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澳门与长崎
赖泽冰 汤开建
提 要：从1570年开始，澳门与长崎就成为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与日本贸易的重要航线。应该说，明代早期葡日贸易的发展是顺利的，几乎每年都有葡萄牙黑船抵达日本进行贸易。葡日双方在这一航线中都有获利，同时也给澳门带来巨额利润。然而在17世纪初却出现了两起不愉快的事件，一是1608年日本朱印船漂抵澳门后发生的日本人骚乱并遭屠杀事件，二是1610年葡萄牙大黑船往长崎贸易遭日本人报复船毁人亡事件。从而致使1610至1611年的葡日贸易中止。因为葡日贸易对双方的重要性，1611—1612年双方达成和解，澳门与长崎继续往日的商贸往来，直到1638年岛原之乱后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贸易权力逐渐被荷兰人取代。这两起事件虽并未对葡日贸易产生大的冲击，但是葡萄牙人开始失去日本贸易的垄断地位。
关键词：明代；澳门；长崎；日本朱印船；葡萄牙黑船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4.013
澳门自1557年正式开埠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成为16世纪远东国际贸易最为繁富的商业港口，也成为自1542年开辟的葡日贸易航线上最为重要的枢纽。葡人初来日本贸易时，停泊港口主要在萨摩州一线，正如明人许孚远所言：“萨摩州乃各处船只惯泊之处。”11570年，“南蛮船始至长碕交贸。”21611年，德川幕府正式下令“以长崎为互市地，禁依泊他港”。3在这条航线上，葡萄牙商人先是每年4至5月乘坐大帆船从果阿出发，满载着毛织品、玻璃器皿、自鸣钟、葡萄牙产的葡萄酒、印度的印花棉布，再加上在马六甲停靠的时候部分货物所交换的檀香木、沉香和速香等香料，于当年6至8月间来到澳门，在澳门可以停留10至12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将所带商品交换成中国的生丝等货物。次年6至8月，再从澳门出发，顺着西南季风来到日本。一般情况下，葡萄牙黑船从澳门前往日本九州西南部总共花12到30天左右。船队抵达日本后，葡萄牙人将中国货物以高昂的价格脱手，以换取白银和少量其他货物。每年11月初东北季风来临之后，葡萄牙船队于11月初至次年3月任选一个时间返回澳门。1应该说，明代早期葡日贸易的发展是顺利的，几乎每年都有南蛮黑船抵达日本进行贸易，正如日本学者林恕《续本朝通鉴》称：“每岁蛮舶，或黑或白，一艘二艘，往来不绝。以长崎为港，有无交易，彼此得利。”2澳门葡萄牙商人也自然地积极地加入到这一贸易中来，明人许孚远《请计处倭酋疏》称：“日本长岐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番每年至长岐买卖禁铅、白丝、扣绵、红木、金玉等物，进见关白。”3葡
日贸易是葡萄牙东方贸易中获利最丰厚的领域，同时也给澳门葡萄牙人带来巨额利润。到16世
纪末，澳门这一葡日贸易航线上的中转港就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为富庶的港口，这一切无不得
利于澳门与长崎之间的贸易。然而，在17世纪初的
第一个10年发生了两起直接影响到葡日贸易的大事：一是1608年日本朱印船漂抵澳门发生的日本人骚乱并遭屠杀事件；二是1610年葡萄牙大
黑船往长崎贸易遭日本人报复船毁人亡事件。关
于这两起事件，英国史学家博克塞（C.R.Boxer）、葡萄牙学者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中国学者汤开建教授和金国平教授等都有所论述。4诸位学者多依靠葡文材料进行论述，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目前所见的日本汉文文献对这两件事情始末、原因及结果进行较为详尽的考述，以求得出事件的真相。
