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之痛”：《少年的你》中的伦理症候分析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文集《关于他人的痛苦》（或译《旁观他人的痛苦》）中，以伍尔芙的作品为引子，细致地讨论了在这个“听任消费者操纵的”世界，当代战争“大屠杀”，成为了“家庭小屏幕里川流不息的娱乐的日常成分”[1]，严厉地呈现和批判了我们面对视觉化的当代战争麻木冷漠，“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当代道德缺陷。而面对《少年的你》中的“欺凌”，面对片中那些随时拿着手机，只顾记录死亡现场而对同学生命无动于衷的“高中生”，那些参与并记录霸凌的“年轻人”，还有那些所有恶行的“旁观者”，这一切仿佛产生了一种令人沮丧而奇妙的互文性关系。这种呼应不但指向了影片中黑暗的内容和时刻，更透过屏幕指向了在现实中可能也是“旁观者”，在观影时正在成为“旁观者”的“我们”。作为审美主体的“我们”形成了对故事中“他者”与现实中“他者”的双重伦理关系，这个观看的审美经验直接把我们抛入了一个直面当代价值危机与道德缺陷的症候群之中。“少年”作为“时代病”无辜的牺牲品，以其对命运的挚情抗争，打破了某种“共识”的幻觉，造成了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的巨大撕裂，以残酷的形态与迫切的态度对现实发起了审美的追问和严厉的反思。
一、“他人”命运的伦理意义
《少年的你》以校园霸凌事件为镜像，连带出了重要的社会伦理症候，特别是群体对个人的冷漠与无视，对边缘弱势个体的伤害与歧视，暴露出了充满了风险的公共伦理问题。当代社会生活是一种“与他者共在”（being with）的公共生活，我们与他人是一种“共在”的“同道人”，有着互为“他者”的对称关系，“他人在整体上不仅像其他客体，位于其他客体之中，而且还被进一步赋予了一种在本质上与我一样的意识”[2]，从哲学伦理学的意义上来看，他人的命运就是自我的命运，这种在实践理性中本应该是自明的基本伦理关系，却遭受着现实中目的论与工具论价值的无情挑战。互为“别人”的陈念和小北反问：“别人是谁？”胡小蝶直盯着镜头望向我们问：“她们一直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少年的你》以作为青少年的“他人”的命运与生死，直接向异化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偏误发起了的挑战。
（一）“坏女孩”的生命困境
《少年的你》中的青少年，是“被压抑”“被疏离”和“被异化”的“主体”，她们的生命困境呈现出了一场与众不同的“残酷青春”。陈念与魏莱两个女孩以貌似对立的表象，却表征着同一类带有当代社会学意义的“新坏女孩”形象。魏莱作为一个残忍迫害同学的主体，她的“坏”是直接通过“恶”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我们认为她的“坏”是直接而肯定的。而面对作为受迫害者的陈念时，我们从感情逻辑上是决不想轻易把她归到“坏”的类型中的。但是，当面对魏莱的意外死亡，在她面对警察询问时所表现出的沉着冷静，那种丝毫也没有惶恐的坚毅眼神中，也透露着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恐怖。她们是真的“坏”吗？是什么造成了她们的生命困境？事实上，她们都是病态社会价值的受害者，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无法选择，他们是被外在价值环境共同压迫和塑造构的“病态”主体，她们也共同承担着社会之“恶”名。看上去漂亮可爱的魏莱，是如何成为狂妄的“害人者”的？在学校，她因为成绩好而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的追捧;在社会上，她因为家庭富裕而轻视别人、盲目自信，是成绩好坏这二元论的成败标准和以金钱为表征的价值观、身份观在背后不断地纵容着、建构着、异化着她，她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恶”，她甚至认为自己是“优秀”的代名词，她毫无忌惮的任意欺凌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主体认知的严重偏误之上的，而实质上，这种偏误是社会价值偏误的症候，她只是异化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悲剧性后果。被骂作“圣母婊”，在不堪欺凌中自杀的胡小蝶，是“连三本也考不上”的“坏”学生，被母亲名声拖累的陈念是在贫困的身份中被歧视的社会底层，她们被欺凌的逻辑也恰恰正是魏莱引以为骄傲的逻辑，其背后隐藏着的价值、身份、阶层的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影片能够激发起社会关注和票房突破的原因。这些女孩们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悲剧，她们的生命困境是社会价值困境的表征和缩影，她们的故事与《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悲伤逆流成河》《过春天》等等影片中的“坏女孩”们的命运互相呼应，共同以镜像呈现与审美创造的形式向我们和社会进行着诗性的反思。
