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与政府形象之关系研究

常冰
〔摘要〕 公众议程中的属性显要性和客体显要性会影响到公众对客体的评价及行为,同时属性显要性和客体显要性都存在正负之分。反映在自媒体时代下的政府形象塑造中,就会出现自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四种关系,分别为正面媒体传播的政府正面形象、正面媒体传播的政府负面形象、负面媒体传播的政府正面形象以及负面媒体传播的政府负面形象。每种状态中自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都有不同的特点,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要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追求双赢的理想状态,需要认清自媒体的传播环境、善于利用自媒体、及时了解舆论走向、提升政府自身媒介素养、加强政府与自媒体的合作、提高自媒体及公众媒介素养等。
〔关键词〕 自媒体;政府形象;四象限说;形象塑造
〔中圖分类号〕C9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88-07
随着数字技术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具有强大传播功能的自媒体凭借其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社会渗透性强等特点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民主的互动平台。在网络平台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型自媒体,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使其由原来的信息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主动创造者和传播者。公众视野下的政府,更是难逃各种媒体的追踪,其政治行为、行政方式、处理社会问题的态度、公共危机的解决甚至是官员私生活无不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从而直接对政治体制的运行以及政府形象的塑造形成约束和挑战。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自媒体或政府形象的研究很多。从自媒体层面而言,学者多从其表现形式、特点、发展成因等方面展开探讨,如武上力、张艳如、王云鹤在“移动社交时代下自媒体之比较研究——以微信、微博与QQ空间为例”中梳理了三种网络社交平台的异同点,并试图结合实例探究其发展趋势,以更好地促进自媒体的发展[1];徐其一在“互联网背景下自媒体特点简析”中提出了自媒体诸如即时性、个性化、渠道丰富等特点[2]。从政府形象层面而言,学者的研究多从政治学、管理学、大众传播学等角度出发集中探讨政府形象的界定、影响因素、公共危机、塑造策略等几个方面,如江骏在“浅析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政府形象塑造”提出要从明确政府自身定位、加强资金投入、健全法规制度、提高形象塑造意识等四个方面着手,塑造政府形象[3]。
总体而言,虽然学者们关于自媒体或政府形象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但探讨自媒体与政府形象关系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仅有的研究成果也是多集中于政府形象在自媒体中所面临的挑战、在自媒体时代下应如何塑造政府形象等方面,如王文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自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管理研究”中着重探讨了自媒体对政府形象的作用、自媒体带给政府形象的机遇和挑战以及自媒体时代下官员形象的塑造策略[4]。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深入探讨自媒体与政府形象的本质关系,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提出自媒体时代下塑造政府形象的有效举措。然而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媒体环境和技术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自媒体已从多种渠道介入到公共管理事务中,也深刻影响着政府形象。因此,深入探究自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并基于此提出有效塑造政府形象的措施成为亟待探讨的一个议题。
一、 自媒体、新媒体与政府形象
“自媒体”这一术语从出现至今只有十余年的时间,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一个概念界定是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利斯于2003年明确的:“We Media(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5](135) 自媒体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微信、微博、博客、qq空间、Twitter、Facebook、贴吧、论坛等。近些年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国内自媒体依托的主要网络平台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虽然典型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重大迁移,但都是建立在新媒体的技术基础之上,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改变。自媒体分为个体自媒体以及团队自媒体,个体自媒体是指以个体为单位在公开网络平台上传播信息的用户;团队自媒体是指以团队为单位在公开网络平台传播信息的用户,而团队自媒体中又包括新浪、腾讯等大型媒体平台,其已获得相应资质,相比于其他媒体来说受控程度更高,不应划入自媒体的范畴。因此,本文所探讨的自媒体是指以个体或团队为单位在公开网络平台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用户。
