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山西诸州的一体化
武文君 杨军
提 要：辽代山西诸州在辽太祖早期分隶于西南面招讨司和代北云朔招讨司，至辽太宗会同元年，又改属南京。辽穆宗辽圣宗时期，诸州军政、财政逐渐形成一体。非战时体制下，山西诸州军事由南、北大王兼理，政事、监察由奉圣州节度使总领，掌领者皆治奉圣州。辽宋战争初期，山西诸州与南京分两区，由南京军事长官总领。尔后，为防御宋军，山西诸州与西南面招讨司合设一区，单独行使军事职权。山西诸州的财政一体始于军需供给，辽圣宗开泰三年，奉圣、丰、蔚、云、应、朔等州置一都转运使，辽代财赋路之一的西京路初步形成。至圣宗晚期，山西诸州已完成军政、财政，乃至监察的一体化。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山西诸州依靠其地理环境及由此形成的军事隘口防御体系，再加之与宋朝和夏朝政权关系等多重因素推动，自南京分离。山西诸州各方面一体化时间上的差异性，根源于辽朝存在着多种非正式区划，而山西诸州与西南南面招讨司合成“西京道”，又反映出原来诸种非正式区划逐步消解与再整合的趋向。
关键词：辽代；山西诸州；一体化；南京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2.010
《辽史·地理志》“西京道”下有京府一，即西京大同府；州军十七，分别是弘州、德州、丰州、云内州、天德军、宁边州、奉圣州、归化州、可汗州、儒州、蔚州、应州、朔州、武州、东胜州、金肃州和河清军。1诸府、州、军兵事分隶西京兵马都部署司和西南面招讨司，属西京兵马都部署司者有：西京大同府（云州，下辖弘州、德州）、奉圣州（下辖归化州、可汗州、儒州）、蔚州、应州、朔州、武州；属西南面招讨司者有：丰州（天德军）、云内州、宁边州、东胜州、金肃州、河清军。西京设立前，西京兵马都部署司下属府、州，《辽史》称之为山西诸州。2
目前学界对山西诸州一体化进程尚未做出整体性考察。向南、杨若薇与关树东较早从财政角度探讨，皆认为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设西京后，辽朝置都转运使司，由其总领山西诸州财政。1康鹏则提出辽圣宗开泰三年（1014年），已于奉圣、蔚、云、应、朔五州置一都转运使司，处理云中地区的财政事务。康文认为，山西诸州军事在辽宋战争中成为单独区域的迹象明显，统和四年（986年）击溃宋军后，被进一步视为一个整体。2余蔚认为，山西诸州在军事方面，于辽圣宗统和年间先发展为山北路（治应州），辽兴宗重熙十三年以后发展为西京路（治西京大同府）。3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梳理山西诸州在辽代的军、政、财方面的一体化进程与面貌，以求进一步釐清辽朝区划体系演变之脉络。
一、辽代山西诸州的隶属流变
辽朝在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之前，对山西诸州已有过短暂经略。辽太祖神册元年（916年）十一月，攻下蔚、新（奉圣州）、武、妫、儒五州，获取代北至河曲、阴山等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并在这一带置西南面招讨司。4另据《辽史·地理志》，辽初于“中受降城地”置代北云朔招讨司。5唐代设有东受降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和西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代北云朔招讨司的治所设于唐时的中受降城附近。“代北”一词，广义是指恒山以西，黄河以东，代州雁门山以北的地理区间；狭义指以云、朔、蔚州及单于都护府所在地为核心的区域。6此称“代北云朔”，显然是狭义的代北，主要包括中受降城和云、朔二州，这三地皆在辽太祖所获“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范围内。由此可见，辽朝初期，山西诸州中的蔚、新、武、妫、儒五州属西南面招讨司，云、朔二州属代北云朔招讨司。但这种隶属關系不久即被打破。
辽太祖神册二年（后唐庄宗天祐十四年，917年）二月，“新州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叛入契丹，遂引契丹之众寇新州，”7证实山西诸州中地理位置最北部的新州在神册二年二月之前已不属辽。此后，至石晋割幽云十六州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山西诸州亦时属时离。如神册三年（918年）正月，“以皇弟安端为大内惕隐，命攻云州及西南诸部。”8辽太祖天赞元年（天祐十九年，922年），“新州王郁叛晋，亡入契丹，山后诸州皆叛，（李）嗣肱取妫、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团练使。”9918年辽朝再度攻打云州，922年山西诸州叛晋入辽，以及李嗣肱夺回妫、儒、武三州，皆表明辽五代时期，山西诸州隶属关系多变。
