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中女性身体与身份的塑造
内容摘要：本文从身体与身份的关系分析《达洛维夫人》中女主人公一角，发现克拉丽莎身份的消亡在于她放弃了通过经济政治独立而获得话语权的途径，最终让达洛维夫人的身份禁锢了她作为独立个体女主人公的身体。小说反映了伍尔夫对女性身体与身份的深刻见解，以及当时英国社会对女性主体性造成压抑。身体既是生命物质存在的基础，也是主体精神生活的场所，两者相互依存。女性唯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生活。
关键词：《达洛维夫人》 伍尔夫 身体 身份
维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乃至今日极具影响力的英国女性作家。《达洛维夫人》是一部风格特色的长篇意识流小说，以克拉丽莎·达洛维一天内的生活做为小说背景，讲述了克拉丽丝从准备晚宴、晚宴开始、到晚宴结束的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国内对《达洛维夫人》的研究成果不少，赵冬梅认为，“阐释维多利亚时代男权制社会中女性的尴尬处境以及作者期望靠女性的抚慰力量拯救人类、实现双性和谐境界的女性主义观点”（赵冬梅，2014：130）。崔洁莹则指出，在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父权社会里，上层社会女性的生活局限于家庭空间，宴会成为女性抗争和退缩的场地（崔洁莹，2016：136）。近年来，国外女性裸体抗争不断增加，人们的视野再次拉回到女性身体上，女性的觉醒强烈表现在对身体的认知上。本文试图分析作品中女主人翁身体与身份的建构关系，理解作者对于女性身体与性别身份的关系问题所持的态度。
一.身体与身份的建构
《达洛维夫人》中，女主人公同一身体上刻画两个社会身份，一个是克拉丽莎，充满活力的少女;另一个是达洛维夫人，议员理查德·达洛维的夫人。身体是人类的生物特征，属于自然范畴，从一开始，个体分成雌雄两性（Beauvoir， 1949：29）。而身份属于社会活动范畴，人类通过各种社会活动，获得一个或多个身份，这样的身份自然而然地带着社会性的烙印。
克拉丽莎成为了达洛维夫人，身份的转换带来责任的变化。女主人翁终日以举办聚会为自己的主要消遣活动，但背后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与建立丈夫的社会交际圈，维护丈夫作为国会议员的身份。表面上，举办聚会是上层阶级的贵妇人的身份象征，但是其本质上还是为男性主导的政治话语服务，女性活动属于从属地位，失去了原有身份的独立性。
克拉丽莎由天真浪漫的乡村少女，转变成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从自由不受束缚，到如今只能孤独地活在光鲜亮丽的皮囊之下。达洛维夫人“得病以來变得异常苍白”，“她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却又难以形容地老迈”（Woolf， 1925：4）。“苍白”、“老迈”，都形容人的生命接近末端，与过去“一下子推开落地窗，奔向户外”（Woolf， 1925：3）的克拉丽莎不一样，失去原有的生命活力。
小说中女主人公由克拉丽莎的身份转换成达洛维夫人的身份，身体经历生命常态变化，促成了角色的建立与演变，而身体与身份在发展的进程中也同时相互影响，女主人公角色研究进入到了二者相互影响的板块。
二.身体与身份的影响
身体与身份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身体是身份的载体，身份的变化会在身体上呈现。当身份经过自然化、本质化的过程，会和身体融合为一体，身体变成了新的身份的外部表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两个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体的变化同样有迹可循。在达洛维夫人自己的回忆和皮特·沃尔什的回忆中，年轻的克拉丽莎是充满活力的，会和伙伴们谈论诗歌文学，讨论政治问题;会乘车到遥远的地方，追求心灵的自由;会无所顾忌地考验异性的感情，还能绽放自己独特的魅力（Woolf，1925：54-59）。那时候的克拉丽莎正值花样年华，女性生理刚刚成熟。因此，年轻的克拉丽莎独立地在身体上和心理上拥有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拥有自己的个人身份。
女性更年期的达洛维夫人，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失去了本质上的女性特征，不完整的身体带来了焦虑、绝望与痛苦。皮特·沃尔什的再次出现，让达洛维夫人想起了从前，但是碍于身份，达洛维夫人并没有向皮特显露出任何的“异样”，只是带着高贵而又平庸的气质，礼貌性地招待了皮特。达洛维夫人身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灵气，取而代之的是平庸的气质。失去了女性特征的身体，达洛维夫人开始思考死亡和逃避。躺在床上的达洛维夫人像是躺在棺材里一样，对于她来说，女性身体的缺失也是女性身份的缺失，达洛维夫人只想“不再畏惧太阳，不再畏惧暴风”，从现实世界中消失，企图利用死亡来停止身体特征的丢失。相同的话语在小说中重复出现，体现了角色内心对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的焦虑以及想要摆脱机械的现状的急切。女性把自己的生命价值限定在生儿育女之上，完成了社会与历史“赋予”她们的“使命”，失去了生存的动力，在达洛维夫人身上，没有了生存的动力，没有可以支撑自己走出自己的道路的实质上的帮助，即经济独立的基础。达洛维夫人的身份是女主人公当下能够生存的屏障。
