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与商业问题探讨
陈敏 巫嘉欣
【摘 要】 长沙尚德街出土一批东汉简牍，数量两百余枚，其中，涉及账簿记录的简牍二十余枚，这批账簿为东汉时期官厅会计记账，具有明细分类、结账标识、货币交易和实物计量的记账特征。账簿记录的商品交易品种五十余种，反映了东汉中晚期活跃的商品交易和繁荣的货币经济特征。
【关键词】 会计史;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 账簿; 东汉商业
【中图分类号】 F2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21-0143-05
2011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大厦建设工地发现一群古井，地址位于湖南长沙尚德街，从这些古井中发掘出两百多枚简牍。从部分简牍上有纪年“熹平二年”及“光和四年”等记录（均为东汉灵帝年号），结合同时出土的文物形制、特点分析，这批简牍的时代应为东汉中晚期至三国东吴早中期，以东汉中晚期为主，因此这批简牍命名为“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1]。这批简牍虽然数量不多，但意义却很重要，尤其是其中有许多账簿记录，反映了东汉时期的记账特点以及当时的商品交易情况，为分析我国古代账簿发展情况及东汉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支持。
一、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释文
尚德街出土的东汉简牍材质大部分为木牍，也有少部分竹简，总计二百六十三枚，其中，账簿简二十二枚，释文如下。记录内容依次为“考古整理号（标本号）”“简牍释文”“简牍出土编号”：
1.【049正】十一年，仓□□入簿（2011CSCJ531：3-1）
2.【085正】上事奏卅五束;壳奏廿九束;□絮五枚;上事囊二枚;椠八束;上事绳未……■（2011CSCJ482②：8-9）
3.【086正】出钱■市卵;出钱六十市胡梁;出钱九百市竹（2011CSCJ482②：2-1）
4.【086背】六月九日取（？）钱一千二百;出钱五十市生鱼;出钱卅市■鱼三斤;出钱廿八市鲶四斤;出钱六十市粟;出钱十六市粟（2011CSCJ482②：2-1）
5.【087正】■缣钱良■钱（2011CSCJ482②：2-2）
6.【088正】（出）■;出钱八市梅子;出钱十市粟;出钱廿一市■鱼;出钱廿与卒（2011CSCJ482②：2-3）
7.【088背】取六百;五月廿五日;取钱二千一百市腊字□卅斤;出钱二百五十市肉一百廿六□;出钱四百市连汉绳钱（2011CSCJ482②：2-3）
8.【089正】■出钱六十■钱。出钱卅市■（2011CSCJ482②：2-4）
9.【091正】出钱廿一市□;……取钱□□出钱■（2011CSCJ482②：2-6）
10.【098正】出钱廿市□□斤;出钱卅市□五斤（2011CSCJ482②：4-2）
11.【098背】取钱二千■（2011CSCJ482②：4-2）
12.【101正】■一千乙;缣七百五十乙;缣七百六十乙;■（柱）千八十。桷二千八十乙;■（柱）千三百乙;竹六千五十乙;市吴财用三千乙;上事囊弗财用五百五钱;早二丈四尺五百六十四乙;缣五尺百七十五乙;黄□四百八十乙;德八尺。小席十枚。直四百十五;蓬三百;■尺、桂、竹直六百八十;□、刀、斧，直百五十钱;白膏四百八十乙;黄布□（襦）卅五乙（2011CSCJ482②：7-1）
13.【101背】纸五十枚，百七十五;粪处菠十一;伍佰□□取二百作诺笋轫石;市买鱼■二千□■用二百■二;廿六日计所用二万一千八百八十钱已计（2011CSCJ482②：7-1）
14.【113正】出钱市张文水□□□□直□六百已入钱还;子□市张文水□□□□八十未雇（？）钱;市张文水□事绳□，直钱二百……■（2011CSCJ482②：8-4）
15.【113背】■市縑一匹，直钱八百廿□钱;六月十九日，市缣一束直钱四千二百□□□钱■（2011CSCJ482②：8-4）
16.【116正】■廿二（？）半雇钱□■■缣□□钱……（2011CSCJ482②：8-7）
17.【117正】出钱廿五，市生鱼;出钱廿，市□;出钱廿四，市□（2011CSCJ482②：8-8）