受山西诸州隶属关系多变影响，加之西南诸小部族叛服不定，西南面招讨司和代北云朔招讨司统治皆不稳固，同时设两司已无必要。因此，辽将西南面招讨司治所自武州、妫州一带迁至天德军，10并撤代北云朔招讨司，降为云内州，隶属于西南面招讨司。11此一时期山西诸州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可能仍属西南面招讨司。1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石敬瑭割幽云予辽，山西诸州开始全部隶属南京。辽穆宗时南京留守高勋曾奏：“分归化州文德县置怀安县，分奉圣州永兴县置顺圣县。”2归化州、奉圣州皆在山西诸州之内，可见，南京留守掌山西诸州事。至辽兴宗重熙十三年，云州升为西京，山西诸州自南京分离，成为一个独立区域。
二、山西诸州军政一体
早在山西诸州脱离南京之前，其一体化进程已经开始。军政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即诸州较早设置最高军事长官。辽穆宗应历五年（955年），以耶律屋质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3辽景宗乾亨四年（982年），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4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八月，勃古哲总知山西五州（山后五州都管）。5对于这几个以南、北大王兼领山西诸州的事例，余蔚认为是出于应付战争需要而作的临时统合。6实际情况恐非如此，这样任命应是与南、北大王的镇戍地相关。路振《乘轺录》言：辽上京“西南至山后八军八百余里，南大王、北大王统之，皆耶律氏也。控弦之士各万人。”7余靖《武溪集》载：“契丹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帅府，杂掌蕃、汉兵，太弟总判之。其外侧则有北王府、南王府，分掌契丹兵，在云州、归化州之北。”8路、余二人所载，皆证实南、北大王的镇戍区包括山西诸州。在中原汉地尚未确立稳定的军事管理制度态势下，以南、北大王兼领其镇戍范围内山西诸州的军事较为简便。
此外，辽朝战时体制下，有其行军系统。9比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年）正月，乌古叛，“以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虎军详稳楚思为行军都监，益以突吕不部军三百，合诸部兵讨之。”10辽景宗乾亨元年（979年）二月，辽出兵助北汉，“诏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轸以所部从，枢密副使抹只督之。”11辽朝行军长官皆为临时任命，后文辽宋战时将领任命亦为如此。由是，辽穆宗至辽圣宗前期，以南、北大王兼领山西诸州军事属非战时体制下的惯例。
山西诸州监察权在辽圣宗早期，由奉圣州节度使掌领。统和四年十月，“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乞下有司禁止。命新州（奉圣州）节度使蒲打里选人分道巡检。”12奉圣州当时为山西诸州的重心。13同年十一月，辽圣宗诏总领山西诸州军事的耶律勃古哲居奉圣州，“山西五州公事，并听与（奉圣州）节度使蒲打里共裁决之”，表明此前南、北大王总领山西诸州之事不包括政事。耶律勃古哲与奉圣州节度使共同管理五州事是临时任命，平时负责山西五州事者实为奉圣州节度使。1
因此，非战时体制下，山西诸州的实际管理情况当为：军事由南北大王兼领，政事、监察则归奉圣州节度使总领，管理者治奉圣州。这些军事、政事、监察事务的分工安排，皆推进着山西诸州的军、政一体化进程。