一、1608年澳门日本朱印船事件
1603年德川幕府制定一种核准日本船只前往东南亚贸易的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是要出海前往外国的船只都得事先申请一张盖有幕府印章的“御朱印状”，持有此状的商船便是朱印船。5朱印船大小不一，载重量在50—800吨之间不等。6每艘船最多可载400人，少则50—60人。7截至1635年，德川幕府共发行360道以上的朱印状，其中并没有一道明确记载其目的地是澳门，而是航向东南亚全域进行贸易。8当然其他文献上也有日本船只停靠澳门的记录，早在1598年意大利商人弗朗西斯科·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就搭乘从长崎发往交趾并于中途停靠澳门的日本船只。9而朱印船制度颁布期间，也有日本朱印船前往东南亚贸易返航时在澳门越冬待风，如1608年岛原大名有马晴信的朱印船。
东南亚香料广受日本朱印船贸易的青睐，特别是奇楠香。奇楠香是沉香中一种特殊的品类，张燮《东西洋考》称：“奇楠香，诸国出者惟占城为佳。”10日本德川幕府第一任领导人源家康本人就对占城的奇楠香情有独钟，并于1606年10月“致书占城，求精好奇南香”。11此外，德川家康
還想让刚上任的长崎奉行长谷川广智派船去占城购买。岛原大名有马晴信“传闻之，以所蓄献香
木献之”，德川家康特赏之，并对有马晴信吩咐称：“肥州者，当占城之冲路，遣人应求香木也。”12
庆长十二年十月初四日（1607年11月22日），德川家康向有马晴信发放前往占城的朱印状，1并“附与白金万五千两及甲胄屏风”，委托他的船队前往占城购买奇楠香。2《原城纪事》称：
庆长十年，神祖命晴信求香木于占城，下银六十贯、戎衣一称、贴金屏风一双交易。晴信加以金帛无数，新造巨舩如外舶制，雇蛮人挨莫西为导，发三百人，从长崎放洋。3
1608年11月30日，有马晴信的朱印船停靠在澳门越冬待风。4当时在澳门有不少日本人，包括奴仆和基督教徒。5据万历三十八年（1608年）广东巡抚王以宁公布的资料称，澳门日本人“不下二三千人”。6而在1607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上京参加会试时就曾上言称：“香山澚番以互市入居内地，引日本诸番屯聚其中，将有大患。”7不幸的是，有马的朱印船水手在澳门挑起武装冲突事件，使卢廷龙的担忧变为现实。
抵达澳门后，有马晴信朱印船上的两名仆人好斗嚣张，鼓动船员手持武器并粗鲁地穿越小镇，后来在附近海滩遭遇海难的日本人也加入其中，组成一支34人的武装队伍，并且人数不断增加。这群凶残的日本人给澳门居民带来极大恐慌，王室大法官路易斯·科埃略（Manuel Luís Coelho）被打伤，教堂钟声响起以示全民警戒。此时，在澳门的中日巡航首领安德烈·佩索阿（André Pessoa）带着援兵前往骚乱现场，把这群日本武装份子逼到一所房子。8佩索阿目睹日本人的骚乱时称：“日本商舶每年来此，则我辈虽往长崎，难以得利，不如杀之。”9佩索阿的担忧，即松平忠明《当代记》所称，澳门葡萄牙人之所以和有马的朱印船产生争端，是因为“当地的商人领袖和甲必丹认为，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澳门交易的实情，那么今后葡萄牙船驶往日本长崎再也不能得到什么利益。”10汤开建教授认为，日本人无故扰乱澳门，与广东税监李凤有关。111601年，李凤到澳门索贿，从而激怒了葡萄牙人。双方发生冲突，葡萄牙人打死了李凤通事，致使他结怨澳门葡萄牙人。李凤先是在同年唆使荷兰人进攻澳门，后又时常派人到暹罗、日本等地“示以澳门殷富，饵其来澳，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骗之耻”。12虽然没有证据表明1608年日本人在澳门的骚乱与李凤的挑唆有关，但此时李凤依旧主持广东对外贸易大权。
