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资源配置模式与科研产出
张桂玲 王林江 胡川
【摘 要】 在中国，政府是高校教育资源的主要供给者，使得高校资源配置受制于政府，而科研对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声誉和发展尤为重要。据此，文章基于政府与高校关系的视角，研究高校资源配置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选取行政人员占比、生师比、科研经费投入及人均校舍面积，度量高校在人、财、物方面的资源配置;使用论文发表数度量科研产出。研究发现，行政人员占比、生师比与论文发表数显著负相关，人均校舍面积与论文发表数负向关系不显著，科研经费投入与论文发表数显著正相关;并从“去行政化”改革、生师比、科研经费投入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高校; 资源配置; 科研产出; 校企合作
【中图分类号】 G472.5;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20-0082-05
一、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改革，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随后，各高校陆续公布了向“双一流”努力的建设方案，大都提出要深化校内体制改革，尤其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加强和改进资源配置体系改革”（北京大学）、“资源配置方式有待改进优化，资源利用率亟待提高”（清华大学）等[1]。可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对高校的集约型发展尤为重要。
我国高校一直在既想脱离政府，又要依赖政府的矛盾中发展[2]，体现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既是一种权力关系，又是一种资源关系，即高校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办学资源，政府则借助资源配置衍化出相应控制权。谁控制了组织资源供给，便意味着控制着组织的发展能力[3]，政府作為高校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决定了高校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才能获得更多资源用于自身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对大学统筹统管和层级治理模式，使得大学具有了政府属性，具有政府属性的高校近些年来一直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管理过多依赖“路径管理”，体现在进行内部资源配置时，往往会被打上政府的烙印，未能按高等教育规律来进行资源配置，而以资源配置为核心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可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高校自身发展。从国内高校发展趋势来看，科研对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声誉和发展尤为重要。由此，本文探讨基于政府与高校的高校资源配置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效应。
已有文献多侧重于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层面高校之间的宏观配置，探讨资源分配的均衡性、合理性、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等。如毛建军等[4]研究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会对高校的科研产生影响;王敬红等[5]通过梳理以往有关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绩效的研究文献发现，既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资源配置模式或绩效的探讨，其中也有学者对二者关系进行了逻辑推断，但大都未对二者内在作用机理进一步分析或进行实证检验。在高校内部资源微观配置方面，大多研究教育资源在高校内部校、院或系两级的分配，行政权力和学术资源的配置及高校科研投入与产出等，如徐凯等[6]研究发现，高校科研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直接关系较弱;吴杨等[7]研究认为，中国的科研经费、人员、时间投入，都对高校的科研产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等。然而，鲜有学者使用大样本实证方法研究高校内部资源配置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如何遴选合适的变量来衡量高校资源配置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高校在进行资源配置时会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多重约束，如高校的设立、经费来源、人员配置等。据此，本文尝试主要选取行政人员占比、生师比、科研经费投入、人均校舍面积四个变量来度量高校资源配置，并探究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本文拓展了高校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为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政府干预下高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实证支持与经验证据，对进一步优化高校资源配置及提升科研产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校行政人员占比与科研产出
高校行政化是指高校管理体制、组织结构、办事程序等方面趋同于提供纯公共物品的政府机构，以至于绑缚了其创新发展空间的状态，其根源在于对政府主管部门的资源依赖。行政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可能会导致高校资源配置的低效，如高校获取资源的能力和行政级别本身呈正比，而高校在追求行政级别的过程中，却会降低高校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
高校行政化是政府与高校关系最直接的体现。高校外部行政化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经费调拨、任命高校管理者、控制编制及岗位比例等手段来掌控高校;高校内部行政化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高于学术权力、套用政府行政级别、管理部门过多、行政人员冗余等方面。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会引致高校的外部行政化问题，而高校外部行政化又会诱发高校内部行政化，体现在校内设置与政府部门相应的业务对接部门，导致高校内组织结构复杂。由于政府对高校人员实行严格的人员编制，形成的一个显性结果就是高校管理部门规模过大而导致行政人员过多，相应使得高校专任教师人数较少，如北京2011年、2012年高校行政人员占比分别为54.86%、56.29%（北京统计年鉴，2012，2013），且行政人员所占资源远远高于专任教师，但专任教师却是高校科研产出的主体，专任教师数量少，从而会抑制高校的科研产出。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高校行政人员占比与科研产出负相关。
（二）高校生师比与科研产出