18.【118正】■三尺，深四尺五寸，广四尺，直钱二千四百，约合二[百]■■钱。曾四他如券书，民有私约，时往者龙□□■（2011CSCJ482②：8-9）
19.【198正】十二月六日□□蔡……;□□□钱七千一百……;□五百……（2011CSCJ482②：23-3）
20.【198背】蔡千六百六十;十二月六日共计……（2011CSCJ482②：23-3）
21.【228正】■;■六两。肉松容六……■（2011CSCJ482②：29-3）
22.【231正】鱼三头（2011CSCJ482②：29-3）
这批账簿简除例1（标本049正）外，其余均为交易账簿记录。例1释文“十一年，仓□□入簿”，是某仓入簿，应是记录财产物资收入的账簿。尚德街东汉简牍的年代为东汉时期，此简书写纪年“十一年”，东汉和帝“永元”有“十一年”（公元99年），东汉献帝“建安”也有“十一年”（公元206年），考古学家结合简牍书法风格及同一井中的出土器物分析，例1的“十一年”为东汉晚期即“建安十一年”的可能性更大。
例2中“上事”即上书言事。《后汉书·隗器传》中：“器宾客、掾史多文学生，每所上事，当世士大夫皆讽诵之”。此账中记录的“奏”“壳奏”“絮”“囊”“椠”“绳”均为简牍书写编联成册需用器物，应是地方官府库中备用物品，类似于现在的行政办公用品。
例3—例22均为财产及商品交易明细账，涉及各类生活物品和日用商品，包括食品、药材、纺织品、建材、土地等。
二、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性质分析
中国古代账簿发展，有官厅会计与民间会计之分。官厅会计与国家财政、审计业务相关，如里耶秦简各类钱、粮、兵器账，云梦睡虎地秦简《效律》，居延汉简中的钱账、粮账、兵器账，敦煌悬泉置汉简账簿等。民间账簿则散落于不同时期民间商业社会团体，如敦煌文书中的酒账、山西票号银账、各地民间契约文书等，由于明清之前民间账簿保存和管理不够完善，因而大部分唐宋及先秦两汉出土文献所发现的账簿均官厅账簿。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发掘地位于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附近，截至目前在这一区域共出土了五批次古代简牍，年代自西汉、东汉至三国时期，从内容上看，这些简牍均为官府档案、文书和往来书信等，尚德街东汉简牍的出土位置与此前出土的其他批次简牍位置相近，应同属地方官府行政区域所在地。
这些出土的简牍大都位于古井中，其弃置填埋原因尚不明确，但内容多为官府文书档案。尚德街出土的这批东汉简牍，除账簿外，另有诏书、函封、名刺、私信等，是很典型的官府档案。官府档案的一个标志是档案内容中大量涉及官职名称，如标本084（2011CSCJ482②：1-1）“诏书：庶人不与父母居者，为仕伍，罚作官寺一年”，此处“官寺”，即为“官署”，《汉书·成帝纪》记“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2]又如标本212（2011CSCJ482②：25-2）“弃书官印以上，司寇”，意思是毁坏官府文书上的封泥，要受司寇刑罚。《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3]此外，尚德街东汉简牍文书档案记录中还出现诸如“典职”（标本026），“奉常”（标本027），“守、监”（标本111），“太守”（标本205），“待史”（标本235），“府君”（标本179），“府卿”（标本243），“丞”（标本235）等官职名称，可见简牍所记为官府档案文书不虚。
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记录也可见官府日常活动特征。如标本049正“十一年，仓□□入簿”，此处缺失“仓”名，但有“入簿”字样，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三州仓“入米簿”，记录了三州仓税米入账过程，如“入都乡嘉和二年邮卒限米三斛嘉和二年九月廿七日唐中秋文湛官邸阁李嵩付仓吏黄讳史潘虑受”（吴简8-3940）[4]，里耶秦简中也有“岁田官从簿”（里耶秦简图版8-18）[5]的记录。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中的“仓□□入簿”，应是官府赋税征收入仓的记录。