参加骚乱的日本人除了一些人投降和逃跑，有40人左右继续垂死挣扎，最后被火球和燃烧瓶烧死。另一群没有参加骚乱的50名日本人也躲在一间房子，他们设好屏障，准备与葡人背水一战。幸好澳门主教和耶稣会士介入调停，最终劝降这群日本人，除了一两个在监狱被秘密处死，大部份人都获得了自由。澳门人强迫获得自由的日本人写下一份供述，说明葡萄牙官方无需对此事负责。13饭田忠彦《逸史》称此次澳门骚乱，“夷民诱我商三百人掩杀之，尽夺其载，逃归者三人，而夷民不知也。”14若按此说，前文提及的前往占城的300名日本人全部来到澳门，而且全部被杀，这与葡文材料的记载出入较大。
有葡文档案称1608年前往占城购买奇楠香的日本朱印船有3艘，1因此300个日本人可能是3艘船所载之总人数。而这300人不一定全部来到澳门，文德泉神父称：“1608年11月30日在澳门发生了一场涉及两艘日本帆船的船员和葡萄牙军人的严重骚乱。两艘帆船都已抵达澳门，遗憾的是，其中一艘在附近失事。”2日本汉学家萩原裕亦称此次骚乱中日本朱印船“阖船五十人皆遭害，一人逸逃广南，经朝鲜，是岁九月还报。”3因此，1608年日本朱印船在澳门被杀40人左右的记录比较合理。无论如何，1608年日本朱印船澳门事件的发生，为佩索阿第二年的日本贸易之旅埋下祸根。
二、1610年长崎葡萄牙黑船事件
所谓葡萄牙黑船，即1550至1618年葡萄牙人航行至日本贸易的大帆船，葡文为Nao，英语和荷兰语称为卡拉克帆船（Carraca）。4据博克塞介绍，这种大帆船可载重800—2000吨。5日本人将此船称为“黑舶”，因“涂以番沥青，色黑，故称呼焉”。61609年6月29日，安德烈·佩索阿率领“圣母（Notre Dame）”号黑船达长崎港，日本汉文文献称该船载有200人。7佩索阿的船队在穿过台湾海峡时就惊险躲过两艘荷兰船的埋伏，而一到长崎港就卷入麻烦之中，长崎奉行长谷川广智和村山等安带人强行检查佩索阿船队的货物。长谷川还以德川家康要购买这批货物为借口，要求葡萄牙人制定一个低价格。81604年，德川家康为了加强统制澳门与长崎的贸易而实行丝割符制，它规定在堺、京都和长崎等城市设置丝绸交易公会，被称为“丝割符仲间”。这些公会有权买下葡萄牙人进口的生丝，然后再由该公会卖给幕府将军或他的御用商人，剩下的由三个城市交易商去分配。而葡萄牙人进口生丝的价格必须由公会当方面决定，葡萄牙人要么接受，要么持而不售。9因此，长谷川才敢如此无礼地对待佩索阿船队。
另外，佩索阿本想直接向德川家康递交1608年澳门事件的官方报告，但是长谷川劝他不要这样做。佩索阿让船队的使节兼事务长马泰奥·雷塔奥（Matteo Leit?o）去骏府给德川家康的心腹本多正纯带去1608年澳门事件的非官方报告，但长谷川却认为佩索阿把自己在长崎港遭到的待遇告诉德川家康，因此而激怒。1609年8月19日，雷塔奥得到本多正纯的友好接待，并且得知德川家康即将禁止日本商人访问澳门，若违背则当地官方有权处罚他们。108月24日，德川家康正式下令称，鉴于日本人停靠澳门给当地带来的麻烦，从此严禁日本船只停靠澳门，若敢违反此令，必依法从事。11此时，德川家康没有下令抓捕佩索阿，反而禁止日本朱印船前往澳门，说明佩索阿给德川家康的非官方报告应该只提到日本人在澳门的不安分，而没提及打死日本人的事。由于长谷川在长崎对待圣母号的态度，佩索阿受大量澳门人的鼓动，拒绝耶稣会士的建议，决定亲自前往静冈面见德川家康诉说长谷川的行径。耶稣会日本主教刘易斯·德·塞尔凯拉（Luís de Cerqueira）等传教士得知此消息甚为惊恐，他们知道长谷川的妹妹是德川家康的宠妃，能左右他的想法。佩索阿明晓个中利害后，遂放弃了直接到静冈面见德川家康的想法。1
