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李富春的革命友谊
[摘要]陈云和李富春都是我国财经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在为我国的革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长期并肩战斗所创造的光辉业绩，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学习、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陈云；李富春；革命友谊
[作者简介]张秋震（1986-），男，汉族，籍贯：山东聊城，陈云纪念馆，助理馆员，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陈云生平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6-0009-04
陈云和李富春，从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共江苏省委共事开始，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东北都曾并肩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共同领导财经工作，乃至“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他们共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在这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求真务实、一心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永远值得学习、继承和发扬。
一、江苏省委最早相识
1929年8月，为了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江苏省委常委、军委和农委书记澎湃等去中央工作，江苏省委则再抽调人员加以充实。江苏省委常委会初步决定调李富春和陈云参加江苏省委常委会，由有着丰富军事工作经验的李富春管军委兼组织部，由熟悉农民运动、对外县工作比较熟悉的陈云主持农委工作。1929年8月24日，刚调往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澎湃在开会时不幸被叛徒白鑫出卖，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一起被捕，8月30日惨遭敌人杀害。江苏省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陈云和李富春怀着对战友牺牲的悲痛心情，走上新的战斗岗位。为了发展江苏的农民运动，1929年9月25日，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农委的工作。年长陈云五岁、经验丰富的李富春给了陈云热情的帮助。李富春当时指出：“农委工作，第一，调查统计农村经济材料。第二，专门讨论外县农民斗争策略，如富农策略等，将讨论情况提供给省委。第三，与外县来人谈话和发动农委工作，这是目前主要工作。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搜集外县统计材料，对秋收斗争形势应有讨论。”①李富春当时帮助陈云理顺了工作思路，对于陈云做好农委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陈云、李富春等参加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按照会前的准备，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更多的是强调敌强我弱等种种客观原因。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他和毛泽东、王稼祥拟订的发言提纲，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一个“反报告”，系统地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接着陈云、李富春等与会者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提纲提出的意见。陈云在会后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②。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③李富春当时作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在会上也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并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列席会议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会议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④。
三、延安时期组织工作的亲密搭档
1937年11月底，陈云在新疆搭乘王明、康生等从苏联回国的飞机，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决定由陈云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副部长。自此，两个人的主要精力就都放在了党的组织工作上，时间长达六年之久。他们在中组部工作几年期间，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中组部人员很少，包括陈云和李富春也只有十来名干部。中组部内设机构也很精干，除陈云、李富春外，下设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科。1943年，李富春调离中组部以后，中组部就不再设副部长。许多同志回忆，当时，“那里风气很正，大家团结很好，陈云、富春同志十分平易近人”。在这一时期，中组部在陈云、李富春的倡导下，实行了集体领导制度。重大事情都必须经集体讨论再作出决定。“陈云同志是总的负责，李富春同志承担常务工作。”部务会议的具体形式是集体领导，也是最高的权力机构。那时，每周六的上午，中组部召开部务会议，由陈云、李富春主持，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参加。部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由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头办理。如干部的任免、调动，由干部科办理。重要的由李富春签署“陈李”两个字就发出去，不再传阅划圈。组织部就“像一个大家庭，上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陈云、李富春采取直接领导的办法工作，办事效率很高”⑤。
他们二人齐心协力，不仅出色地开展党建工作，而且成功地领导组织部投入大生产运动，为延安地区军民的物质供给，为党开辟新解放区做出了卓越贡献。当时延安地少人多，缺少耕地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突出困难。为了不与老百姓争地，李富春提出用“垦荒”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垦荒”的过程中，陈云、李富春领导的中央组织部起到了表率作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们在开荒中提出并带头执行的“一不迟到早退，二不损坏农具，三听从指挥”的三项劳动纪律，后来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大家自觉遵守的劳动纪律。开荒突击的任务完成后，大家進行播种。等庄稼出苗后，为了解决肥料不足的问题，陈云、李富春带领中组部的同志带头到处收集肥料，他们收集的肥料“最干也最多”。当时有些人不愿意挑大粪，嫌脏。陈云对这些人说：“大粪是香的，能培养出新鲜的蔬菜瓜果，不是会变成香的吗？”陈云和李富春的行动带动了各部门对积肥工作的认识，掀起了积肥的高潮。1938年12月，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副部长。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袁宝华回忆：“陈云同志对李富春同志做经济工作很赞赏。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都应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⑥
陈云、李富春在担任中组部领导期间，他们以出色的工作成绩和优良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干部的信任和尊重，成为大家学习的表率。大家深深感到中央组织部真正是干部之家，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凝聚和团结了党内外广大干部。
