使该岛确实存在、也是不宜人居，因此应被排除在人类居住的世界范围外。综合以上讨论，斯特拉波确认人类居住世界的北部边缘就在爱尔兰，并提及该岛“完全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由于严寒而生活穷困潦倒”。11这里不再是罗马人的统辖范围，但是仍然有当地人按照特定方式生活，因而是人类居住世界和其他世界的临界点。由此可见，一旦涉及“世界”边界的讨论，斯特拉波的思维就回到了古代希腊作家的轨道上。12
又如，斯特拉波认为世界的南部边缘在麦罗埃城以南3千斯塔狄亚，与奥古斯都的宣传相比这又南移不少，他的相关依据仍然源自希腊作家。据奥古斯都所说，“两支军队在我的命令和指挥下被带进埃塞俄比亚和被称为福地的阿拉比亚（Arabia）……我军深入埃塞俄比亚直达麦罗埃附近的纳巴塔城（Napata）。我军攻入阿拉比亚直达马里巴城（Mariaba）。”1这是指公元前25年—前22年的军事行动。罗马驻埃及总督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为阻止埃塞俄比亚向埃及的袭击，出兵征伐并攻陷大量城镇，军队行进至纳巴塔城后女王坎达柯（Kandake）投降。埃利乌斯·伽努斯（Aelius Gallus）则出兵阿拉比亚直至马里巴城。2根据这些军事成果，奥古斯都把罗马帝国的南部控制范围延伸至纳巴塔—马里巴一线。自荷马时代起，埃塞俄比亚（Aithiopia）就一直是希腊人心目中的“世界”最南端，被视作神的居所。3上述纳巴塔城曾是库什王国的重要城市，自公元前6世纪起，埃及的进犯迫使王国南迁，麦罗埃城取而代之成为都城和王宫所在地，希罗多德即有相关记录;4而且古典时代希腊作家习惯将以麦罗埃为中心的文明称为埃塞俄比亚。5然而，希腊地理知识向罗马的传播毕竟有限。直到征服迦太基，罗马人才开始向“世界”南端的探索，并于公元前30年建立埃及行省。6奥古斯都强调军队深入纳巴塔城，以此表明帝国范围已达到时人所知世界的极限。实际上，麦罗埃城尚在他所说的纳巴塔城以南170英里（约274千米）。尽管奥古斯都模糊了两者的界限，罗马军队进至纳巴塔城即告中止，并未攻陷都城麦罗埃。斯特拉波不仅明确指出两者的差别，7还引用希腊学者的数据说明，从麦罗埃距有人居住世界的起点即真正的“世界最南端”——肉桂之乡（hē kinnamōmophoros）尚有3千斯塔狄亚。8同样，奥古斯都并未提及罗马军队对马里巴城的征服行动以失败告终，而斯特拉波不仅详细描述了这次战役的惨况，还引用了希腊人商业活动的经历来补充介绍阿拉比亚半岛南端沿海岸地区的情况。9由此再次显示了他同奥古斯都的宣传并不完全对应。
斯特拉波还提到了，人类居住“世界”东北的斯基泰部落及东南的印度。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及罗马帝国东界在高加索山—幼发拉底河一线，10并于书末将印度人、巴克特里亚人、斯基泰人等归为帝国境外的边缘人群。而上述国家与族群同罗马有所交往，也被奥古斯都纳入其外交成果。11然而，罗马对上述地区知之不多，他遂引用大量源于亚历山大东征时的信息加以介绍。此后关于东北和东南界限的讨论同样以希腊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关于东北方向，斯特拉波指出，“我们知道的最遥远的斯基泰人是罗克索兰人（Rōksolanoi），他们比我们所知最遥远的不列颠人更靠南边，”尽管如此，“在他们居住范围以外的地区因为寒冷而不适宜居住”，因此他将罗克索兰人居住的斯基泰地区看作“世界”的东北界限。12在关于东南方向的部分中，斯特拉波提及，“人们说名叫塔普罗巴奈（Taprobanē）的海岛位于印度南边相当远的地方，那里尚有人居住，（在纬度上）与……肉桂之乡平行”，13于是他將“肉桂之乡”和塔普罗巴奈岛连成一线，视为人类居住“世界”的南部边界。
在他所处的时代，斯特拉波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作家，其《地理志》回应了罗马帝国初期对世界性地理作品的需求，吸收了罗马征服战争以来军事扩张和对外交往的成果，缔造出一个相当接近奥古斯都宣传的无边界帝国。然而，由对世界边缘的叙述来看，在这个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框架外，他还补充了关于不列颠以北、埃塞俄比亚、阿拉比亚和印度以南以及斯基泰人东北等内容，亦即根据希腊的知识传统拓展了“世界”的边界，其中四方界限确定和距离测算等方法也源于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和埃拉托斯泰奈斯等希腊作家。1此外，他还对世界的大小、形状和结构等进行讨论。可以说，他对“世界”的描述，是以罗马统治者表述的其征服和统治区域为基础，批判地继承希腊学者的成果而做出的探索。
三、时代格局与新的“世界”认知
根据前文的讨论，在《地理志》中，斯特拉波视罗马城为“世界”的中心，并吸纳了帝国领土扩张的信息来描述罗马统治的“世界”;同时，他批判地继承前辈希腊学者的研究传统，尝试从地理学视角探询“人类居住世界”的基本情况，其中关于“世界”边界的讨论与奥古斯都的叙述已不尽相同。由此，斯特拉波似乎向读者展现了两个既重合又略有区别的“世界”，反映了他服务于“国家利益”（ta chreia tas politikas）和研究“专业知识”（epistēmē）两个不同层面的创作目的。2