再看标本085、标本101所记“上事奏卅五束”，“上事囊二枚;椠八束;上事绳未……”“上事囊弗财用五百五钱”等，“上事”，即为“上书言事”。“上事奏”，意指上书奏事的册数，汉刘向《说苑·指武篇》：“建已有成奏在其怀，遂上奏以闻”。宋司马光《辞修起居注第五状》：“臣四曾上奏，乞更择人”。“椠”，书版，王充《论衡·量知》：“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几例中的“奏”“壳奏”“囊”“椠”“绳”“竹”等均为官府编联简牍所需用物，简牍编好之后，存放备用于书写文书档案。
以上分析可见，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性质为官厅会计，是官府记录赋税、收入、开支及日常用度的账簿。
三、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的记账特征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涉及账簿内容不多，但从有限的账簿记录中，仍可看到东汉时期官厅记账的特点。
1.建立了明细分类账。如标本049“十一年，仓□□入簿”（2011CSCJ531：3-1）。“入簿”，即收入账，“仓□□”，很可能是某仓的名称。
从形制上看，简牍标本049是一枚封检。封检是古代官府用于封缄文书所用的方式，覆盖在简牍上，也就是现代的书籍期刊封面。王国维说“书函之上，既施以检，而复以绳约之，以泥填之，以印按之，而后题所予之人，其事始毕”[6]。既然是封面，封面下面的内容也就是封檢上所书，所以标本049这枚封检是一本记录某仓收入的明细分类账“入簿”。
自有记账历史以来，总账和明细账的思想就有体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中东地区的黏土标志，“若干个简单黏土标志，通常被封闭在一个‘黏土球壳之内，如同某个经济事项的‘总数。这种直径约为10厘米的球壳，犹如若干年代以后人们为记录某一类账目的账簿封面。”[7]尚德街东汉简牍标本049号封检也正是账簿封面的作用，即有“入簿”，应该也有“出簿”，虽然尚德街东汉简牍中未见，但是同时期其他汉代简牍中多有发现，如居延汉简“始元三年三月丙申朔■士奉出入簿一编，敢言之”（284.3）、“甲渠候官甘露五年二月谷出入簿”（82.6）[8]。因此，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虽然只发现一枚“入簿”封检，但是当时分类记账的思想还是表现得非常明确。
2.账尾记账结束标识“乙”。见标本101正：
释文：
■一千乙;缣七百五十乙;缣七百六十乙;■（柱）千八十。桷二千八十乙;■（柱）千三百乙;竹六千五十乙;市吴财用三千乙;上事囊弗财用五百五钱;早二丈四尺五百六十四乙;缣五尺百七十五乙;黄□四百八十乙;德八尺。小席十枚。直四百十五;蓬三百;■尺、桂、竹直六百八十;□、刀、斧，直百五十钱;白膏四百八十乙;黄布□（襦）卅五乙。
简牍每行记录末尾的“乙”是一个结账符号，置于账尾表示记录结束，起防止账目记录修改的作用。账尾记账标识的用法战国时已有，如郑韩故城考古发现战国时期韩国牛肋骨账中记录[9]：
▲七十九：■舒卤三束，方束三蚤，讫。
▲■囗卤二十束，卤十九束，蚤六束，蚤分。
▲八十四：蜀虎卤十六束，四蚤分，六蚤三十四束，讫。
▲五十九：全囗卤二十束，讫。
每条记录后的“讫”，骨简原文为“■”。居延汉简中账目记录中使用“卩”表示账目记录结束，如：
尉史李祟，十月禄大黄布十三枚，十二月辛未自取卩（EPT59：194）
尉史吕普，十月禄大黄布十三枚，十二月辛未自取卩（EPT59：195）
士史张桐，十月禄大黄布十三枚，十二月辛未自取卩（EPT59：196）
走马楼三国吴简中也有此类记账符号，如：
右承馀钱一千八百已（壹·5316）
右承馀钱一千八百已（壹·5331）
右承馀新入口算钱四千已（壹·5195）
右承馀新入口算钱五十已（壹·5200）
郑韩故城牛肋骨账中的“■”、居延汉简中的“卩”、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已”与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记账符号“乙”作用是一致的，是古代记账时用于结账或表示账未标识的符号，这一用法其实一直沿用至今，现代手工账簿或发票登记中仍在使用。
3.货币交易，实物计量。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中所记录的商品交易，几乎都是货币结算，如：