从上文可知，澳门朱印船事件的幸存者于庆长十四年（1609年）九月回到日本。随后，澳门事件遂在日本民间传开，正如林罗山称：“（庆长十四年）冬末京师传言，今兹舶头杀日本商人数十人于阿姥港，夺其货财。”2德川家康似乎也得知这一消息，他让长谷川广智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长谷川的报告是根据1608年澳门朱印船事件的幸存者提供的口供完成，因此对佩索阿十分不利。果不其然，德川家康看到报告后，遂决定通缉佩索阿，不管死活。3那些在澳門被杀害的日本人家属知道佩索阿来到长崎，纷纷向有马晴信提出申诉，要求惩罚他。4而当得知德川家康决定缉拿佩索阿时，有马晴信向德川家康表示：“失毋你·玉落是臣深仇，欲以臣邑兵，甘心不愿假他援也。”庆长十四年十二月七日（1610年1月1日），有马晴信“以家人三十人赴长崎。会奉行长谷川左兵卫谕甲必丹失毋你·玉落上陆，失毋你·玉落不肯。八日再遣使强之，又不肯。”5有马晴信对手下武士称：“亡贼吾无面目见前将军，尔其往刺焉？”“士跃而往”。6《原城纪事》对此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先是，长崎耶苏党潜告失毋你·玉落以有密谋，失毋你·玉落惧，挂帆将发，西风大起，舟不进。晴信谓林田作之右卫门、鬼塚九郎右卫门曰：“今而不诛甲必丹，余亦何面目。汝等怀剑上舟，刺甲必丹。”二人唯而徃，失毋你·玉落发熕御之，不得向迩。晴信扼腕曰：“余其阖舟焚之。”急召士卒
于邑，以走舸六艘积薪茅，有马右卫门、结城弥平次、安留河内、井上藏人、有马备中监之距岸三十里，抵深堀绝其帰路，晴信亦乘轻舸，进退指挥。7
1610年1月3日凌晨，有马晴信集结1200名武士，登上几十艘日本船只，去围攻停泊在长崎港的圣母号。佩索阿对圣母号实行灯火管制，当日本船只靠近时便开炮轰击。有马晴信和长谷川见强攻不行，一方面以和平解决为借口企图重新引诱佩索阿登岸，但是均被佩索阿拒绝；8另一方面又雇佣蜑夫持刀去砍断圣母号的缆索，但因缆索冻坚如铁，未能成功。9上文《原城纪事》提到有马晴信让“林田作之右卫门”和“鬼冢九郎右卫门”乔装打扮登上圣母号去刺杀佩索阿，但这个密谋最终也没能成功。1月6日晚，佩索阿的船队来到福田。有马也意识到如果再不对圣母号发动有效攻击，葡萄牙人的船队就可能离开日本。有马晴信遂派遣一艘装有木质高塔楼的大帆船前去决战，该船载500名弓箭手和火枪兵，在其旁还有小型舰队护卫。佩索阿的船队一开始很好阻击了日本楼船的进攻，但后者发射炮弹正好击中葡萄牙人准备扔出去的火罐，导致圣母号甲板造火。佩索阿见迅速蔓延的火势和即将登船的日本人难以应付，为了不让他们抓捕自己，以及使船上货物落入敌手，便命令点燃船上的火药库，圣母号自焚沉入海底。10关于1月6日的决战，日本汉文文献亦有记载，如《原城纪
事》称：
（庆长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联巨舰二艘，造行楼于上，高与外舶，均择敢死士谷川角兵卫、高桥主水、久能谷右卫门、竹留勘右卫门、林田助市操之。晴信曰：明日当鏖寇。谷川、高桥曰：风候不可测，彼如今夜得风，便遁去，亦不可知，何期明日之为。戍时，用巨舰逼外舶，林田助市取缆与外舶联系，别摇一巨舰，鹰谷七之丞、井上藏人、林田作之右卫门直近外舶，将跃入。彼连发火炮，火移行楼，烟焰煽扬，殆不辨彼此。舶中火药并发至亥时，彼此共为烬灰。晴信大喜还，会长谷川左兵卫语其颠末，且谓所载之物宜收藏之，匆匆辞去。1
林罗山完成于1610年春的《长崎逸事》亦称：
（庆长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修理2乞楼船，
而又与轻舰相进，及夜，楼船接舶尾，敢死者先登数十人，短兵急迫，舶中大譟。质吶、哱囉、喇叭、铮鼓、铳炮之声闻数里，最后火声熚爆，迸散入于铳药箱时，一声动天地，舶主遂自焚。而与舶共入海蛮人，死者二百余，白银二十万余两，白丝二十万余斤，金鏁、环钏、繍罗、布帛等器财，不知其数，皆腐于水中。3
圣母号沉没后，日本人打捞上来的生丝有200担，还用搏斗的钩子吊起三箱白银。而对于落海未死者皆杀之，其中就包括船中唯一的神父西班牙奥斯定会会士胡安·达莫林（Juan Damorin），佩索阿的尸体也一直找不到。41610年1月7日，有马晴信返回岛原城。1月9日，有马晴信将“捷报”告诉德川家康，从而获得佩刀等赏赐。5因为圣母号上的财货，日本人从未放弃打捞，日本明治时期著名史学家星野恒《国史纂要》称：
