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艾红红
【摘要】在声波频率资源稀缺、覆盖范围有限的传统广播时代，主流广播观念及在其基础上建构的广播体系是以国家为最大考量单位的，同时受到科技发展的持续影响。互联网引领的信息时代到来后，广播业的“传一收”技术继续升级迭代，广播频率稀缺、覆盖范围受限等难题迎刃而解，广播观念及体制重建已成势所必然。在融媒体环境下，广播事业的发展应超越“国家”视界，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组织化与个体性等多个方向深入拓进。
【关键词】广播观 传统广播 全球化 地方化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观念是客观现实世界及其历史积淀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是基于知识之上的系统化认知。广播观念根植于广播的历史与现实，随着广播实践的发展而变迁。在广播事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电视和互联网新媒体先后出现，不仅替代了传统广播的大部分功能，还侵蚀了传统广播的原有市场。但广播业依靠不断改革，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这其中既有科技的助力，也有赖广播观念的更新。从全球范围看，40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不仅已成为现实，还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引领着广播转型升级的方向。
一、自上而下：大众传播时代的广播观
广播之前是电话，它是“报务员借以互相聊天的双向媒体”①。1920年世界第一家广播电台——KDKA电台开始广播后，广播很快就被改造为“一对多”的几乎完全是传者为主导的、单向的大众媒体。20世纪20年代后，广播一改“纸媒为王”的模式，让传播驶入日新月异的电子媒体时代。
（一）广播电台是国家管控的垄断性传媒机构
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在较早研发和试验电台广播的国家，广播业大都经历了短暂的自由发展期。但由于初期广播频率的稀缺，广播台站设置、波长、频率等技术标准都需要由专门机构来统筹管理，由此引出了广播事业决策者、仲裁者的国家角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很快发现了通过无线电可以直接向人民发表讲话的好处，而不必等报纸来报道他们的发言。最初，收音机主要是一种娱乐交流工具，特别是它造就了大批新的音乐和戏剧爱好者。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使用无线电进行新闻报道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于是新闻业中出现了新的部门。”②广播记录社会、塑造社会，自身也成为社会所塑造的一部分，深深嵌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各国基于本国国情对广播业进行的体制安排，既有广播技术与国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多种要素的综合考量，又体现着管理阶层对广播“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为”等核心问题的观念认知。
一是私有商营体制下的“公共受托人”广播观。即认为广播电台与报纸、刊物一样，可以为私人拥有，私人经营，但须秉持服务公众的原则。各电台须由政府统一发放执照，并由政府按特定规则实行严厉监管。秉持这一理念并付诸实践的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早期的电台广播实验原本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由于电波频率相互干扰，于是政府在1912年出台《广播法》（ Radio Act of 1912），规定商务部和劳工部有权控制无线电频率的使用。不过该法规定，商务部和劳工部无权拒绝公民的申请，因为当时认为无线电波频率是足够用的，由此带来了上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数量的过度增长。1927年修改后的美国《广播法》（ RadioAct of 1927）阐述了将私人广播机构视为公共受托人的理念：“在目前的科学发展水平下，对广播电台的数量必须有所限制，只对其运营能给公众带来福祉、为公共利益所必须或者将对该法发展有所裨益的广播电台颁发许可，广播业主的优越地位并非是自利的权利。”1934年，美国政府修改《广播法》为《传播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依据该法，联邦广播委员会（ FRC）改组为联邦传播委员会（FCC），管理传播服务，即管理广播电视和电信两大部分。之后，在这一机构监管下，美国广播电视业始终坚持以私有商营为主导的体制，也就是广播电台为私人拥有、私人经营，但须在政府统一管理下遵循一定的指导原则。
二是“公营”广播观。即认为广播电台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应尽量排除市场力量和政治的影响”@，坚守政治中立。奉行这一观念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在BBC第一任总经理约翰·里斯（John Reith）及其同时代特定环境的推动下，英国推行了公共广播体制，目的是使广播免于商业机构和邮电部门的控制，建立一个全国性、社会性、宗教性和民主性的节目体系，使广播服务“超越利润和娱乐”的狭窄视野。这一标准下的广播电台禁止播放商业广告和付费节目，经费来源主要是观众缴纳的电视机执照费。在这一体制下，英国《皇家宪章》在法律上保障了BBC作为媒介的相对独立性，又确保BBC在经济上排除受商业利益直接左右。虽然这种观点本身在实行起来的时候就面临诸多问题，实践中也有各种困难，但在英国，BBC垄断英国广播业超过四分之一世纪。这种体制优势很快得到西欧许多国家的认同，公共体制一度在西欧的广播电视体制模式中占据垄断性地位。
三是国有国营观。即认为广播电台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家专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的就是国有国营的广播体制。在苏联之后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二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许多都选择了这一体制模式，延续这一办台思路。广播事业在国有国营体制下奉行“喉舌”观，即广播主要作为执政党的喉舌而存在。