在面对身体与身份的压迫之时，女主人公的女儿，伊丽莎白，让达洛维夫人再一次看到了自己身体的衰老。达洛维夫人尝试着把希望寄托于和自己曾经一样年轻的女儿的身上，企图寻求一种“重生”的方法。但是达洛维夫人意识到通过自己女儿的身体来实现自救是不可能的，女儿伊丽莎白作为另一名女性同样将面临着女性身体特征的产生与消失，对于达洛维夫人来说只是重温了一遍身体的变化，并不会产生任何不同的结果。一战后的英国社会，尚未对女性身体放开束缚，女性身体仍然履行着社会的契约而充当男性的附属品与生育后代的工具，通过女性来解放女性，获得心灵上的寄托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达洛维夫人想要“重生”，必须跳出身体的约束，重新定义女性身份。
三.身份的选择
性别身份是社会性建构的，社会具有发展性，因此，性别身份可以被挑战和被改造。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说，是寻找两极的平衡，而不是屈服于任何一边（Selden， Widdowson， Brooker， 1997：121- 149）。雌雄同体说体现了人类思想突破生物界限，阴阳相通，单一个体，雌性或雄性，满足两性融合的心理需求。《达洛维夫人》中，究竟是否是寻找平衡，需要进一步分析。作为女性角色达洛维夫人的对应男性角色，小说用了相当的篇幅描写了退伍军人赛普迪莫斯·史密斯这一角色，体现了小说发人深省的叙述角度。
小说中，与女主人公共时记叙的是一战退伍军人赛普迪莫斯·史密斯与妻子露西亚的故事。赛普迪莫斯由于狂想症的困扰，因强制隔离，选择跳楼自杀。赛普迪莫斯的描写，或多或少反映了伍尔夫本人的生活经历。伍尔夫精神受到困扰时，同样在疗养院接受“隔离治疗”，禁止与他人接触。
赛普迪莫斯的死亡对伍尔夫的命运结局是一种预示，而对女主人公反而是一种解脱和提醒。宴会上，听到消息的达洛维夫人认为赛普迪莫斯也许找到了最后的自由，他不需要再畏惧太阳的炙热照射，不需要再畏惧暴风的猛烈吹打，而是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在思考了生与死的问题之后，达洛维夫人随即回归到了宴会中，但是对于宴会上讨论军人自杀的消息感到不满。达洛维夫人心理上允许自己思考赛的死亡，但是在宴会等公众场所谈论有关政治的问题不是女性的“正当行为”，这是当时英国社会女性身份的另一种表现。当时英国社会的女性，已经把政治话语权让给男性，达洛维夫人表现出了当时典型的上流社会女性的“修养”，在这一层面上，达洛维夫人的女性身份已经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内化为他者。
尽管达洛维夫人明白自己身体内的独立精神正在一天天地腐烂、消失，但是作为女性的她，在英国笼罩在一战过后的巨大阴影中，基本上无法实现自我独立。一战后，人们物欲的膨胀，追求金钱享受的欲望远远大于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皮特的到访唤醒了达洛维夫人内心沉睡的自由向往，但高居上流社会的身份让达洛维夫人妥协。小说的最后以赛普迪莫斯的死亡作为高潮，作者试图用身体死亡來替代达洛维夫人思考的死亡，从而让达洛维夫人得到一种救赎。女主人公选择了达洛维夫人这个身份。
身份的选择体现女主人公失去了主体性。达洛维夫人没有选择死亡来结束思想的禁锢，重回上流社会中，这种无力感来源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甚至达洛维夫人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物质上的追求早已超过精神上的追求，固有的身份使得达洛维夫人失去选择死亡的自主性。雌雄两极的平衡没有实现，《达洛维夫人》中的女主人公是时代的牺牲品。
四.结语
《达洛维夫人》表达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女性主体性造成压抑。身体既是生命物质存在的基础，也是主体精神生活的场所，两者相互依存。女性唯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生活。。女主人公的不断挣扎与妥协，暗示着女性受压迫下渴求自由的真实写照。男性主导的话语模式，使得女性无法真实地讲述自己身体的体验，进而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女主人公最终选择了达洛维夫人的身份，禁锢了克拉丽莎的身体。女性身体与身份的建构对女性角色的研究带来不一样的视角，从而对女性角色以至女性文学有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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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许田凤，广东财经大学在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