良好的生师比可以为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一定的保障，尽管没有较多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较低的生师比有益于教育质量的提高，但更多专任教师肯定是营造师生高互动频率和提升学术产出的良好基础。谷志远[8]研究2004年美国高校教师的调查数据，发现教师的研究时间投入与其研究成果发表量显著正相关，而教学时间投入与其研究发表量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校教师兼有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属性，在生师比过高导致教学任务过重的情况下，作为高校科研主体力量的教师必然会减少在科研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进而抑制了科研产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高校生師比与科研产出负相关。
（三）高校科研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
科研经费是高校科研产出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和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对高校科研的投入逐年加大，促进了高校科研活动的开展。目前，较多文献研究结果显示科技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存在着正向影响关系，如陶元磊等[9]发现增加科研经费拨款比重提升了科研绩效;吴杨等[7]研究1991—2008年高校科研投入和产出的数据，发现科研经费投入对高校科研产出产生了积极影响;另外，高校领导层为“多快好省”地出短期显性成绩，也会利用“经济刺激杠杆”[10]，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来提升教师的科研动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高校科研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正相关。
（四）高校人均校舍面积与科研产出
高校的校舍建设规模受到政府财政拨款额度制约。政府对高校办学经费的拨款以“生均综合定额+专项补助”为主要模式，通过增加招生人数进而获得更多的政府拨款成为高校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政府财政拨款的增速并没有跟上学生人数增加和高校发展速度。高校为保证其招生人数和评级，必须满足《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的硬件要求，从而会加大在校舍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由于资金来源有限，高校也会依靠校企服务合作、银行贷款等渠道来筹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即使如此，高校自身办学经费仍是不足的。一般来说，高校会首先满足基本办学条件中对校舍面积的硬件要求，相应办学经费会向其偏重，因而制约高校用于对诸如与高校科研相关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影响高校的科研产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
H4：高校人均校舍面积与科研产出负相关。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3—2016年29个省、市、自治区（受数据限制，不包括港澳台、贵州与西藏）的省级面板数据，共有406个省级—年度观测样本。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二）变量衡量
论文既是高校科研产出的重要形式，又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借鉴徐凯等[6]的研究，本文选取论文发表数的对数Paper来衡量高校科研产出，并使用科研成果获奖数（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的对数Win进行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包括：（1）行政人员占比（Staff），行政人员占教职工总数的比重。行政人员占比越高，相应专任教师数量越少。（2）生师比（Stuteacher），学生人数除以专任教师数。生师比是衡量高校师资力量和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指标。生师比越高，专任教师的教学任务会越重，相应用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越少。（3）科研经费投入（Fund），用于高校科研方面资金投入的对数。高校科研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拨款、企事业单位投入及其他自筹经费，其中政府拨款占比较高，如2015年北京、上海高校科研经费投入中政府拨款占比分别为69.62%、63.88%（北京统计年鉴，2016;上海统计年鉴，2016）。（4）人均校舍面积（Dormper），学校总校舍面积除以在校师生总数的对数。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本文选取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211工程”高校数量（211GX）、专任教师数量的对数（Teacher）作为控制变量。“211工程”高校②，在国内意味着会获得政府更多的资源支持，财力和科研实力相比普通高校会更强;而专任教师是科研产出的主体。
（三）检验模型
考虑资源配置影响的滞后效应，本文检验高校资源配置对未来一年论文发表数的影响，建立以下检验模型：
Paperi，t+1=α0+α1Staffi，t+α2Stuteacheri，t+α3Fundi，t+
α4Dormperi，t+α5211GXi，t+α6Teacheri，t+∑Province+
∑Year+ε? ?（1）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与单位根检验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论文发表数（Paper）的均值为9.6859，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6.8855和11.3761，表明各省高校之间的科研产出存在明显差异;行政人员占比较高，均值为38.96%;生师比均值在政府要求范围内，不同省份生师比差别较大;各省份间科研经费投入差别也较大，原因是各省级区域的高校总数不同，政府对不同层次高校的科研经费的拨款额度差异较大，且各个高校自主的科研经费投入也有差异;人均校舍面积在不同省区内也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省份211高校数量差别较大。
为保证回归分析的准确性和严密性，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各变量单位根检验（IPS、HT和Fisher-PP三种方法）结果见表2，可见所有变量均通过三种方法的单位根检验，表明模型回归结果不会出现伪回归。另多重共线性测试的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为3.27，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模型，回归之前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P值为0.0000，因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1.行政人员占比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如表3列（1）中所示，高校行政人员占比（Staff）与论文发表数（Paper）在1%水平显著负相关，H1得到验证。表明一方面因高校实行严格的人员编制，较多的行政人员挤出了专任教师的名额;另一方面，行政人员占有的资源远远高于专任教师，但专任教师是高校科研产出的主体，这就使得高校行政人员占比越高，相应论文发表数越少。
2.高校生师比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如表3列（1）中所示，高校生师比（Stuteacher）与论文发表数（Paper）在10%水平显著负相关，支持H2的预期。表明较高的生师比，增加了教师的教学任务进而挤占其在科研上的时间与精力，虽然教师在应对职称评审或完成科研业绩考核时会加班加点做科研，间接提升论文发表数，但从整体上作用较弱，即高生师比抑制了高校的科研产出。
