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文化观释略
周良发
摘要：作为当代华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整体性特征，文化与文明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关于近代以来的民族文化危机，余英时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选择是其产生的背景，仰慕西方文化和反传统是其产生的原因，妄自尊大是其产生的心理因素，并主张用社会学中的“羡憎交织”理论弥补人们对文化危机认识的不足。在民族文化的重建上，余英时认为：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重拾“五四”文化精神是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坚守学术独立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重构价值系统是文化重建的主要路径，知识分子是文化重建的主导力量。余英时的文化思想启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应摆正中西文化，审慎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其次，应构建文化价值系统，将其视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再者，应让广大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正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引。
余英时（1930—），安徽省潜山县人，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唐奖首届汉学奖[1]。余英时虽多年求学、执教于海外，然其学术旨趣仍深植于故国文史之中，其学术论著带有浓厚的中国情怀。作为当代史学巨擘，余英时治学不求杂而无统的“博雅”，也不由“专”而“通”，而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期望为中国文化传承贡献一己之力。随着余英时学术著述的引进出版，学界对其政治制度史、学术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新儒学思想、红学探佚学、知识分子观、学术人物论、历史哲学观立论甚多；而关于其文化层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研究成果仅有侯宏堂[1]的《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李梦云[2]的《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王新强[3]的《论余英时文化史观的三维向度》，故仍有深挖探析之必要。鉴于此，本文拟对余英时关于文化方面的言说详加评析，以展现这位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文化情结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考。
一、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何谓文化？其内涵如何界定？它又有什么特征？这些是探究余英时文化观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深度运思，余英时对文化的内涵、特征，以及文化与文明之关系进行了独具慧识的理论思考。
1.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含意极其广泛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列举一两百个关于文化的释义。比如，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现代新儒家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4]；《现代汉语词典》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7]。诸种观点可谓歧义纷呈，难以定论。而余英时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显得特别清醒和理性，体现出一位史学大家的特有气质。文化是什么？余先生坦言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故其不企望给文化下一个让人普遍接受的定义，而是于现有释义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理解。他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学术、宗教、艺术之类，而关键尤其在‘方式两个字上。”[8]493他进而指出，文化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后者则专指社会的精神层面，包括学术思想、艺术成就等。按照这种理解，余先生认为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五四文化精神”“文化工作”“文化运动”便是狭义文化，而“文化接触”“中西文化”“文化融合”则是广义文化。在此基础之上，余英时继而强调，文化内涵的广义、狭义之分并非中文的独有现象，英文世界同样如此，可见文化的内涵具有歧义性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只有多加留心，才能够分辨其内涵之广义与狭义。
2.文化的基本特征
由于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对其特征的界定同样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以至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余英时秉持着理性的治学态度，先从国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的诸种定义入手，由此条分缕析出文化的基本特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文化是各种风俗习惯的一个复杂体，它具有维护它自己的倾向”[9]；英国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10]；国学大师钱穆则强调，“文化指的是人类生活之总体，而人类生活则是多方面各类部门之配合”[11]。在余英时看来，上述文化定义中的“复杂体”“有机整体”“人类生活之总体”等表述无疑表明文化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关于文化的特征，学界已有多种说法，余英时何以唯独偏爱“整体性”？深究其因，他认为近代以来众多学者只看到各类文化的个性特征（如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等人的文化类型学），却没有对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予以应有的关注，那么“在观念上势必会发生是否有某一因素为整体文化的基础的混乱”[12]136，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文化体系的整体认识；而以整体观审视和解读文化，能够更清晰地呈现不同文化类型碰撞与交织、互文与融通时的情态和“足迹”。余英时进而指出：“由于文化是整体性的，所以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时便不能不采取使外来的文化因素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途径，如果撇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顾，一味地两眼向外面祈求，则结果一定是失败的。”[12]144循着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解释佛教何以能够在中国存活乃至绵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说明近代以来国内的文化本位派与全盘西化派在对待中西文化态度上的偏颇之处。
3.文化与文明之异