【086正】出钱■市卵;出钱六十市胡梁;出钱九百市竹（2011CSCJ482②：2-1）
【086背】六月九日取（？）钱一千二百;出钱五十市生鱼;出钱卅市■鱼三斤;出钱廿八市鲶四斤;出钱六十市粟;出钱十六市粟（2011CSCJ482②：2-1）
【088背】取六百;五月廿五日;取钱二千一百市腊字□卅斤;出钱二百五十市肉一百廿六□;出钱四百市连汉绳钱（2011CSCJ482②：2-3）
账簿中的“钱”指铜钱，即当时的货币。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考古发掘报告中列示了出土的铜钱拓片。长沙尚德街古井中，出土一批古铜钱，为“货泉”币。《汉书·食货志下》“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货泉为王莽时期造币，至汉光武帝建光十六年（公元40年）才改复五铢钱。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时期为东汉中、晚期，货泉币已停止流通，为何会出现在东汉中晚期的古井中，原因尚不得知。从上述账簿记录来看，老百姓及官府采办交易均使用铜钱，如按简牍年代来看，应是汉灵帝时期的五铢钱。
单式记账的特点是只记钱财出入，不考虑对应关系。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记账亦有这个特点，凡有交易记录，均登记钱物出入数，如“出钱■市卵”“出钱六十市胡梁”“取钱二千一百市腊字□卅斤”等，“出钱”“取钱”均表示支出，钱数表示支出金额，但实际计量单位并不是货币，而是实物。如“出钱卅市■鱼三斤”“纸五十枚，百七十五”“鱼三头”等，其中“■鱼三斤”“纸五十枚”“鱼三头”都是采用的实物计量方式，以“金额”+“物品名”+“数量”+“计量单位”的顺序记账。
四、尚德街简牍账簿反映的东汉中晚期商业情况
关于东汉时期的商业贸易经济情况，学界有观点认为东汉时期社会经济衰退，社会商品购买力急剧下降，商品经济也处于衰退状态[10]。但杨际平[11]认为：“我们现在尚无足够证据证明东汉商业比西汉萎缩、衰退，相反却有许多资料说明东汉商业仍长盛不衰”。朱德贵[12]根据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简牍分析认为东汉中期的商品交换异常活跃，货币经济异常发达且商业繁荣。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记录的商品交易情况可为揭开东汉时期商品经济状况提供更多的分析材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数量虽然不多，但所记大都为商品交易，涉及公务开支、日常生活、土地交易等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东汉中晚期商品贸易及物价情况。
以商品品种来划分，账簿中记录的商品大致可分为食品、纺织品、公务用品、建材工具、药品等。食品有肉、蛋、鱼、粟等。鱼的品种比较多，有生鱼、鲶鱼、■鱼、鱼■等，生鱼、鲶鱼、■鱼是新鲜的活鱼，也是湖南地区常见的淡水鱼。鱼■是熏制过的腊鱼，腊鱼的价格比新鲜活鱼要高很多，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中记录的鱼的交易有：
【086背】出钱五十市生鱼;出钱卅市■鱼三斤;出钱廿八市鲶四斤
【088正】出钱廿一市■鱼
【101背】市买鱼■二千
【117正】出钱廿五，市生鱼
【231正】鱼三头
买■鱼三斤只需要三十块钱，每斤十块钱;鲶鱼四斤二十八块钱，每斤七块钱;而鱼■的价格是两千，比生鲜活鱼的价格高出很多倍。制作腊鱼需要用到食盐，西汉的汉昭帝在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建议下，实行盐铁专营、平准均输，食盐属于不易购买的商品，价格较高，因而制作腊鱼的成本较高，腊鱼价格高于鲜鱼。
同样，腊肉的价格也比生肉高，“取钱二千一百市腊字□卅斤;出钱二百五十市肉一百廿六□”（088背），一百二十六斤生肉只需要二百五十块钱，每斤肉不到两块钱，腊肉（腊）却花了二千一百块钱，价格高出很多。