庆长中，有马氏击阿妈港舩，沉之于香烧岛外岛在长崎港口。传言，舩中载银亡虑二千六百贯目，皆没。是岁（宽永十三年），长崎人好运与京师人水学谋，请于幕府，以机器捞海底，得六百贯目。既而二人争财相闘，幕府命吏禁止之。其后承应中，町田市左卫门者，请而捞之，得三百贯目，其余深没泥中，不可捞，遂止。6
进入20世纪，随着海底打捞技术的进步，在1928和1933年的两次打捞中，潜水员带回航海星盘和一门青铜大炮等“圣母号”上的其他物品。在澳门军事博物馆的圣弗朗西斯科总部，参观者可以看到“圣母号”弹药舱中的一枚大炮炮弹。7
三、1611—1612年葡日双方的协商
鉴于17世纪初荷兰人在澳门等地给葡萄牙人造成的极大威胁，葡印总督塔沃拉（Ruy Louren?o de Tavora）为了确保澳门与日本贸易航线的安全，于1610年4月派遣海军准将梅内塞斯（Dom Diogo de Vasconcelos de Menezes）率领9艘舰队来到澳门。8梅内塞斯在日本汉文文献中的名字为东适我，他抵达澳门后不久即写信给葡印总督塔沃拉报告安德烈·佩索阿船队在日本焚毁一事。9碰巧的是，1611年春，日本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下属的一艘商船赴安南贸易时在大洋遇风，樯倾楫摧，漂流澳门。澳门议事会大力帮助日本商船修理船只，安顿舟人，赠赐丝缎。10同
年秋八月，澳门当局派遣东鲁讷（Don Nuno Sotomayor）来到日本萨摩藩，并告诉藩主岛津义久澳门安顿他的朱印船一事。随后，通过岛津义久的斡旋，东鲁讷得以成功谒见德川家康。而东鲁讷此行的目的是为1610年圣母号事件道歉，并请求再次互市。11此外，澳门当局还将萨摩藩商船于庆长十七年（1612年）七月送回肥州五岛，同年九月，岛津义久致书东鲁讷及澳门议事会以示感谢。12德川家康召见东鲁讷后，同意恢复日本与澳门的航船贸易，颁给朱印状，并赐刀给他。1德川家康的朱印状称：
自五和使者到来，黑船欲来朝之由，不可有异仪也。卖买法度以下，如前规可无相违者也。若违乱之辈，于有之者可处其罪，宜可承知此旨也。庆长十六辛亥季秋日。2
“五和使者”即1611年前往日本的东鲁讷。东鲁讷出使日本后，德川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写信给东适我称：
今兹行人东鲁纳远跨鲸海，重译而来，亲捧鲤素，执谒而见。兹审当时黑舶燔沉之事，于今足下似诉其罪之有无。盖域异路隔，而不得其情乎。殆抵捂乖戾，而不识其真乎。往岁，阿妈港杀我专价节干，何也？贵国人以此港为私榷之处，不欲使我民知之，相逐相来，将塞来路而杀无事之我民。斯事以闻我主君，我主君，一则以悲我蚩民之无罪而赴死地；一则以怒彼蠢蛮之有恶而设祸穽。于是乎，会黑舶来于长崎津，佥云：向之杀我人者，今之舶头加毘旦为之最矣。津吏上言我主君，我主君慕征葛之意，存复讐之礼，仍以命津吏召舶头吾毘旦，不肯出。至又以问之，不肯奉答。至于再至于三，终不肯应国命，于是乎而后舶头之有罪也，愈信矣，不亦明白乎。仍命有司，加毘旦一人有大事，而诸人无讶。执一人，而千万人悦之，则古之人行之。津吏奉命，遣士以问加毘旦之罪。舶头即发大鸟铳烧破我数船，将截缆而驱去，官士于是惧国法之不慢，而乃构艨艟而乘之。舶頭忽放火而防之，遂衣宝玉而自焚，而舶又沉。初只执欲加毘旦一人而问之而已，何杀其余者乎，况复于舶而何烧乎。事实如此，足下宜知测焉，毋为恠。惟幸方今东鲁讷一介远到，吾侪为之先容而执，贽而便殿一见。事已成是非，无惠于足下也。亦今我主君不念旧恶，既往不咎，以商贾之往还通市，为国家之给足余裕，而不厌诸舶之出入。然则来夏，仍旧黑舶来于长崎则通市，随意而有大利焉。必无拘滞，所待在兹耳。3
同年秋七月十五日，本多正纯写信给澳门议事会市政议员亦称：