“新媒体”这一术语虽然先于“自媒体”出现,但学界对其的界定并不明确。总体来看,“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在信息化时代,借助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成果,所形成的新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形式。”[6]与新媒体相比,自媒体有其独特的优势。自媒体从属于新媒体,“自媒体发展是依托在数字科技和网络技术发展基础上的,每一次互联网科技新浪潮总能推动起一波新的自媒体形态,这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也正在逐步从PC端转移到手机端。”[7](52) 因此,自媒体的本质即是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形成的“信息即时共享的平台”,并不存在脱离新媒体独立存在的自媒体形态。实际上,新媒体与自媒体的界限并不清晰,目前学界也并不能明确界定二者间的区别。
根据吴潮“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定义梳理及二者关系辨析”[6]以及王伟伟“论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形象的塑造”[8]中的观点,相较于新媒体而言,自媒体具有以下特点:主体广泛,每个公众都可在公开网络平台上发表和交流信息,自主权较大,用户既是新闻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新闻的制造者。更注重用户的即时交互,即时传播信息,共享性、互动性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用户可自由发表信息和言论,同时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匿名性、低成本,多数情况下用户以匿名的方式发表信息和看法,不承担相应责任。强质疑性,用户发表的信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性化色彩,其真实性和客观性有待考察。社会控制程度低,其原因在于各网络社交平台缺乏权威及道德约束。
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而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政府形象是政府组织以其方针、政策、目标管理以及领导人、公务员的行为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而形成的一种综合认知的结果,即社会公众对政府组织印象的综合评价。”[9]进入21世纪后,公众对政府综合行政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政府形象即公众对政府的综合评价和主观态度正是政府综合行政能力的体现,也是考察政府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公众为主体的自媒体时代下,政府的一言一行无不在公众的视野内,深刻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综合评价。
二、 自媒体与政府形象关系的理论基础
自媒体较之传统媒体而言有其独有的特征与优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在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甚至公信力上都日渐展现出其强大的优势。其中政治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能够合理地解释政府形象塑造这一传播行为的过程及其影响后果。议程设置理论见图1。
图中的意见强度是指某种意见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该意见是微弱意见还是强烈意见,与正面意见或负面意见毫无关系;意见方向是指某个客体或属性被认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很强的指向性;客体是指政府本身或关于政府形象的事件;属性是指关于该政府本身和政府形象事件的性质和特点。把意见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该意见是微弱意见还是强烈意见与属性显要性联系起来,就会产生三种主要的关系:铺垫,是指公众议程中客体显要性与意见方向间的关系,且有大量证据证明了铺垫作用的存在。属性铺垫,是指公众议程中属性显要性与意见方向间的关系。意见的形成,是指公众议程中客体显要性与意见强度间的关系。