细致研读余英时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对文化的解读是与其对“文明”的解读联系在一起的。在《文明论衡》系列文章中，余英时不仅花费大量篇幅谈论“文明”“野蛮”“传统”与“自觉”，还对“文明”与“文化”之差异作了细致入微的学理辨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余英时以研治中国文史著称，何以对“文明”如此青睐？答案恰恰源于他对中西方历史学的深刻领悟。据其陈述，西方史学家如汤因比笔下的“文明”比“文化”的意义广博，而中文语境中“文明”也远较“文化”的内涵丰富。基于这种认识，余英时对文化与文明之异作了较为精细的分析。在他看来，“文化”在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居高临下的意味，如《说苑·指武》所谓“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即含有挟文以凌人之意，南朝文学家王融所谓“敷文化以柔远”亦含有侵略弱势民族的口吻；而“文明”之“明”具有光明、朗明、高明之意，颇能衬托出一种至上的人生境界。从词源学角度来看，“化”字单独地只能表示某种性质或状态，作为后缀，必须借助词根方有意义，其词义的褒贬完全依其词根而定；而“明”字与后儒所谓“虚灵明觉”之“明”相通，《大学》首章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故含有“自觉”之义。依其之见，“自觉”又恰恰承载着文、明两重精神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一再申明其抑扬“文化”与“文明”完全出于个人的偏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从字里行间仍可感知他在两者差异论定上的态度相当严谨慎重。
二、文化危机的深度剖析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使近代中国国势陵夷、文化传统难以赓续，引起国人普遍的行为失范和心理焦虑，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双重危机之中。如何消解民族、文化危机进而建构现代国家，成为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深切忧思的时代课题。作为极具忧患意识的当代学者，余英时先生对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文化危机作了颇为细致的学理探讨，对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形成的原因及其深层次的心理因素进行了深刻剖析。
1.文化危机产生的背景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西方史学界长期盛行着“冲击—回应”说和“挑战—应战”说，认为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了近代中国民族与文化危机的产生。此论乍看起来确有充分理据，毕竟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近代中国震荡与激变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它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况且尚不足以完整而深刻地说明中国何以采用这样或那样方式“回应”西方的冲击。对于欧美史学界的理论假设，余英时表示不能完全接受，因为这个假设最多只能适用于军事及外交领域，却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动。缘于这种认识，他抛开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外铄说”，着力探寻其产生的内在理路，即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是文化危机产生的主要推手。在他看来，百余年以来的文化危机实则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在中国相伴而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互相激荡。”[13]44在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上，无论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全盘西化论者抑或民主革命领袖，无不以西方为认同模板：胡适的“西化”以美国为范本；国粹派认为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古已有之”；孙中山早年主张“迎头赶上”西方，晚年则转向“以俄为师”（孙中山认为1917年后的俄国代表了新西方）。对于寻求中国现代认同的人而言，“西方”似乎永远是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内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研判和论定所持的立场。基于这种情形，余英时痛心直言：“民族主义在中国已成为彻底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力量了”，“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不承认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能在民族的认同中发挥什么积极的作用”[13]47。言下之意，余英时认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路径选择，恰恰导致了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生。
2.文化危机形成的原因
民族文化危机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多数文化学家认为它是后发现代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或结果。在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受到现代力量的侵蚀而逐步解体，而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又未能及时取得与传统文化同样的地位，文化危机由此泛起并绵延。然在余英时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却远甚于其他国家，他心怀忧惧地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一直到今天还看不到脱出危机的迹象。”[13]32究其原因，余英时分理出两大诱因：一是仰慕西方文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下，晚清以来稍明国际形势者无不主张仿效西方，他们“一心一意以‘西方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来重建中国”[13]48，中国传统文化非但无法获得应有的位置，反而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二是反传统。仰慕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长期忽视，以至于20世纪以来中国历经两次大规模的反传统浪潮。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以及1949年后极左思潮的泛滥，遂使传统文化失去生存的政治社会环境，许多传统道德，诸如仁义、慈孝、中庸、和谐、容忍等，不是遭到唾弃就是受到歪曲。旧的价值系统已残缺不全，新的价值系统尚未形成，于是出现了极其可怕的思想文化“真空”状态。鉴于此，余英时沉痛地说：“我们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反传统和慕西化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没有多少剩下来了。礼乐教化早已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鄙弃不必去说，即使琴、棋、书、画这一类艺术修养也被看作‘旧式士大夫的清闲活动而被嗤之以鼻。以戏剧而论，不但典雅的昆曲早已没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即使流行了一两百年而且是‘雅俗共赏的京剧，现在也已少有问津者了。”[13]251