今贵港早悔前非，为修旧好，庶几风舶，遣还商贾，开通之路，永以不废也。其意于理无害，然则我邦虽有不拒来不追去之意，而又通外国柔远人之义，不能不有也，因以闻我主君。我主君有允容之命于贵港，不亦幸乎。夫以贵港之入贡，于我邦数十年于兹矣。今一旦举而不弃之，盖我主君善邻之意念兹在兹。然则来岁随例，以为舶之到于长崎而为期，莫违约。仍商市杂沓，而交易获福，有如昔日，勿为狐疑。4
德川家康的另一心腹富商后藤光次亦写信给澳门议事会市政议员称：
兹承总兵官东适我惠书，圭复莫措。况又专价东鲁讷来享，相看有欣悦乎。前年黑舶回禄，阳侯为之崇。盖其舶头在贵港时，杀我民人，而骗我欺我，以为不知者，而来于长崎。事发觉，以闻我君。我君命有司曰：“收舶头加毘旦者，以讯正之。”于是有马修理某受命而往，以为加毘旦一人取来，则一舶无恙。且告有罪，即已无罪，盍下舶而来谒，然加毘旦遂不可之，而乱发巨铳射我船，多为焚破，后张帆斩缆将奔去。修理恐辱君命，楼船急接，舶头乃发巨铳，放炬而拒之，余?迸散，终熚?而沉沦。夫一人之有罪，而若干人命、若干货财，悉为煨烬。初虽非其舶里诸客之本意，而胡越同舟同行同命至如此矣，真可叹哉。火炎崑冈，玉石俱焚，舶头罪能大也。其生而幸存者，多皆调送而还之，何欺乎。今也来岁乌舶来款之事，其悃求不忘昔日，余甚怜，察是以上言我君。我君许可之，然则来兹鸟舶到于长崎者，相竢有日矣。长崎者是吾邦西海道中之一良津，而诸市之所辐凑也。然今来书所云：“奉行长谷川左兵卫及村山等，安耽构利之贪心，且口宣此二人，使贵港人作赂银之债券云云。”风闻事也，真伪不可知之。迩日召二人至于此，两辞具考，而得当其法。盖片言叵折狱之故也，彼此甲乙相对，而后白于我君。及其时也，我国法必有所置，然则来岁黑船至长崎时，吾辈愈劝谏二人者，不令为贵港作阻隔，莫使为黑舶成拘滞，无使为诸市作烦扰，宜安贵虑。1
从德川家康两个亲信的书信看，他们均认为1608年佩索阿率兵杀害日本商人是无理由的，而且1610年当德川家康得知澳门事件后，原本就只是想请佩索阿去讯问，但因佩索阿的固执导致圣母号自焚，责任不在日方，而在佩索阿。日澳贸易因此事中断后，本多正纯和后藤光次都希望借东鲁讷来日道歉之际重新恢复日澳贸易。在后藤关次的书信中提到长谷川广智和村山在佩索阿船队抵达长崎后的行为，虽然德川家康没有惩罚长谷川和村山，但却向澳门保证以后不会让他们阻碍在长崎贸易的澳门商船。而长谷川也是个识时务的人，他写信给澳门议事会称：“黑舶依旧到来，相待在兹，商贾交市，为两国之利，何有踈隔哉。前日五和国使者东鲁讷来于吾邦，时藤广在长崎，故吾主君不与硃书印于鲁讷，今藤广为请之，于是有允容，而赐硃书。盖为贵港不忘旧盟者耶，明夏必竢鸟舶之维缆于长崎，勿作犹豫，再拜不宣。”2
1612年8月17日，中日巡航首领佩德罗·加依奥（Pedro Martins Gaio）率领“圣地亚哥”号黑船从澳门来到长崎，重开葡日贸易。随行还有奥拉西奥·内莱迪（Horácio Neretti）为首的使团，请求德川家康按照上年给东鲁讷的承诺，确认恢复葡日贸易。3内莱迪是受澳门兵头米格尔·比门特尔（Miguel de Sousa Pimentel）指派，后者系葡印总督塔沃拉于1612年派往澳门敦促恢复澳门与长崎贸易，内莱迪抵达长崎后不久便参见德川家康。4他携带塔沃拉、比门特尔的书信给德川家康等日本政要。葡印总督塔沃拉写信给德川家康称：
君处东海，寡人处西，惟是百万里风涛，音信难度，情绪间濶，然神交者心自相贯也。常念敝国百姓之贵邦，感君殊遇，如家人父子，传颂盛德，大名到敝国，寡人遥瞻拜嘉，顶戴无穷。特差将官弥格儿·几·苏沙·庇蒙德儿，带书到天川港，刻令副将阿雒舍·罗烈穉将书诣阙，告修旧好。君其纳之，幸甚幸甚。寡人思，去岁贵百姓在天川港与敝百姓相杀，闻之心甚惊怖，遂差东适我往审理处分以谢。继而东适我书至，说安直黎·弼梭人船财货，俱焚溺于贵津之海中，吁可叹哉，一何惨也。
乃东适我克终君命，转差东鲁讷，携书告白。东鲁讷仍被光宠，盖王矜无罪，故施不次之恩。煨烬之余，厚完以归。君王之心，依原光霁，炀竈釜鬻，初不之省故也。惠徼福于敝邑，御恩铭刻，死且不朽。惟是告谕天川港敝百姓，要承奉如初，不可失坠，再寻旧盟，愿勿相塞，倘敝百姓于贵津有无状，君其使告加毘旦，即责以谢。若贵百姓有不然，君亦当图之，允若兹两情相通，更无渝好，虽千百世可无事也。然内交既固，外患必除。红毛英圭黎者，敝邑之患也，彼在海上流劫，安得有货至贵国，是皆诓词。若安泊贵津，终是芒刺其长，驱之使无止宿。5