粟，是中国古代主要农作物之一。《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项王南走阳夏，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粟十余万斛，以给汉食。”[2]《旧唐书·食货志下》“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13]尚德街简牍账簿记录两处“粟”的交易：“出钱六十市粟;出钱十六市粟”（086背）、“出钱十市粟”（088正），可见粟是东汉时期南方地区百姓糧食之一，且价格不高，应是百姓日用的基本粮食作物。
纺织品品种也很多，缣、绳、德、黄布、襦、■、早等。缣是一种双丝的细绢，属于较为高档的丝织品，尚德街简牍账簿记录“缣”的交易比较多，“缣钱良■钱”（087正）、“缣七百五十乙;缣七百六十乙”（101正）、“缣五尺百七十五乙”（101正）、“市缣一匹，直钱八百廿□钱;六月十九日，市缣一束直钱四千二百□□□钱”（113背）。《汉书·外戚传》“媪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2]“■”疑读为“绨”，“■一千”（101正）。绨是厚缯，《说文》：“缯，帛也”。还有“早”，读为“皂”，“早二丈四尺五百六十四”（101正），皂是黑缯，黑色的织物。“黄布□（襦）卅五”（101正），襦是汉服中的短衣。《汉书·匈奴传》中记载“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疏一，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2]，其中，“襦”“绨”“缯”应都属当时的服装织物，而且是质量较好的纺织品。
基建物品及工具有■尺、桂、竹、白膏、蓬、轫石、■（柱）、桷、胡梁、刀、斧等（101正、086正），交易量大，支付金额高，可见当时土建工程的规模和数量。此外，还有前述公务用品，用来制作简牍的原材料和工具如奏、壳奏、囊、椠、绳、竹等（085正、101正）。药品“肉松容”（228正），《本草纲目》说：“肉从容、肉松容、黑司命”，李时珍注“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尚德街简牍账簿中还记录了“纸”的交易，“纸五十枚，百七十五”（101背），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也有“纸”的账目，“行纸五十枚”（111）[14]，账簿记录中纸的购买数量极少，且价格偏高。按照《后汉书》中的记载，蔡伦造纸术在东汉永平（公元58年）至建光（公元121年）之间，尚德街东汉简牍的时间为东汉中晚期，应是造纸术出现之后，根据账簿中记录的纸的交易数量和价格，笔者认为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中记录的“纸”应为蔡伦造纸术所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3]，而不是造纸术出现之前的帛纸。
二十二枚简牍账簿记录中，涉及的商品多达五十多种，包括食品、服装、织物、建材、行政办公用品、药品等公务、生活各个方面。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的账簿记录，反映出东汉时期商品交易活跃，市场繁荣的经济情况，商品经济的发展依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长沙古名临湘，依临湘江而来，从账簿记录看，捕鱼业是十分繁荣的，市场上鱼的品种和交易数量都很大，且当时的腌制技术已相当成熟，腊鱼（鱼■）、腊肉大量在市场上出售。纺织品品种丰富、质量上乘，如一种高档的丝织品“缣”在账簿记录中出现的次数最多，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薄如蝉翼的素纱禅衣，纺织技术令人惊叹，“缣”在市场上的大量交易说明东汉高端纺织技术得到普及，高档纺织品不再是皇室专属，平民也能够拥有。此外，工具、建材等交易记录也能看出当时州府公务繁忙、兴建土木的景象。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账簿记录，反映出东汉时期商品丰富的市场、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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