首先，斯特拉波以罗马人的立场描述了以罗马城为中心的“世界”，详细说明“世界”各地区被罗马征服的历程及行政管理状况，突出帝国向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的历史作用;他还逐一分析了周边地区与罗马进行贸易、提供原材料等方面的实用价值，这些信息满足了罗马帝国初期统治者的现实需求。正如斯特拉波所表明的，其地理学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其“首要的写作动机”就是“致力于为统治者呈现世界的确切面貌，从而指引他们的行为”。3
其次，斯特拉波在希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类居住的世界”。这反映出其另一重要创作动机——专业知识即地理学的研究。他指出，地理学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其对象包括有人类居住的全部陆地以及环绕周围的大洋;还要充分掌握荷马、阿那克西曼德、赫卡泰乌斯、埃佛鲁斯、埃拉托斯泰奈斯和波利比乌斯等权威希腊作家地理研究成果;在此前提下，用“最简洁的方式呈现人类居住世界的形状、大小、特征以及同地球整体的关系等信息”。4这也是他作为地理学家的任务。
斯特拉波对罗马中心地位的塑造，对其传播文明作用的肯定，为近现代殖民者将自身行为合理化提供了文本依据。但是，无论是用希腊语写作，还是大量援引希腊学者的著作，都表明他的作品并不尽然体现了罗马帝国的立场。此外，将近现代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同罗马帝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直接对应的问题还在于，忽视了罗马帝国的历史特殊性，即帝国初期还未形成固定和完整的文化内核，仍处于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开放状态。5对于这种特殊性，斯特拉波已有所洞察。他深知，罗马帝国未达成对“世界”的统一认识，不少希腊科学研究和航行探索的成果也与罗马统治者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斯特拉波萌发出后一个层面的创作意图。
另一方面，斯特拉波的地理研究继承了希腊学者的传统。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研究，往往由这层创作动机演绎出罗马统治者向东方行省分子施加意识形态影响的认识。1尽管理论研究者致力于揭露并抛开帝国主义的视角，但以罗马和希腊的关系类比近现代新老殖民帝国的关系，却忽视了希腊本身也是被征服者，而且也没有理清希腊文化的历史作用。斯特拉波对自己掌握希腊文化的强调，固然冲淡了其出身的东方背景，但这并非全然是对罗马统治的屈从。希腊文化对这位来自东方的作家来说，更像是一张迈进帝国核心文化圈的入场券。正是凭借它，他才得以讨论帝国统治者关切的问题，冲破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意识垄断，建构出符合希腊学者知识传承的世界认知。
抛开理论的解释，重回古代文本则可发现，斯特拉波详细说明了上述两层创作目的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这正是他与奥古斯都记叙不完全对应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专业研究应尽可能详细和准确，因此有必要考查人类居住世界各方向的边界和距离，如南部边界是在麦罗埃城还是更南的“肉桂之乡”。相较之下，他认为，服务国家则应致力于宏观的考量，需要由国家利益着眼为统治者提供可参考的数据和建议。如确定人类居住的北界为爱尔兰后，他又由帝国的立场分析道，不列颠以北的地区过于偏远，其居民与世隔绝，不具备渡海侵袭罗马人的力量，无须畏惧和过分关注。2另外，他还指出，罗马对外战争中确实存在因不了解地形而导致惨败的经历，如帕提亚战争和日耳曼战争等，这意味着随着帝国范围的扩展原来仅限于专业研究的偏远地区也会逐渐被纳入国家的战略考虑，因此，地理研究者应当最大限度发挥该学科的实际功用，提供可参考的知识为决策者规避风险。3这样，斯特拉波既为奥古斯都概念中的帝国边疆和地理知识意义上的世界边界的差异做出了合理化的阐释，也将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嵌入通过帝国扩展形成的、以罗马城为中心的“世界”图景之中。
斯特拉波这样解释“人类居住的世界”（Oikoumenē）与帝国未来的关系：
地理学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其活动的范围是大地和海洋，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因此，当居住的地方大则活动的范围也大，当居住的地方小则活动的范围也小。一旦占据了所有地方则活动的范围达到最大，我们就称之为“人类居住的世界”，它也将是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只有那些有能力掌控陆地和海洋，能够将众多族群和城邦纳入统一管辖之下的，才是最伟大的统治者。4
这段叙述不仅认同了奥古斯都缔造的“无边界帝国”概念，同时也暗示以现实情况来看帝国要实现无边界的设想必需地理学的参与。因此，对统治者而言，古希腊的地理知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斯特拉波基于不同层次的写作意图构建出《地理志》中的两个“世界”：元首治下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帝国“世界”与在希腊学者探索下不断扩展的人类居住的“世界”。在其叙述中，这两个世界被有机地统一起来。此中展现出的，不仅是这位来自东方的作家对“世界”富含政治象征意义的地理认知，还有他摆脱自身文化边缘地位、迎合罗马帝国初期希腊—罗马文化融合时代趋势的努力。