比门特尔亦写信给德川家康称：
五和署西域国王事主者，闻得烧船之变，至于不相往来，盖职敝邑之由，遂遣东适我至澳，详察责敝百姓，且因以谢过。适我用是差东鲁讷，持书诣王所与百执事前，表暴敝邑之心，请纳交继修前好，亦视玺书之得不得，以决船之来不来也。及臣至嘛喇咯，路遇鲁讷归，出所赐良刀，与殿下二三执事之书示臣。臣始知陛下之大有造于敝邑，恩
与天地并，向事实非陛下之本心，乃谗言之以但不信旧书稿，不登印信，衆心终是踌躇。臣今至亚妈港，接王玺书与长谷川左兵衙手札，臣拜手登读。真知陛下与百执事之无二三其德也。又接我备须甫来书与伴天连微施代律口称啧啧。王有深爱，惠徼敝邑有加，敢不惟命是听，遂命商船满载以来。遂命商船满载以来。主是事者加毘旦伯禄儿物知氏，而来阿雒舍罗烈穉是我王家之裔，曾与贵邦有旧识，此谨慎人也。敝邑肝胆肠胃，尽付此人舌尖，有密心腹，盡可倾沥，今愿窃有请焉。前交曾有玺书，彼年在船烧燬，其稿尚存，王臣一张实明其事。若有敝邑之心，请乞誊写一本登印，一存照本港，一随船往来，则梯航年年，及瓜听命。兹闻有红毛投贵国，此是海上劫船之贼，恐不利于敝邑，特备兵船一只护送，惟祈蚤发买卖，仲秋风便，得以言旋，来年孟夏，商舶必蚤至矣，是乃两国之利也。敢布腹心，臣不胜惮憟之至，谨奉小柬一通以闻。峕大明万历四十年夏六月判。1
上述材料中，“弥格儿·几·苏沙·庇蒙德儿”即澳门兵头比门特尔，“阿雒舍·罗烈穉”即内莱迪，“安直黎·弼梭”即安德烈·佩索阿，“伯禄儿物知氏”即中日巡航首领加依奥，“天川港”即日本汉文文献对澳门的另一种称呼。在这两份信件中，塔沃拉和比门特尔均感谢德川家康热情接待东鲁讷，并答应恢复日澳贸易，而且还特意派遣与日本曾有旧识的葡萄牙王室贵族内莱迪作为葡萄牙使团代表随加依奥前往日本。而对于海上贸易的竞争者荷兰和英格兰则将其称为海贼，希望日本方面禁止他们登岸贸易。随后，德川家康再次颁发朱印状称：“黑船并南蛮人之船，着岸于长崎，市易卖买可为如前也。”2
因上文提到本多正纯和后藤光次写信给澳门议事会市政议员，内莱迪此次出使日本也携带澳门议事会市政议员曼努埃尔·瓦兹（Manuel Vaz）、弗朗西斯科·塞纳（Francisco Senna）、奥古斯丁·洛沃（Agostinho Lobo）和米格尔·科尔塔（Miguel Corrca）联名写给他们的信件。给本多正纯的信称：
客岁承总兵官东适我，遣副将东鲁讷，携书请罪。赖足下不厌卑鄙，为之先容，引见便殿，恩礼有加焉。尚方宝刀，佩归本国，以彰王宠。光昭敝邑之君臣，虽王蠲其大德，实足下之推撰之力也。手书教云，通市随意，必无拘滞。敝邑人民，不违尊命，悉索敝赋，以来船货，会于贵浦之长崎津。足下无忘旧德，视我如子，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则敝邑人民获德庇于天高地厚，世世子孙不能忘也。来使阿雒舍·罗烈穉王裔，且敝邑之良也。曾与贵国诸君比肩交游，称为谨慎，用是推侧左右。藉足下之灵，而惠徼之，拜手稽首。愿王之德业配天，并三祝于足下，而因以少白焉。前年之变，皆罪我之由，固有大谬。不然者破舟流离，居因吾资，饥食吾粟，厚施而不报。又因以为仇，似于怨德之理未称，藉死者为名，快心于一逞，主持结构，至于此极，若而冤抑几无伸矣。幸有圣天子贤宰相，区别泾渭，遂使六十年之交离而复合，敝邑之福也，苟暗藏机括，阳和而阴蠹，则敝邑又袭祸矣。调护扶持，于足下重有望焉。然敝港处贵百姓，情最厚也。明官府恶留贵百姓而至于乱，推究穷诘，动至费用，终不忍贵百姓陷明官府之手，则是我有大造于东也。两相爱而两相护，乃见交情，毋寻干戈于同室，惟足下先杜其窦，幸甚幸甚。大明万历四十年壬子夏六月判。3
而写给后藤光次的信亦称：