议程设置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在其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中提出的,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11]。所谓议程设置作用就是指影响各种话题在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的能力[10](151)。议程设置主要表现在两层,第一层是客体显要性的设置,也就是我们注意力所指向的事物。第二层是属性显要性的议程设置,人们选择用来描绘客体的属性对于受众脑中图画有着深刻的作用。从议程设置的后果来看,《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一书主要从在公众头脑中创造图画、铺垫舆论、形成意见以及影响态度、意见和行为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根据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关于议程设置过程的观点,自媒体时代下的政府形象塑造也遵循这一逻辑,即政府通过其政治行为、行政方式、处理社会问题的态度以及公共危机的解决等在公众头脑中留下刻板印象,而后经过政府和公众双方面的舆论铺垫形成一种社会意见或产生社会影响,最终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及行为。在自媒体的传播模式中,对客体显要性和属性显要性的议程设置仍然是存在的,即使是自媒体时代,媒体传播的特点依然是“大量受众从媒介中获取高度冗余的议程……同时仍然存在一种新闻与信息的现实垄断,亦即少量网站拥有最大比例的互联网用户”。[11]
根据《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一方面,“媒体介质‘去中心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加速,媒体之间的边界不断被弱化”;另一方面,主流商业门户网站(比如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和传统新闻网站(如新华网、央视网、中国新闻网等)分别在流量和公信力上拥有强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自媒体时代下政府形象塑造的研究仍须立足于媒介议程设置来分析。
三、 自媒体与政府形象关系的四象限说
对于理想政府形象的定义,实际上是众说纷纭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规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社会各群体对于不同政治价值的偏好决定了这一问题很难有一致的答案。为了不过度纠缠于政治价值的问题,特规定出能够取得基本共识的正面政府形象的标准。首先,其政治行为符合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和所处社会基本认可的伦理道德。其次,在主观上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再次,拥有合格的职位胜任素质。通过这样的规定,暂且绕开价值观冲突造成的对理想政府形象的分歧,并得以继续关于形象塑造的论证。
从功能上看,议程设置理论往往用图1来展示其后果。在政府形象塑造的议程中,所谓客体就是政府本身或关于政府形象的事件,而属性就是关于该政府本身和政府形象事件的性质和特点。自媒体中的传播者通过网站等传播方式设置关于特定政府的媒体议程,铺垫舆论,并作用于受众脑中的意见。在媒体议程的设置过程中,商业网站和传统媒体都通过自媒体的传播方式突出特定政府及事件的某些属性,从而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议程设置。
整个议程设置的过程主要有属性和客体两个部分。反映在政府形象的议程设置中,属性显要性即为公众对政府的主观看法和评价(本文所探讨的公众以自媒体为主),客体显要性即为客观的政府自身形象。于政府形象议程设置的实际后果而言,仍要从对客体和属性的价值判断入手,同时还应该着重强调作为客体的政府及其属性的实际情况与媒体议程塑造的情况之间的张力。即政府实际形象与公众议程塑造的形象之间的关系,因为舆论的反应往往不是针对真实环境的,“而是针对新闻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的” [10](26),如果新闻媒介不能负责任地真实塑造客体和铺垫舆论,那么大众的意见和行为都会受到其不利影响。由此,现将二者之间可能的关系罗列为四种(详见图2)。
图中横坐标代表媒体的属性,如实报道信息则为正,歪曲事实则为负。纵坐标代表政府形象的属性,满足上述三条标准(首先,其政治行为符合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和所处社会基本认可的伦理道德;其次,在主观上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再次,拥有合格的职位胜任素质)则为正,反之为负。由此可得出四个象限,每个象限的特点和所面临的挑战又各不相同。
正正状态即自媒体传播真实信息,政府实际形象良好。“正正状态”是各类媒体塑造政府形象的理想状态,政府实际形象与媒体塑造的形象高度吻合。对于受众而言,会认为政府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和作风品质,从而产生对政府的信任感,这有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构。从政府队伍内部的作用来讲,“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典型人物能起到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使一些在行为上和作風上并不是很好的政府也会受到榜样的鼓舞,积极改善自身的缺点,切实立起修身为官做人高标准,树起领导干部好榜样。而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所具有的高效率、传播力广等特点又能进一步使正面的政府形象起到弘扬正气、改善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