山西诸州一体化还展现在辽宋战时的体制中。高粱河之战后，辽旋即以“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惕隐休哥、南院大王斜轸、权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领山西兵分道以进。”2《耶律善补传》又载：“及伐宋，韩匡嗣与耶律沙将兵由东路进，善补以南京统军使由西路进。”3“山西”即为“西路”，前文两者史料所载为同一事，但耶律善补身份记载存异。南伐事重，作为西路军统帅，耶律善补不可能在南伐初期由南京统军使降至大同军节度使，惟一解释是耶律善补刚由大同军节度使转任南京统军使，或身兼南京统军使和大同军节度使，但以南京统军使统山西兵是无疑的。4辽朝分南京和山西两路军伐宋。以耶律善补任职看，山西路诸军由南京统军使统领。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山西诸州的一体化更加明显。辽圣宗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宋朝由三路分别出兵雄州、飞狐、雁门。其中，飞狐道军和雁门关军皆针对辽朝山西诸州。战争之初，辽朝分兵两路，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以北院宣徽使蒲领为南征都统防卫宋军，且二人皆“副于越（耶律）休哥”。5因战事失利，四月，辽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以斜轸为诸路兵马都统，闼览兵马副部署，迪子都监，以代善补、韩德威。”6耶律斜轸之“诸路兵马都统”所领兵马应包括耶律善补和韩德威的兵马。《耶律善补传》云：“统和初，（耶律善补）为惕隐。会宋来侵，善补为都元帅逆之，不敢战，故岭西州郡多陷，罢惕隐。”7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与惕隐耶律善补败宋将杨继业，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未几，以山西城邑多陷，夺兵柄。”8二传相较，“山西”即“岭西”，耶律善补为山西诸州“都元帅”。《辽史·百官志》记“都元帅”有二：一为行军官“兵马都元帅”；一为“南京都元帅（兵马都总管）”。9
然三月时，总兵官是耶律休哥，两路分领官为耶律斜轸和蒲领，耶律善补不可能为“兵马都元帅”，当为南京都元帅。耶律善补此役以南京军事长官的身份统山西兵，乃是辽朝遵循战时南京总领山西诸州军事的传统。山西诸州和西南面招讨司兵马归耶律斜轸统一指挥，意味着山西诸州军事在此役中脱离南京。
战时体制下，如高粱河之战时，辽朝分山西、南京两个战区，总隶于南京。统和四年的防御战时，一开始辽仍意图保持先前由南京总领，分两战区的模式。不久，又将西南面招讨司与山西诸州合为一区，单独作战。辽朝战区的前后变化，反映出辽朝统治者一方面力图保持山西诸州兵事隶属南京的传统，以维系对契丹、汉人、渤海三地的统治；另一方面，迫于对宋防御或进攻需要，不得不给予山西诸州一定的独立性。换言之，是辽宋战争推进了山西诸州的一体化。此外，诸州一体化还有其自然地理和以此形成的军事防御机制因素。位于辽朝境内的太行山脉北部，将山西诸州和南京切割为两个地理单元。沿太行山脉共八陉，辽朝疆域内有飞狐口（飞狐陉）、紫荆岭、（紫荆关、蒲阴陉）、居庸关（军都陉）三陉。飞狐口和紫荆关是山西诸州和南京道的南部分界点，居庸关为北部分界点。因太行山脉天然阻隔，此三陉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宋朝分三路出兵攻辽，由田重进率领的飞狐路即是从定州出发进攻山西蔚州等地。
以上看来，辽穆宗至辽圣宗早期，山西诸州
军政一体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皆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一时期诸州财政应仍归南京三司管理，只是因战时需要，亦显现出一体迹象（详见下文）。山西诸州军政一体趋向为其日后脱离南京提供了可能。
《耶律元宁墓志》载，耶律元宁统和年间曾“奉宣于西品府，为三镇口巡检使。”1《耶律道清墓志》记载，耶律道清之父耶律延宁任“云、应、朔三镇山口都巡检使，提点三镇节度使事……察俗观风，又显惩奸之理。”2耶律元宁卒于统和三十年（1012年），享年三十四岁，他的任职时间当在统和中后期。耶律延宁任职时间不详，但耶律元宁与耶律延宁为兄弟，3时间相差不会太远。西品府指大同府（云州）；“三镇口”指云、应、朔三镇山口。4“都巡检使”、“提点三镇节度使事”二职反映出，辽圣宗中后期，以云州为首的云、应、朔三节镇在监察和军事上开始脱离南京。