（二）“共同体”的割裂镜像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的“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应该以平等、合理的伦理关系作为交往的基本准则，才能实现有效的沟通，才能有助于不同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共同发展。陈念和魏莱生活在怎样的共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呢？影片以相关人物的行动为我们拼出了一个割裂的“共同体”镜像。从整体上看，这个共同体主要包括了代表微观环境的家长、代表中观环境的校园和代表宏观环境的警察。陈念的妈妈是一个受别人骗，又去骗人的可怜人，她行走在违法的边缘谋生存，一边东躲西藏地逃债，一边还要想办法挣钱供孩子上大学，她根本不在孩子身边，无法承担起监管和照顾孩子的能力;徐渺的媽妈为了孩子根本顾不得脸面，在众多同学面前给老师下跪，而她的爸爸更是在公众场合狠命地追打她，下手之重让人侧目;魏莱的妈妈看似文明高雅，却充满了阶层的歧视和身份的偏见，从小对孩子灌输着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人生观，用冷暴力对孩子进行变态的惩罚。这三个孩子的家长也都是“时代病”的患者，他们不但不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个基本健康的环境，甚至还是直接造成孩子病态价值和行为的直接原因，实质上，这些少年的问题首先是家长的问题和家庭的问题。那么学校的环境怎样？陈念的第一个班主任老师，虽然说我既要管学习，也要管生活，虽然也批评捉弄陈念的同学，但并不是真的追究到底，他也说陈念你报警是对的，但也不积极配合警察的调查，他还是觉得什么都不能耽误学习和成绩;第二个班主任老师则是有着培训机构和某种传销广告的气质，习惯于大声地叫着各种口号。总之，学校是以成绩至上和考上名牌大学为绝对标准的，这里纵容着成绩好的人，对其他选择性的忽略。老警察和小警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老警察是一种机械性的工作，他看惯了各种问题，对复杂的现实有些麻木，也不知道到底该怎样做为，只是程序性地应对着案件;小警察抱着一丝希望，想着我们必须要为她们做点什么，他有时也无奈，但最终承担起了启发者和拯救者的角色。虽然他为故事找到了一个出口，但少年们的整体生存环境仍然是分裂的，不更世事的她们被夹在异化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之中，真正的内心成长和情感需要被忽视了。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构成了对于青少年来说充满了问题的外在“共同体”环境，这也是造成她们成长困境的土壤。
二、社会隐喻的时空镜像
陡峭延展的阶梯，阴暗弯曲的隧道，U型密封的校园，多层复合的住宅，盘旋分叉的立交……隐蔽却又实在的时空呈现是《少年的你》视听表达的重要手段，这些充满着隐喻意味的空间意象，不但营建了人物生存的真实空间，更象征着生命处境与社会身份的框架格局，以“有意味的形式”建构了独特的镜像形态和审美经验。
（一）“乐园”与“校园”
影片开头以倒叙的方式表现已经出狱的陈念当上了英语老师，她在教学生如何区分was和used to be，她说这两个词不仅仅表示“过去”，都是“曾经”的意思，而使用used to be更有“一种失去乐园的感叹”。她读着This was our playground. This is our playground. This used to be our playground.（“这是我们曾经拥有的乐园”“这是我们的乐园”），眼前浮现了小北的面庞。“曾经”的时间悬念把故事抛向了被经验的过去，叙事自然在时间链条的回溯中跳转到了过去的。可是，惺惺相惜的压抑过往是“乐园”吗？还是“校园”是少年的“乐园”？
陈念从被老师和警察询问的办公室看出去，学校的四层教学楼呈U字的形状，窗口的黑色铁栅栏恰巧堵住了U字型的出口，一种被封闭和窒息的感觉油然而生。对面教学楼不但每一层都挂着横向的条幅，过道部分还垂直的挂着两条竖向条幅，写着“奋战百天，决胜高考”“十年磨剑为一博，六月试锋现真我”……距离高考倒计时60天的红色大字在屏幕上跳动着，“耀弘高考复读中心”理十班——优秀班集体的奖牌高高地悬挂着，每张小小的书桌上都撂着高高的复习资料，学生们各种姿势的背诵着。操场上，“过六百，考名牌，圆梦想”“不抛弃，不言弃，沉着冷静”的口号声飘过……上学、放学，乌泱泱一群学生向我们起来，走过来，人头簇动着，漫溢出了画面，然后又离我们而去，他们就是故事中的少年，他们就是这样被淹没在口号和条幅的环境之中，“被围困”在这个铁桶一般的环境里。这里也许曾经是乐园，这里现在只是社会环境的一个典型的符号。影片在“乐园”的理想与“校园”的镜像之间，自然映现着对教育问题的复杂情感态度。