自媒体环境及政府活动双赢的理想状态即实现了二者最完美的契合。正面的政府活动反映在健康有序的自媒体环境中,输出的一定是积极向上的政府形象。这一状态排除了所有障碍因素的干扰,是各国政府力求达到的最优状态。这种完美状态下所要应对的挑战则是:首先,不断发展变化的自媒体环境。近年来,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数字技术及网络技术更新换代快,未来充满着无限不确定性,因此,自媒体环境势必会出现变革,如何应对这些变革、能否抓住时机适应变革才是时代给自媒体及政府的真正考验。其次, 政府形象与公众期望的契合。公众对政府形象的期望要求政府必须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状态下都能始终符合社会对其的设定,所谓社会对其的设定即指每个政府的政治行为及行政方式甚至私生活都必须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或社会大多数对其的行为设定。然而,公众的价值观会随着社会形势不断发生改变,社会大多数对政府的行为设定也带有严重的主观色彩,这就要求政府要时刻与公众期望保持一致,即使有时违反自己的主观意愿,这对政府来说可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正正状态”只能无限接近最优,却永远也无法真正达到的理想状态。
正负状态即自媒体传播真实信息,政府实际形象恶劣。“正负状态”是网络监督的理想形式和结果,网络监督是指监督主体通过网络了解国家事务、交流意见看法、提供信息线索、对监督客体进行监督的一种监督形式[12]。自媒体的传播者如果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网络的匿名性和交互性就会使监督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动性和积极性。而自媒体中网络信息的复合性,又使得监督主体发布的曝光和举报信息能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承载力,视频、图片、录音等载体都能快速上传,舆论能够迅速爆发。这种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能够迫使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反腐败、打击懒政行为、整肃政府队伍的效率。令严重违反法律伦理、没有基本责任心、抑或行政能力低下的各類形象恶劣的政府无所遁形。在这种社会风气和舆论压力下,之前形象恶劣的其它政府也会积极地改善自己的工作作风,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
达到最优的社会配置需要自媒体与政府活动的双向配合,如若一方出现纰漏,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效应。正负状态下的纰漏方即为政府,其政治行为和行政方式被恶意扭曲,抑或表面形象积极正面实则渎货无厌,其活动完全破坏了政府应有的正面形象,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今自媒体环境下,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公众的法眼,他们通过微博、微信、博客、脸书等各种媒介快速传播信息,而作为公仆的政府更是一举一动自然都在公众的“取景框”内,受到监督。值得一提的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公众个人主观价值观的判断,不免存在信息失真、扭曲,甚至是歪曲等现象。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政府活动成为“透明体”,这不仅给政府本身带来了挑战,而且对于大数据时代中如何实现自媒体与政府的双赢也带来了重大机遇。
负正状态即自媒体传播失实信息,政府实际形象良好。所谓传播失实信息,也就是说自媒体传播者在发布信息时,发布的关于政府形象的新闻信息与事实严重不符。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自媒体传播主体的低门槛特征导致了传播主体即使信息不足也能随意发布信息,信息的缺乏往往是大部分不实信息的根源。其次,由于政府透明度和回应度不足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损失[13],也会使受众倾向于相信自媒体上传播的各类失实信息。再次,自媒体传播主体和受众都面临着缺乏健全的知识、判断力和宽容妥协精神的问题,这使他们将网络空间作为自由无序地宣泄其愤懑情绪的场所,借此追求感官上的快感。最后,部分传播者有目的针对特定人物和事物展开网络攻击,故意发布不实信息,以实现其利益。从议程设
置的角度来看,自媒体的传播方式依靠巨大的流量设置于政府恶劣形象的媒介议程,在公众舆论中铺垫关于政府都是普遍恶劣的意见方向,并强化该观点强度。在这种情况下,自媒体的传播平台往往会成为民粹主义泛滥聚集地,政府许多依据法律行事的正常行为成为了网络攻击的标靶,这将严重影响正常的政治生活,混淆视听,对本来积极正面的政府形象造成严重破坏。就受影响的政府个体而言,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暴力会严重损害这些政府的个人名誉,同时不实的曝光和攻击,也会侵犯政府的个人隐私等合法的公民权利。
此状态中的纰漏方为自媒体,其凭借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社会渗透性强等特点关注时事、引领时尚、创造热点、制造话题,同时也通过微博、贴吧、微信等媒介介入到公共管理之中。但其发展迅猛,产品更新换代快,公众品味不断变化,这无疑使自媒体的发展前景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公众通过自媒体媒介介入公共生活带有个人主观价值判断,而这些判断中又不乏判断失误、恶意诋毁以及跟风迎合等情况。因此,自媒体环境本身也面临着治理困境:首先,对政府活动有时缺乏客观评价。很多自媒体媒介在报道和评论政府活动时,难免管中窥豹,难以用政治家的视野和宏观眼光来看待其公共活动,对其评价自然也相对狭隘,缺乏客观全面的观点。另外,很多媒体并不能现场去了解政府对时事的看法或通过某项决策,往往只是道听途说,因此会造成信息失真的情况发生。许多看似客观的评论,实际上也缺乏严谨客观的实证考察和分析。其次,恶意诋毁政府形象。政治生活中,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一个政治过程,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政策执行,都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部分自媒体媒介也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有自己支持的利益集团。