按照辽圣宗统治中后期的发展趋势，山西地区其他几州在军事上亦逐渐独立于南京。《武溪集·契丹官仪》云：乙室王府“掌契丹兵”，“居雁门之北”，“大抵契丹以元帅府守山前……以乙室王府山后，又有云、应、蔚、朔、奉圣等五节度营兵，逐州又置乡兵。”5所谓乙室王府掌契丹兵，居雁门之北，当为乙室王府所辖部族军驻于雁门之北。统和四年八月，辽圣宗“诏第山西诸将校功过而赏罚之，”乙室帐宰相安宁“以功过相当，追告身一通。”6与乙室王府驻军山西相合。元帅府守“山前”，乙室王府守“山后”，南京、山西为两个独立军区。山西以乙室王府部族軍为驻守主力，配之以山西诸州节度营兵和乡兵。余靖于重熙十二年（1043年）至重熙十四年（1045年），即宋庆历三年至五年，三次出使辽朝。《武溪集》中仍载为“云州”，不称“西京”，证明余靖出使时，云州未升西京。可见，辽兴宗设西京前夕，山西诸州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独立性。
山西诸州脱离南京，也是辽宋和盟后辽朝出于对宋朝的防范措施。北宋在与辽朝接壤地分设河北路（包括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和河东路。河北路，“北际幽、朔”；河东路，“北控云、
朔，当太行之险地。”7宋如此分区是受太行山脉影响。和盟后，辽朝率先将靠近宋朝边境的云—应—朔三州设一区，显然是出于对宋朝战略部署上的应对。其后，随着辽宋边界事务日益增多，为提高与宋交涉效率，山西诸州全部脱离南京，单独成区。
总之，就军政而论，山西诸州一体化及自成一区，主要受宋朝影响。而择重熙十三年升云州为西京，则与西夏有密切联系。随着西夏立国和强盛，辽朝西南面招讨司逐渐无法控制西南部局面。比如，重熙十三年四月，西南面招讨使征讨叛入西夏的部族不利，辽兴宗遂征发诸道兵攻西夏。8山西诸州军事上的独立，具有防御西夏和宋朝的双重作用。
三、山西诸州财政一体
山西诸州整体隶属南京时，其财政归南京三司管理。其财政一体化初现端倪，是在辽景宗统治时期。乾亨二年（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人张齐贤言：“自河东初降，臣即权知忻州，捕得契丹纳米典吏，皆云自山后转般（搬）以援河东。”1依张氏之言，山西诸州此前一直在粮草上援助河东。后北汉灭亡，山西被兵，诸州转而供给境内军兴。乾亨五年（983年），政事令室昉进言，因山西诸州供给军兴，民力、田谷皆受损，请免除当年租税。2辽圣宗乾亨间，燕京留守司曾以“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疏通山西籴易。3山西诸州因军需供给，一旦有战事，则免除其赋税。统和四年八月，“室昉、韩德让言，复山西今年租赋。”4这样看来，山西诸州财政走向一体，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勤补给。
山西诸州财政脱离南京始于云州。《辽史·圣宗纪》载，统和六年（988年）八月，“大同军节度使耶律抹只奏：‘今岁霜旱乏食，乞增价折粟，以利贫民。诏从之。”5可能从统和六年耶律抹只任大同军节度使时，云州的财政开始脱离南京。《耶律抹只传》云：“统和初，（耶律抹只）为东京留守。宋将曹彬、米信等侵边，抹只引兵至南京，先缮守御备。及车驾临幸，抹只与耶律休哥逆战于涿之东，克之，迁开远军节度使。故事，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6本传所载“迁开远军节度使”与“故事，州民岁输税……”之间应漏载耶律抹只任大同军节度使一事，《圣宗纪三》明确记载统和六年七月其任为大同军节度使，八月大同军节度使耶律抹只奏乞增价折粟。7大同军节度使对云州财政具有一定的主导性，展现出云州财赋的独立倾向。
不仅是钱粟折价比，在租賦输运问题上，云州也体现出独立倾向。统和七年（989年）二月“云州租赋请止输本道，从之。”8“本道”即指大同军节度使辖区。山西五州之一的云州在财政上走向独立。这种独立，并非独立于南京三司使，而是交由南京的派出机构，由其转给南京三司。这一时期，山西诸州财政运行活跃地皆在云州，较之前期，云州地位有所提升。9
辽圣宗统治后期，山西诸州财政成一区。《辽史·圣宗纪六》载，开泰三年（1014年）三月，辽圣宗于“南京、奉圣、平、蔚、云、应、朔等州置转运使。”10康鹏提出此条史料记载错乱，实际情况应是：奉圣、蔚、云、应、朔五州置一都转运司，南京置一转运司（原三司使司），平州置一转运司（即钱帛司）。11然《辽史·百官志》并无平州转运使，平州出现于此令人存疑。核对《辽史》可以发现，关于平州的几次记载皆值得考究。