使人鲁讷受足下书，回到日，登拜展读，知甚代为忧戚。又知大为调护，且肩蔽敝邑，何幸遇此良人，感德无艺，且喜且悲。喜六十年之旧好再新，而两国有福利；悲敝邑之生命，与船与货，尽投于煨烬轮没之中。思之痛心疾首，淟然有遗憾焉。敝邑与贵邦交相有年，何一旦遽忍至是而不顾，其中阴主之者，以贪构怨，以怨成仇，?我以甘言，陷我以机穽。岂知人欲为之，天故反之，毕竟成空，总归无益耳。已微足下之知我怜我，敝邑之丑名，几不白于王心矣。幸而天诱其衷，悔祸于敝邑，继送印书，招我以款诚，敢不惟命是听，然独惧其为虿尾也。能为始必能为终，防微杜渐，重有望于足天下之今日，置我为外府，乌舶往来，不腆之货物，当不让于诸国，请以是图答报之万一。来使阿雒舍罗烈穉者，王家子，敝邑之望也。恃有夙识，特选遣道，达诚意于其侧。祈以引鲁讷者引之，使亦得趋拜殿前，造御榻语，恩波重沐，秋毫皆足下之赐也。藉君之灵，俾无间隔，无拘滞无烦扰，惠当与天地并。敝邑感佩，死且不朽，伏惟炤亮，不宣。4
本多正纯和后藤光次均回信表示，澳门黑船保持年年对日贸易，对两地都有好处，而且保证不干涉来日葡商的贸易活动，希望澳门议事会市政议员把德川家康的政策告诉在澳葡商。1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人虽把1608年澳门日本朱印船事件和1610年长崎葡萄牙黑船事件的责任都推到佩索阿身上，但却不想因此中断与澳门
的贸易。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对澳门航船贸易的依赖，特别是后者提供的中国生丝，如本多正纯称：“向葡船常多赍绵丝至，国民赖其用，及焚玛船，葡船不来者二年，绵丝胜贵，至七八百贯。”2另一方面，德川家康对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取代葡人成为生丝供应商的打算破灭了。3反观澳门葡萄牙人，虽然两次事件都是受害者，但他们也不想因此中断对日贸易，据博克塞介绍：“1600年，葡萄牙商人从中国购买生丝的价格为每担80两白银，而运到日本后每担可售140至150两，利润达70%至80%，彩色生丝更有150%的利润。”4由此可知，在巨大利益驱动下，为了保有澳门与长崎这一获利甚多的航线，葡萄牙人尽显谦卑态度。由此可知，日葡双方各取所需，从而继续维持澳门与长崎这一大航海时代重要的贸易航线，直到1638年岛原之乱后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贸易权力逐渐被荷兰人取代。5
当然，这两起事件对1612年后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贸易也有不利影响。日本对生丝需求很大，葡萄牙人运来的生丝可获得比原价多将近1倍左右的利润。德川家康在1603年实行的朱印船制度，和1604年实行的丝割符制度，都是对在葡日贸易中所处不利地位的反应。结合上文的论述，1608年事件和1610年事件多少也与葡萄牙人想在葡日贸易中获利更多有关。有统计数据显示，1580至1609年澳门抵达日本的商船数为30艘，而从1611至1630年则有62艘。6可见这兩起事件虽并未对葡日贸易产生大的冲击，但是葡萄牙人开始失去日本贸易的垄断地位。中岛乐章教授亦称：“葡萄牙的澳门—长崎贸易又恢复了运营。不过，当时华人、荷兰人、西班牙人等海商的对日贸易已经逐渐扩大，葡萄牙的独占贸易已经成为过去了。”7而从16-17世纪日葡生丝贸易数量的变化也可看出，从1578至1611年基本维持在1500担以上，最高一年为1609年的3000担。而从1611年后，则开始逐年减少，也失去了垄断日本生丝市场的地位，如1634年进入日本的生丝共有4040担，其中日本朱印船带回1500担，中国商船带来1000担，琉球商船带来700担，荷兰东印度公司运来640担，而葡萄牙商船只运来200担。8
[作者赖泽冰（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汤开建（1949年—），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7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