四、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中共中央先后派陈云和李富春等去东北开展工作。1945年11月，陈云担任北满分局书记，后兼任军区政委，领导创建了北满根据地，李富春被任命为西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建立了西满根据地。1947年5月，李富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财经工作。八月中旬至九月下旬，李富春主持召开由各省主席、财政厅长及有关代表百余人参加的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通过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整体”的财经工作方针。会后，东北局肯定这次会议制定的东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作出关于加强财经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省必须立即着手调剂一部分干部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在此期间，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东北局决定进一步调整东北党政军领导机构，其中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⑦1947年12月底陈云回哈尔滨养病期间，东北局财经工作仍由李富春负责。到1948年6月，陈云在李富春协助下开始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陈云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⑧陈云和李富春当时都主张抓财政经济工作，用恢复和发展经济来支持解放战争。1948年8月国民党强制发行金圆券，其庞大军费开支主要靠发行纸币维持，财政经济已经总崩溃，币值每天都在狂跌。国民党当局不惜“印发大量假冀钞、假边币、假北币，并奖励商人携带法币及假票来我解放区”⑨，力图扰乱、破坏解放区的财政经济。这在东北及冀热辽地区尤为突出。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副书记高自立和分局委员李运昌致电陈云，提出：“是否可采取在收复的初期，宣布蒋伪币限在一定时期内与东北票为一比一比值，只准向我银行兑换，不准在市面通用，以后则根据战争及敌我经济情况逐步将伪蒋券贬值”，将它压向蒋管区。陈云和李富春认真研究高自立和李运昌的电报后，于9月28日回电并报中央财政经济部，电中对新收复区敌我货币比值及对策，提出一系列意见。在国民党货币越来越贬值的形势下，对它采取排挤政策，以防东北及冀热辽解放区物资外流，这对实现东北解放区物价平涨的目标以及在货币斗争中打败对方，有着重大意义。
1948年8月下旬，东北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在哈尔滨举行，李富春在会上就接管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作主要讲话。会议提出东北经济的发展方针，即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紧紧依靠劳动群众的合作经济，改造个体经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和反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确立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全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工作。随着东北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陈云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和他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职工运动总任务》的报告，是东北全党工作重心适时地转移到城市工作上的两份重要文献，对指导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工作产生着重要影响。”⑩陈云和李富春当时都指出要恢复和发展东北工业，加强工业的计划性，主张工厂和经济建设要进行经济核算。陈云和李富春还共同总结了东北地区接收和管理城市的经验，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五、新中国成立后财经工作的杰出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从这时起，年仅四十四岁的陈云，挑起了主持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重担。建国后，陈云和李富春长期从事财经和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工作。
（一）中财委合作共事
建国初期，为了扭转由商品滞销引起的工厂关闭、商店歇业、失业增加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重大决策。1950年，陈云领导中财委开始大刀阔斧地调整工商业。在调整工商业中为加强对工业的领导，李富春分担陈云的一部分胆子。1950年4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任命李富春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开过火车，当过司机。青年时代在西方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这段经历，使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要深刻得多。他是党内有数的熟悉现代工业交通、懂得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陈云和李富春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中早就是一对配合默契、相互知根知底的搭档。在调整工商业时，调李富春到中央协助陈云抓工业和计划工作，从工业的全盘上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项重要人事决定。
抗美援朝开始后，李富春以主要精力在东北组织领导志愿军后勤工作，但作为中财委副主任，他仍以部分精力参与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和领导。1950年11月15日至27日，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富春等协助陈云主持制定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政工作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力地保障了抗美援朝财力、物力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着手考虑进行工业建设。准备工业建设，需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后，陈云和李富春继续调查研究如何在中央領导下尽量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们为政务院主持起草了《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经政务院第八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后公布施行。《决定》指出：“现在完全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在继续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计划和管理的原则下，把财政经济中一部分适宜于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这是既利于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又利于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方针。”?这一决定的施行，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责任，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工业建设准备工作的进行。
（二）共同编制“一五”计划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负责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1951年五六月间，李富春具体组织了对“一五”计划的第一次粗线条的试编工作。1952年初，在陈云、李富春的共同主持下，中财委草拟了《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下发各大区征求意见。李富春对中央各部门和各大区报送的“一五”计划材料亲自过目，认真审阅。他还多次召开中央各部门座谈会，听取意见。1951年5月，在中财委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李富春深入、具体地阐述了“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主要指标。会后，中财委向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提交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共计25本小册子。陈云致信毛泽东说：“根据一年多来以富春同志为首的计划工作的基础，根据五月财政和工业部长的讨论，在六月份内已修正了这些文件。”“一五”计划的编制经历了一个逐步摸索、不断修改完善的漫长过程。李富春作为编制工作领导小组重要成员，在1953年6月结束苏联的行程回国后，全力协助陈云抓了这项工作。薄一波后来回忆说：“陈云、富春同志，自始至终专心致力于这项工作，事必躬亲。”?“一五”计划从草创到定案，历时四载，边编制、边修改，五易其稿。陈云、李富春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编制的过程中，均表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毅力、脚踏实地的作风、谦虚学习的胸怀、敢于探索的精神和审慎认真的态度。
（三）主张“反冒进”