《辽史·圣宗纪二》记载，统和四年五月，“以宋兵至平州，瑶升、韩德威不尽追杀，降诏诘责。”12韩德威时任西南面招讨使，曾与惕隐瑶升一同驭兵山西，13二人并未涉及南京兵事。且南京由耶律休哥坐镇，二人恐怕无权驭兵平州。此外，辽朝对平州的防务早有安排，14无需另置他帅。倘若受敌州是西南面招讨司治所丰州，则二人所战不利被惩才更为合理。15这里就涉及另一问题，宋兵有无可能到达丰州。宋军攻辽山西诸州，如要到达丰州，行军路线应沿袭唐以来云州至单于都护府（辽丰州下辖振武县）一线。如此，则宋兵是否占据云州就成为关键。统和四年四月，宋将潘美“陷云州”，七月，辽朝擒宋将杨继业，“传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诸军，仍以朔州之捷宣谕南京、平州将吏。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1统和四年四月至七月之间，云州应在宋朝手中，而瑶升、韩德威受罚在五月，时间上宋军是有可能到达丰州的。辽宋双方文献，皆未载宋军主力到达丰州。然辽朝统和四年五月一直在追捕山西未退宋兵，至丰州者很有可能是战时散乱的一些宋兵。需指出的是，以朔州之捷“宣谕南京、平州将吏”，而守云州、应州宋兵闻讯皆弃城而逃，不合常理。此条史料之“平州”亦应为“丰州”。
鉴于《辽史》几次将“丰州”讹为“平州”，开泰三年置转运使诸州中的“平州”，也应为“丰州”。此种设置正包含《辽史·地理志》“西京道”条下六个节镇。2统治者出于方便西边军事运作的目的，合西南面招讨司与山西诸州设一都转运使。《契丹官仪》载，辽朝有燕京三司使、平州钱帛司、中京度支使、东京户部使、上京盐铁使、山后转运使，“置使虽殊，其实各分方域，董其出纳也”。3各节镇所纳赋税皆交由当路计司，并转运中央。4以上六州所置都转运使亦按此法。西南面招讨司与山西诸州此时为一财赋区，可能这也正是西南面招讨司财政在山西诸州形成以西京为重心的独立区域后，仍由西京都转运司统辖的原因之一。5同时，六节镇以奉圣州为首置一都转运使，正与辽朝早期奉圣州在山西诸州中的领导地位相符。
因此，《辽史·圣宗纪六》原文应为：“南京、奉圣、丰、蔚、云、应、朔等州置转运使。”实际是南京置一转运使，奉圣、丰、蔚、云、应、朔等州置一都转运使。亦即宋人余靖所言“云中”地区置一都转运使。“云、朔等州属”中，应包括丰州。山西诸州财政从南京分离，是在开泰三年。故有开泰六年（1017年）十月，南京路饥荒，“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6但早期山西诸州在财政上是分立的。各州分立的例证即云州大同军率先在财政上独立，至辽圣宗开泰三年才合一。辽圣宗统治后期，云州大同军地位上升，以及山西诸州财政一体，为云州升西京、山西诸州脱离南京，形成西京道提供了经济基础。重熙二十年以后，“兴宗皇帝以天下生财，云中旧壤，飞挽之计，矾麴尤盈。”7“云中”即云州，透露出云州升西京背后，有其良好的经济优势。8
奉圣、丰、蔚、云、应、朔等州都转运使的设置，意味着辽圣宗晚期，山西诸州与西南面招讨司构成一财赋区，形成一个财赋路。诸州自南京分离与其自然地理有关。前文已述，山西诸州与南京道隔太行山，造成转运上的困难。统治者不得不考虑运输成本问题，故在这一地区单独设转运使。比如，《辽史·食货志》载，圣宗乾享间，“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籴易。”1往燕京运粮还要交关税，可见，节省成本是其财政自成一区的原因。
结 语
辽朝山西诸州在辽太祖早期分隶西南面招讨司和代北云朔招讨司，太宗会同元年整体改属南京，尔后在辽穆宗至辽圣宗时期完成其一体进程。至辽兴宗重熙十三年，正式脱离南京，自成一区。山西诸州军、政、财三方面脱离南京过程中，监察权亦随之分离。诸州财政脱离南京的时间要早于军政。《辽史》讹“丰州”为“平州”，掩盖了辽圣宗开泰三年，山西诸州财政已经独立于南京的事实。辽朝山西诸州成为独立区域，有其自然地理和军事地理因素，更受多政权互动的影响。
山西诸州自神册元年开始成为辽朝的经略对象，至重熙十三年脱离南京，共历经七帝，近一百三十年。在此期间，山西诸州各方面一体化及脱离南京的历程并非同步进行，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性导致辽朝的行政区划发展脉络始终不太明朗，同时存在军事路、财政路等多种非正式区划。在山西诸州一体化过程中西南面招讨司军政始终是独立的，仅在财赋上与山西诸州一体。而山西诸州与西南面招讨司下属诸州共同构成《地理志》所载的“西京道”，正是辽朝诸种非正式区划合一趋向的体现。从山西诸州一体化历程及其与西南面招讨司的关系看，《地理志》记载的其他四道，应同样经历军政、财政、监察等方面的一体化历程，并最终形成《地理志》所载的“五京道”格局。
[作者武文君（1991年—），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杨军（1967年—），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18年7月14日]
（责任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