因此,这些媒介在进行报道或评论的时候,难免会倾斜于自己的支持方,而抹黑反对方。抹黑反对方的过程即是恶意诋毁政府形象的过程,这一操作在政治领域屡见不鲜。再次,跟风迎合现象。所谓的跟风迎合,其主体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其他媒介,二是公众。第一媒介报道或评论政府活动之后,会引导其他媒介的风向。一般来说众多小型媒介会追随第一媒介的观点进行传播,从而影响到另一主体——公众。公众作为一个小型自媒体,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由于其缺乏获取一手资料的渠道,因此会受各个媒体的影响,丧失对时事的实证判断,逐渐跟风迎合主流媒体观点,所谓“三人成虎”即是这个道理。
负负状态即自媒体传播失实信息,政府实际形象恶劣。从议程设置的角度看,在属性议程上采用不实信息来进行属性铺垫和突出属性显要性最终会使受众形成脱离事实的意见,或者从根本上怀疑特定媒介乃至全部媒介发布的信息。这一状况虽然有时能够实现对不良形象的政府的规训和惩罚,但这种 “歪打正着”的情况在自媒体塑造政府形象的过程中仍不可取。经常通过不实信息来揭露实际形象恶劣的政府会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后果:其一,自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沦为政府之间党同伐异与权力角逐的工具,这会使一个国家的政治风气进一步恶化。其二,通过不实信息即使打击了形象恶劣的政府本身,仍会增加受众对政府和自媒体的不信任感,降低自媒体网络监督的有效性,长久以来会使自媒体网络监督的影响力全面下降。此后,即使有真实曝光形象恶劣政府的信息,政府和受众也将怀疑其真实性。其三,受众对自媒体信息的怀疑会使受众选择去相信一些小道谣言和各式阴谋论,形成受众“对媒体信任下降——谣言泛滥——对媒体信任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
这一状态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政体都不愿意见到的,因为处于这一状态下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畸形的,所有政府都是扭曲的,无论是自媒体还是政府都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是完全为了个人私利不择手段。上述“正负状态”和“负正状态”中所有的困境和挑战,“负负状态”都将存在,而且还会出现“-1-1<-2”的情况:官媒之战。首先,当政府和自媒体媒介所处的政治立场相冲突时,难免会出现政治斗争。政府在其他主流媒体面前抹黑敌方媒体,而媒体又会引导公众对敌方政府的看法,无形中引导舆论风向。这种争斗尔虞我诈、不择手段,使整个官场以及自媒体环境乌烟瘴气。其次,官媒勾结。政府和自媒体媒介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达成合作,一无是处的政府被媒体包装成几百年难得一遇的正面政府,政府为达成其与自媒体之共同目标努力奔走,活跃在官场人际关系网。这种官媒勾结的合作虽并不能长久,却也在短期内误导了舆论风向,浪费了社会资源,甚至做出了负面的政治决策,对整个社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危害。
四、 自媒体时代下塑造政府形象的策略
认清自媒体的传播环境。现如今自媒体传播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使得原本处于被动地位的公众有了更多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每个公众都可以主动将自己的言论发布于微信、微博、博客等公开网络平台,从而引导舆论走向,这就使得政府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政府必须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媒体传播环境的更新换代,不能将传统的执政方式运用于自媒体时代中,而必须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仪态与行为,在公众及自媒体面前树立正面的形象。
善于利用自媒体及时了解舆论走向。自媒体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长期被压制的公众表达意愿呈现出井喷之势,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的心声、诉求和愿望,政府必须及时了解并进行整理和吸纳,掌握舆论热点,这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行政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政府也应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能够根据舆情态势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公布事实真相,回应公众诉求,引导舆论走向,避免虚假信息的传播,及时维护自身形象。
提高政府自身媒介素养。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李普曼说过:“在美国政坛,政府孰胜孰负要看谁的声音更响亮更迷人,谁的鼓手更有手腕更无耻,谁就能在报纸上占据更大的版面。”[14](93)外国的很多政府都很注重利用自媒体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们甚至通过专职电视顾问或形象塑造团队来对自身形象进行定位、策划和包装,在适当的场合以适当的形象来博得公众的支持,比如罗斯福总统“围炉恳谈”的亲民形象、普京的硬汉形象、德国总理默克多的铁娘子形象等。当今,面对日新月异的自媒体传播环境,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府更应具备特定的媒介素养,积极通过自媒体向公众传播方针政策,把握和引导舆论走向,及时合理地处理突发危机事件,展现出自己的政治魅力及执政水平,以取得公众的爱戴和支持,更好地开展工作。