3.导致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
论及导致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心理因素，广为流传的观点是：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外国人一律视为夷狄，但清代中叶以来屡败于西方列强，可谓受尽屈辱，终在心理上为列强所征服，自此由妄自尊大变为极端自卑。余英时认为，这种说法固然没有什么破绽，但只能简单地说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以西学为范本，却无法诠释中国现代转型背后的深层次的迂回和曲折，而社会学中“羡憎交织”理论则可弥补人们对文化危机认识的不足。他说：“‘羡憎交织的心理状态起于企羡和憎恶的情绪受到压制，而又不可能得到满足。”[13]51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民族（或国家）自认对于它所企羡的对象基本上是平等的；二是在现实上它同对方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以至于这一理论上的平等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在他看来，“羡憎交织”心理因主观和客观条件相异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它的存在和影响则相当普遍，如法国之于英国、德国之于英法、俄国之于西欧诸国。通过对法国、德国、俄国历史进程的比照，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近代中国完全具备“羡憎交织”生成的情境：其一，中国的文明足以与西方比肩，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其二，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强弱悬殊，处于绝对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情境给中国知识分子滋生“羡憎交织”的心理提供了温床，倘若遇到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它就会以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国粹派在正面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侧面对西方文化流露出一种仰慕的意味；西化派在正面宣扬西方文化的同时，却在侧面仍未能忘情于中国传统文化。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着力阐述的“羡憎交织”理论虽然不是解释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唯一根据，但它确实开辟出一条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新路径，仅此一点，就足见他对现代历史社会学的卓越贡献。
三、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
当代历史学者郑师渠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14]。倘要化解民族危机，根本着力点在于重建民族文化以增强民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百余年来，有识之士无不致力于谋求民族认同和文化重建以消解文化危机，余英时亦然，其基本主张主要体现以下五个方面。
1.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是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
在现代科技和全球化浪潮的助推下，各国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互文与融合已是无可辨驳的事实。在此情形之下，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显然不能无视世界各国的文化精华，故余英时认为文化重建的理论前提是正确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近代以降，列强欺凌、西学冲击，致使中国纲颓纪紊、传统文化式微，然中国文史传统的固有价值犹在。虽说传统文化纷繁博杂、良莠不齐，但我们决不能笼统地对待并作简单化处理。故在文化重建上，一方面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为重建主体，借助传统文史的诸种内在理路，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学理剖析，发掘其蕴含丰富且历久弥新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的优秀文化应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今天中国所谓文化重建决不仅仅是旧传统的‘复兴”，“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重建无可避免地要包涵着新的内容，那么西方的价值与观念势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7]435。我们需要做的是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学习借鉴和采撷西方文化的精华。面对西学的挑战，余英时认为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契机，中国文化应借机不断调整和更新。只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保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即中国文化因采撷西方文化得以重建，却不能因汲取外来的文化元素而丧失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只有经过现代文化洗礼仍能持守自己的文化特色，中国文化方可获得真正的新生，进而为文化重建扫清理论上的障碍。
2.重拾“五四”文化精神是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派高举的两面旗帜，余英时认为二者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明确方向的思想运动。虽然“五四”时代的人物在思想文化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民主与科学确实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向，在国人思想解放上确曾发挥过重大作用。民主与科学虽是近代西方的文化观念，但它们与中国文化并不相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多次强调，中国自有科学传统，民主也与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理念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重拾“五四”文化精神，将民主与科学作为文化重建的逻辑起点，并不意味着重蹈全盘西化的覆辙。需要说明的是，余英时所谓的“逻辑起点”有两重含意：一是离开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现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保证；二是现今毕竟与“五四”时代的情境存在差异，民主与科学显然不能穷尽文化重建的所有领域。例如，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一直处于急迫的亚健康的心理压力之下，遂使“五四”人物的视野和胸襟不够开阔，故而不能对中西文化在道德、宗教等精神层面所遇到的现代危机产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我们在肯定“五四”启蒙思想的同时，需要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重释“五四”的时代价值，“这就是中国文化重建在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8]437。