回溯20世纪上半叶的广播业，多数国家都是在上述观念与制度的不同组合中布局与发展。但三种观念的生成与相应体制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20世纪上半叶是世界广播业的上升期，也是各国广播理念与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期。有的国家建立了单一所有制的广播体系，有的国家是一种所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为辅。而上述观念与制度组合的共同认知基础，就是广播事业是以国家为单位，由政治、政府或国家自上而下规划。
任何观念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对应的是特定的事物，解决的是阶段性问题。制度是观念的化身，是规制化了的观念，反过来影响观念的产生。在形成某一特定的认知框架并依据这一框架设定制度后，广播媒体的传输端由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统一管控，由广播电台工作者“发出普遍的信号，使所有人都能倾听”④。在大众媒体时代的广播观念中，出于传播资源的有限性及政府责任的对等性原则，无一例外认同国家管理的天然合法性，尽管这种管理的初衷与目的并不相同。“美国集中管理无线电是为了尽量增加广告收入，英国是为了维护并推廣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德国则是为了进行纳粹的宣传。无论是什么理由，结果都殊途同归，使无线电成为历史上最集中的媒体。”⑤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广播的传输技术不断升级，在原有的调幅广播基础上又增加了调频广播、数字广播等多种类型，极大地丰富了广播的传输信道，改善了广播的传播质量，但广播资源的有限性与国家调配始终存在。这种基于广播资源稀缺性基础上孕育与生长落地的广播观，是广播历史乃至人类信息传播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在资源稀缺状态下社会管理者为最大限度利用广播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二）广播收音机是可“变身”的媒体
不同于纸媒的“传一收”介质一体，广播的传收介质是分离的。在多数国家，广播收听设备本身的发展并不由广播业自身决定，而是有着独立的发展轨迹，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如美国、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20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经济危机期间，很多家庭宁肯牺牲其他支出，也要出钱购买一台价格不菲的收音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播的信息功能与精神抚慰作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甚至成了各交战国的心理战工具，被誉为海、陆、空三大战线之外的“第四战线”。借助人类“口口相传”交流模式的“原声”再现，广播——无论是无线广播还是有线广播——极大拓展了人类认知的边界，成了电视普及前“最令人沉醉的消遣”方式，并成为听众获知信息的“第一传媒”。在另外一些国家，广播收听设备的发展被纳入了国家计划，是国家发展广播业的一个重要环节。广播的路径选择蕴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媒介观念，即广播接收端是可以根据需要“变身”的。
20世纪下半叶，广播业的第一个竞争对手、与其具有相同技术基础的电视开始大发展。对接收者而言，电视不仅完美继承了广播的声播“传统”，还增加了视觉元素，为受众提供了视听双通道的享受，电视成了广播的升级替代版。广播业、电影业几十年探索所得的节目栏目经验，电视业只要复制或稍加改造，即可在荧屏上如数搬演，并争夺广播的原有听众。与此同时，各国对电视的规管完全参照广播，因为“广播”是二者的共同属性（声音广播与电视广播）。电视业基本上都是在广播系统的基础上创办的。在世界很多地方，电视业从初兴到迅速繁荣，正是广播业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过程。
廣播业只能“转场”，寻找新的发展空间。20世纪下半叶，电子管收音机、迷你收音机、车载收音机等随身收听设备的发明与推广，让广播接收场域与电视区隔开来。广播退出了被电视占领的城市家庭客厅，走进缺少电视的学生宿舍、田间村头，还跟着汽车与旅人的足迹，成为流动的伴随性媒介。
上述“发起方少、接收方极多”⑥的国家主控广播体系，由于发起方与接收方之间存在介质的转换，从而给接收主体预留了一定空间——虽然这种“主动”收听只是一种形式，被动地顺时接收节目内容才是传统广播的实质。
二、自下而上：融媒传播背景下的广播观
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互联网生产、连接与融合各类信息的能力是以前所有媒介所不具备的，也彻底颠覆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景观。对广播而言，互联网及其不断研发的手机、平板电脑等传播设备不仅包含了广播的所有功能，还大举占领了过去广播业苦心经营的流动用户的时间与空间，再次把广播推上了命运的十字路口。然而，当我们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审视上述问题时会发现，传统广播与传统电影、电视一样都是人类传播科技发展的阶段性产品，是在技术上可实现多种实体性“变身”的传媒。这是电子媒体与纸媒的本质区别，是广播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只有在这一点上实现观念转换，才能认清媒体融合时代的广播方向。
（一）广播业是人人可为的低门槛行业
相对于大众传播时代广播业的国家管控，互联网开启了为人们提供可自由上传声音的技术平台，在理论上与实际运用上打破了原来的技术天花板。“互联网的触角碰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改变了模样。准入门槛轰然而降。老牌运营商面对着来自灵活的后起之秀的竞争。”⑦面对呼啸而至的移动互联网，广播人发现了广播新的发展空间，纷纷在网络上设立电台，开启了网络广播的第一波实验。接着是各类播客的出现，广播的内容生产成为人人可为的一项低门槛业务活动，广播成了网络世界海量音频传播中的一类，其更大的部分是网友自主生产与上传的作品，这使传统广播的一些观念土崩瓦解。