斯特拉波亲历了希腊化王国的终结和罗马帝国的建立。通过希腊化时代的作家，他了解到亚历山大与继承者开拓的、地域广阔的希腊化世界，及其促进希腊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巨大成就;同时，他也见证了罗马帝国运用希腊文化征服和统治世界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特拉波认同罗马延续了希腊化时代文化聚合的精神，期待帝国将亚历山大“世界国家”的梦想逐渐变为现实。5
可见，斯特拉波既不是盲目的帝国支持者，也不是被动的迎合者，而是主动地投身罗马帝国初期世界认知的构造。正是经过以斯特拉波为代表的希腊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希腊文化在罗马帝国确立了其特殊地位，并获得罗马统治者的支持，成就了作为西方文明发端之一的全新希腊—罗马文化。
尽管在斯特拉波笔下罗马取代希腊成为“世界”的中心，但他对罗马中心地位的承认与对以地理知识为代表的希腊传统文化的尊崇感并不矛盾，相反，两者是并存的。《地理志》不仅与帝国初期罗马统治者的需求相呼应，对“世界”的疆域进行了细致考证，而且试图将希腊学者对人类所居“世界”的认识融入不断扩张的帝国概念中，表达了对统治者建成“世界国家”的坚定信心。他一方面固然为形成中的帝国意识形态所影响，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对以地理学知识为代表的希腊文化的掌握和信心。从斯特拉波的角度来说，“世界”的真正中心并不仅仅是现实中的罗马城，而是融合了先进的希腊文化的罗马帝国。在他看来，希腊文化已然成为罗马的灵魂，是它统辖四方不可缺少的利器。
综上所述，斯特拉波叙述了两个不同层次的“世界”——羅马统治的“世界”和人类居住的“世界”;他认为通过帝国初期的政治统一和文化聚合两者被汇成一体。他在构建“世界”的同时也承担起使希腊知识传统融入帝国统治实践的历史责任。对于斯特拉波来说，罗马帝国致力于一项规模空前的伟业，即将“世界”的全部海洋和陆地纳入其治下，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帝国并进行有效率地管治仍然需要希腊学者的辅助;毕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后者已经成功地打造出一个地理学领域的知识帝国;惟有借助他们，才能真正将罗马帝国的“世界”扩展到整个人类居住的“世界”。
四、结 ?语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森和哈弗菲尔德（F. Haverfield）等学者提出“罗马化”的观点以来，将罗马等同于先进文明、强调罗马对被征服地区的改造作用成为认识罗马扩张的主导理论。1斯特拉波叙述中对罗马政治、军事及文明传播等重要成就的肯定，都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相吻合，其作品遂被近现代研究者冠以“文明进化论”、“罗马中心观”等标签;另一方面，《地理志》毕竟以希腊语写作，其中大量援引希腊人地理知识传统，对“世界”边缘地区和族群做了详尽的观察和描述。他对“边缘”的关注似乎又与“罗马中心”的立场相悖，因而颇受20世纪以来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者关注。然而，无论帝国主义理论还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如果直接套用近现代的国家关系和概念、忽视罗马帝国初期的文化特征，就难免造成以现代思维歪曲古代现象的时空错位。可以说，摒弃源于近现代现实的“类型化的概括”，将更有助于理解古代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相互联系。
笔者认为，斯特拉波对“世界”的描述，既吸收了罗马帝国初期作为政治版图的、以罗马城为中心的“世界”，同时继承了希腊学者对“世界”尤其是对其边缘的地理知识。他有意识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体现出一种希腊—罗马政治和文化共生关系。这种做法，固然出于罗马帝国政治统治地位的承认，却也反映出他投身希腊化时代延续至罗马帝国初期文化融合潮流的主观意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斯特拉波并不是惟一的个案，突出希腊—罗马关系的密切性几乎成为帝国初期文人创作的主旋律。由此看来，强调自身的文化价值，充分展示它在新时代的功用，构建一个既能反映罗马帝国需要、又符合希腊学者理想的“世界”，或许正是斯特拉波呼应其时代思潮的方式。
[作者陈莹（1984年—），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希腊研究中心讲师，重庆，400715]
[收稿日期：2017年9月4日]
（责任编辑：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