（二）“阶层”与“阶梯”
陈念上学的现实之路和大学的理想之路，就是拼尽一切的力气，努力实现阶层突破，提升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唯一道路。她每天的上学之路就是背着沉重的书包，在不停地爬着阶梯。从家里到学校，她至少要经过三处阶梯，家门口住宅区里，夹在高楼之间有三层平台的陡峭阶梯，中途街边传统的带有拐弯的石板阶梯，还有连着地下通道的过路阶梯。她不停地攀爬和坠落，在仿佛被隔绝的天上和地下的两个空间中游走，显得十分渺小。阶梯作为重要的空间意象，既是陈念身份处境和命运趋势的巧妙象征，也形象地了勾勒出了社会分层的结构景观。
陈念与魏莱的对立从本质上来说不是成绩好坏的对立，而是社会阶层和身份位置的对立。所以，魏莱在央求陈念不要报警，并和她初步和解之后说：“还真挺可惜的，其实咱俩可以做朋友的，罗婷有点傻，徐渺又是两面派，就你还真挺好的，我妈说得对，学会和好人打交道，这辈子就太轻松了。”如果没有发生意外，陈念成功地进入大学，突破了社会身份的局囿，未来就真的有了可以和魏莱成为朋友的资本。但是横亘在她们之间的是无法消除的阶层歧视，正是魏莱说“你收钱我也可以放心点，你也可以帮你妈把债还了，这样你就不用东躲西藏见不得人了”这句话，这种令人无法再忍受的，已经刻在魏莱骨子里的阶层歧视，直接导致了陈念的无意出手和魏莱的意外死亡。更加具有隐喻意味的是，魏莱最终竟然死在了这个阶梯之上，正是她自己所得意的阶层落差和自鸣得意人的优越感埋葬了她自己，这样的结局安排既是对偏颇价值的告别，也是对社会歧视的有力批判。
三、价值正义的情感救赎
（一）自我救赎与情感皈依
陈念虽然出生在一个生活窘困的普通之家，但却有一颗善良的内心，她用自己的校服盖在已经死去的胡小蝶身上，想帮助她留下最后的尊严;她看到小北被打，就主动报警，在被暴力威胁之下，为救小北又主动亲了他;她努力地，甚至疯狂地学习，尽量地忍耐着魏莱等人的欺侮，想“熬过”这高考前最后的关键时刻;她被同学歧视身份卑微，却坚定着大大的理想，想做一个最聪明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保护世界;她在笔记本上写着“我们生活在阴沟里，但依然能仰望星空”，并以此激励自己。她虽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但始终以坚定的主体意志顽强地点亮着自己。她沉默着，忍耐着，煎熬着，内心却不乏力量，她的力量不但来自于超越阶层、改变命运的目标，来自她坚强努力的个性，更来自于对美好情感的感悟力和领受力。妈妈因为上当，倒卖三无面膜，又被人追债，根本不能在身边照顾她，她尽管一个人生活，却没有埋怨妈妈，她知道妈妈拼命赚钱是为了给自己挣大学的学费。妈妈偷偷地回家时，她还给妈媽帮忙染头发，嘱咐妈妈自己注意安全，清晨默默地目送着妈妈背着大包小包离开。在她认识了小北，并和小北一同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两个人建立了深刻的情感共识，小北“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的誓言是她精神世界的力量源泉，也是冰冷世界给予她的难得馈赠。真诚的情感和付出是金钱和地位都买不到的稀有宝藏，也是最终实现她生命救赎的终极力量。在意外地推倒魏莱之后，在不能得到社会帮助的惯性思维之下，她痛苦挣扎又无法拒绝小北的“好意”替罪。最后，也正是小北的真情牺牲和她心底残存的善良，使她最后敢于面对真相，以对正义价值的相信和共通情感的选择承担起了过失的社会责任，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救赎。她以自己的行动悔悟、救赎自己，也继续去温暖着现实，完成了对自己命运的超越。小北也是一样，他原本是一个行走在犯罪边缘，信奉“要么就被别人欺负，要么就欺负别人”的暴力逻辑的社会小混混，但在与陈念的真情互动中，他开始希望自己活得有意义，“只有你赢了，我才不能算是输”，为此他甚至可以完全牺牲自己。是善的情感的力量把两个人凝聚在一起，也是善的情感力量真正拯救了他们两个人。影片以情感的皈依为后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暗示了出路，美国伦理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说：“也许爱的途径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当权利和利益错综交织的时候，是不可能对各种可比较的权利进行精确计算的。在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幸福如果不能共同分享就可能遭到破坏。”[3]更是直接强调了对陌生人之爱，对他人之爱，以及社会群体的共情能力才是正义和公平的真正保障。