首先，互联网时代的广播，成了一个边界模糊、内涵不清的概念。一般认为，广播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一定范围播送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⑧但互联网技术的加入，使得广播传播的整体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传播平台和传播介质，也使接收终端日趋多元，改变了传统广播顺时收听和不能回放的缺陷，形成了融合传播的新生态。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当下对广播的认知存在诸多争议。
其次，广播业成了互联网信息产业中门槛最低、竞争力最大的产业。广播的传输信号是声音，是接收门槛最低、最便捷省力的信息形式，在所有媒体中是可以普及到最大多数人群的媒介类型。互联网技术顺势下放了广播的权力，让“广播”成了人人可为的一项传播活动。由此生成的自下而上的庞大内容生产与传播群体，除少数聚合音频平台外，目前基本上还处在群龙无首的散乱状态。
（二）广播的“传一收”范围被无限扩大
广义上的广播业是电子传媒领域的一支，也是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领域，搭载着信息科技的列车，行驶在媒介融合的路上，最终会消弭于音频传播的大类之中。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广播的连续性、专业化、组织化声音的传播功能不会弱化，只是在信息生产领域所占的总体份额会进一步缩小，这不是广播业自身的困境，而是所有信息产业共同的难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接受的信息中，究竟有多少来自传统媒体？又有多少是自媒体生产与输送的？现在恐怕没有人说得清。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聚合音频直播平台包括“蜻蜓FM”“喜马拉雅FM”“听伴”等的听众数量众多，市场前景良好。“喜马拉雅FM”在疫情期间每日定时推送的确诊人数等内容，无疑也发挥了广播的功能。
以互联网为平台所开启的“云广播”模式，实际是构造了一个全球无界传播的最大平台。播客（ Podcasts）等数字广播的风行，就是互联网生态下广播发展的一条新路。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手机连网，理论上即可无障碍地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播”产品——只要对方的声音上网。
基于此，融媒技术环境下的广播观，首先需突破“国家”的人为设限，在国际广播视野中布局“电台”（定期音频的提供者）的内容与形式。这对改善当下中国国际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转变。在这一思路下，广播电台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网站做好汉语与多语种的节目，尤其应该充分利用国外成熟的社交平台，在了解对方接受心理的基础上，用他者语境方式讲好我们的故事。在YouTube上，四川姑娘李子柒的视频收获了无数外国粉丝，一条视频的播放数量甚至超过很多世界级媒体，说明中国故事的跨国传播不仅可能，市场还广大。遗憾的是至今未见专业的音频广播有类似的成功案例。
其次，在当下媒介环境中，广播并非是无所作为，广播是最便捷有效的声音媒体，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群众接收信息的重要渠道。“即使在当今数字通信的世界里，无线电广播能触及到的人仍多于任何其他媒体平台。”⑨无论是我国为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而着力建设的“村村通”工程，还是其他国家的电台广播，都“特别适用于传达到偏远社区和某些特定群体，如残疾人、农村困难人群，并为他们提供一个介入公共辩论的平台。特别是无线电在应急通知和救灾中發挥着强大且特殊的作用。⑩”因此，让电台广播继续生存、“下沉”，帮助多种群体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帮助建设一个更加和平和包容的世界”（11），将是融媒时代广播的一个方向。
最后，广播的国际化与地方性观念与实践的加强，需要组织化的广播机构与个体化、原子化的自媒体共同维系，还需要发动更多的人加入广播，形成一个有机互动的网状体系。而广播事业的多元多向度发展，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
三、结语
广播问世以来，广播观念与制度随着广播技术的革新而变迁。广播声音的伴随性、便捷性、低门槛，加上其向互联网移动媒体平台转移的便利性，决定了未来广播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将构建出与人类社交状态高度模拟的声音传播状态，使人与世界的“口口相传”在更高的技术平台上呈现，实现广播的向上攀升（以国家为单位变为全球布局）和向下扎根（社区广播、农村广播及个人电台），实现声音传播的交互与多元，加强彼此的沟通与了解。
注释
①④⑤[关]汤姆·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88页、第289页、第300页。
②肖恩·麦克布赖德等：《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现状和展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二编译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4-15页。
③[英]詹姆斯·卡瑞珍·辛顿：《英国新闻史》，栾轶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⑥⑦[英]马特·里德利：《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闾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763页、第801页。
⑧周小普：《广播定义溯源辨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3年第3期。
⑨⑩《世界广播日：广播促进“对话、宽容与和平”》，搜狐网，2019年2月13日，https：//www.sohu.com/a/294784535_100152388
（1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0年世界广播日的致辞，联合国官网，https：//www.un.org/zh/o bs ervanc es/radio-day，访问日期2020年2月20日。
（本文编辑：聂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