1956年，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冒进的问题。陈云和李富春都发现了这一问题，都主张反冒进。陈云提出：经济建设中要反对急躁冒进，要坚持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提出要防止冒进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赞成。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由陆定一、胡乔木及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共同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稿，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我们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实际上体现了陈云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许多话都是陈云早就论述过的。在1956年10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陈云提出了经济冒进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说：我国的建设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个根本的问题。前三年的建设基本按计划进行，今年的规模大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要很好解决，现在国内市场很紧张，人人都有意见。今后搞建设，粮食、肉、植物油等吃的东西必须得到保证。他还说：我们搞建设，“宁愿慢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陈云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赞成。李富春当时也是反对冒进的。在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的指引下，李富春抓了“二五”计划草案的修订工作。李富春经过调查研究，指出建设项目要保证重点、削减次要、个别调整，后来他还指出，在不妨碍工业化总任务的前提下，对某些基本建设规模和进度都准备作必要的压缩和推迟。李富春的这些主张和陈云的主张一样，也是对急躁冒进情绪的降温。
（四）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重要领导者
1962年西楼会议以后，为了克服当时经济困难局面，调整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统一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由谁来担任组长？据邓力群回忆，“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主张要陈云同志当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他有意见可以提。后来在讨论陈云同志的讲话时，少奇同志说，有同志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富春同志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富春同志讲，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会议就这样决定了。当时陈云同志不在场，他知道后还是推让。少奇同志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建国初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等担任副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的重新设立，是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的大幅度调整的组织保证。
六、“文革”初期命运相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云和李富春都受到了冲击。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康生在华东小组会议上发言攻击陈云。他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1968年10月，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康生攻击陈云“一贯右倾”，他还指使谢富治出面攻击陈云。谢富治在会上出面攻击陈云说：“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作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在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上，一批老同志严厉斥责了中央“文革”小组几个重要成员。老同志正义的抗争被污蔑为“二月逆流”，李富春因为协助周恩来抓生产等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被污蔑为“二月逆流”的“黑俱乐部主任”?。1969年10月，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毛泽东等人加重了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决定加强战备，同时决定将原来的许多领导人，包括已被打倒和虽未打倒但受到批判的，紧急疏散到外地。陈云、李富春分别被疏散到江西南昌、广东从化。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他们却在疏散的这段日子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提高各自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后来他们1971年、1972年先后回到北京，经毛泽东同意，复出工作。陈云同志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李富春也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们继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七、不尽的缅怀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和批判，加之工作操劳，食不甘味，寝不能安，从1974年春天开始，李富春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医院检查，发现他肺区有癌灶，以后又发现心脏肿大。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陈云得知李富春逝世的消息后，怀着沉痛的心情到北京医院参加老战友李富春遗体告别仪式。同年1月15日，陈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李富春追悼会，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1983年，陈云同王震等提出要为李富春撰写传记。国家计委根据这一指示，从1984年开始组织人员收集和整理有关资料，为撰写《李富春传》做准备。这表达了陈云对李富春的缅怀之情，展现了陈云和李富春之间的深厚情谊。
1995年4月10日，陈云也因病逝世。陈云和李富春在临终前，都将生前的多年积蓄的存款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中央，他们连遗体也都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他们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陈云和李富春虽然离开了，但他们的生平业绩、高风亮节永远存留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铭刻在不朽的史册上！
[注释]
①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会议记录，1929年9月25日.
②《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③张闻天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3月20日.
④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21页.
⑤刘家栋.陈云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22-23页.
⑥袁宝华.牢记陈云同志的殷切教诲.见《陈云和他的事业》（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⑦陈云传（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0页.
⑧陈云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进行货币斗争的指示.1948年10月6日.
⑩陈云传（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3页.
?李富春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页.
?李富春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2页.
?政务院《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人民日报，1951-5-26.
?王文珍.李富春与一五计划[J].湘潮，2015（2）.
?陈云年谱（中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90页.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霞飞.陈云与李先念[J].党史天地.
?李富春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