（二）社会正义与群际伦理
尽管我们对于陈念和小北的命运报有极大的同情，甚至也会报有某种侥幸心理，但社会正义原则对审美形态的升华恰恰在于人物对于自己行为责任的担当，这也才使得作品获得了更深刻的社会价值和伦理意义。这个意义是重新把人物放回到了一个的群际性的伦理关系之中，在生命被毁灭、自由被限制的悲剧之下，在公共性的视域中重新思考已经严重异化的社会价值偏误和阶层贫富差距带来的严重后果，重新思考关于社会的公平和正義的问题。在影片中，导演用“魏莱”与“未来”的谐音，用“魏莱”已死的命运彻底地抛弃了成功论、目的论、功利论的价值观和金钱观，以及狭隘的阶层利益与身份歧视，呼唤着一种更具情感价值的社会正义。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决不容妥协的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4]而“正当和善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是否能获得共同体的善”[5]。只有在一个关注他人命运如同关注自身命运的伦理秩序之中，以有情有义的人文视角和阳光努力的主体精神，去照进现实生活的肌理，每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有可能被尊重和实现。事实上，影片在罪案情节背后隐藏的核心事件是“高考”，在当下的教育状况和社会语境中，“高考”不但是作为公平与正义的最经典的象征型性事件，更是跨越阶层的“门槛”，影片对高考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了揭密式的表现，严密的监考与归档程序，扫描机读的试题阅卷，象征着每一个少年命运的试卷，隐藏着成长秘密的20年后的故事，在重重的社会规则与秩序之中被重新定位，内里又隐藏着“从来没有一节课教过我们，如何变成大人”的对高考和教育的反思，把青少年成长的问题留给全社会去思考。我们该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承担怎样的伦理责任，谁又能够真正帮助他们克服成长之痛，成为未来社会健康而有活力的主人？陈念反问女警官的话犹在耳边：“被欺凌是我的罪过吗？”“谁能帮我？录我视频的人吗？站着看热闹的人吗？还是那些问只有你被挑上，别人就没事的人啊？”“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放心把你的孩子生出来吗？”校园霸凌作为社会痼疾的特殊症候显现出了它强大的震撼力和反思性。
《少年的你》以镜像化的故事，在悬念推进的故事进程中解密了一个系列化的校园霸凌事件，并通过展现这个教育问题透视了滋生它的社会语境，校园霸凌的严重危害不仅仅在于它是以最赤裸裸的恶劣手段对公民最基本权力的侵犯，在于它对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极大损害，它对未来社会的公平和健康发展形成了直接的威胁，更在于它背后的社会“旁观者”和扭曲价值观，在于功利主义的“时代病”。影片把对校园霸凌事件的表现放在一个戏剧性的犯罪案件和公共性的伦理的反思立场之中，把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呼唤隐藏在事件进程的背后，通过对犯罪责任的承担释放并升华了情感的价值和牺牲的意义，通过对人物命运的表现有力地实现了对残忍的霸凌行为、扭曲价值观念和阶层身份歧视的批判，在反思社会问题的同时实现了某种带有悲剧色彩的诗性正义。那些在《少年的你》中投过来冷漠，甚至是鄙夷眼神的“旁观者”，还有在屏幕前观看陈念和小北故事的我们，只有把“他们”和“他者”的伤痛当做自己的伤痛来体验时，只有以同悲同乐的态度和爱的情感态度来参与审美，并因之在社会实践中自觉调整与他者的关系时，审美的伦理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8.
[2][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73.
[3][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08.
[4][5][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507.
【作者简介】? 牛鸿英，女，河南沁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戏剧影视、
大众文化与数字人文相关的教学及研究工作。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编号：19ZDA270）阶段性研
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