加强政府与自媒体的合作。在社会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中,自媒体担任着重要角色。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一经证实,政府便在其官网发布地震信息,并更新震区灾情、伤亡人数、救援状况等信息,各大媒体平台也积极参与和响应,将灾情傳递给每个公众,最终极大减少了伤亡人数并增加了救援人数和物资,将风险降至最低,使灾情得到有效抑制。正是这种政府与媒体间的良性合作,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损失,并引导正面舆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提高自媒体及公众的媒介素养。一方面,在自媒体的时代背景下,公众应提升自身的“参与理性”,飞速发展的传播技术可谓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多平台和渠道,但也存在一定的危机,比如有的公众通过网络虚拟平台造谣、污蔑他人等,这些行为都严重破坏了舆论环境,一定程度上成为公民参与的阻力。因此,公众在发表言论时应提高理性,客观务实。另一方面,纷繁复杂的信息难免会使某些公众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盲目跟风,极有可能加入到散布谣言的队伍中,成为特定团体利用的舆论工具。因此,公众在接受各式各样信息的时候,应提高自身对信息的理解力以及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努力做一个独立的自媒体。
综上,自媒体时代下政府形象的塑造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四象限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自媒体与政府形象之间的四种关系,可将现实中的某一个社会问题直接对应到相应的象限中,从而分析出主要的责任方是自媒体还是政府,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引导,追求理想的正正状态。具体到四种关系之中,就必须针对各象限特点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正负状态中,着重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治素养;负正状态中,着重规范自媒体环境,消除一切不良影响因素;负负状态中,则需要双管齐下,从自媒体环境和政府两方面着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现“1+1>2”的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1] 武上力, 张艳如, 王云鹤. 移动社交时代下自媒体之比较研究——以微信、微博与QQ空间为例[J]. 新媒体研究, 2015, (1) : 27-28,14.
[2] 徐其一. 互联网背景下自媒体特点简析[J]. 科技传播, 2015, (7): 106,102.
[3] 江骏. 浅析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政府形象塑造[J]. 商, 2015, (20) : 102.
[4] 王文静. 自媒体时代政府形象管理研究[D]. 燕山大学, 2015.
[5] 邓新民. 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J]. 探索, 2006, (2) : 134-138.
[6] 吴潮. 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定义梳理及二者关系辨析[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14, (5) :33-37.
[7] 朱晓鸣. 微信自媒体的崛起与思考[A].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编. 南方传媒研究(第四十一辑:自媒体)[C].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3.
[8] 王伟伟. 论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形象的塑造[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4, (6) : 23-27.
[9] 韩培庆. 论自媒体时代政府形象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J]. 中国报业, 2016, (16):30-31.
[10] [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 McCombs, M. E. and Show, D. L.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 36(2): 176-187.
[12] 薛瑞汉. 网络监督面临的新问题及路径选择[J]. 新视野, 2010, (1) :79-81.
[13] 马得勇, 孙梦欣. 新媒体时代政府公信力的决定因素———透明性、回应性抑或公关技巧?[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 (1) : 104-113.
[14] [美]沃尔特·李普曼. 公共舆论[M]. 闫克文, 江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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