3.坚守学术独立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
儒家学说向来主张道统应建立在政统之上，即学术活动较之政治活动是更具基础性、根本性、独立性和决定性的人类活动。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政统一向居于中心位置，尤其是“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合”以后，学术思想旋即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治学一般不为繁荣学术，大多是为了个人仕途，将其作为一种入世之梯。在此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往往视学术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乃至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绵延后世。囿于“学术是政治的工具”的观念，近现代以来的历次文化运动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图。余英时认为，“学术政治化”是中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一大传统，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学术领域上来[4]432。应当说明的是，余英时此论并非将学术与政治相对立，亦非将“学术孤立”，而是谋求学术的自立，意在强调学术独立乃是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但也要明白：学术独立并非朝夕即可实现的，它需要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作为支撑，如1940年代胡适曾提出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就很快被战争的阴霾所掩盖。或许正因为学术独立之不易，故余英时语重心长地说：“今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看法，牢牢地守住学术文化岗位。”[8]433-434惟其如此，才能为民族文化重建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4.重构价值系统是文化重建的主要路径
文化重建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文化体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在文化重建的路径选择上，余英时始终保持理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认为重构文化价值系统是其主要路径。在余英时看来，中国文化重建的首要工作就是要重构新的价值系统，依托新的价值观念，分辨出中国文史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找寻其中有益于文化重建的现代性因素。他指出：“只有建立了新文化价值系统之后，不合时宜的旧文化价值系统才会让位。传统是无所不包的，其内容也是随时在改变的。文化只能推陈出新，既不能无中生有，也无法完全从外面移植过来，有志于文化重建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便要认真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传统中找寻有助于现代化的精神资源。”[9]165-166他着重强调，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一项重要启示。纵观其生平治学，余英时不仅是重构价值系统的理论倡导者，还多次著文挖掘明清学术思想中的现代性资源，力图“从价值系统的核心出发，疏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化”[9]43。
5.知识分子是文化重建的主导力量
知识分子历来是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文化价值系统的厘定、维护和传播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盖因清末民初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羡憎交织所造成的，故文化重建亦有赖于现代知识分子。他说：“现代的民族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想上从事奠基的工作，这是各国历史所共同昭示的。民族观念的界定、厘清及传播，是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13]49在他看来，英、法、俄三国起主导作用的是贵族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德国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中国的情况稍有差别，大致可分前后两个时段：在清末寻求民族认同的是传统士大夫，而民国则代之以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前后名称有异、重建方式有别，但他们在消解文化危机、重建民族认同上可谓殊途同归。
余英时重视知识分子之原因，大致说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大多能够超越经济利害，一般不会因经济利益而丧失或违背其道德良知，更不会为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发生冲突；其二，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往往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引导，促使整个社会风清气正。正因为知识分子淡泊名利且秉持理想主义，余英时将文化重建的厚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仅此两点似乎还不够完备，故其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两项更为高远的要求：一是文化上需有所建树，这是知识分子胜任文化重建工作的必备前提；二是能够做到身体力行，不能如过去那般只会坐而论道。如若知识分子不能身体力行地做好文化工作，那么就难以获得社会民众的敬仰和尊重，更无法引领和担当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余英时以对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为立论起点，深刻剖析了我国近代以来文化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援引西方社会学的“羡憎交织”理论透视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对于中国文化重建问题，余英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为我国当前的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应摆正中西文化，审慎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其次，应构建文化价值系统，将其视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再者，应让广大知识精英积极参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关怀，正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指引。现今，我们再谈余英时的文化观，意在以其指引，认清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和态势，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稳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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